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修法西斯主义一般的防疫政策在广大群众不懈斗争下的终结，在新冠疫情三年里积极与中修专制制度做斗争从而频频出现在的人们视野当中的青年学生也随着2022年底的各类斗争的停歇逐渐退出公共的视线，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在中修的新闻平台上除了在高考与各类利用学生身份歌颂中修政权的大小事件之外再难出现。一时间，校园内的阶级矛盾好似不存在了，苟延残喘的中修也把这当成自己统治稳固的表现。但实际上，只有在和平时期的看似风平浪静海面底下，才能酝酿出革命时期的滔天巨浪。
2023年发展至今，与各类利用青年学生歌颂中修政权的新闻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类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新闻，而这类新闻也常常在中修的各大网络平台上引起热议——2023年2月22日，株洲市一名高三男生在教室被两名同班同学殴打致死；3月25日，海南临高思源实验学校一名学生被其同学伙同人员拘禁并殴打5天导致耳膜穿孔；5月24日，四川广安武胜中学一名13岁的学生遭到同学校两名同学的持械殴打致死；5月25日，厦门市松柏中学一学生向其同学脸上泼热水致使毁容；6月9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一男子制止校园霸凌遭辱骂的新闻冲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单，此事件直到近日才得到中修官方的“解决”；6月15日，湖南株洲一学生被其同学殴打致骨折后，打人者家长还嘲笑受害者“娘娘腔”；6月30日，一部发生在网络上关于未成年人校外逼迫同学吃屎的视频立马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许多群众对于被欺压者的家长选择和解提出质疑，迫使中修官方不得不出面回应相关具体事项。
以上还未统计完全的新闻也不得不让人思考，在中修一贯的舆论管控下，短短半年就连续发生并且曝光这么多起与校园暴力所相关的事例，那么在翻滚着些许浪花的水面下，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波涛汹涌呢？
修正主义的讲坛教授们不可能给出答案，能够彻底揭露并且批判此类社会现象的理论武器只有马列毛主义，当然，比理论批判更重要的是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行动。
中修官方对于校园暴力的定义沿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年出版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当中的定义：校园暴力指在教室内外、学校周边、上下学途中、网络上发生的，以及在其他所有与校园环境有关的情境下发生的暴力行为。而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姚建龙在其专题研究论文当中认为校园暴力是以校园为背景，发生在学校内外施加于学校内成员直接导致受害者身体或者心理受到伤害的行为，其中学生之间的的施暴最普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徐久生则认为“与在校师生直接有关的暴力行为，均可界定为校园暴力”。
把目光放向国际，美国联邦教育部认为校园暴力的三个核心特点为“故意侵犯、持强凌弱和反复实施”，而由日本文部省出版的《校园暴力定义的变迁》当中则认为校园暴力的定义为“学生在读期间（不局限于学校内），其他学生的言行举止，带给其心理上或者物理上的影响（包括通过网络手段），使其感到身心痛苦的行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校园暴力的定义虽与中修有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就跟中修官方的定义与为中修服务的教授们的定义之间的差异一样，无非是在有着各自特殊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同一阶级立场上的不同措辞的表述之间的差别，这些有差别的定义改变不了校园暴力现象的普遍面貌，也不可能揭露校园暴力的实质。
而在提出定义的同时，《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也对校园暴力进行了两种分类，按照施害者和受害者类型，校园暴力可分为：
暴力作为人类社会自诞生起就伴随的现象，在原始时期作为一种对大自然进行征服的手段，也可以看做人与自然的矛盾爆发后的表现形式；在私有制诞生之后，暴力则是作为强制力量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在如今的社会当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就是暴力革命，也可以这样说，自阶级社会诞生起，暴力就是阶级矛盾发展到顶点的普遍表现形式。
既然暴力跟人类社会当中的阶级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在考察校园暴力之时，也就必须要把这一事实当做准则来坚守。但中修却将校园暴力放到一个脱离阶级社会的空洞的“校园”当中进行推演，生怕被压迫阶级发现校园暴力的真实面貌，那么对于围绕着校园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解释也就必然陷入一个反动的泥潭当中，而由中修的教授们提出来的那些“解决方案”，也注定是无比反动的。
就像列宁所揭露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学校从来就不是什么空洞的“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是“把失去个性的大学生制造成国家所需要的官僚商品的工厂”。中修的学校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环，目的就是培养中修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仅要有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识，更要在思想上遭受到中修资产阶级的奴役。中修政党领导人习近平在其政治发言上就暴露了这一点：“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由资产阶级创办并且严格监管的学校则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来自各阶级的子女在为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服务的教师的鞭策下统一进行加工，在学业完成之时向中修社会的各个岗位进行输送，以此来维护修正主义制度的运转。
既然如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当中按照所谓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类型进行的分类，以及基于上述分类而产生的四种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按照道德划分来进行的分类，这样的分类逻辑是依照资本主义法律进行的，也就是“谁挨打谁有理”的逻辑，这样超阶级的道德分类，目的是掩盖无时无刻发生在学校内的阶级斗争。
根据中修学者廖纯真的调查统计数据— —S中的357名被测试学生当中，有超过 86%的被试家中经济情况为小康，家中富裕的被试占6.1%，家中困难的被试占5.8%，家中负债的占1.4%。而根据其数据分析得出来的结果，四组被测试学生受到霸凌的比率由高到低为：富裕<小康<困难<负债；而实施霸凌的比率从高到低为：富裕<小康<困难<负债。
另一位学者章楚真在其专题论文当中统计道：“在汕头市N 中学初中部，最容易实施霸凌的前三类学生依次是：脾气暴躁、蛮横无理，身体强壮以及家庭经济优越、成绩差不招老师喜欢和同学关系差。在 231 名被试当中，82.3%的学生认为脾气暴躁、蛮横无理的学生由于容易冲动，做事没有考虑后果而盲目采取霸凌他人的方式来达到解决问题；24.7%的学生觉得身体强壮的学生占着自己的身体优势，在肢体上霸凌学生，尤其是针对那些身体瘦弱的学生；22.9%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优越、成绩差不招老师喜欢和同学关系差的学生也会霸凌别人。家庭经济优越的学生会给其他人一些小恩小惠，以此拉拢学生组建非正式学生组织，教唆他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对待其他同学或者解决问题；而成绩差或者同学关系差的学生，从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看，由于他们得不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关注，所以他们会通过霸凌他人的方式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试图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
······55.2%的学生觉得家庭贫困的学生最容易受他人霸凌；这些贫困生，由于家庭经济和家庭环境比较不如其他学生，所以他们内心会萌生自卑和无助，就算父母知道了也是无济于事，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让小孩学会忍让；45.5%的学生是因为同学关系差而受到校霸凌，访谈中得知他们更多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和孤立，并给他们取一些侮辱性的外号；42.4%的学生觉得“成绩好，老师特别关注”的学生易受校园霸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班主任在教育管理时，只重视成绩好的优秀学生，从而产生心理不平衡；排在第四、五位的是那些身体瘦弱和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的学生，身体瘦弱的人因为不够强壮，通常会受到肢体霸凌，例如被殴打、踢、推搡、抓、咬等身体伤害，而身体肥胖的人由于身材的走样和外表形象较差，一般会受到精神霸凌，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的学生，这些人因为打小报告的行为而显得不合群，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受到人际关系霸凌；从调查数据得知，汕头市N 中学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的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校园霸凌；他们认为父母离异或关系不和睦的学生最不容易受到他人的霸凌。”
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在考察现实事物的时候要能够“从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尽管修正主义学者们极力用“富裕”、“小康”、“弱势群体”、“欺凌”之类的道德词汇来极力掩盖学校内的阶级斗争，但通过这些有着普遍性的具体数据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下学生之间的斗争情况。
无疑，无产阶级的学生以及各类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是最常受到阶级暴力的主体，而资产阶级的学生则常常是施暴的主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的学生并没有像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能动性，他们在阶级压迫下也会通过自发的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通过自发的暴力手段反抗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那些拥护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学生，也是被反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学生自发的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但这些具体的阶级斗争却被修正主义学者用充满道德指责的“霸凌”来解释，混淆着被压迫阶级的视线。
如果看不到学生之间的暴力（身体暴力、言语暴力、网络暴力、性暴力等等）实际上是各阶级子女之间矛盾的表现，如果看不到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暴力（同上）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对于学生的迫害以及学生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抗的表现，如果看不到所谓校外人员跟校内人员之间的暴力（同上）是围绕着学校内外各阶级成员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延伸，那么也必然看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着两条教育路线所展开的那些学生派仗实际上是政治高度的“校园暴力”。
而学生之所以被称作是学生，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学习的特性，他们自觉地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党派的划分，而学生之间的斗争更是反映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情况，正如列宁所言：“大学生身上反映着全俄范围的现象”。上述修正主义学者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结果，不正是反映了当今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式吗？
中修官方以及为中修服务的修正主义教授们面对围绕着校园展开的阶级斗争，唯恐这种暴力炸毁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反动制度，他们既然用道德标准来分析、总结校园暴力，那么对于相关的起因以及处理手段也必然同上一样反动。
中修学者殷星辰在其论文《关于近年来校园暴力犯罪的调查与治理对策研究》当中这样谈论到校园暴力的成因：
1、 国家干预不力，普法工作进展不足
2、 学生世界观不成熟，不会调节负面情绪，容易冲动，漠视法律
3、 家庭教育不足，家庭经济情况差、家庭关系复杂、家庭教育畸形
5、 社会风气差，互联网的兴起导致暴力内容广泛传播，使得世界观未成熟的学生模仿
查阅相关资料，中修官方以及中修的教授们普遍上都秉持着相似的看法，这类充满修正主义世界观的狭隘看法当然不是校园暴力的根本原因——只要阶级矛盾还存在一天，校园暴力就会持续一天，胆小的教授们不敢面对这一事实，拼命掩盖修正主义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只能把原因往学生们的主观上去引导，生怕得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结论。
修正主义的教授从超阶级的立场出发，自然就不懂得学生的世界观是由何决定的。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恰恰是由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定的，在“考试至上论”的教育模式之下，教授们理想当中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而被严格隔离在马列毛主义之外并且远离社会实践的学生不可能会有所谓的“成熟的世界观”，教授们口中所谓的“成熟的世界观”也不过是遵守修正主义法律，惧怕修正主义法律的世界观罢了，但这对于受到高压教育精神紧绷的学生来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至于教授们所反对的那些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带坏”了未来栋梁们的暴力文娱作品也恰恰是中修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一部分，胆小如鼠的教授们用一贯的掩耳盗铃手法掩盖着校园暴力的真相，力图把被压迫阶级的目光转向由中修干预的“健全法制”的改良道路上。
殷星辰在进行了一番自欺欺人的分析后，提出了以下建议：
1、 完善立法
2、 加强家庭教育
3、 加强学校教育
4、 加强警校合作
5、 净化网络信息
反动的教授们面对校园暴力，选择提出跟面对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同样的策略——加强国家机器的干预，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来约束学生们，同时用暴力来维护这种约束，妄图消灭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
这样不改变所有制又妄想靠修正主义的暴力机关来消灭阶级矛盾的幻想毫无新意，只不过借口“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来加深中修的专制统治，触碰不到产生校园暴力的那些根本所在。
而当今，既然我们已经揭开浮在校园暴力表面的那一层道德薄膜并且触碰到了其阶级实质，那么我们就要基于我们的阶级立场提出我们的纲领。马列毛主义者从不反对暴力，但并不意味着马列毛主义拥护一切暴力，相反的，马列毛主义坚决反对压迫阶级的暴力，同时也主张领导被压迫阶级自发的、盲动的暴力走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正轨，并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修正主义政权。
既然如此，马列毛主义者自然不能陷入修正主义教授们看似否认一切暴力实际上赞同修正主义使用暴力的改良泥潭。但马列毛主义者在反对修正主义教授们的改良主义之时，从不否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在一定限度下的作用，马列毛主义者也要善于领导学校内遭受压迫的学生争取暂时的改善，要将越来越多的受到资产阶级压迫的学生吸引到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旗帜下面，领导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暴力来推翻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直到消灭整个修正主义制度。所以，青年学生同志不仅仅要建立学生小组、学习革命理论以及接触工人阶级发展革命组织，也要善于领导校园当中的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多的受到压迫的青年学生吸引到革命道路上来，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