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1968.03.27
【摘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来了几天，只找了一部分同志交换了意见。今天是和同志们交换些意见，不是作指示。我能谈的就谈,不能谈的作些研究。我对浙江的情况不大了解,直接接触少,书面的比较多。有的只接触了一次,以后再没有接触了。昨天谈到宁波问题,听说有争论,说我去年怎么说的,其实情况已经变化了,还是按今天情况处理。请大家先提提问题,然后我再谈。
(当有的同志汇报说,现在有人认为实现一片红的口号是毒草,是掩盖阶级斗争时)
一片红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实现一片红要经过斗争，“左”的干扰，右的干扰，阶级敌人的破坏，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斗争。把实现一片红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是统一的。《文汇报》社论为什么要提不要用实现一片红掩盖阶级斗争呢？因为上海有这样的情况，有个区最先实现一片红，但基层有的单位造反派队伍没整顿，坏人混进来了，参加了三结合机构，这个问题区革委会应该去解决，但有的负责人说：你不要动呀，一动就破坏了一片红。社论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为了实现一片红不敢把斗争深入下去，那不是变成保守派了吗？！
(当有的同志谈到浙江两大派都是跨行业组织的问题时)
上海大联合去年九月高潮就解决了,从一月夺权就没有分成对立的两大派,这在全国是不多的。这跟你们条件不一样，不过我们的学校、工厂都经过两大派斗争的，只有一部分工厂只有一派。我们也没有象浙江跨行业组织这么多,跨行业的问题,我们在去年二月就解决了。一个两大派,一个跨行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问题。你们工人阶级的作用没有发挥,我看跟跨行业有很大的关系。跨行业的问题不解决,工人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城市里有跨行业的组织,工人的作用不能发挥;农村里有跨行业的组织,贫下中农的作用不能发挥。
(当有的同志提出,希望省联总和红暴派都不要到铁路串连时)
中央的命令，铁路要脱钩。上海已经脱钩了。过去的账不算了，从今天起一律脱钩,你们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你们再去插手,那就违反中央命令了。
(当有的同志提出，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联合时)
保守组织承认了错误，基层可以联合，但不能把尾巴翅得高高的，搞对等联合，平起平坐。保守组织根本不应该拉队伍。都可以拉，那还有什么界限，上海赤卫队还能拉?!个人改了可以，队伍不能拉。否则这个革命大联合就得再分裂再联合，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个弯?
（当有的同志汇报学校中有不少逍遥派时）
你们革命大联合巩固了,革委会建立了,就不会有逍遥派了。不要责怪群众,群众是不愿逍遥的，责任首先要我们承担起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只要把阶级斗争抓起来，把群众注意力吸引到这里，群众为什么会逍遥？
(当有的同志谈到第一把手问题时)
谁是第一把手的问题，不是看谁安在什么位置上，而是看谁执行毛主席路线，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名义上是第一把手，尽干坏事，那有什么用!刘少奇原来是第几把手!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垮了!你原来是第几把手?第七亿把手。现在当了委员。问题不在什么位置，要从实际斗争、实际工作中去看。我在上海说过，如果我是好意的话，我劝你，不要争第一把手;如果我是恶意的话，就推你上去，让你表现无能，很快垮台。但是如果群众要我们干，信任我们，那也不能因为怕垮台就不干。有些干部就是怕犯错误、怕挨整就不干。要勇敢上前线，在斗争中改正错误，为人民立新功。世界上凡是争第一把手的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王明、赫鲁晓夫争第一把手，还不是垮了!
(当有人谈到今年二月有股翻案风，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时)
一定有人挑动。现在矛头还指向群众，一定有人挑动，我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一些同志汇报了情况，提了一些问题后，张春桥同志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还是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这次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这几个月在上海工作，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紧紧地限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只要我们稍微放松一些，那问题就来了，自己内部就乱了，敌人就高兴了。这个情况可以回溯到去年九月。去年九月上海的形势很好，革命大联合高潮，十月国庆节的时候，我和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看看形势很好，因此我们两个也就有些放松了，特别是我，在大好形势面前，就没有具体的抓几件事，把工作布置得具体一些，使主席的最新指示能够得到落实。因此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一个多月样子，上海的局势那是不算好，就乱了。右的东西也出来了，刚刚批判了“揪军的一小撮”啊，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批判了三个东西，批判了极“左”思潮，我们一整极“左”，右的东西就又出来了，“共向东”这样一个思潮就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在那里开会啊，准备拉队伍要夺权了，那个夺权就是向造反派夺权了。他就觉得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够坐天下，要坐天下还是我们这些人。这是明显的右的保守思潮。另外极“左”的思潮也来了，另外一种形式出来的。比如有几件事嘛，一个就是炮打南京路，大字报、标语都贴出来了，要炮轰南京路，说这个南京路是资产阶级复辟的象征，要把四大公司加以彻底的改造。怎么彻底改造法呢？比如说吧，中百公司要改成革命博物馆,说那么几个大百货公司放在南京路,就是在那里吸引人,发展资本主义,它的基础,非要改造。“永安公司”现在叫“东方红”吧,非要把“永安公司”改造成个什么东西,又是食品公司要改成什么,就是四大公司统统要改,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南京路要改嘛，什么淮海路呵，几条路都要改。第二，机关里面，就利用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里面关于九大的问题的信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机关要精简，就利用“机关精简”这个口号要把机关马上分散下去，那就机关的斗批改就不管了，统统要下放，就闹得乌烟瘴气。有些人就要冲市革命委员会了，你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还没有挨冲，就准备大家冲就是了，总要准备冲的。那个时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冲了，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开会，机关干部就来冲了，要求接见，唱着“造反有理”歌来了。实际上是右的，形“左”实右。那么一阵紊乱，这种紊乱，它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我们自己。不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不是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不是把九月已经实现的全市的大联合巩固下来,进一步抓革命的三结合,把它巩固下来,一离就离开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弄得联合的组织又垮了，好多组织联合了又垮了，又分裂了。有一批保守组织又想出来了。上海的红卫军又要出来了，要打旗子。街上出大标语，说它要恢复组织。赤卫队也想出来了，上海赤卫队多次想出来，但是因为上海造反派没有分裂，所以有点不敢，总是试探。有次在群众大会上我还讲，我说你这个赤卫队老搞秘密活动干什么，老讲恢复，我说你要恢复就恢复，你没有办公室给你一个。你愿意戴袖章，欢迎，把队伍拉出来，拉出来咱们再干，造反派现在闲着没事，要跟你斗了，出来好了。我这样一说，它开了一个会，说张春桥搞阴谋不能出来，它又不敢出来。所以你们不要那么怕，刚才说的，有些同志感到这个事没办法，让它出来嘛，怕什么?!真理在谁手里，那要在斗争中来检查，人民群众会辩明的。所以我对于拉队伍，我向来是采取这个态度。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是反对的，但你要拉就拉，你要分裂就分裂嘛，这个有什么办法，要武斗，干!我是不赞成武斗的，但是你要武斗，也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这样把问题想开一点，我看可能胆子壮一些。但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政策，不要只想这一面，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这样一个形势，怎么办?我们就首先抓了学习，再重新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强调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复地落实不是一次落实，而是要反复地落实。我们这个时期没有别的口号，就是全面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因为主席在视察中间所谈的话，所作的指示，已经把我们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问题是落实问题，不过片面的落实，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原原本本地照主席的指示办。一次学不通，再学一次。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也好，造反派的战士也好，加果不抓紧学习呀，是非常危险的，我这几天接触中间，我就感到有些同志学习很差。如果要是老早就学习主席的指示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如果学习了以后照主席的办哪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又不学习，又不照办，那非犯错误不可。我们在这一方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各个群众组织是抓得比较紧的。上海工总司从去年五月开始，他们的学习没有停顿。他们的常委、工作人员，每天上午都学习的。我们支左的同志就派了几个(也不是高级干部)在工总司那里支左,他就负责一件事:到时候催人,说你该来学习了。至于怎么学习,由他们自己来解决嘛,学习是不能包办的。我就不知道省联总和红暴你们现在究竟学习得怎么样？条件越好，有时就越不学习了。在白色恐怖下学习还好一点。学习如果不抓紧，问题就来了。刚才我讲的上海那一阵乱了，那一阵就没有很好学习;我们重新抓了学习,这样子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听说省革命委员会要作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我完全赞成，这个是要放在头一位。要掌权呀，首先掌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权,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掌宣传毛主席思想的权,执行毛主席思想的权,捍卫毛主席思想的权，这是我们首先要掌的权，别的都是次要的。党政财文大权呀，集中起来就看我们究竟是按毛主席思想办哪,还是按刘少奇的办哪,刘少奇也掌握党政财文大权嘛，按刘少奇的思想掌党政财文大权，那就可以搞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政，修正主义的财,修正主义的文。按毛主席的思想,那我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政财文。这个问题如果不抓紧，别的很多问题就谈不到。这是我们当时抓的第一条，我觉得这一条对浙江也是适用的。
第二,我们就抓了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已经看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动向,当时我们就考虑如果我们去整“共向东”罗，去解决什么“炮打南京路”呀，这样的具体问题一个一个去解决呀,我们的领导就始终处于被动。阶级敌人,走资派,他可以一天给你出八个题目,你就一天去解决这八个题目啊!?那我们是处于被动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是向敌人实行大举进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采取防御的姿态,叫人家调动我们的队伍，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不干！我们自己应该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我们的作战计划,调动我们的队伍,组织广大的群众,向着共同的敌人主动地进攻。我们研究、确定了这个方针以后，那我们就连续地开展进攻，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到现在,进攻没有停下来。我们一个战役一个战役连续地打,打了八九个,十几个战役了，我们就没有停。现在我们就比较主动了，也没有人再来冲革命委员会了，我们办公室可以办公了。现在是阶级敌人有点手忙脚乱,他不知道怎么办,一看《文汇报》有篇什么社论，他就猜，下一步要干什么？他在那里猜，他处于防御。有的同志这样说,我们现在主动了,要刮十二级台风就刮十二级台风,要刮九级就刮九级,刮五级就刮五级。我们当然不敢这样吹牛,也不要估计得这样乐观,因为也许有我们估计错误的时候，敌人出其不意，猛攻我们一家伙，找到我们一个弱点。但是这个话可以反映出来,现在上海造反派的心情比较舒畅,工作比较顺利,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现在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说五八年群众的热情非常高的话,那现在群众的情绪和五八年一样,甚至比那个还高,但是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政策水平哪,那比五八年高了。现在只要中央提出什么事来，一声令下立刻就能行动。比如煤炭有些困难，上海的工业生产受影响很大,中间涉及到援外的物资,怎么能履行合同,群众不知道。最近中央特别拨了一些煤,要把援外生产搞上去,这样的任务提到工人面前,提到革命领导干部面前去讨论的时候，革命领导干部一算账，他说机器停了好久啦，恐怕总要半个月啦，才能恢复生产。我们说半个月怎么行啦，四月十五号广州交易会就要开会了。给造反派头头商量，头头比领导干部保守思想少一点，他们说半个月用不到，一个星期吧！头头脱离群众是厉害的,回到厂里和群众一商量,群众说,没有那么难,今天夜里干!一夜就开工了。有的厂开工是比较麻烦的，有很多准备工作，而且保证高质量，决不出问题。为毛主席争气,为祖国争气,生产成倍地增长,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水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高得很，可以看到只要煤炭一上来，上海的生产形势比五八年要好得多。所以大方向一定，把群众的力量一组织起来，敌人陷于被动了，我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环子，发起主动地进攻，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方针。主席不是讲，打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嘛，就是不要叫人家牵着鼻子走。有些事，象“共向东”那个思潮，我们没花什么力量就击溃了。你要是扭着不放，跟他辩论呀，那辩论一个月也解决不了，因为它是一种思潮，它还会反复出现的，要经常地批判，我下面还要讲革命大批判。极“左”思潮也会反复出现的，将来还会出现的。但如果我们看到主流，抓住主流，紧紧地跟着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往前进，广大的群众就跟着党走，跟着主席走，那一些干扰、破坏我们的人，就得不到什么机会。
那时候，恰恰主席给上海一个光荣的任务，就是修改党章。我们紧接着抓紧这个东西一布置，刚才讲的炮打南京路就根本没有人打了，那种行动没有人干了。广大的群众、党内外干部,都吸引到党章问题上来了,那时候只要我们在一个会上说一次,不要炮打南京路了,赶快修改党章,不就完啦!用不着纠缠在那上面。老是纠缠在那些具体问题上,这个局势的改变就慢。在座的穿军装的很多,都打过仗的,在战场上究竟是我们调动敌人，还是敌人调动我们？当然我们要调动敌人罗！让敌人调动我们打仗，那还不要打败仗!要打胜仗,不但调动我们的力量,组织我们的力量,而且要调动敌人。我们一抓紧整党的问题，这里面又有大批判，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这个运动最初我们只准备在少数单位搞的,但很快全市就铺开了,你不叫他搞也不行，群众积极性非常高。
在阶级斗争中间来学习,学习毛主席思想不能离开斗争,离开了斗争来学习是空的,不理解的,一结合实际斗争来学习主席思想,就懂了。在学用一致这一点上也是这样，一边学习一边用，在用的中间可能犯错误，没关系，在斗争中间我们可以理解主席的思想。所以,在浙江,我觉得学习要放到重要的地位,这个学习和大批判结合起来,批刘邓陶,批谭震林,批江华,我觉得都应该搞起来,过去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不够。刘邓陶中央是点了名的咯,谭震林中央在内部点了,江华嘛,在接见的时候也说了,刚才有同志提出来(指有的同志要求中央明确点出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的代理人是那几个人),上一次南萍同志到上海找我时,我已提了这个建议:省革命委员会快点把材料整理一下，正式报给中央，请中央批一下，江华问题不批一下不好办，因为有个见报不见报的问题，但这个不妨碍你们现在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省联总和红暴你们两派应该达成一致的意见罗，共同的商量一下，这个问题还用争吗？我看用不着争哪，也不能说一批江华，红暴就说是批你，你和江华不是一个概念嘛。去年已经说了的嘛，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群众批归群众批,中央最后保归中央最后保,中央最后也不一定保,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保呢?我门对陈丕显还不是这样,一月份我到上海去以前,我向中央请示,中央并没有给我明确规定陈丕显可以打倒，那时候还在看，因为刚刚把他推到第一线，他老是躲在幕后，十二月下旬才把他推出来，群众要打倒他，最后证明这个人是非打倒不行。刘邓陶和他们在浙江的代理人,那几个人？伯达同志已经讲了嘛,我觉得你们大批判完全可以,就是登不登浙江日报的问题，那要得到中央同意。我们把陈、曹登报，都要中央批准的。
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也不是对立的，抓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因为到了现在,搞了这么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五月份,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两年啦。搞了两年,那个地方还不能联合,可以百分之百地说,那个地方一定有黑手，有坏人。因为本来工人阶级的分裂就是反动路线搞的。我们是一个阶级嘛,为什么要分裂?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搞分裂的。那为什么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不能把我们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就是主席讲的三个原因:走资派;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还有派性,是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这三条头一条是主要的,但三条是互相关联的。有的走资派不公开出面，有的走资派混到了造反派里边，有的走资派利用了造反派里边的坏人，有的走资派利用了造反派里边的派性。矛头还是对着走资派,就是批判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这一点当然有对造反派的教育问题,但是矛头还是对着走资派,对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去整群众。我们那里的经验也是这样，比如苏南的革命大联合进展的快呀，一个是把杜方平、高啸平揪出来了；一个是把戚拯、李顺之几个人揪出来了,把这个问题一揭开,苏南的形势很快就变化了。不但苏南的形势变了,因为戚拯、李顺之这些人是在上海指挥苏南的武斗,他在指挥苏南武斗的时候,他也把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搞分裂了。比如上海的铁联呀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组织,那里面也有黄派李派什么的，他们那个小集团里面有几个就是铁路的，就用铁路里面的一些问题挑拨,铁联这个组织几乎要瘫痪。大武斗,也打死了人。而我们把这些坏人揪出来了，形势就又变了。
一种是联合起来才能揪坏人,希望首先是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把坏人揪出来;但是有的情况下，不掀出坏人联合不起来。这个要具体分析。上海有几十个单位叫做老大难单位，到最后怎么联合的啦？现在还有一点尾巴，老大难的都是最著名的厂。象江南造船厂,那里的革命大联合就是巩固不下来,想想完全有道理,它是中国最老的厂,最老的现代工业，你一讲中国革命史，讲到中国工业革命史，讲到中国工人革命的历史，就要讲江南造船厂,因为它是李鸿章办的嘛,清朝第一个现代工业,一百多年历史,经过了李鸿章、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都经历了,都管过这个厂。一万多人,那里边,叛徒、特务、反革命混在里边的,当然不能说很多很多,但也不是很少很少。不把这些人揪出来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最后还是整了几个人啊。就为了几个干部问题争，那里边有的干部就是坏人嘛,反毛主席的,有的就是苏修特务,把这样的人揪一下联合就行啦。
一方面各人揪自己的人，这是个原则，但是革命委员会不应该不关心下一级的联合,革命委员会,它会来审查这个地方的干部情况嘛,省革命委员会、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对每一个厂当然可以审查，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情况，有时候要帮一下两个造反派，告诉他们，你们这里边有坏人，谁谁谁是坏人。这个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把那个概念弄错了,好象这样子不是要整造反派了吗?要镇压群众了吗?那是两回事罗,这是镇压反革命呀!刘少奇是把矛头对准了群众嘛。我们这样做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有些人可怕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说那个不敢,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啦!他不是造反派的头头，他是混在造反派里边的反革命！这是两个概念。最后几个厂我们就是这样,革命委员会派人去召开群众大会，把火点起来，让群众去斗，斗我们不能包办,但点点火还是可以的。说你这里那几个是坏人,斗是群众的事。这个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又不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是要群众联合起来斗坏人。昨天听说青田那些走资派都在一派里面，那当然要武斗啦。后来群众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你们工代会可以这样去发动群众,他只要把这个单位一年多的历史回顾一下，两派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懂得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觉得应该联合啦,但是究竟是那个坏人挑动我们分裂呢？只要回顾一下历史，那一次我们不是谈好了吗，后来谁说了一句话，咱们又干起来了。这一次又解决了，究竟又有个什么人跑来说了句什么,做了个小动作,我们又干了。把历史回顾一下,究竟谁在挑动,一下就查出来啦,非常容易的。只要我们把思想工作做好,他们在一块讨论了,愿意联合了,就能把坏人揪出来,还是群众去揪。有的是领导上去点名,但多数还是要群众自己去掀的。因为有的我们只能判断有坏人,但是谁是坏人我们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但启发了群众,群众就能查出来。这样把坏人揪出来了,大概他这个地方的革命大联合就能巩固了,革命三结合才能搞得起来。不把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到现在还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人掀出来,不把叛徒、特务、反革命揪出来,我看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不好。这个要下决心,不能手软,不要怕乱,无非就是再武斗,你下了这个决心倒不武斗了。老怕呀,他就利用你怕,他就给你干坏事。
有一些组织原来完全是保守组织嘛，早就瘫痪了的、垮了的，为什么又要恢复起来!我觉得没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一个我们要看走资派那方面的问题，有人挑动;另外一个方面造反派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支左部队的工作也有问题，没有在这些人中间很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才有人能够把队伍拉起来。人家为什么能够拉起来?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还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主席老早就讲了的，对保守派组织的群众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艰难的，但只能采取这个方针去争取群众。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在政策上考虑得不周到，或者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上海保守派的组织当时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拉不起来呀，我觉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政策上作了若干措施有关系的。比如说吧，杨富珍是个纺织女工，很有名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她有这么高的名望，陈丕显他们就利用她。她刚刚从国外回来，出国了，回来时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利用她的名望发了一个声明支持保守派赤卫队。她稀里糊涂地就支持了赤卫队。她的这个声明，市委就大量印发，影响非常之大，那是直接打击了造反派啰!所以这个人物如何处理就成了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就比较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年二月，我们就帮助杨富珍站出来，我们要树一个标兵，就是杨富珍。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老工人，但是站错了队，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作检讨，站起来揭发批判陈不显，揭陈丕显如何利用她，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卫队员安下心来，就和造反派不那么对立了。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措施。造反派就帮助她，我们的思想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先开小会让她把自己的错误认识清楚了，然后叫她去参加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去发言，面对面的斗争，这样造反派就对她谅解啰!在造反派谅解她以后，就让她参加一些造反派的活动。这个人现在很好。她这样一个标兵就使那些犯过错误的老工人安了心，说我虽然站错了队，不会挨整的，你看杨富珍都站出来了嘛!不会整我的，我应该向杨富珍学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得一批劳动模范安了心，犯错误的劳动模范很多，市委尽量利用这些人，我们就把这些人也争取过来了。老工人、老势动模范就和造反派站到一起了。这样再有赤卫队的什么头头想拉队伍就不容易拉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望。如果杨富珍这些人出来拉，那靠不住呀，她还是很有名望的。
当然还有一个造反派的工作做到得到群众的信任。所以在政策上也值得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赞成他们拉队伍，这个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的话，一个我们可能是右的，光讲联合，不讲是非，那是不行的。你是错就是错，你保过就是保过，你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就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你不能现在说你一贯正确，那有这么回事呀？就是造反派，哪个人敢讲一贯正确呀，是不能翻案的，是保守组织就是保守组织，怎么能翻成革命造反派组织呢?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这个不行！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保守派就是保守派，但是我们允许他改正错误。你队伍已经垮了，就不应该再拉出来，而且还用原来的名字，你那怎么样，你是不是还要打出你那保守派的旗帜呀？而且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既然讲是非就应该有自我批评。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都经过自我批评的呀！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就变成造反派啦？！那不行的。特别是对有些头头，不过不要喷气式，不要罚跪，那些不要干啰！我讲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的。但他们必须要有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那联合起来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造反派对他们在政策上有错误，我们也自我批评，这样子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力量对此不一样，有些走资派玩的花头也不完全一样，还是要引导他们把矛头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我们造反派，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刘邓陶。你现在要谁平反呀？是要军管会给你平反，还是要造反派给平反？你自己错了嘛！但是也可能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你怎么说服也说服不了他，他就是要干，那我的想法他要干就干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让他再表演一阵。不一定纠缠在那上面，我们紧紧地掌握着大方向，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但是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始终坚持对他们的争取，是不是用这样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因为这都是最近出现的新问题。据我个人看是和二月逆流翻案有关。因为谭震林在浙江就那么几个人呀？靠不住！我看还可能有一些人念念不忘谭震林哩！浙江省的第一任书记就是谭震林嘛？后来他在华东局嘛！华东局还是管浙江呀！二月逆流他是干将咯！打头阵的，矛头对着中央，对着主席，对着中央文革，口口声声为老干部叫好、抱屈。你们光知道他保个江华,二月逆流他发表那个反动的演说那一天,我一进门,他就说,张春桥,你把陈丕显送来。我说为什么要把陈丕显送来?他说,喂,送到北京来。我说，怎么样你要保他呀？他说，对，我要保陈丕显。那是二月呀，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成立了。(上海革委会以前叫上海人民公社)二月五号成立的,我和姚文元同志十一号到北京向主席汇报，十六号中央开会，谭震林一见我就是这个嘛，他要保陈丕显。我说你说吧,你还要保谁？曹获秋你保不保?他说曹荻秋不保。我说魏文伯你保不保?他说魏文伯不保。上海的和华东局的我一个一个都点了名的,我说你跟我说吧,你还要保那几个。这个人哪,他现在在华东地区还是有影响的,有些人并没有识破,这个黑手在浙江不起作用？江华不起作用呀？龙潜不起作用呀？龙潜我看呀也不会不起作用的。他们会承认他错啦?这个事情阮贤榜同志还记得呀,去年在北京我总算很耐心吧,给他谈呀谈呀,总希望他能回过头来嘛。这些人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所以我们的矛头还是应该对着走资派，不要对着群众，因为这些群众现在还是受蒙蔽的，又是什么老保，还能保个几代吗？！这个完全是煽动原来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有些群众他背了个包袱，参加过保守组织，将来写档案要写进去了。我们应该向这些群众做好工作这些群众只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他就不是保守派了，只要站过来就好了，这个主席说过的，最新指示里面有的，你可以给他讲嘛！主席讲了的，站错队的，只要站过来就好了，并不是不能回来的，这些主席都讲了的嘛！
几个专、县恐怕对一些保守组织的群众工作，我看过去至少这一年呀，工作做得不够好，这是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讲。当然他思想老是不转过来他不负责任呀！还能要我们替他负责？！他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这也是讲我们自己来考虑工作的话，那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工作有缺点。我记得上海有个先锋电机厂，有个例子我一直老是记着的。那个造反派的同志到车间去开门整风，碰到几个原来参加赤卫队的人，一见面，那个人就说了，你们这些新当权派还不如老当权派哩！我们这个同志可恼火哪，他说什么呀，老保翻天，攻击革命造反派，不谈啦，走了。回来以后一想，哎呀，今天怎么跟他发脾气啦，我本来想去做他的工作的，结果一谈谈崩了。后来自己想一想，他的这个话总还有他的道理，再去，对他说，你说说我们这些新当汉派怎么不如老当权派？他就说，我说的话有道理的，过去我们有了思想问题，支部还找我们谈话哩，但是他对我们讲的都是黑修养的一套，不过他总找我们谈的；但是我们加入赤卫队犯了错误，你们就不找我们谈呀，只开批判会，没有给我们谈谈心，我还有想不通的地方。这几个同志就说，那你谈吧，我们承认有这个缺点。然后就听他的意见，给他解开了思想疙瘩，这几个原来参加赤卫队的工人就回来了，高兴了，说这个新当权派和老当权派还是不一样，我骂了他他还是找我谈了。这就说明现在我们做工作如果不做细一点，只靠冲冲打打不行，因为有很多是思想问题。你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单单靠开批判会还不行，也要做些细致的工作。这是我想笼统说的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也要在阶级斗争中间去促进、巩固和发展。
同样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也是这样，革命委员会不管是省、市、一直到基层，它的权威只能在斗争中间建立。现在主席是支持的，中央是支持的，但是我们的威信究竟有多高，我们说了话人家听不听，除了坏人，他当然要攻击革命委员会，我这是讲群众。权威也只能讲的是群众的信任，因为对敌人是镇压的问题，叫他信任革命委员会那是不行的。比如刚才讲的铁路吧，你们不要光埋怨别人，不要光理怨工人不听话。他们那种行动是错误的，但另外的一方面，从我们的工作来讲，为什么我们说了人家不听呢？总还有什么原因。我们对他的工作没有做好吧，应该去做。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去抓几件得人心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工作，这个威信就建立起来了。刚才有个同志写条子叫我讲一讲上海群众专政的问题。群众专政的权威也是这样，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权威，就是从十一月份才真正有权威的。七月份开始建立，七、八、九、十这几个月在全市还没有什么威信，从十一月份我们一抓阶级斗争，就把有些任务交给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比如查封各个省、市的办事处，包括贵浙江省的办事处，我们也查封了。我们预先是做好计则的，顶先那里也没有通知，夜里突然采取行动，把所有的查封起来，不那样子就抓不到坏人，查不到脏物，这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出去打的第一仗，是工人武装（我们没有发枪，因为现在发枪还不行，因为上海发枪，全国都要发枪，全国发枪还不成熟),这一仗和红卫兵配合,红卫兵小将也参加了。这一仗证明这个队伍是好的,有战斗力的。打了这么一个胜仗,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权威就树立起来了。接着他们打了六、七个仗,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很有权威了。人民解放军处理不了的事它可以处理,因为人民解放军有个“四不”嘛,群众也不怕。你武斗呀,你叫人民解放军去制止武斗,人民解放军的办法实在不多,弄来弄去只有李德生同志在淮南的那个办法,把自己的队伍往中间一插，你们两边打我骂我，我都要在中间把你们隔开，不准你们打。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去了,他当然也不必动武罗,但他话好说,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那我们两个人有问题就辩论嘛。你解放军跟他辩论,他就会说你解放军压制群众。咱们两个都是造反派,你有什么话讲,好说话。所以现在很有威信。嘉定县在上个月武斗，一个科技大学分成两派，自己武斗，又把嘉定的中学生搞成两派,中学生斗得最厉害了,讲武斗还是靠中学生,大学生不行,大学生没有那么个闯劲,武斗就是中学生在那里干,大学生坐山观虎斗。但大学生后面有黑手,这个我们都已经查清了。警备区的副司令员去，革命委员会王承龙去，都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科技大学的武斗已经斗了半年多了。大楼都修了工事,他们又是科技大学,把一切科学都用上了,电气化的,连楼梯、门窗,都给你搞。最后我们没办法,只好试一下,派了大约五百多个文攻武卫队员去，开着卡车去了，到那里就把中学生那个大楼一包围，叫他们撤出来,这些小家伙乖乖地就撤出来了。然后回过头来到科技大学,说你们这些大学生是干什么的，到现在还在武斗，全市都大联合了，就你们闹，你们不但自己闹，还把嘉定整个的形势破坏了。这些大学生辩不过他，然后指挥部就说，你们把工事统统拆掉，我们看着你们拆，你要不拆我就替你拆。大学生只好拆呵，把工事当夜全部拆光。嘉定城里的高音喇叭很多,武斗的,探照灯都用上了,群众讨厌死了,就要求文攻武卫指挥部,说你们能不能把好事做到底,把喇叭给搞掉?文攻武卫指挥部说,那我们干好了。就把全城的喇叭统统没收背回市里边来了。他们去五百个人,下午去的,搞到第二天天快亮了,就全部解决问题啦。第二天科技大学达成大联合的协议,武斗斗够了。他有这么一些行动,有这么一次,那就传开了,嘉定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去解决的。现在流氓、阿飞一听说文攻武卫指挥部来人了,那吓得不得了。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前面的墙壁上老是刷标语,你用个东西贴上说这个地方不要刷,不行,他不听的。后来文攻武卫指挥部在那个地方插了个旗子,就不敢刷标语了,就可以保持这个大楼比较干净。门口人民解放军站着岗的，没有用。
我们是充分地发动群众来搞专政，组织了这么一个队伍，现在组织了六万多人，四个师，我们准备搞十万人到十五万人。现在都是产业工人，别的工人不要，因为产业工人比较纯洁。有这样一个队伍，阶级敌人活动就比较困难。他们也不脱离生产，还是在厂里，我们是利用最近生产不太紧张的空隙，锻炼了一下这个队伍，让他们打了一些仗，等到将来生产一紧张，调队伍就难啦。我们是有严格纪律的，这个队伍的调动权是属于革命委员会的，不能随便调动。而且条件是要革命的大联合巩固的单位，都是去年上半年革命大联合早就解决了的单位，去年下半年刚刚联合的，我们都不允许他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因为那靠不住，一弄又分裂了，两派干起来了。我们这个办法，希望你们革命大联合问题解决了才能使用，现在你们两大派各人搞文攻武卫，那只能是促成武斗。各地都是这样,这个经验只能在这个条件之下,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委员会比较有威信，而且要严格地控制使用的权力。同时打一仗就要进行一次教育，不断地用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来建设这个队伍,这样我们可能建设起一支比原来的民兵有战斗力的组织。原来的民兵战斗力很差，现在上海的文攻武卫已经可以看出来比原来的民兵好，因为他是造反派,还有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边建立的,现在又打了一仗。
所以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就是任何一个组织的权威我们觉得都是这样的，工代会的权威也是这样。我们就希望你们三个代会能够快一点充实起来，也不要等到那么健全，现在不是因为红暴的人还没有充实吗？红暴的人充实了以后，就要快点投入战斗，不然的话，这个工代会是没有权威的。
省联总和红暴你们二个组织呵,我觉得你们应该自觉地往后让,将来再打仗都是要工代会去打,让红代会去干。用省联总出面,用红暴派出面这种事要尽量地减少。你们只管一件事，我觉得就好了，就是干促进革命大联合这件事。什么时候联合了，你们完成了历史任务。那么现在就要把三代会推向前去,让他们去打仗,在这个中间要锻炼干部,要锻炼组织,树立它的威信。上海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也是这样,本来没有威信,在成立代表大会那一天的会上还在吵架,根本没有威信,但也就是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他们就是到那个革命大联合搞不好的单位,他们就是自己去促进,站到第一线去，那么现在上海的红代会也开始有了威信。反正是这样子，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世界人民中间有威信，为什么呢？因为她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挥之下,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打了仗,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所以人民就喜欢她。你们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如果不是去率领群众作战,不是带着群众一块去打击敌人,而且要打胜仗,光打败仗,当然也没有威信了,而且还要去打胜仗。只要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头几个仗要有计划地来搞，要研究一下，这个仗一定要打胜,初战必胜，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个革命领导干部，支左的同志都应该帮他们，让他们去打。
不是有的同志问，群众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吗，我们是这样处理的。两种倾向我们都处理过,一种就是把群众组织的作用强调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提出来工人要掌权，他把工人阶级领导和工人掌权混在一道。工人阶级领导，主席加个括弧经过共产党,就是经过她的先锋队去实行领导的,并不是工人直接掌权就算工人领导,另外一个非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的领导就不算工人领导,那不对了。假如各个群众组织都要把革委会的各个部门由群众组织掌握,结果就把派性带进来了,如果这个组是这一派的头头，那么这个组就倾向这一派，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司令部了，派性就带进来了，这个不行。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根本把群众组织甩开，好象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不要革命群众组织了,那也不对。我们觉得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讲的了,她不是群众组织的“联合会”,也不是“联合国”,也不是资本家的“合股公司”,也不是“合作商店”,也不是什么“生产合作社”,都不是。她是革命的权力机构,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他不能只代表原来的派，或者说更重要的他应该是站在党性方面，考虑党性原则,不能把派性代替党性。派性是资产阶级思潮,如果把派性都搞到我们革命委员会来,那革命委员会就要变质了,那就不成为党领导的政权,不成为阶级的政权,不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权了嘛!派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我们革命委员会就要变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把派性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他在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不只是对原来的组织负责,而且要对所有的革命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阶级负责，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一定会出毛病。
所以革命委员会她要建立起权威，也只能在斗争中间逐渐地帮助各个组织去掉派性，但是要充分地依靠这些组织。各个群众组织不能拆革命委员会的台，要服从她的命令，要服从她的决定，要支持她，有意见帮助她改正，这样子才使得革命委员会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逐步地完善起来。这两方面的倾向，一种甩开群众组织，这个不行：一种就是把革命委员会变成“群众组织联合会”也不行；还有一种是党性的，应该是看到她是无产阶级的政权组织，是阶级组织，这是从革命委员会的方面来说。从群众组织方面来说，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从各方面来支持她。革命委员会的各种重要的事情，应该跟群众组织商量，包括各个组都有这个问题，不仅是开委员会，各个组的工作也要经常找有关的组织来商量，取得他们的支持，有些事情就由他们去做，革命委员会不出面。工人的一些事，由工代会去做。红卫兵的事情，由红卫兵自己去讨论。否则的话，你要想减少成五十个人做不到的。你不充分地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已，没有这个根本的转变，那你五十个人怎么可能呵！
革命委员会只能够逐渐地完善。开头我也说过上海的情况，上海是很不完善的，我们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能逐步地完善起来，开头可能不大完善，因为他在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嘛！因为人员还会有变化,有的人可能我们没有弄清楚,特别基层,确实也有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我们就没有办法识别这些人。同时不搞阶级斗争，那你完善个什么东西呢？因为她是个革命的指挥部嘛。她指挥什么？就是指挥革命,指挥阶级斗争。当然,她要指挥生产斗争。生产我今天不想多讲,因为你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革命的问题,因为抓生产也是要先抓革命嘛!不要搞派性,在完善的过程里面,派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请所有的群众组织注意,你要当了委员呵,不要争几个委员,老实说委员的多少并不起决定作用,还是看路线对不对?看思想对不对?你如果路线对,人少,但他可以起最重要的作用,不要在这方面争。那些占优势的单位,人多势众的单位,我是希望高姿态,你既然占优势,那你怕他干什么呀?多进来几个人也没关系。占优势是占优势,委员里面有个别的也不要太多,有那么一、二个保守派的代表也是好事，不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至于里边有个别的保守派，我们这次提名杨富珍,还是提她准备当常委嘛,因为她已经转过来了。委员里边个别的委员是不好的，我们准备吸收那么一、二个，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当委员，我们说还是让他当，因为有这样几个人，开委员会才有意思，不然有什么意思啊？到一块大家意见都一致，没有什么好开的，最好吵吵架，才有味道呀！因为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还得到处去访问，现在就摆在你桌子上，天天听到不同的意见，那不是好嘛。不要怕。我觉得现在，无非是一讲革命大联合就忘记了路线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一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唯恐自己不占优势。我觉得这样恐怕都不大好，不要紧的，就是自己人少一点，多让他几个席位，我听到杭州也有这样的单位嘛，另外一派的人极少，这一派很多，完全优势，那么，多数派就提出来说，咱们对等联合，这种联合就算他统统都成了委员，他也不过那么多人嘛，同时他也指挥不了的，你叫他当第一把手看，他下了命令没有人听的，务虚名干什么呢？一方面应该实事求是，一方面我说多几个也可以，特别是在占优势的这方面,现在已经掌权的这一方面,需要补台的这些单位,就不要争了,你已经掌权啦，再让出几个席位来有什么关系啊！加一些委员也就行了嘛。那个争起来没有什么必要。是不是逐步地完善，也不会是很简单，这是有斗争过程的。思想斗争、工作斗争都会有的。特别要警惕坏人往里头钻，我们在上海已经发现有很多人在往里头钻了，就是拼命的往里头钻。派性这个东西，我还是想多说几句，对掌权派和占优势地位的这些同志,可是要想通呵!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几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在去年二月份就成立了,一派掌权,有的人过这个瘾已过了一年了,他还没有过够,他觉得蛮舒服,他也不愿意解放干部,他也不愿意把反对他的那一派吸收进来,他很得意,再加上去年六月的时候有一阵保守派想那么闹嘛,就是我刚才讲的赤卫队的那段话,是我去年六月时讲的。赤卫队一闹,我们就说过那个话,谁要是想搞反夺权就是否定一月革命,我们支持了这些片面夺权,因为都是造反派夺的权,如果说这些片面夺权都是无效的,那上海就大乱,造反派被人家整,我们只好支持造反派。但是这些造反派的同志啊,你就快点补台嘛,上级支持你,你聪明一点就快点补台。噢！他就觉得,你看,市革命委员会支持我们,那你就是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就否定一月革命,就压人家,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批评造反派，说你这个不对，多数造反派就接受了这个意见，把大联合解决了，补台问题解决了。但是也还剩下了一部分单位，到上个月还在吵着，比如,我们那个第一医学院,也是有名的单位了,他说我这个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而且我只能让给你几个名额,他在那里死顶着,搞得几个月好多人给他谈判,市革命委员会多少人帮助他,解决不了,我也帮过,也帮不上,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只好采取一个办法,只好利用我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罗。那我们今天宣布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我们没有承认过,因此现在否认这个革命委员会,你自己不补台嘛,那我就说我们没批准过,无效,宣布你的夺权无效。这样的压力之下呀,他才只好补台呀,他在补台时还在那里扭,究竟是叫改组啊？还是叫纯洁啊？还是叫成立啊？就为这个也争了三天，那个派性啊？你现在不解放对方组织，不解决大联合的问题，你就解放不了你自已，整天被革命委员会问题缠着，什么事也不能干，整天吵架，真是不解放别人，就不能解放自已。两个都是造反派，就在那里闹，一个要踢开，一个要不能动。据说你们这里也有这种情况，有的革命委员会没有补台，你们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反正你们的权威建立不起来，总有些人不所你的话，压也压不住，最后还是得解决，与其晚解决不如早解决，还是早一点解放别人同时解放自己，否则搞了一个名字叫革命委员会，那时我们说话也有点刻薄了，说弄个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干什么呀？还不快点解放自己，你一补台就解放了，群众就联合了，整个工作面貌就改变了，所以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要搞派性，要逐步地完善，在斗争里面完善。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不管是那一些同志，既然掌了权，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了，要特别警惕。因为原来是个群众组织，那么你说话嘛反正是造反派，比如说有人现在就这样说犯错误怕什么，顶多落个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再犯一次还叫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因此不在乎。但现在你是革委会的成员啦，那就不行了。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要爱护革委会的权威，要注意自已掌权地位的变化，特别是注意脱离群众的问题。有一些造反派原来是敢闯、敢说、敢做，一掌了权变成不敢啦，不敢继续革命，不敢把革命深入下去，这就会脱离群众的，你不和群众站在一起斗争，群众就会对你不满意，因为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也不能结束，一定要搞群众路线。生活上一定要俭朴，要节约闹革命，要很朴素，如果是工人，无论如何不要离开自已的车间，还不只是离开自己的工厂啊，就是每个月至少得回去摸摸原来自己的机器，你不要到别的工厂去生产劳动，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机器上去，不管做到做不到反正这个话我们是一直讲的。从六六年工总司成立我们就讲这个事，就是工人不要再学过去的办法啦，因为你们这次重新印发了主席批浙江的关于参加劳动的七个文件嘛，那个时候把干部压下去劳动是多么的难啊，趁你们现在还没有脱离开劳动啊，不要先学会了一个脱离劳动。这不是小事，是工人就不要离开自己的车间，是学生不要离开自己的班级，是贫下中农不要离开自己的生产队。你就是需要到市一级、到省一级工作，也还是一个月或者是轮班的办法，你如果就在本市你总要回到自己的车间去、班级去、生产队去，否则将来开人民代表会议，没有人选举你当委员，我看你怎么办？那个工厂都不承认你是那里的工人了，怎么办？我们上海工总司有个委员，本厂已经开始不承认了，说他这么久都没回来过，他算那个单位的呀?我们这次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我们是给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都预先说了的,你们不要老是以为自己是当然的主席团要上台,这次选不上你当代表啊,那你就只能列席了,你不好好地学习,你怎么好意思跑到台上去坐在那里啊!那样选举就要本单位选举，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问题强调一下，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们总相信有一批好同志会坚持这个原则的，也会有一些人从造反以来就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最后变成二流子了,群众最后就要抛弃他。这个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过去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嘛,人家走资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的啊？原来他也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呀！在家放牛的啊！后来慢慢地就越走越远了。我们不能重复那些人的道路了。我们一搞节约闹革命,一查有些造反派的负责人,嗳呀!这个浪费之多呀,吃惊呀,有些人哪现在都可以划成大老虎的呀!挥霍几千块上万块,群众组织发现了这个情况把他扭送公安局或者扭送文攻武卫指挥部,我们不能不收下来,是他自己用掉的，而且不是正常的用途，上万块的呀！那是犯罪嘛！我们要搞一个革命委员会,就要搞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班子。他要学习,要斗争,在作风上要不脱离群众,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班子就没有办法带领群众前进,我们这个革命委员会也就形成不了他的革命权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象主席要求的那样得到全面的胜利。
刚才还有些同志写条子,要我给讲整党的问题、机关的问题,我想我就不能讲了,清理队伍刚才顺便已经讲了,关于工人主力军作用,我和王洪文同志商量,他今天晚上找你们工代会的同志,找几个人去研究一下,因为他本来要回去了,我请他留一留,看在这方面能不能首先对杭州市的工人阶级联合,对工代会的权威的建立,看能不能帮一点忙,我们也只能帮一点忙了,主要地靠同志们。我今天就是一边听你们的意见,一边想的,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答复。讲的对的地方,符合你们情况的,就供你们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我就说这些,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