1.说明政府的阶级本质
2.说明国家机器是阶级镇压的工具
3.军队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不是保护人民群众免遭侵略的
4.蒋介石与非法抗日，国军保护了中国人民吗？
5.疫情期间郑州710事件，武警是怎么“保护”群众的
6.郑州富士康工人运动中武警“保护”工人
7.改开以来的工人运动当中，警察和官府是怎么“保护”我们的？
8.64天安门事件，人民军队屠杀人民
9.文革时期军队保守派屠杀造反派
10.今天的中修是帝国主义，与美帝瓜分世界
11.中修帝国主义军队在国外“保护”亚非拉人民
12.官府在台湾打仗，我们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有些人说，国家是保护我们的，没有国家我们就会被帝国主义侵略，所以我们要爱国，这种说法对吗？
首先，我们需要弄懂国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资产阶级总是说，“国家是代表一个民族利益的”、“国家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是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种种反革命论调，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还无耻的宣称国家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我们则要说，这些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和地方的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世界上有国家吗？原始社会也没有什么民族，在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部落公有制，部落的首领是由人们选举出来的，人们有权撤换部落首领，很显然这和之后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国家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一小部分原来的公职人员通过职权谋取私利，成为了奴隶主，通过部落战争把其他部落的俘虏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之后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大，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奴隶主可以随意杀死奴隶，奴隶创造了社会上的所有财富却一无所有，奴隶主不劳动整天吃喝玩乐过着荒淫的生活，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奴隶主才成立了国家以及其附属的军队、法院、监狱、执法机构、政府等国家机器，社会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以世界上第一部现存法律汉莫拉比法典为例，这部法律是完全维护奴隶主的利益的，是奴隶主对奴隶专政的手册，明确规定奴隶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工具和财产，奴隶不属于人的范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体现。
后来，随着被压迫者的起义反抗，社会更换了许多种剥削制度，剥削关系不断的被隐藏，从奴隶主对奴隶完全的控制，到地主对农民收租，再到现在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越来越隐蔽，国家机器保护统治阶级的本质也不断被隐藏，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可没有规定资本家可以随意杀死工人，但是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下面我们将用实例来证明。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阶级镇压的重要工具，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白卫兵。小粉红、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辩护士们胡说什么“军人保家卫国，没有军队外国人就会来侵略我们”、“军队是保卫民族利益的”等等谬论。事实上军队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人民的。
拿蒋介石买办政府为例，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军队一枪不发撤出东北，还加大力度镇压共产党，蒋介石的国军保护了中国人民吗？蒋介石代表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军只会保护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会镇压人民的起义。而今天的中修，也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2022 年的7 月10 日，在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发生了令人感到愤怒的惨剧，险恶的河南政府不仅赋红色健康码来限制储户拿回自己血汗钱的自由，甚至还直接让储户寸步难行，偷开系统给关系户，并非法拘禁殴打完全合法的储户！在2022 年7 月10 日凌晨开始，被政府长期欺压的愤怒民众在中国人民银行门口举行大规模的维权示威活动！他们打着“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官僚殴打储户，反对河南政府腐贪污”的类似横幅，在人民银行前向政府施压，希望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回应。7 月10 日早四时起数千名储户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门前聚集进行维权活动，储户们举着横幅并高喊口号，要求银行归还存款。上午11 时左右，警方以及部分不明身份的安保人员驱散了人群，现场爆发流血冲突，有部分储户受伤。为避免被政府拦截，大多数抗议者在黎明前抵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外，部分抗议者早在凌晨4 时就已抵达。清晨5 时许[注6]，大批储户已基本完成聚集，其中包括老人、儿童、孕妇乃至残障人士。储户们占据了入口处的台阶，高呼口号，举着横幅。8 时左右，警方和安保人员封锁了街道，包围了现场。9 时40 分左右，河南银保监局局长秦汉锋、副局长杨华军来到现场，和储户对话，称只要存款是合法的，就会保护。对峙期间，河南信访局长李刚亦于随后进入现场并向抗议者喊话，让储户们不要非法聚集，有诉求应在网上申报。由于储户们对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持不信任态度，官员们与储户们交谈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储户们打出的横幅有的指向河南省政府： “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 ， “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40 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以及用英文写的横幅“Against the corruption and violence of the Henan government”有的指向河南省委书记：“反对省委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楼阳生有通天关系就可以办训诫中心、无访村、赋红码？” ；还有的把问题提到自由、人权与法治的高度： “没有存款，就没有人权” ， “反对河南政府压迫，我们要公正，要法治” 。喊的口号则有“河南银行，还我存款” ， “李克强，查河南”等我。逝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大幅肖像被人贴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入口处的柱子上。许多抗议者挥舞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警方在一辆带有扩音器的车上向抗议者宣布，他们是非法集会，如果他们不离开将被拘留和罚款。对峙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上午11 时左右，大量安保人员突然冲上台阶与抗议者发生肢体冲突，而抗议者则向他们投掷瓶子和其他小物件。目击者和社交媒体视频显示，现场迅速陷入混乱，安保人员将抗议者拖下台阶，殴打包括妇女和老人在内的抵抗者，现场穿警服的警察没有试图阻止，有人被打得面部流血，还有残障人士被打到昏迷。许多人对安保人员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很多抗议者被强行拉到大巴车上，送到包括学校、村委会在内的多个不同地点，他们被要求登记信息并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集会。有储户称自己被专门指派的工作人员送到了火车站，被迫乘火车离开。还有一些人被郑州警方扣押，无法联系[21]。此次抗议活动的相关消息在微博等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广为流传，引起了数以万计的讨论，但大多在短时间内遭到网络审查，官方媒体也大多对此保持沉默。有抗议者事后接到警方来电，警察对抗议者说“别跟国外媒体说三道四”，也有一名女性维权储户表示，事后她的微信被限制加入群聊，公开分享文章的功能也被限制。据报道，还有储户及其家人接连被警察、官员和雇主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抗议，否则会面临失业。有些人甚至被攻击为是境外势力、间谍等。
7 月15 日郑州官方将全市辖区核酸检测频次由72 小时调整成48 小时。9 月2 日早晨，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在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下辖的滨江科技支行门前举行维权活动。据称储户聚集的原因与新一轮垫付安排中“储蓄金额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按50 万垫付”有关。1 月1 日，部分银行储户新年徒步进入郑州维权。此外，据ABC 中文报道，康先生和其余七名储户再次到郑州维权，刚下车就被带至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林山寨派出所，遭遇恐吓。2023 年1 月9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处获悉，自1 月9 日起，启动50 万元以上资金客户预约办理垫付。但康先生和其他知情储户却表示，目前只有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的储户才可预约办理垫付。包括他们在内的超过1000 名通过柜台办理活期存款储户仍无法取款。康先生曾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银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和国务院，并通过“国务院”微信小程序进行信访。但除在一封中国人民银行11 月15 日出具的复函外，其余信件均未收到回复。
在7 月10 号示威的群众中，不乏有人高唱《国际歌》，甚至还有人有人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制度！”，说明在群众中已经有不少的人认清了中国特色政府的反动本质，由此可见，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味镇压只会让民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认识到其反动的本质！只要剥削和压迫存在一天，人民的怒火便不会停止！在这次事件中，政府的暴力机关保护了人民群众吗？没有，只保护了中修统治阶级的利益，人民群众讨回血汗钱的合法诉求都被镇压了！

在2022年⼗⽉中旬，郑州疫情⼤规模爆发，此事全国⼈⺠早已知晓，我们不再赘述。随后，由于郑州富⼠康资⽅的混账管理和官僚集团的专政，富⼠康⼯⼈们不得不选择以“⼤逃亡”的⽅法进⾏应对。“⼤逃亡”本⾝可以视作⼯⼈阶级对专政的⼀种消极反抗。⽽“⼤逃亡”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富⼠康⼯⼈的短缺。这不仅损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且损害了官僚集团的统治利益。随后，官僚集团指令各地开始招⼯，甚⾄将指标下压到每个村⾥。政府向⼯⼈保证将开出优厚的⼯资条件和实施良好的疫情防控政策。在官僚集团的蒙骗下，⼯⼈们从五湖四海向郑州航空港区集结。据称，⼗⼀⽉份到郑州富⼠康务⼯⼈员前前后后约有10万⼈。然⽽，当⼯⼈们真的到达当地并开始隔离后，事情发⽣了变化。早先，富⼠康⽅⾯承诺，只要在职满30天，即给予3000元津贴，再在职30天（即总在职60天）再发放3000元津贴，总计6000元。⼯时费承诺为30元每⼩时。第1⻚共24⻚2024/5/2703:29在⼯⼈们陆续到达后，富⼠康单⽅⾯背信弃义，修改了原先的承诺，将在职满30天（也即从⼗⼀⽉份起算，⼗⼆⽉份即可拿到）的3000元津贴延迟到明年的3⽉15⽇再发放，⽽将第⼆期（在职满60天，也即⼤约可以在明年1⽉份先后拿到）的3000元补贴推迟到明年的5⽉份前后再发放。原本⼯⼈们盼着可在春节前到⼿的钱，富⼠康⼀句话，就到了明年。倘若⼀个⼯⼈在这期间从富⼠康离职，那么这6000元的待遇就不要想了。⼩时⼯资同样也从30元每⼩时向下调整。
去TM的！资产阶级对⽆产阶级⼤搞⾚裸裸的欺骗，将⼯⼈们当傻⼦⼀样戏耍。他们联合起官僚集团们，让国家机器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真不愧是肮脏反动的统治阶级！在⼯资待遇之外，富⼠康⽅⾯对防疫的承诺也完全没有做到。富⼠康之前承诺将新⽼员⼯分开居住，避免疫情的交叉感染。可当⼯⼈来到当地隔离时，才发现是新⽼员⼯混住。新冠病毒时刻威胁着⼯⼈的⽣命。
当⼯⼈们发现资产阶级骗⼈的把戏后，愤怒简直要直冲云霄！⼤量结束隔离的⼯⼈们⾛出来，围堵富⼠康⼚区，要求资本家们给出说法，恢复原来的⼯资承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或者允许⼯⼈们离开。然⽽，傲慢的资产阶级们哪⾥受得了这等⽓，⼀群贱⺠怎么敢这样⼦和⾼⾼在上的统治阶级说话。可是他们没发现，新到的⼯⼈阶级可不是⼀个⽉前凄凉地从富⼠康逃离的⼯⼈们。⼤量找不到⼯作的、背负沉重债务的⼯⼈们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所有，必须要获得充分的⽣活资料及其货币媒介。他们的境遇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他们所受到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压迫，超越了⽆数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还抱有幻想的⼈们。除了⽃争，除了⼲TM的⼀架，⼯⼈已经⽆路可⾛！⾯对情绪激昂的⼯⼈们，富⼠康的资产阶级们只得让保安充当打⼿，恐吓和抵挡⼯⼈们前进的步伐，随后紧急联系他们稳定的盟友，官僚集团，来帮助他们进⾏镇压。从22号下午开始，保安就已经不敢露⾯，军警逐渐赶到。⼯⼈们的主要⽃争对象从富⼠康的资产阶级们变为国家暴⼒机器。警察使⽤催泪⽡斯和辣椒⽔等驱散⼯⼈，⽽⼯⼈们直接拿起消防器予以回应。⽃争持续到晚上，愈演愈烈。在这次的⽃争中，富⼠康⼯⼈们明显表现出来对官僚集团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仅是因为暴⼒机器站在了⼯⼈们的对⾯，⽽且是因为官僚集团同资产阶级之间具有的利益关联。这⼀认识是⼯⼈阶级阶级觉悟进⼀步发展的体现。
身处被暴⼒机器围攻的境地中，⼯⼈们直接感受到了官僚集团的敌意和被官僚控制的舆论媒体的⽆能。相⽐于本次的富⼠康⼯⼈的⽃争，前⼏年陆续发⽣在中国南⽅和沿海的⼯⼈⽃争具有⽐较明显的温和⽓息，⼯⼈们对资产阶级政府和舆论媒体抱有⼀定的幻想，认为将事情闹⼤后，政府很可能为⼯⼈们做主，媒体的曝光是向着⼯⼈们的。⽽在本次富⼠康⼯⼈的⽃争中，⼀切幻想都被⽆情的撕破。根本没有所谓的媒体进⾏曝光和⽀援，⽃争和宣传全靠⽆产阶级们⾃⼰！富⼠康⼯⼈的⽃争性可谓是⾛在了全国⼯⼈阶级的前列！22号的⽃争仅仅是个开始。阶级⽃争迅速从⼯⼈阶级同资本家之间的⽭盾转变发展为同整个统治阶级之间的⽭盾，官僚集团的加⼊不仅没有使⼯⼈们感到畏惧，反⽽进⼀步激发了⼯⼈们⽃争的意志！
23号的⽃争可谓是这⼏天⽃争以来的最⾼潮。由于22号经过了⼀整夜的⽃争，疲惫的⼯⼈们在深夜不得不离去。因此，在23号上午，只有部分⼯⼈仍然在坚持⽃争。政府⼀边带着喇叭向⼯⼈们⼴播和宣传他们处置⽅案，熄灭⼯⼈们的⽃争意志，另⼀⽅⾯组织军警向⼯⼈集中的地⽅冲去，对散落的⼯⼈进⾏殴打。军警⼿持防爆盾向前推进，⼯⼈们不断向内撤离。
中午左右，富⼠康⽅⾯宣布给出补偿⽅案，宣布将发放补助，并且允许⼯⼈离开。希望借此平息⼯⼈们的怒⽕。但是该消息没有从任何官⽅渠道发出，仅在⼯⼈们内部传播。随后，⼯⼈们发现，该补助仅提供给部分受伤⼈员，绝⼤多数⼯⼈仍然被晾在⼀边。这再次激化了⼯⼈阶级同统治阶级之间的⽭盾。下午，⼤量⼯⼈开始在街边集结。⽃争持续升温。即便是拿着防爆盾的军警，在⼯⼈⾯前也只能节节败退。时间来到夜⾥。⼯⼈在街头⼤量集中。据称，在傍晚到夜间，⼜有数⼗辆⾪属武警的警⻋到达，⼀批⼜⼀批的官僚集团的走狗们赶到现场，镇压⼯⼈运动，甚⾄有枪声传出。然⽽，富⼠康⼯⼈们的⽃争意志再⼀次震撼了所有⼈。
工人们拆卸下路边各种装置和设备，拿起钢管和栏杆，对⼿持防爆盾的军警等官僚的⾛狗发起打击。⽽平时在⽆产阶级⾯前威⻛凛凛、作威作福的军警反⽽在⼯⼈⾯前节节败退。⼯⼈们虽然进⾏的仍是经济⽃争，然⽽其⽃争⼿段已经远超出资产阶级法律限制的框架。⼯⼈们暴⼒地砸毁核酸检测亭，防⽕燃烧⼤⻔，推翻警⻋货⻋。暴⼒，让这次⽃争具有了⾮同⼩可的意义！在激烈的⽃争中，官僚⽅⾯宣布了新的补偿⽅案。在⼤约晚上⼗点⼗⼀点的时候，各种舆论媒体仿佛从阴间⾥复活了⼀般，向外传播富⼠康1万元补偿⽅案。政府宣传，每⼈发放⼀万元的返费，并且允许⼯⼈离开。该10000元分两批发放：在⼯⼈上⻋前发放8000元；上⻋扫码；乘⻋离去4⼩时候再⽀付2000元。在抖⾳直播间中，⼏乎每⼀个围观直播的群众都指出来，该10000元返费可能是假的，是官僚⽤来分化⼯⼈的⼿段。没过多久⼯⼈们就发现，凡是扫码乘⻋的⽆⼀例外都变成了红码。斗争持续到深夜，直到⼈们不得不去睡眠，⽅才停歇。
11⽉24⽇24⽇早上，1万元补偿逐渐到位。⼯⼈可谓是在经济利益的问题上获得了些许的胜利。⼋千元款项先后被打到众多⼯⼈的账⼾上，推特和TG上截图众多，我们不再细列。与此同时，富⼠康拿出了萝⼘加⼤棒的⽅法：富⼠康宣称凡是在此继续⼯作的⼈，过年前可以拿到两万以上，⽽凡是继续参与⽃争的⼈，将被列上招⼯⿊名单。⼤批富⼠康⼯⼈在24号上午和下午排队做核酸，并乘坐⼤巴离开本地。
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胜利的，工人们成功的实现了经济诉求，打败了中修军警的镇压。保卫工人利益的可不是什么中修政府和暴力机器，它们只负责镇压，只负责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工人自己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

也许有人要说，疫情期间比较特殊，不得不镇压了，其实在不那么“特殊”的时期中修暴力机关也是坚定的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无产阶级。

2009 年7 月24 日，通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通钢工人在厂区罢工、游行，打死了建龙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于工人们“国有情结”的爆发。事实上，“通钢事件”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总爆发，建龙在将各个工人群体推到自己对立面之后，仍依仗省委撑腰对已经聚集起来的工人耍威风，最后总经理罪有应得，充当了省委书记王珉的替罪羊。
7 月22 日，维权多年的退休职工代表吴敬堂正在从省城上访回来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建龙二次赤手空拳杀回通钢”，也没说他是谁就挂了。吴敬堂回来后，又有工人来电话来问：“胡汉三又杀回来了，该咋整？”当时吉林省委支持建龙，通化市公安增派警力维持治安，面对统治阶级的高压态势，5 个退休职工代表一商量，就有3 个说不干了，只剩吴师傅和何师傅两人。
7 月23 日当天，吴敬堂和何师傅顶着巨大的压力，重新选举了5 名退休职工代表，并同5 名内退职工代表联合开会。大家兵合一处，决定共同组织工人召开职工大会。吴师傅和何师傅两人去贴紧急通知，一直贴到晚上十二点，贴满了厂区的整个街。
7 月24 日早上8 点，就有人就聚集到厂门口，大约有七八千人。吴老开始领着大家一起唱国际歌。来会场的路上，有人就给内退职工代表赵师傅送了个横幅，上面写着“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此时正好是夜班职工下班的时间，到了厂门口横幅刚打开，就被在职职工夺过去。在职职工长期以来敢怒不敢言，但建龙对工人的种种压榨与压迫在这一刻汇聚成为爆炸性的力量。在职职工拿过退休职工的横幅和标语，冲进厂区开始游行。
面对游行洪流，警察、便衣不敢靠前，有几个警察曾试图阻拦人群，被打得满地打滚，警车被掀翻两三辆。工厂的地上有人写着： “狼来了怎么办？”里里外外都有游行，外面的群众也进去了，游行队伍达到几万人的规模。一位警察说，当时的局势“谁也控制不了” 。跟随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一同在现场安抚职工的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由于被误认是“建龙的人” ，被工人错打，晕倒在地，被送至通钢医院。一样被错打的，还有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肋骨断了两根。政府把辽源、浑江、集安的警察都调来也无济于事。整个游行过程一路绿灯。游行的具体路线是：一号门、机械厂、轧钢厂、一炼钢、二炼钢、一号高炉、焦化厂、二号高炉、三号高炉、四号高炉、五号高炉、六号高炉、七号高炉（中间还经过了耐火厂、烧结厂、氧气厂等地）。一号门的警戒杆早早就升起了，保安放行，让群众随便进。要在平时，即使是在职工人都要刷卡才能进门，退休工人都进不去。游行队伍很受厂区里的在职工人欢迎，队伍到哪里，哪里就停工，加入队伍。队伍每游行到一个地方，就在铁路等关键位置插上红旗。这样就形成全厂区全部停工。工人们很有默契，停工也很有秩序，不是直接把高炉停了，而是修封，这样高炉还都可以用。工厂食堂还给大家准备了饭菜，并免费供应，还有大车拉了成箱成箱的矿泉水。市区也有许多群众自发地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和围观的人，据估计有几万人。有的人早上去了，中间有事走了，后来还惦记着，又回来了。据后来公安部门的统计，现场一共有5 万2 千人次。光派来现场的警察、武警就有1.5 万，周围区县的各种警力都被召来了。警车都停满了。
大约10 点多，不知是谁给一位工人打来电话，说陈国君正在焦化厂的旧办公楼开会。焦化厂和炼钢厂是通化职工最多、矛盾最激烈的两个部门。陈国君当时是去焦化厂宣读免职决定，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当时正在与炼铁厂厂长荆玉起谈话。于是游行队伍都去了焦化厂。得知工人聚集抗议，陈国君把荆玉起给骂了，还怒摔了一个烟灰缸。人群全部涌向焦化厂后，陈国君不知收敛，公然威胁工人说：“谁叫你们进来的，都出去，不出去明天就让你们都下岗”。工人拿安全帽砸了过去，陈也拿烟灰缸回敬，两边就干上了。开会的干部后来都跑没影了。被打的陈国君挣脱了出来，由保安掩护撤往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还锁上办公室门。一位在现场的抗议者说，陈国君仓促逃跑，一只皮鞋脱落后也顾不上穿。陈国君给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打电话，请求救援。张志祥就在远离厂区的通钢宾馆，并未受到抗议队伍的冲击，张志祥得到消息后立马抛弃陈国君，于上午10 点半在武警的保护下撤离通钢宾馆。 1稍早些时候，陈还在炼钢厂和负责人谈话，从工人们的事后分析来看，这个电话是中高层干部打的。工人们到焦化厂办公楼上，逐屋寻找陈国君。经由保安暗中指引，工人们拆下暖气片砸开了材料科办公室的两道门，将陈国君拉出来。陈虽然已经吓得哆嗦，当时还嘴硬。他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让工人下岗的动作，并说“3 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工人们，他被拉到一楼的走廊里殴打。被殴打的陈国君开始很愤怒，让现场各厂厂长指认现场殴打他的工人。但随着现场的失控，陈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又被愤怒的众人反复殴打。从焦化厂现场回到办公楼的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马明向在当时也在通化钢铁的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汇报称，在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企业工作人员已不敢出头做工作，建龙集团和省国资委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中午11 点前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传达了意见，调集警力，对现场布控。待伤者诊断出来后，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中共通化市市委书记齐晓光则要求，在场的通钢集团领导提供闹事者姓名。此时焦化厂附近已经布控有数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看到外面来了消防车和云梯，愤怒的工人们就把云梯掀了，把消防车也拦住了。下午3 点左右，7 号高炉停工，整个厂区生产陷入停顿。此时，焦化厂厂区聚集了超过5000 人。一位现场抗议者称，炼铁、焦化的道口是几十人围成一堆，最开始是老头老太太在前面挡着，后来是后面的小年轻拿着石头往上顶，把警察挡在焦化厂门外。双方陷入僵持。半小时后，中共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在警车内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者宣告，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通知。与崔杰一同出现在现场的还有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常明、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副主任王喜东。崔杰刚读通告，抗议者纷纷向其投掷砖头瓦块和矿泉水瓶。他吓得马上坐车跑了。后来有工人说，他要留下的话，下场也好不了。下午4 点半，数度被殴打的陈国君被人用脚从二楼楼梯上踹下。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此时仰面躺倒在地不能动弹，口里喘着粗气，不能说话，看样子已经伤势非常严重，但还有人朝其扔砖头杂物。然后一批批工人就像瞻仰遗容似地到那儿看，去了就踢一脚，吐口唾沫。很多人拍了照。有武警要求把陈国君抬出来，遭到工人们的拒绝。五点多，陈国君已经奄奄一息， “脸已经变形，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 。此时，公安人员从焦化厂传来消息称，陈国君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 ” 据说这是陈国君的遗言。这次求救并没能打动身边的工人们。 “大家伙都说，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 下午5 点10 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再次来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大约 6 点半，到厂里上班的工人纪宜刚来到现场，拿着块砖头，不知道打了没打，但当时有公安的便衣，带着袖珍录像给录下来了。晚8 点左右，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开始散发到厂区职工手中。这一通知也立即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现场不断广播。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公告称： “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 晚上9 点半，聚集的工人们不断散去，只剩几百人。随后，武警排成方阵，进入焦化厂办公楼，将陈国君抬走。当时在救治现场的还有通化市卫生局局长李红玉、通化市医院院长杨立军。通化市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表示，当天晚上11点，陈国君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吉林新闻第一次播报“陈国军因心脏病复发而死”。二道江区开始出现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很晚。许多工人夜里两点多还是睡不着，“太高兴了，终于把建龙打走了”。晚上10 点左右，各厂和车间开始复工，大约只两个小时，八个高炉全部恢复生产。
在通钢事件中，中修武警坚定的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一方。

1999 年12 月8 日下午，重庆特殊钢厂约2000 名退休工人因不满只能领到70%的退休金而上街示威，其间与警察发生冲突，有4 名工人被打伤，6 人被拘捕。
2000 年2 月底，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杨家杖子钼矿发生的工人抗议中，当局调动数百名警察、2000 多名武装警察和400 名“解放军”士兵驱赶抗议者，并施放催泪弹，对空鸣枪。
四川省六枝煤矿500 名工人于2000 年4 月1 日到贵昆铁路堵路示威，后被当局调来的数百名警察驱散。
2000 年5 月15 日，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5000 名在职和退休工人堵塞公路示威，次日凌晨1 点，700 名警察和200 名武警强行驱散工人，其间，至少50 名工人被打伤，3 名组织者被拘捕。
2001 年1 月12 日，贵阳棉纺厂近千名工人聚集工厂大门外，抗议经济补偿金标准过低，当局出动200 多名警察驱赶示威者，打伤10 人。
2001 年8 月底，长春市双阳区一家白酒厂约百余名工人和家属前往区政府示威抗议，途中遭到60 余名警察的阻拦，7 名工人受伤，其中1 人因伤重送入医院。
2001 年9、10 月份，黑龙江省大庆毛毯厂数百名女工连续几天到市政府请愿，两次遭到武装警察驱赶，其间，多名女工受伤。
2002 年6 月10 日，四川省成都市高升桥汽车修理厂500 名工人在成都市一环路高升桥附近示威，遭到警察阻拦，其间，至少有5 名工人被打伤，3 名工人被拘捕。
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点，1000多名滁州市纺织厂的工人突然冲入滁州火车站，在北京至上海的铁路上卧轨，3名行动组织者在当日晚被捕。
2000年12月，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建筑公司2000多名工人堵塞了齐齐哈尔至哈尔滨的铁路，事后，5名工人被公安部门拘捕。
2002年6月24日至27日，广东省惠州市水口镇南旋毛纺厂数百名工人与厂方雇用的保安队员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了至少20名工人。
2002年4月至7月，吉林油田退休下岗工人举行长达100天的集体抗争，抗争后期，警方开始拘捕工人，被拘捕者必须在油田的电视台上公开承认上访是违法的，然后才可获得释放。据说，前后共拘捕的工人多达数十名。
在2002年7月15日至17日内蒙古包头市长征砖瓦厂失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中，警方拘捕4人。
2002年12月4日至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纺织厂工人连日阻断铁路交通示威，事后，至少有十几名工人遭到警方拘捕。
2003年6月11日至18日，浙江省宁海县大约4000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活动，警方拘捕了3名工人。
从2003年9月20日开始，四川省凉山钢铁厂400多名职工连续两天打着横幅标语到市政府请愿，当天，警方拘捕了40多人。当工人们第二天再次上街后，又有100多人被抓。
2003年7月至8月，湖北省枣阳市化肥厂1800名工人罢工，到8月18日，已经有3名工人被正式逮捕，另有两名工人被行政拘留15天，此外，警方发出通告，要求10名工人和家属到派出所报到交待问题。
2003年10月7日至16日，四川省南充市棉纺织厂5000多名职工连续罢工3天。据当地人士介绍，警方白天用摄像机锁定目标，在凌晨二、三点钟时拘捕工人。
2003年10月19日至22日，成都市人民商场职工连续三天举行罢工，22日下午，当局出动防暴警察拘捕了罢工的组织者。
2004年3月1日至3月2日， 1000多名安徽古井集团古井酒厂的职工连续两天在安徽省亳州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事后，3名工人被拘捕。
2004年4月21日至23日，广东省东莞兴昂鞋业国际有限公司的两个分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事后，20名工人被拘留，10名工人被审判。
2004年5月26日，安徽省宿州市上千名出租车司机罢驶，事后，18人被警方拘捕。
2004年7月，山东省菏泽市第一涤纶厂的数百名工人罢工，工人们派出代表前往省会济南市与政府有关部门对话，当工人代表返回荷泽时，有3人被拘捕。
2004年8月18日，重庆市山花特种车辆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并封闭了厂门，在8月30号凌晨工人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有2名工人被警方拘捕。
在2004年9、10月陕西省咸阳天王纺织公司工人的罢工中，先后有40多名工人被警方拘捕。
2004年9月至10月，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中恒纺织有限公司的数百名工人因反对企业破产和要求合理的经济补偿金而罢工并上街示威，警方从10月14日起拘捕示威工人，并在10月20日召开大会，以涉嫌 “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式逮捕工人代表丁秀兰和刘美凤。
2005 年2 月2 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精益实业有限公司”数千名工人为了抗议厂方克扣工资而试图上街示威，遭到数百名警察的阻拦，冲突中有数名工人被打伤。
2005 年2 月26 日，深圳一家印刷厂上千名员工聚集在布吉镇政府附近进行示威，后来数十名工人封堵了政府门前的道路，遭警方驱赶，4 名工人被拘捕。
2005 年4 月23 日，四川省射洪县丝绸厂上千名职工到自贡市政府门前静坐抗议，遭到200 多警察驱赶，2 名女工被打。
2005 年5 月10 日，广东佛山市“二友饰品材料有限公司”的几百名职工试图到三水镇主要交通要道-- 三水大桥堵路、堵桥，被警方拦阻，两名工人被打。
2005 年6 月3 日上午8 时许，广东增城市新塘镇西洲村福泰毛织厂的3000 工人因嫌工资过低罢工。据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出动300余名警察强行驱散罢工工人，向罢工者施放了催泪弹，并拘捕了20 多人。
2005 年7 月4 日、5 日连续两天，原内蒙古第二机械厂约200 余名买断工龄职工在厂门口静坐，遭到厂公安处警察的驱赶，3 名工人被打伤。
自2005 年7 月重庆特殊钢铁厂宣布破产后，数千工人从8 月中旬一直堵路请愿。10 月7 日上午，当地政府动用数千警察，抓捕在市政府门前请愿的工人代表，并与在场的数千工人发生冲突，20 余名工人及家属受伤，数名工人被拘捕。
2005 年9 月29 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新村智业鞋厂100 多名工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厂方发放拖欠的工资。当地政府派出多辆警车和上百名警察到现场驱散堵路工人，事后6 名工人被拘捕。
2005 年10 月25 日，四川安县造纸厂的400 名工人因为要求发放经济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而举行罢工。10 月31 日，当地公安局派出40 余名警察到厂，拘捕了数名工人。2005 年11 月4 日晚，深圳四家国有建筑公司的逾千名建筑工人上街示威。警察拘捕工人代表及其妻子；6 日晚，5,000 余工人包围公安部门要求放人并在7 日凌晨与警方发生冲突。
2005 年12 月23 日晚7 点半，上千工人聚集于杭州朴树服饰有限公司附近，要求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当地政府出动数百警察驱赶工人，打伤6 人，拘捕3 人。
2006 年1 月18 日，四川成都三五四军工厂5,000 名职工及家属抗议，要求厂方支付拖欠的工资和安置费。18 日晚，逾千警察进厂，与工人发生冲突，期间50 多工人被打伤，10 余人伤势严重，至少4人被拘留。
2007 年8 月8 日，湖南湘潭市谭家山煤矿800 余名矿工开始罢工，要求矿方支付拖欠的“买断工龄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8 月15 日清晨，矿方雇用200 多名临时保安强迫工人复工，并殴打了部分工人。遇袭矿工随即反击，在互相追逐殴斗中，至少有一名矿工和一名临时保安重伤死亡，20 多人受伤，愤怒的工人此后又捣毁了两辆警车。
2009 年10 月23 日上午，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一家玩具厂百余名工人堵路讨薪。有工人称，他们受到200 多名防暴警察和治安员的驱赶，有很多人被打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一名年轻工人在现场被打昏。
2010 年1 月15 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的苏州联建科技公司2000 余名工人罢工，工人与数百名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10 余名工人被警方带走。
2010 年6 月6 日，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书元机械厂1000 多名工人罢工，当地政府出动200 多名警察戒备，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有50 余名工人受伤。
2010 年6 月17 日，位于天津市的丰田合成公司工人罢工。18 日凌晨，约250 名警察和治安员进入罢工工人聚集的厂房，要求工人尽快复工，后采取驱赶行动，期间，有6 名工人被打伤，16 人被警方带走。
2010 年10 月13 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日本理光公司1300 名工人开始罢工，在罢工持续两周之后，当地政府出动官员与防暴警察共500 人，进入工厂，要求工人复工，并且威胁，对不复工者，将以“违法乱纪”的罪名抓捕。 2010 年5 月7 日，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工人举行罢工。11 日上午，在工人们准备前往无锡市政府示威时，当地政府调集了数百名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并与工人发生冲突，约20 多名工人受伤，数人被带走接受调查。
2010 年12 月18 日，陕西省第九棉纺织厂工人因对企业破产后的安置费用不满，占领了厂房并扣押两名厂方管理人员。其后当地政府派出防暴警察，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2010 年5 月18 日至20 日，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星火制药厂工人连同家属约1 万人堵塞道路，抗议市政府强令该工厂破产并以每人1.5 万元强行“买断工龄”。20 日下午，大同市政府出动警察、武警和城市管理人员将堵路工人驱散，其间与工人发生冲突，有30 多工人被打伤。
2010 年5 月14 日，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平棉纺织集团一批下岗工人在厂区聚集，对厂方确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表示不满，后引起在岗工人的同情，数千工人们开始罢工。6 月1 日，当地政府出动2000 多名警察，驱赶工人，强行要求工人复工，其间，警察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在2010之后的几年，由于著名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影响，官方放宽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甚至允许工人建立工人控制的工会。之后，政府又加大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

2013年10月31日，深圳先进微电子（ASM）全厂5000工人大罢工。罢工持续到11月21日，历时22天。罢工过程中，工人们团结一致，与资方斗智斗勇，一次次抵制了企业的分化、利诱和谣言，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展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虽然经济上胜利了，但是在罢工的末尾，十几辆警车和大批防暴警察、各种便衣还是进行了强制清场。
在2014年的裕元鞋厂罢工中，工人抗议鞋厂多年不为工人缴纳社保，且十几年来隐瞒真相，事发后不予解决。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六万人，面对工人合理合法的诉求，当局从异地调动警力，三千武警参与镇压。第一天开始镇压就是用警棍殴打，后来就用警犬。
在2017年的兴隆厂罢工中，工人聚集在劳动办门外，有一名工人被警察带走，多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被派出所警察约谈、恐吓。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中修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将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化。当集体维权行动被当局定义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时，工人代表的遭遇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当局确认，这些活动具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干扰正常秩序”的性质，在事态升级，矛盾激化之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对所谓“蓄意制造事端的幕后操纵者和实施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打击，坚决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中修政府的本质。
马克思说过：“一旦资产阶级感到其财产和统治权受到威胁时，就会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现在来看，果不其然啊。当运动触及到资产阶级的根本性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动“人民警察”和“人民军队”进行毫不妥协地镇压。

在由自由派学生领导的著名的64事件中，中修军队对抗议的北京工人、市民和学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989 年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威廉韩丁：《大逆转》
1989 年4 月15 日，曾经在80 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自由派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 月17 日下午5 时，500 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 月17 日晚上，3,000 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 月26 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
5 月18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
5 月19 日，中修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
5 月20 日，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 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 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 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 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 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 月24 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 “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6 月2 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 名平民并且造成3 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
6 月3 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 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清场令 6 月3 日下午4 时30 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 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开进天安门广场，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修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6 月3 日晚间，国营电视台陆陆续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中修“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 集团军、第63 集团军和第28 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 军、第20 集团军、第26 集团军和第54 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 集团军和卫戍第1 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 集团军和第64 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 时，第38 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 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外，转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 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
10 时30 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 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 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第38 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 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
大约凌晨12 时15 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且第一辆63 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 时30 分左右则有2 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 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 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
凌晨约1 时30 分，第38 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 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 集团军与第65 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 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 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 “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 时30 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叛徒、自由派分子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凌晨4 点30 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 米处重新部署。大约在4 时40 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 时10 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且还调动59 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 月4 日早上6 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 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 名学生受伤。 6 月4 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北京市区自6 月4 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但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 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 月5 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 300 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而西安市在6 月5 日到6 月6 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
1989 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的工人与青年学生共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义正辞严地向反动统治阶级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的政治诉求，掀起了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人民反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高潮。因此，1989 年的政治斗争，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它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广泛参与的全民性的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爱国运动。软弱的自由派学生出卖了这场运动，而工人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性。工人在这场运动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人自治联合会”，工人组织也到处散发两份传单《告全市人民书》和《十问书》，质问并挑战中修党的领导地位、经济政策，以及党内高层自身和家属的腐败问题。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在6月4日这场屠杀中，军队保护了人民吗？只保护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保守派对造反派进行了许多次残酷屠杀，改革开放后这些发起屠杀的军官并没有被清算，而是升官发财，修正主义政府还得感谢他们镇压造反派的“功绩”，而造反派则是受到官方的口诛笔伐，把各种帽子都扣到了造反派身上，平均每天官方都要发布一篇诋毁造反派的文章。
1968年，广西的造反派组织“四二二“与韦国清领导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屠杀了十万多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华国锋上台后，1977年韦国清起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而之后的所谓“平反”中，“联指”成员无论是在武斗中打杀的，还是在其他情况下死的，一般在结论中写明“光荣牺牲”或“被反革命杀害”，有的还被宣布为烈士，修烈士墓，树烈士碑。南宁市烈士陵园里就埋着4个被称为“烈士”的“联指”成员，其中1个是汽车驾驶员吴野苹，在打解放路时，因大墙被炮火轰倒砸死，墓碑上写的却是“为捍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于1968年8月7日，在南宁市解放路围歼国民党纵火匪徒的战斗中光荣牺牲”。而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则被当作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作“反属”或“被杀家属”，直到74年才对被害人作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X年X月X日去世”的结论。区党委领导人认为这些无辜被杀害的人不能算作“冤假错”案，不能写上“迫害致死”“平反昭雪”的字样，如写上，被害家属就会进一步要求追查“迫害者”，会引出一些麻烦问题。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死亡人数169人（一说347人），年龄最小的仅14岁。事件发生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当时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年7月，按副大军区职待遇。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文革结束后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1967年武汉爆发的720事件中，军方支持保守派，支持百万雄师的，造反派在武汉受到打压，受到百万雄师的冲击，伤亡无数。在武汉市抗暴期间，百万雄师围攻过许多单位，杀死杀伤群众无数，但是这些杀人血债从来就没有被清算过。“七二〇”之后，百万雄师江汉区分站作战部长陈昌文起义过来，揭发了内部一些关键人物的罪行。百万雄师总站保卫队（雄师支队）队长名字叫汤忠云，是武汉多起血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者，1967 年六渡桥“6·17血案”，“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他还把人民仓库的戴鹏（工造总司头头）从家里捉到百万雄师总站——武汉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杀后把尸体埋在市委大院里。“七二〇”之后陈昌文带着公安机关和武汉警备区的人去市委大院的树林里，把尸首挖出来火化了。之后，汤忠云还在准备搞地下斗争，要抢夺粮食打持久战。毛主席主持下，工总司等造反派在文革时期被平反，害人无数的百万雄师最终被打成反革命组织。1978年邓小平上台，百万雄师重新被平反，而造反派被扣上了一大堆帽子。

走资派军队保卫了人民群众吗？没有，他们屠杀造反派，镇压造反派，坚决保卫走资派的利益，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彻底复辟后更是简介保卫中修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64事件中残酷屠杀群众。军队根本就不是“保卫全民族利益”“保卫全社会安全”“保卫人民免受外国侵略”的，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镇压的工具，资产阶级雇佣军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镇压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军队的组织方式是民兵组织。巴黎公社废除了常备军，建立了民兵部队，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农村民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民兵，在造反派最先夺权的上海就有80万民兵大军。
复辟后，民兵大多数被解散，被官方打为“四人帮的第二武装”，剩下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资产阶级暴力机关的一部分，参与到了镇压中，64天安门清场就有一小部分民兵参与，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军警中也有很多“民兵防暴队”，民兵的性质从无产阶级武装变成了资产阶级雇佣军的补充。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民兵才能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今天的中修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输出的触手遍布亚非拉，国内资本垄断程度极高。国有资本直接地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命脉，也就是它控制着党、政、军、企的所有领导机构。这一集团依赖国家政权，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金融、能源（石油、化工、电力和煤炭等）、交通（航空、铁路等）、通讯（电讯、电话、网络等）、装配制造等等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以及最终决策权，毫无疑义地完全是由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集团所拥有。据官方统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曾经在 2005 年雇佣了全国 1/4 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 1/3 左右的产值，获得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近 1/2 的利润！近几年它的相对地位表面上看，像似有所下降：2009 年它雇佣了 1/5 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 1/4 左右的产值和 1/4 左右的利润。但是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 2010 年的利润就超过了当年民营企业 500 强的利润之和！它的集中程度和规模实际上是不断在提高，达到了其它任何世界列强单个垄断集团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集中。52这一资本集团的总体实力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属于国有资本集团的那些上了世界 500 强的央企，它们的资本总量远远地大于其它跨国公司的任何一家）。在中国，私人资本最大的也不过是像海尔、华为和三一重工之类的企业。其它那些依赖于进出口加工的私人资本行业就更属于次要的地位了。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资产阶级中占优势的是“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认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是由这一利益集团制定的，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当权者，就不会有这几年人民币不断地升值这一挤压此行业利润的现象，迫使其正在步步地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有 08 年救市的四万亿资金基本流向国资掌控的“铁、公、机”，而非私人中小企业的现象。再有，中国入世十多年来，基本上是把轻工业或竞争行业向外开放，但是重工业或垄断行业开放甚微。这是因为这一统治集团并不傻，他们不会把原先完全属于自己的国有资本白白地拱手出让给他人。他们出让什么、保留什么完全是依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因此，在中国，没有任何单个的资本集团能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单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相抗衡。如果它在中国担当不了资产阶级的“老大”，那就没有任何集团担当得起。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其 “特色”就在于掌权的资本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而非私人资本势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畸形的资本主义。
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即那些不望人民和工人阶级强大，只望中国资本强大的人），把外资、买办势力看成是中国的掌权集团。他们主要的是从总量上而不是从质量上看问题。他们喜欢套用宗主国和殖民地时代的汉奸、买办概念来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他 53 们没有说明在当今资本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买办和汉奸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的日资企业里当监管的美国人是不是美奸（日本索尼公司已退休的前主管是个美国人。按照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定义，此人该是为日本人服务的美奸了）？或在日本的美资公司里任职的日本高管是不是日奸？如果两国之间（如美国和日本）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内奸、买办的概念本来就不适用，或没有原本的意义。美日两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前者是个超级大国，一个霸权国家，后者是一个战败国，因此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那种意义上的所谓的内奸、买办的概念。面对美日两国的不平等关系，日本有“亲美派”和“本土派”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和“民族” 利益之争。如果有，也是帝国之间老大和老二的矛盾，而不是帝国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之间的争斗上强调民族利益其实就是在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
进一步分析，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跨国资本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势力。比如说，那些入了外国籍的人不能算“买办”，他们就是外资的经理或代理人之类的。“买办”这一阶层的定义仅仅适用于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那些依靠列强势力，为列强服务的当地人群体里。因而所谓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在当今的中国是个不严谨的名词。如有，那么哪些官僚是依附于列强的，为列强服务的？如果真有，被查到了，要么他早就被抓起来了，要么他早就外逃了。我们不要把执政党内持不同主张的一方看为是买办。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咒骂自己痛恨的官吏，给他扣上个“官僚买办”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是不严谨的。当今中国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或有被殖民化的国家，反而是除了美国以外所有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因此中国并没有什么“买办”或“官僚买办”阶层可言。否则所有那些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有依赖的，为跨国公司生产或服务的中国私人资本或官僚资本岂不都成了“买办”了？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哪个不是买办呢？如果都是就都不是了。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存在着一批专为外资服务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性质和早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期的大不相同。今日的外资为了给自己在中国的投资寻找靠山，往往会拉拢一些统治集团成员的子女或亲友做他们的代理人，以便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资在中国的代理多由“太子党”组成）。但是这其实是外资在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表现。这些在中国为外资服务的所谓“买办”唯一的本钱，就是他们和统治集团内部官员的人事关系网。这些人的本质是“有奶便是娘”，他们对外资的依赖其实并不强，中国同行的资本做大了，他们很容易就会“跳槽”，对外资很不“忠诚”。这和早期的买办很不一样。这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
其次，中国确实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军事暴力是国家机器，因而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我们必须首先从这一视角上看问题。不像日本、韩国、欧盟的很多国家都有美国驻军，中国境内（除台湾以外）没有外国军人的驻扎或操控，因此军事上是独立自主的。有了军事的自主权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主权。因此，中国的政治是不依靠外国势力的政治。这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的政治大不相同。遭受美军驻扎的国家，他们的政治就必须是看着美国眼色行事的政治。美国不高兴的政治家在这些国家是不好上台的，或呆不久的（例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表示要和中国友好，揭露了美日之间保密了 40 多年的核武器协定，结果上台 9 个来月就被轰下台了）。中国对外实行的“韬光养晦”政策仅仅是个“装孙子”的政策，而不像日本那样是个不得不当“真孙子”的政策。如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那么它就不会搞那些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活动，它就不会建造航母、发展航空和航天技术，派遣武装人员参与湄公河联合执法，派遣舰队到南海、中东等等。相比之下，除了美、英、法、俄等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主权地位。
第三，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有些人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有些人看不清在资产阶级掌权条件下崛起了的中国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的大有人在。有的认为中国的崛起不现实。理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是个“腐朽的、外强中干的”集团，是“不得人心的”集团。这一集团“谈崛起，是为了欺骗人民，转移视线”。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没有看到或忽略了近十年经济发展现实的另一面，甚至有可能是这些人害怕如果承认了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就有可能证明了他们所憎恨的当权者执行的路线反而是正确的了。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还是用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来看问题。还有一些人以世界体系论为基础，把中国定性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认为它不大可能突破这一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因而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获取超额利润，由此断定中国的“上升”是不可能成功的。且不说是否能“上升”与是否能成功是两码事，是否能获得超额利润也不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朝着帝国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志。例如二战前的德国之所以要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正是因为它暂时还获不得超额利润，因而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它才与其它资本帝国通过战争来争夺市场和资源。由此可见，超额利润是帝国主义获得世界霸权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起因。
就像任何一个资本集团面对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要么扩张，要么灭亡一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是要么崛起，要么崩溃，这是狭隘民族主义者高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原因。经过 60 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国，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有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 1.3 亿中的一部分，估计在总劳力的 10-15% 之间。中国近 3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又迫使它不得不走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资本的扩张需要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即金融寡头垄断阶段，它必须面临着和其它已经发达了的早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问题。一战、二战的起因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钢铁最为明显：9 亿吨左右的产能和仅有 6 亿吨左右的国内市场），它不得不靠扩大自己的出口和寻找新的市场来缓解这一矛盾。它的资源已经严重地依赖进口（如石油、铁矿石），它又不得不加快自己对世界资源的投资和掌控。它“走出去”的压力极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集团深感自己的资本势力比不上列强的跨国资本势力，它还需要进一步地集中，进一步地加大其垄断性。这是十八大后国有资本改革的趋势：用股权多元化来扩大国有资本掌控的资本量，使得有限的国有资本通过杠杆的作用来做更多更大的事，从而变国资委的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为资本管理，最终转化为类似华尔街投行那样的巨型金融寡头资本，以便在世界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今后如要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它就不得不和世界列强争夺市场和资源，来获得自己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它有没有本事的问题，而是它要不要生存，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它和列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早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美国高调宣布其战略重点的重新调整，重返亚太地区，中美两国资产阶级学者已经在探讨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好像一战、二战前人们不懂得如何探讨此类关系似的。其实所谓的“大国关系”就是帝国之间的关系，而“新型”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从国内指标来看，撇开那些诸如 GDP 排名第二和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几家银行之一这些表面指标外，实打实地它已经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汽车产量和发电量等等工业指标，甚至连发明专利申请量也从 2011 年起成为世界第一。虽然按人均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有的这些指标与帝国列强的距离还是很大，但是大国和小国毕竟不同。比如，英国虽然人均GDP 远远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它的总体实力的下降所造成的军备资金的困难，它正在考虑如何拍卖它仅有的一艘航母，而中国近期成为航母拥有和制造国，且正在尽力扩大自己的航母舰队。因此我们不能事事仅仅从人均的角度来看问题，在比较国家实力的时候，总量也是有意义的指标。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它已经开始大量的进行海外投资，而且它每年的对外投资量很快就要赶上外资每年在中国的投资，为此它已经宣布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所以说，它正在一步步地崛起。因此，它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梦”实质上就是一个“帝国梦”。但是它还没有完成这一崛起的过程，它的“中（帝）国梦”，在很多方面来说还只是一个“梦”，它还不是一个十足的帝国，资本输出还不是它的主要方面，它还没有能够依照自己的经济、金融或政治力量来操控他国。这里质变要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方可。尽管如此，走向帝国是它不得不迈进的方向，这是资本扩张的规律所决定的。

近期，中修与美帝之间剑拔弩张，台海地区小动作不断，国际上烽火连天，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相继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人民群众的“小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当核弹降落在大城市中，当数千万无产阶级被送到前线上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纠纷而白白送命，还有什么理由不革命，不把资产阶级推翻，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现在，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列毛主义，团结起来，准备推翻中修资产阶级！

  🚩Unite under Maoism！团结在毛主义之下！☭Figh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ized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为重建军事化共产党、重建共产国际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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