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和衡水模式的反动本质——吃人的资本主义教育
衡水模式将当今高考逻辑演绎明白了：只要你肯交钱，就能买到学历，把过去藏着掖着的补习班竞赛工业化，大规模推广、投产、盈利。等到衡水模式普遍全国，除了学生更苦逼之外，不会有任何区别。资产阶级接着当自己的人上人，无产阶级接着进厂当黑奴。
衡水教育模式是一种把教育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的模式。衡水一针见血道出了资产阶级教育的真相，不花钱，怎么会有好教育，怎么会有好师资，怎么会有好成绩呢？资产阶级子女进入衡中，就像原料进入流水线，只考察特定的一项学习能力，至于最后学生的发展如何，衡中对此一概不负责任。衡水模拟了资产阶级教育，但是却没有开在北上广深，说到底，并不公平，相反因为衡中的存在，教育变得更不公平。
几乎每一个有过学校学习经历的无产阶级都会厌恶中修的教育制度。超高强度的灌输、海量的课业、紧张的应试、迷茫的未来…最终十二年的艰辛全部“毕其功于一役”，用新鲜出炉的分数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进而划分三六九等。衡水模式应着这种令人窒息的教育制度而诞生，却又给学生带来的更大的苦难，学生抑郁自杀早已不再是新鲜事。
资产阶级的肉喇叭一边呼吁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另一边却盛赞高考“公平无比”必须执行，真是虚伪至极！
用马列毛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问题就愈想愈明。让我们揭开高考与衡中模式的虚伪面纱，看清资产阶级教育的吃人本质。
一.教育的阶级性
无论怎么吹捧教育的伟大作用，都不能掩盖如今教育给学生带来深重苦难的事实。资产阶级的学者总是通过各种调研和实验，得出来毫无价值或是模棱两可的结论，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这是因为，他们都讳莫如深地避开了教育的阶级性而去分析问题，然而，被规避的阶级性就是问题的实质。
（一）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一定的社会教育是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资产阶级抹煞教育的阶级性，胡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一切社会教育。这种谬论直至现在都依然甚嚣尘上，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上百年前就对其进行了一阵见血的反驳：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的“社会关系”的主体，就是经济基础（即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一定的教育必然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也由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决定。
譬如：如今的教育如同填鸭一般，却极少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技巧，而是将人训练成听话的工具。这是因为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帮助资产阶级训练“听得懂话，愿意听话的会说话的工具”，所以社会技能、思维能力、哲学素养并不是教育的重点，对于能激起无产阶级反抗意识的马列毛主义更是将其歪曲或闭口不谈。且不仅仅是在知识传授领域机械死板脱离实践，在价值观塑造方面，资产阶级更是千方百计地用封建思想以及唯心精英主义毒害无产阶级子弟，使其丧失反抗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甘愿做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毕竟“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的好处少，但是可怕的地方却很多”嘛！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为主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的。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事物。
（二）招生工作优先偏向于哪个阶级，教育体系就偏向于哪个阶级
不仅仅是教育要灌输的内容决定其阶级性质，学校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也直接决定其阶级立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起草的《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这里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毛主席也强调指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无产阶级革命夺权胜利后，教育就一直有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归根结底，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现在，赛里斯官方的喉舌却重走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声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以分数成绩为纲，就是在为有权享受优质教育的资产阶级老爷作辩护，就是在给无权享受优质教育的无产阶级子弟关上大门！
从上面的两个原则出发，可见，教育制度绝不是“无源之水”，它的不合理就是因为它秉持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二.高考制度——同等便是特权
在教育体系中，高考充当着一个形式上供资无两阶级互相转化的桥梁的角色，用以缓和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 而明白了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带有的阶级性之后，高考制度的实质也就明确了。高考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考核形式，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所以，高考不可能是公平公正的，而是实实在在为资本家服务的。
那么，高考究竟不公平在何处呢？
高考的确给予了所有学生一个同等的标准，即“学而优则仕”。然而这份“同等标准”就是不公平所在。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哥达纲领批判》）
学生当然可以视作一个工人，在学校这个工厂里，通过劳动来生产一个只负责应试、任劳任怨的自己。所以马克思的批判依旧成立。高考制度无视无产阶级被剥夺权力的社会现实，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学生，将其视作三六九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通过剥削无产阶级而在个人智力、教育资源、家庭环境、社会地位、地区分数线等一切方面占尽优势的资产阶级子弟完胜。
高考制度就像一个跷跷板撑起资产者和无产者，然而一边吃的脑满肠肥，另一边却饥寒交迫，输赢一看便知。也难怪网上常有“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的自嘲。
更何况高考制度的反动远不止如此，上述还只是从考试形式上的分析。高考作为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重要考试残害了多少无产阶级子弟？令其学坏了身体、考坏了精神。承继于封建科举制度的高考就该被彻底砸烂！
高考也好，选举也好，法律也好，资产阶级政府一切标榜着的“平等”都是这个道理，本质上都是抹煞阶级差异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同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特权。
三.畸形的衡水模式
衡水模式就是如同臭名昭著的衡水中学一样，向学生家长征收高额学费，对学生采取超高强度军事化管理，进行疯狂灌输，以冲击高考好名次的教育模式。
衡水模式是高考制度下诞生的畸形怪物。它的出现和形成更为复杂，主要原因有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衡、阶级固化严重、高考制度僵化等，而这就无不指向了令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剧烈的阶级矛盾。衡水模式作为高考制度的补丁，同样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形式出现。
那么，衡水中学及衡水模式的出现能帮助无产阶级子弟实现阶级跃迁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衡水中学及衡中模式的中学并不是向本地学生或是底层无产阶级开放的，而是向社会的中间阶层。例如在衡中四个校区里，衡水本地的学生却占了不到四分之一，况且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学费早就让普通无产阶级家庭望尘莫及了。成绩好的重要原因便是生源好。试问这样的中学怎么能成为穷人的救星呢？
其次，衡水模式的中学垄断着全市乃至全省甚至全国的教育资源。在 2021 年中考中，衡水中学实验学校（以下简称“衡实”）前 19 名连号状元，桃城区前 105 名，衡实占 96 人，前 319 名衡实占 249 名，满分 650 分状元 644 分（十五分加分），裸分状元 639 分。通过高薪资来聚集全国的教育资源，势必导致其他地区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而衡水模式的中学的超高成绩又使分数也“通货膨胀”，最后其他中学学生的成绩变得一文不值。
最后，衡水模式大肆鼓吹精英主义、感恩教育，通过这种洗脑来充当学生超高强度学习的“安慰剂”。学生身心均在此过程中遭到了巨大破坏。
所以，以穷人救星面目出现的衡水模式并不是在调和阶级矛盾，而是在加剧阶级矛盾。毫无疑问衡中模式确实让一批人逆天改命了，但是无产阶级终究是方方面面被资本主义教育毒害、欺骗着的。
然而，中国的发展历史上也曾有过短暂的曙光，那是无产阶级成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教育阵地的短暂岁月。教育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真正为生产实践服务。这样的教育制度却被资产阶级污蔑为“不学无术的暴政”，在这个亿万人民都被资产阶级教育迫害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扫清历史的迷障，找寻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去伪存真——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教育首先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资产阶级的门客则攻击文革政治挂帅，把“神圣”的教育政治化了。可惜在现如今反动教育路线下，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学校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学校里尽教些脱离实际的东西，全部目的只在于奴化学生，把学生送进工厂，培养不会反抗的奴隶。可见，他们刚诋毁玩政治狂热的文革，自己回过头来又把“神圣”的知识政治化了，并且为了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不惜放弃产学研相结合的科学教育方法，反而强迫死记硬背，书斋死坐，就连资本家自己都默认学校里教不了什么东西。
无产阶级的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是显著的不同。以数学来说，现在数学家都戏称数学是花费预算最少的专业，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搞科研。然而事实是什么呢？研究出来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数字的性质，有什么用处？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用处。似乎数学是围绕着伟大的目标在进行研究，每个数学家都费尽心思破解其中的奥秘，事实上是围绕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做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用处的研究。做一百个项目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在现实中的对应，纯粹是在大海捞针。为什么不按照实际的需要进行研究呢？现在所有的伟大的数学发现都是来源于实际研究的需要，列宁格勒的工人请教苏联的数学家，才诞生了真正实用的线性代数。只有无产阶级的教育，才能把教育真正拉回正轨。*
前文已经简略讨论了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无比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作为两个根本利益针锋相对的阶级，其推行教育的目的也截然不同：
无产阶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学生培养成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能够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用以指导生产生活实践，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成为一个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人；
而资产阶级教育的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海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能够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用以投身于复杂的考核和繁琐学制中，成为一个服从命令的合格产品，成为一个对资产阶级专政有利的人。
可见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中无产者一点好处都捞不到，反而还在庞杂的测试中累坏了身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在文革时期为了响应“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废除了高考制度，以工农兵推举制取而代之，那是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教育领域控制权的伟大时代。
但是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是石器时代，群众只会打砸抢烧。多亏了走资派篡夺政权、屠杀革命者，让人民再吃二茬苦，才能让经济和科技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才有了今天的只属于资产阶级的繁荣景象。走资派与一众反革命的都千方百计地污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没有教育”、“不上课光闹事”的暴政，污蔑工农兵推举制是无比落后的封建察举制。作为马列毛主义者，不能不撇开这些无耻的“欲加之罪”，用阶级史观来看待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探寻无产阶级教育的原本面貌和应有之义。
一.中国教育制度变迁史简述——取消高考的历史原因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 ——毛泽东
解放前的旧中国，虽然号称是有着四亿人口与五千年浩荡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民众识字率不足1%。基础教育长期由私塾教育为主，并严格由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把控。随着国内外矛盾加剧，清廷内外交困，不得不对教育作改良，兴办“新学”，然而新式教育依然是只向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权贵开门的，高等教育更是牢牢被掌握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手中。
辛亥革命之后，旧中国的教育进一步发展，但依然不是独立自主发展的，绝大多数高校仍是外国政府、外国资本创办的。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割据 等等原因，旧中国的教育事业依旧长期凋敝。
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教育一直如此。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就算在清朝灭亡后的36年中（1912-1947）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海外飘零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改善“全国90%都是文盲”的“一穷二白”的窘境，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仅仅三年后的1952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49．2％。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 2600 万增长到 6400 万，大学入学人数从 12 万增长到 44 万。新中国的教育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进展。
然而在教育制度的阶级立场方面，执行的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路线。
新中国的教育选拔制度依旧是延续解放前的高考制度的。1952年，高等教育部规定，自该年度起，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并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这项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无产阶级的注视下，很快就暴露出来了问题。
1953年，北京一位高考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也暴露出了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成绩这一问题，并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制度无法准确反映学生水平的弊病凸显。
随着事情的发展，旧的教育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凸显，也就越来越与迅猛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冲突。 简略地来说，弊病如下：
（1）旧教育制度不利于革命事业。 旧教育制度分数挂帅，强调“智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大学生钻进书堆中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为功名利禄，不问政治，脱离群众，无法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2）旧教育制度扩大阶级差异。 学校只招收“高材生”，只追求“升学率”，将资产阶级子弟请进来，将革命潜力无限的工农子女赶出去。
（3）旧教育制度扩大城乡差异。 与（2）响应的，学校总是建在城市中，尤其对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子弟有利，而国家的主体——广大贫下中农却被排斥在外。
（4）旧教育残害学生身心。 高考制度无法准确反应学生的水平，且为了应付“公开的定期袭击”，学生、家长、老师都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
（5）旧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学校课本上教的都是“九分无用、一分反动”的知识，对于现实中生产劳动毫无帮助，这进一步加深了学生脱离群众的程度。
综上，新中国文革前17年所执行的教育制度是彻彻底底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维护资产阶级的。 （讽刺的是，这五条放在五六十年后的中国依旧成立，甚至更加贴切…）
响应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经过全国广泛的讨论，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这便是文革期间教育革命与取消高考的开端。一切反革命势力对于取消高考的丑化不攻自破，教育革命与取消高考并不是什么动乱，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夺权！
二.天翻地覆慨而慷——工农兵大学的起源
由于走资派的凶恶反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原本打算推迟半年的高考变成了三年。这也正是标志着高考的取消。 高考取消之后，教育选拔制度该何去何从？既然要推翻旧社会，那必然要在其尸体上建造一个新社会。在这样的态势下，工农兵大学登上了历史舞台。
虽然毛主席自五十年代就有提出无产阶级教育的方针，对于高考制度也有不少批评，但是工农兵大学的真正诞生，离不开上海机床厂工人的伟大探索。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详细地对其作了描述。上海机床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技术工人队伍发生本质变化，作为其变革的表现，仅1968上半年，技术工人们就研制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发展速度在革命之前是见所未见的。
上海的工人们在实践中还发现，这十种磨床中的六种，都是由工人阶级出身的技术员研发出的，与其相对的，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在生产方面的能力要显著弱于工人出身的。文章中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另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结果是，前者因为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成就；而后者凭借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四月份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为什么工厂里的工人能“另辟蹊径”地为教育事业的改造提供方法呢？
（1）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以上成就与发现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
（2）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真正得到了有力批判。“专家”、“大师”的虚妄称号在经验丰富的工人面前被揭穿的一干二净。
（3）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以前那种“技术员动嘴，工人动手”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技术员也要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二者的阶级差异逐渐消解。
毛主席对此高度评价，为文章写下按语：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统称“七·二一大学”。
就这样，无产阶级在生产实践中找到了改造教育的方法，确立了“将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方面紧密结合”的方针，即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伟大方针。 到这里只是讲明白了工农兵大学制度的诞生，对于其发展和历史意义依旧阐述的不够，接下来笔者将从实际的例子出发，证明工农兵大学的先进之处。
三.从朝阳农学院说起——工农兵大学制度好在哪
新教育制度传遍大江南北，无论是上海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还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大寨学校，等等，都在教育试验中巩固和建设着无产阶级教育的革命路线。工农兵学员的素质大幅增强，知识分子的面貌有了深刻的改变。但要须臾不忘的是，以上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领域一直都存在着资无两条路线的、复杂且尖锐的斗争。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矫枉过正”、“名叫学校的农场”、“搞过头了”，然而就是这样的制度，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支持。
工农兵推荐制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新生事物，自诞生起，就面对着反动敌人的围攻。资产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诋毁与反对，就说明无产阶级教育办得好！革命者与旧教育路线作了坚定的决裂 ，朝阳农学院就是在文革中“斗”、“批”、“改”高潮中成长起来，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自己的。
最根本的，无产阶级成为了学校的主人。 在过去，无产阶级由于没有一批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校都是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垄断着。工农兵大学打破了这一现实，工人阶级和他们最坚定的战友——贫下中农，伙同着解放军战士，真正成为了学校的主人。这是工农兵大学最伟大也最本质的特征。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地位被充分发挥，在校内成立各级组织来帮助学校管理。然而资产阶级敌人却批评道“把学生捧得太高了”、“上、管、改强调的过分了”，其究竟在维护什么、反对什么可见一斑。
农业大学办在了农村，向广大贫下中农敞开大门。 “农大办在城里就是见鬼，只有办在农村才能见太阳！”原来的教育制度都是在城市里开学校的，广大的贫下中农却被排斥在外。“三大差距”不是被缩小了，而是被扩大，这样下去势必会导向资本主义复辟。新大学设在农村，师生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并将专业的知识付诸于生产，真正做到了为贫下中农造福，而非为城市里的老爷造福。
新大学搞“社来社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旧大学搞“学而优则仕”。 新大学粉碎了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开辟了一条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社来社去”的道路。所谓“社来社去”就是指学员从人民公社中来，毕业后又回到生产社队中去，回到广大贫下中农的队伍中去。 资产阶级疯狂咒骂工农兵大学就是强迫劳动，就是生产队，毫无办学的专业性；实际上，这是因为新大学搞的“社来社去”真正截断了学生通过学习来升官发财实现阶级跃迁的梯子。无论反革命敌人怎么诋毁，这一制度都得到了劳动人民的热情欢迎和坚定支持。
新大学是无产阶级政治大学。 过去的修正主义教育鼓吹“智育第一”、“专业分工”，让学生“不问窗外事，只读圣贤书”，这与五四运动中要求学生远离政治，专心读书的反动论调别无二致，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工农兵大学打破了这样的状况，马列毛主义著作成为了必修课程。依照毛主席“学校的一些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组织学员定期参与三大革命运动，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在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挂帅立场鲜明的教育能源源不断地为革命事业输送活水。
新大学实施“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旧教育搞“书本、教师、课堂三中心“，把学生关在学校的牢房里，新大学结合生产实践，灵活调节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更高，而不是吊书袋。《决裂》中就曾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教学主任花了大量课时，向学生讲授马的生理构造；然而，村庄却是以牛和猪作为主要牲畜的，全村上下几乎找不到马。像这样荒唐的例子在电影中比比皆是：学土壤却不去研究本地的红土地，而是西伯里亚和欧洲的黑土地；了解树木宁可在书本上学习国外的白杨，也不肯去林子里看一看… 试问，这样脱离实际的知识对学生有何帮助呢？而在新农业大学里，师生自己动手，整平、深翻、灌水、压肥… 学生一改在资本主义教育中昏昏欲睡的样子，积极主动、生动活泼；不仅在实践中学到了真知，还紧密地联系了劳动人民。
取消高考和教育革命的爆发，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奋起夺权的结果，决不容资产阶级一众“奇谈怪论”的污蔑！而工农兵大学，正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伟大创造！资产阶级污蔑工农兵大学“不伦不类”，但上述种种，绝不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走哪条道路的问题，这一被资产阶级别有用心规避开的点正是问题的实质。
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 靠手上的老茧和政治觉悟选取学生的新学校，与靠“高学历”、“高水平”选取学生的旧学校相比，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更贴合无产阶级，更擅长生产劳动，更擅长阶级斗争！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擅长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工农兵大学万岁！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万岁！ 万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