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稿注：下列文件最初由美利坚革命共產黨《革命工人》刊登、翻译并发表，时间为 1981 年 1 月，当时正值江青与张春桥审判之际。）
亲爱的同志们：
不幸的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一场要恢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最近，这股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反动集团甚至专断地设立了一个“法庭”，对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等人进行所谓的“审判”。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心特意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并坚定地表示要与之斗争到底。现在，我们把这本小册子递给你们，请给予同志般的支持。
革命的问候！
（署名）XXX
(某上海工厂一名工人）
1981 年 1 月 3 日
——
以“审判党”之名，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反动势力自己已经被控告
邓、胡、赵一伙喧嚣、厚颜、傲慢而又凶狠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们经过长期策划，反复操弄他们伪造的“最高人民专职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专职法院”，在北京正义路一号上演了一系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极不公正、极丑恶的闹剧——即所谓在“十恶大审”——在“十恶”被列举之中，江、张、王、姚，这些党内的忠良儿女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维护者，被扣上“四人帮”的帽子，成为“审判”和复仇的主要目标。陈伯达、黄、吴、李、屈、江等只充当了配角！
恰恰因为邓、胡、赵一伙的复辟权力是从江、张、王、姚手中直接夺走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策划使用超级法西斯、改朝换代的手法来清算被剥夺权力的一方。如果我们要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中合适的措辞来描述江、张、王、姚所遭受的境遇并谴责邓、胡、赵一伙的卑鄙毒行，那么马克思在谈论巴黎公社正反两面的著名句子可以被充分贴切地引用：“这些巴黎人多么有弹性，多么有历史的主动权，多么有牺牲精神!.. 然而不管怎样，巴黎此时的起义——即便被旧社会的狼、猪和鄙陋的走狗镇压——也是我们党自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事迹。”
归根结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究竟犯了什么罪？
凡是被非法逮捕、关押并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的人，统治者就可随意根据其意志加诸以一大堆罪名。将江、张、王、姚人为地纳入“十恶”之中，已充分暴露了他们昼夜谋算、肆意栽赃他人的险恶用心。更进一步地看，在所谓对“四人”列举的“罪状”中，最突出的是该集团利用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手法——而马克思毕生反对的正是这种改良主义——来反对革命时须采取的非常措施。如果有人要坚持说江、张、王与姚，尤其是两位无产阶级英勇战士江青与张春桥，确实犯有应予惩处的“罪行”，那么他们的“罪行”可以概括为：
江青不该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而承受那些不该由她承担的罪责，这些源自封建“妻偿夫债”之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中、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毛泽东留下了光辉业绩，永载中国革命史与世界被压迫人民革命史。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面对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党内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各色修正主义者与狼、猪、狗般的敌人时，毛同志不可能总是温和、礼让、退让把一切当做绣花、宴请或写文章那样处置。因而在肃清各种妖魔、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激烈斗争中，不可避免的一些“自封为圣者与英雄”的少数人会被当作妖魔扫除，或有一两个普通人的脑袋被当作狗头击碎——这是任何革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牺牲。然而今天，那伙叛徒邓、胡、赵与帮凶们竟把那些曾被打倒的“妖魔鬼怪”都追封为“圣人英雄”，把被砸碎的狗头都变为人的面孔。他们不仅要嚎叫“栽赃陷害”，还要借此掩污毛泽东同志这一受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敬仰的伟大革命人物，并要把毛主席的妻子江青，或者所谓“四人帮”，为毛主席在领导党和取得伟大成就过程中所犯的少数、不可避免的错误承担责任。这怎么能算得上公道？
江青同志和她的一些亲密战友过于文明，过于心软。“革命斗争不能如此温和、礼让、顾及平等”，正如“5·16 通知”在毛主席亲自监督下起草时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资产阶级谬论之间的斗争中，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我们的斗争不是平等的，而是生死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江青同志与其同志在毛主席的信任与支持下，有足够力量将党、政府、军队、文艺领域里的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害人物（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逐步挖出并使之处于不能恢复的地位。但很不幸，江青及其亲密战友虽有能力而未彻底这样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某些反党、复辟势力仍然有机可乘，被留下政治通道与余地，最终得以复活并后来进行报复。
能够被江青信任并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到底、不至于投降以致牺牲生命的同志太少！不合格者反而被任用，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突生有人倒戈。分析其原因，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显得很浅薄。多数党员干部，尤其许多要职干部，并未牢固掌握辨真假革命的能力，也未锻炼起革命家的高尚品格——那种为革命能宁死不惧、能把搜家查户视为理所当然的品质。因此我党队伍里浸透了缩头乌龟、在战场上逃跑的狡兔、只认个人物质利益者，甚至连王洪文、姚文元这些曾被看作旗手的人也未能经受住严酷的革命考验。最终在敌人的拷打、“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下，他们竟被迫承认种种“罪行”和“错误”，成为反动法庭上任人宰割的对象。但只有金子才能经火重炼，只有像江青与张春桥那样蔑视敌人、视死如归的人才能表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
我们的军事武装行动未能与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配合。文化大革命期间，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指导，以及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在理论与行动上的领导，我们革命队伍深得民心，并成为全国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青年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尤其在解放军中，我们有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即便今天革命事业遭遇暂时挫折，我们在各级军事院校和指挥系统中深植的不朽力量，仍是击败所有反党、复辟分子的可靠力量。此外，我们在全国深入发动的工农民兵也是一股群众武装力量，用以抗击修正主义、维护革命、粉碎敌人的进攻。然而尽管我们在政治上创造了有利形势，一方面我们未能主动出击摧毁反党反革命据点；另一方面我们麻痹大意，未能预见到反动势力会利用毛主席逝世和全国沉痛哀悼之机突然发动逮捕江青、张春桥等领导人的突袭。事后解放军与地方民兵亦未能迅速采取行动，放弃了本可保全革命局势的良机。上海武装起义在接近完成时的放弃，正是因为我们平时警惕不足、应急措施启动迟缓，从而失去了抵抗的好机会。
在对江青同志提出的诸多“罪名”中，有些是她在封建意识尚存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完全避免的；有些则反映出在这样前所未有的革命斗争中，面对极其狡猾、广泛、隐蔽的反党敌人，江青同志作为革命组织的领袖，和由她领导的新生革命力量都经验不足。因此我们承认并指出我们革命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我们的暂时逆转与挫折，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全部责任唯独归咎于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我们的逆转是全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的逆转，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的逆转，是中国革命者与世界革命人民反修防修路线的逆转。正因为如此，我们越能具体地发现并指出错误与缺陷，就越有利于我们从过去汲取教训，今后更加谨慎，逐一克服、纠正这些错误，使革命事业在反复锻造中坚定不移地走到最终胜利。
人民是一切的裁判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地，所有反党与反革命分子都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并得到最终判决。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权力被一小撮曾被打倒、如今却恢复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篡夺。幽灵与妖魔、狼、猪、卑鄙之徒正在恢复所有资产阶级特权；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形式的“法院”，用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杰出革命领导人实行专断，并进行所谓的“审判”。正如江青同志义正词严地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到被审判的法庭上。正因这群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公然实施反党、反人民活动，他们在这种资产阶级“法庭”上恶毒地剥夺了江青同志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中国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辩护的最基本权利，这不正是他们赤裸裸地把党推上被审判的法庭、对无产阶级实施野蛮专政的暴露吗？
但对这些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来说，他们越是怕真理，越是企图掩埋与迫害真理，真理就越会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不灭灯塔，人们会更清晰地看到这些复辟者的险恶用意与丑陋面目。今天，如果这些复辟分子真要拿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辞来遮掩，那么人们自然会把自 他们篡夺党权、恢复资产阶级专政、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要消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几年来的一切实践逐条梳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魔镜”去剖析、对比、检验——就不难区分他们欲图达到的目标与他们实际所为，分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还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称的“真理标准”。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对于这群恢复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分子、狼、猪与卑鄙犬类，他们对党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者——尤其是当时的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所抛出的所有诬蔑、栽赃、诅咒乃至难以想象的流言，都可以原路反击回去。因为“审视”他们自己“实践”的结果表明：他们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行为及事实包括：
1）实行封建式专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目的是开启人民政治表达的广场，让全国人民，尤其工人、农民、革命知识青年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党的大事，推动党的群众路线，防止任何人特别是党员干部滥用职权谋取特权，从而把群众动员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创造中央集权与民主并存的政治局面。为保证言论自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保障“人民有自由发言、畅所欲言、开大辩论、写大字报的权利”。但四项自由成了联系群众与进行坚决斗争的武器，因此那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却把四项自由歪曲为“扰乱民主”“扰乱秩序与生产”“分裂党群”，并恶毒地否定它们，从而把社会主义转化为法西斯化。由此我们判断，应把“从资产阶级民主到资本主义复辟”补充为“从资本主义复辟到法西斯独裁”。这并非诽谤，而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
2）把国民经济推入可怕深渊。自从这群复辟分子掌权四年来，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吹成“十年浩劫”，但是谁制造了真正的“浩劫”？正是他们。在 1976 年 10 月的反革命政变前，我国是财政健全、经济稳定、无内外债，国库有数百亿储备。然而到 1978 年，在这些挥霍浪费的复辟分子掌权下，仅余十亿左右；进入 1980 年，我国由盈余转为赤字，负债达 170 亿美元，预计 1981–82 年仍有逾 100 亿美元赤字。他们崇拜美元，迷信一切外来，设立所谓“特区”吸引外资，实为为外国资本大肆攫取我国劳动人民血汗的乐园。他们背弃自力更生方针，盲目靠外借高息贷款进口设备与技术，造成资源浪费、生产停滞，人民血汗被他们挥霍一空。
3）制造严重的“信心危机”。自党的成立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党在人民中建立了巨大威望，广大青年热情学习马列毛著作，工农兵纷纷承担起革命职责，出现了大批革命干部与模范人物。然而复辟分子却极力抹黑文化大革命，污蔑革命干部并对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使得广大青年失去方向，工农兵失去希望，出现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他们开后门、追求特权、热衷出国，助长攀比与拜洋风气，甚至有人出卖国家为个人奔波，这给海外与台独分子提供了反华宣传素材，进一步动摇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4）扩大资产阶级文化污染与传播资产阶级意识毒素。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广泛繁荣，革命文艺作品丰富多彩，工农兵文艺积极开展，涌现出大量革命题材作品。然而现今，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也失去了文化阵地。那些曾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文艺恶势力浮出水面，推出“伤痕文学”“清算文学”“阴谋文学”，并伴随色情、紧身裤、长发、暗黑眼镜、迪斯科等资本主义颓废文化公开流行。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生活方式被一扫而空。这帮人精神面目极其腐朽，已无法在其体与魂里找到任何马列毛主义的元素。
通过把党放上“审判台”，复辟集团的丑陋面目暴露无遗
为了给篡党夺权、实施反党反人民阴谋寻找理由与借口，这伙反党反革命阴谋者把江、张、王、姚推上台，让资产阶级的所谓“法律”成为他们上演丑剧的工具。众人皆知，江、张、王、姚所执行的正是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指示得到全党、全国与全军的支持，并是以总结经验为基础、代表党心民心的路线。甚至现在坐在“审判台”上的那些人，过去也曾高呼“毛主席万岁”，紧紧追随毛主席的领导。若他们不是两面派、耍阴谋的人，怎么不在毛主席在世时就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或直接以突袭手段抓捕伟大革命导师？这只能说明他们两面派的真面目。如今他们“审判”江、张、王、姚，实际上是在审判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他们也审判中国共产党这支经历 64 年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党。但当他们上演把党与革命导师放到“审判台”上的丑剧时，也必然把他们自己恢复资本主义的野心一并暴露出来。正如本小册所述，这些反动分子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与文化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已足以使每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清其反党、反人民之罪行，他们为了钱财，竟把审判录像卖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并牟利，连国际笑柄也不惜充当，亦证明了他们的卑鄙无耻。
但我们严肃警告这一小撮卑劣分子：你们的表演不能征服中国共产党与亿万坚定坚持马列毛路线的革命者。即便在酷刑与威逼下，江青同志与张春桥同志也蔑视你们的把戏，早已不再计较生死。两位同志坚持真理、英勇斗争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外革命人民与我党革命同志；那些拒绝被拖入泥潭的解放军将士们仍将坚决开展革命并战斗到底。各国人民要独立、各国人民要革命、我们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更不要资本主义——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只要我们活着，你们这些恢复资本主义的狼、猪和狗，就别早早得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增强战斗力并坚持斗争；我们誓要夺回政治权力，把它交回给无产阶级。若你们不信，就等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