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从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讲起。
苏联，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好景并不长，自从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时，红星再不如当年闪耀，几十年后，红旗落地，苏联解体。苏联的党内资产阶级彻底撕下红皮伪装。随着白蓝红三色旗的重新升起，曾经全人类的理想与希望就这样被资本主义摧毁了。
但是，火苗并没有熄灭，我们仍在战斗。
为什么苏联会变色解体？为什么当初的理想不在？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资本主义就开始慢慢地在苏联开始复辟了。
资本主义复辟时，资产阶级不在其它地方，就在共产党内。
苏联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初期，虽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了，但是，它的尸首还在棺材里发臭。不仅是这样，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产生了变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了。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仍然处处保护着资产阶级的权益，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很多地方都还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这个国家又跟旧社会没什么两样。所以说，这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内部还有很多没被改变，如同《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们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就社会的痕迹。”。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矛盾与痕迹，所以意味着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会且必然在每个国家和上层建筑领域激烈地、长期地展开，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只要原来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尸首发烂的臭气传染到更多人，就一定有人会去利用它，去搞资本主义。而利用这种情况搞资本主义获利最大的且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的，正是共产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避免在中国重复苏联的命运，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做的短期目标，就是号召广大群众，去对党内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最全面的专政。更长期的目标，就是不断地改革社会主义的制度，进一步限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土壤。而最后的目标，是改造全体群众的思想，让所有人对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屑一顾，将资本主义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愿景十分美好，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不仅是苏联，中国也落回了一种历史的周期循环。在毛主席逝世后，资产阶级立即通过了反革命的政变上了台，白色的复辟时期，即修正主义时期，开始了。
先让我们来详细讲讲，苏联是怎样被复辟资本主义的。
起源
说起来这个苏联修正主义，就必须得找找它的祖宗；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修正主义，他的鼻祖是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得意门生”伯恩坦施，这位学生在恩格斯去世后开始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基本原理，在这点上，这位学生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丘之貉。
伯恩坦施鼓吹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篡改革命理论，宣扬劳资合作，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干出来的事情。在1903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为两派，波兰社会党也分成好几派，这一切都预示着，第二国际命不久矣。
一战使得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划分了界限，也宣告着第二国际的正式分裂，这些人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抱有幻想，宣扬社会沙文主义，这就成了苏修根本意识形态的来源之一。
不过在第二国际最后时刻的这些社会沙文主义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可以这么说，社会沙文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利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以及打着“解放”的旗号侵略他国的东西，斯大林同志说过：“资产阶级总是要行动起来，向他的下层同胞‘呼吁’，好将他的私事冒充为全民的事情。”列宁同志也说过：“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又开始散发臭味了。”就是说，这个社会沙文主义思想到底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一个必然出现的东西。
修正主义者不断强调民族，就是为了去转移阶级矛盾的尖锐之处，从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其他“民族”，而不是自己。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披着红皮的资产阶级思潮，是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
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公开的背弃革命是会受到唾弃的，是不会得逞的，所以对于革命原则的背弃正是以“改革社会主义的弊端”为旗帜而进行的，而这种行为，也成为后来修正主义者行事的一个特点。
孟什维克否定阶级斗争，抹杀一切革命的锋芒，企图用谎言与欺骗去搪塞人民与革命者，然而资产阶级的本性使得他们不得不继续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参与帝国主义的争霸，这就使得再精心设计的谎言也会不攻自破，这就使得孟什维克反动统治的最终崩溃。
苏联的官僚主义——生长的苗头
在苏联前期，虽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集团——党内资产阶级，还没有成形。但苏联共产党内横行的官僚作风，却是又一个隐藏的祸根。
苏联共产党内的官僚作风，是从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的旧东西，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列宁曾经想通过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方式来抑制这种风气，但他去世太早，这项任务就由斯大林承担了。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契卡等等方式来压制官僚的腐化变质。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共产主义者掌权时期起到部分的作用，甚至哪怕是在共产主义者掌权的时期，有部分的苏联人民也不理解这种做法（虽然苏联与斯大林的正面形象并未被摧毁）。而且，这种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是靠党内监督力量的做法，也使官僚主义在苏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壮大了，不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靠青天老爷为百姓奔波。可以说，寄希望于党内监督，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壮大。虽然斯大林元帅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已经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但他的部分政策却助长了官僚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这些东西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法权，不及时掐断这些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埋下了祸患，为什么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的就是这个。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法权都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复辟，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比如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1975年《宪法》），因为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这就会导致某些堕落分子利用分配的机会去贪污腐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任务，就是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像邓小平，一个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他否认阶级斗争，想抹杀革命理论的传播。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定阶级斗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为的就是去“抹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本质上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苏修本身的历史
说了那么多，现在该来简要谈谈它的历史了。斯大林的部分政策促进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又因为苏联人民监督制度的落后，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嚣张气焰，这就为苏修夯实了坚固的基础。
赫鲁晓夫——夯实基础奠基调
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位领导人是赫鲁晓夫，那么他究竟干了什么呢，首先他最先干的是在经济上的“改革”，他企图使企业去脱离人民群众的控制，从公有制变成官僚所有制，虽然外面还披着一层公有制的皮，很明显，他成功了，这就为苏修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农业上，他企图拆散集体农庄，使苏联重新恢复成小农，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完全的成功，因为彻底的小农化会使得城市中的粮食供应产生危机，于是他就使用了一种相对折中的办法——扶植农业资产阶级，达到一定的效果。在政治上，赫鲁晓夫延续了官僚政治和大国沙文的“传统”，将中央的革命派分子都想方设法撤换掉，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而达到给自己树立威信的效果，可以说，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为了树立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以至于在苏共二十大的会议上，没有人敢于公开的反对他。他本人利用华约和经互会来达到在军事和经济上双重控制东欧国家，致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对内对外却搞得一团糟，对内农业“改革”陷入了无法持续的尴尬地位，僵化了，对外“古巴导弹危机”苏联丢尽颜面，对中国关系也剑拔弩张，而在苏共二十二大中赫鲁晓夫大胆的废除了“干部终身任期制”这项措施成为了压垮赫鲁晓夫最后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苏修的“辉煌与骄傲”
1952年苏共十九大召开，已经七十四岁的斯大林主持召开了这场会议，会议上原有的十一人的政治局被扩大到三十六人，五人的书记处扩大到了十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中央委员得到了斯大林的夸赞“多么干练英俊的乌克兰小伙啊。”，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后来勃列日涅夫趁着赫鲁晓夫除掉马林科夫的机会，登上了权力宝座，但是一直受限于赫鲁晓夫的排挤，使得勃列日涅夫一直想要除掉赫鲁晓夫。1964年趁着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召开会议剥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可是赫鲁晓夫仍不死心，他马上回到莫斯科组织召开全国中央委员会议企图扳回一局，勃列日涅夫早就料到赫鲁晓夫有这一手，他早就把所有中央委员都请到了莫斯科并且一致对外，在会议上全体中央委员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彻底否决了他的请求，赫鲁晓夫就此彻底失去了权力，远离了苏联帝国的权力中心，而勃列日涅夫则如愿以偿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也是一名党内资产阶级，他在位（注意是在位而不是在任）期间，成功加强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进一步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而他为了保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不仅对内疯狂吮吸劳动者的血汗，实行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对外殖民扩张，同美帝国主义争霸，成功把苏联国家变成了战争机器，只不过这台战争机器没有全面发动罢了，我们都知道，战争机器如果不发动，那么就会生锈坏掉，因此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修的经济逐渐走向了崩溃。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加强官僚对于国家的控制，在后期，他公开树立个人崇拜，“自由经济”流毒全国。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再创新高”，成功将苏修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进一步深化，从赫鲁晓夫主义，到现在又诞生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安德罗波夫思想”。它们在本质上，仍是布哈林主义与沙文主义一种又一种的意识形态变体。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演变成霸权主义。苏联不但把自己推行“社会主义”的模式强加给东欧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还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推行这种干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在不久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其有限主权论，为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作辩护。1979年，在阿富汗亲苏政权倒台后，苏联又出兵侵略阿富汗。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红皮巨熊的徒劳自救
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去世，安德波罗夫旋即接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是他在两年后就去世了，两年时间是不足以做出的什么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谈一谈这位领导者，这位领导者不同于勃列日涅夫，他首先是加强国内官僚政府的组织性，加强苏联国家机器对于人们的控制，打击政府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试图让人们重拾对这台机器的信心。在经济上，他更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试图让部分官僚资本转化成自由资本，并且国内的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在政治上，特别是对外方针上，因为苏修国家机器的财政困难，他比勃列日涅夫却收敛了很多，进行战略收缩，在对待东欧国家上，他摒弃了“有限主权论”。在他的统治下，这台机器维持了暂时的稳定局面。还没有大的乱象。但是，帝国的崩溃已经开始发生了。1984年，安德罗波夫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由于健康原因，常常不能参与政治，并且在一年后就突发脑溢血去世，因此，契尔年科政府更像是一种过渡政府，但是他还是为了维持这台机器的稳定运行做出了一些什么的。他的政策基本上是安德罗波夫政策的延续，他在经济上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向市场跃进，给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但由于健康的局限，后续工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展开。1984，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红皮帝国的崩溃
接任的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未完成的市场化成功完成，但是对于一台锈迹斑斑的腐朽的国家机器来说，除了革命，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救不了他，更何况，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独裁的实质。一面在“改革”的旗上写着反对官僚，另一方面，官僚的权利被进一步扩大，这个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主张将财产合法地占有，这群官僚资产阶级已经主张放弃阻碍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转向了政治的“改革”，全盘西化，采用多党制和代议制，致使苏共表面上仿佛对国家机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然而，苏修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俄罗斯权贵。1991年8月19日，由于原苏共成员亚佐夫等人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摧毁苏联国家机器，因此发动政变，试图挽救“苏维埃”，但是叶利钦控制了一切，这场政变仅仅持续了三天就失败了，这场政变后，就连戈尔巴乔夫对于在松散体制下维持的“苏维埃”体制的这类幻想，也破灭了。最终在1991年的圣诞节夜晚，那面曾经闪耀的、象征着全人类希望的苏维埃红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解体。
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的前辈便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上台，就是资产阶级的上台，是铁骨铮铮的事实。他们自己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抹杀阶级斗争，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宣扬社会主义无阶级），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名称。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的前辈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每当前辈一讲“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苏联大使及其追随者就慌忙从餐桌上站起来，边吃边退场的狼狈相。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赫鲁晓夫六世”的角色，全面地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罢了。据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知识分子，一旦失业那就更惨了。讲到了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叶利钦吧。叶利钦这个人很可爱，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却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想搞资本主义，却又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那么，有没有同苏修不同的道路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按照继续革命论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主席在看到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反思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从而发动的一场大革命。现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虽然竭尽全力地抹杀文革、淡忘文革、抵毁文革，但无数的少年在看到这一苦难的时候并思考这一苦难时，定会看到文革遗产，而且会从理论上支持这一思想，并将它发展壮大。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文革的历史。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风暴的前奏
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第二、舆论的准备
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发表，主要表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伟大的转折
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依靠群众，斗私批修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第五、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国党政财文大权。
第六，巩固政权。
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就表现了文艺战线上。批判《海瑞罢官》，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为了搞清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我们先从《海瑞罢官》讲的是什么说起：在这部戏中，作者吴晗将海瑞描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字里行间分明，青天老爷为百姓奔波！
塑造青天老爷的形象，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段，他们害怕发动群众，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为了这个目的，为了愚弄群众，他们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青天老爷，仿佛人民只能期望青天老爷去为他们做主，而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然而，总有人要做孙悟空，金猴奋起千均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姚文元这个年轻人就做了这个孙悟空。而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成为了孙悟空手中的千均棒。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姚文元指出：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这是党内资产阶级为其复辟活动做的思想准备，党内资产阶级，希望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他们通过塑造青天大老爷来愚弄群众，从而为他们的复辟目的铺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北京市委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的文章。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的文章。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的文章，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九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的文章。就算如此，在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但是，《北京日报》仍由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掌握，编者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远不像现行复辟政府所言，一下子烧起来了。垂死的官僚资产阶级仍要挣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党内资产阶级是如何对革命派实行反动的反击的。可以说，现行复辟政府所说的文革中的乱象，就是由这群党内资产阶级的上一代人一手炮制的。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如何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吧！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议上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是以彭真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包庇吴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以康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与修正主义分子针锋相对。会后，彭真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写出了二月提纲。在提纲里，彭真回避问题，同姚文元和毛主席的意见相对立。彭真一伙向全党公布了这个文件，打击左派出版的作品，却包庇吴晗一伙的反动作品。1966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在这之后，彭真一伙伪装自己接受错误，俨然作为一个左派出现。但他们背地里搞阴谋诡计，反对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的路线。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通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学府前线，领导指示封锁首张宣言。但是，这张大字报迅速被中央的革命派所肯定。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横扫一切，批判风暴洗卷了翰林院。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之后，为了挽回局面，保护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校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不会自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做一番垂死挣扎。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挣扎之一。1966年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头子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授意下，各个学校都派出了工作组。其实，所谓工作组，无非是代表党内资产阶级利益的，进入学校压迫革命师生的还乡团。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还乡团工作组一到，便开始镇压革命师生。50天的白色恐怖开始了。这是腥风血雨的50天，是党内资产阶级向革命派师生进行反攻的50天。党内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这50天的白色恐怖。甚至在现在的教材中，这50天的白色恐怖完全归罪于一个毫不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在这50天里，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实行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他们发动群众斗群众，疯狂打击批斗露头的左派。将敢于反对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人都打成右派，然后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批斗。而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即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他们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的写着：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有覆灭的危险。这时的毛主席正在南巡视察。他在南方各地调集力量，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做好准备。在武汉，他又一次中流击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的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一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看到革命的群众被工作组残暴镇压的景象，悲愤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7月28日，在革命群众的造反活动和毛主席的及持下，工作组退出了历史舞台。7月29日，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同一天，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这张对联是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授意下炮制的，它反映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丑陋嘴脸。高干子弟不过封建主义，窃取了红色江山再度蹁蹁起。196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毛泽东在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工作组。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准备再留情面，他把矛盾公开化了。5日，毛泽东在会上散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8月6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实际上是出于中央可能出现动荡，需要军队来稳定的考虑。同日，在党内已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陈云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后，刘少奇已经在中央失去了权力，而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央站稳了脚跟。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要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非有一个极广泛极深刻的群众运动不可。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就告诫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旧市委走了，但是修正主义没有走，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走。 新市委来了，但是文化革命没有来，冲破历史周期的风雷没有来。 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王任重一手就操纵了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个学校，并勾结刘志坚，从军队调来大量的联络员派往这些学校。刘邓靠边站了，陶铸，王任重破门而出，充当了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他们打着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的招牌，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忽而从右的方面，忽而又从极“左”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反动路线蒙蔽的所谓“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指使这些文革会“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所谓的“斗批改”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所谓黑帮，正是批判党内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小将。这些文革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的老爷们视为“痞子”。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北京的运动进入最本质、最富有生气的关头，杀开了新回合。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各派政治势力各以自己本来的面目登台表演。1966年八月上旬，受到党内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影响，文革中的革命派占据下风，而官僚老爷们为后台的保守派欺骗了大多数群众，让他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危在旦夕。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为了鼓励革命派，在1966年8月18日，他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革命师生，在天安门上，林彪代表革命派号召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派得到支持，保守派一片惊慌。为了搞乱文化大革命，保守派开始转移矛盾。而他们转移矛盾的方法，正是打砸抢。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同一天，红卫兵走上街头，将革命从学校中解放出来，将革命带向了广阔的社会。“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然而，不只有革命派走上了街头，保守派也走上了街头。保守派又开始将革命引入歧途了。在保守派恶意引导下，破四旧最终演变为大范围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的极端事件，八月下旬，意识形态斗争迅速失控变为暴力行动。——比如，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保守派）领袖，刘少奇之女刘涛与贺龙之子贺鹏飞，组织北京12个学校的保守派企图占领清华大学，镇压校内革命派。贺鹏飞在校内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午，保守派组织手持皮带棍棒冲进清华大学，包围大字报区殴打学生，撕毁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拆毁清华园牌坊，并进行一周的校内游行示威。当晚北大、北航也发生类似事件。文革中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就这样在保守派们的拳脚棍棒下被镇压。再比如，8月26日，农大附中召开大会，保守派暴徒将一百三十一个无辜的革命派学生拉出会场，残施毒打，残酷虐待，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学生衣服被打碎，有的脊骨被打断，有的眼睛被弄瞎，有的被打的皮开肉烂血流如注……除此之外，全国范围内保守派红卫兵还制造了西安816事件，桂林819事件，青岛825事件，重庆828事件，福州829事件，杭州831事件，上海92事件，贵阳95事件等等。全国红卫兵运动陷入极端混乱，整个运动优势开始倒向拥有众多官僚扶持保护的保守派阵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将这些罪行归究于造反派。然而，历史是不容修改的，革命派留下来的遗产——他们留下的文献向我们展现了真实的历史。1966年的八月是在斗争中度过的，造反派在同保守（皇）派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革命造反派虽然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但他们没有向保皇派妥协。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广阔的斗争。1966年九月六日，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成立了属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中心，“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将斗争的矛头正确地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资产阶级。九月，全同各地的革命派串联抵达北京，大大地壮大了北京革命派的力量，保皇派的打砸抢也使人民渐渐看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一切为即将到来的同党内资产阶级的决战做好了准备。十月，革命造反派已经取得了优势，全面反攻的时机成熟了。官僚老爷—--党内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变本加厉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炮制伪文革，组织或操纵一些保守组织，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搬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来搅乱阶级阵线；他们到处宣扬“秋后算账论”，继续压制革命派；他们反对革命大串联，冷冷清清地开展所谓“斗批改”……现在，当他们的这些阴谋遭到失败时，就跳到极“左”的方面，煽起一股“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略决战中，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十一中全会的成果，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在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猛烈开火，毛主席在会上讲道：“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刘邓的一贯假革命、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刘邓路线总溃败！1966年11月6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更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依，互相对立。”这一文件打消了群众参与文革的顾虑，将文革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1966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大字报。1966年十一月上旬，局势对革命造反派越来越有利，保守派逐渐失了民心，它的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11月8日下午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伙同清华、机院、邮电、京工等校一小撮亡命之徒在“林院红卫兵敢死队”召开黑会，成立反动的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是日晚，在清华大学工学厂出现反动大标语：“刘少奇万岁！”。11月19日，王府井大街出现反动大字报“对谭力夫讲话还要一分为二”，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首都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一月黑风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同时下反首都三司。部分所谓高干子弟，此时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11月8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101中、人大附中等100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紧集到一起，东夺西抢，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生四次。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11月15日，由北京第一机床厂一些人串联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成立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捍卫团”。工贼时传祥当上了“捍卫团”的头头。“捍卫团”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死保刘、邓黑司令部，把矛头指向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指向三司。同一天，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个同学去北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厂筹委会的无理拒绝，将机院的同学拒于门外。“东方红”战士采取革命行动，翻墙而入，这下大大触怒了筹委会的头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煽动本厂和外厂的“捍卫团”成员，对机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围攻，并调来首都二司的纠察队和西纠之类，对“东方红”战士采取暴行，蛮横殴打，竭力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11月18日，陈伯达同志到一机床厂指出：“学生以后来你们应欢迎他们。”“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机院“东方红”的战士终于冲破了一机床厂一小撮人的刁难和阻挠，胜利进厂。十一月下旬，机院一百多名同学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战友们陆续下厂，他们深入车间劳动、调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同厂筹委会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十一月十八日，由陈伯达提出，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转发《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十八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六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一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1）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陈伯达在亲自视察后下令解散北京六中劳改所。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1月27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并于12月5日发表《成立宣言》，他们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并宣布“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1966年十二月十四日，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作了如下插话：“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江青同志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公安部由革命派谢富治掌握，在接下的日子里，它将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十二月中旬，支持革命派的公安部将高干子弟的代表，保守派头子谭力夫等人逮捕。196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王光美、王任重、薄一波等人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他们的黑司令部。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后台的高干子弟保皇派也是如此。由于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了高干子弟的后台----党内资产阶级。高干子弟不再掩饰，他们原形毕露，将炮口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19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个所谓《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上一小撮混蛋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指使下，疯狂叫嚣，高喊“坚决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反动口号，当晚一小撮高干子弟去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其他院校无理取闹。他们之所以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喊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仅仅是因为他们惧惮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对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早已恨之入骨，正如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所说的：“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为了营救被公安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联动”穷途末路，六次组织高干子弟，拿起武器冲击支持革命派的公安局。公安职工对待这群狂徒，并没有使用任何武器镇压。“联动”对公安部的暴行激起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愤怒，在第六次冲击时，自发保卫公安部的群众己之众已达十万之众。“联动”见势不妙，落荒而逃。半年多群众运动的惊涛骇浪，锻炼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迎接伟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到来！1967年，伟大的夺权斗争开始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为什么革命闯将刚起来造反，就惨遭镇压？为什么全国范围内都派出“工作组”，到处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工作组”撤走以后，革命闯将仍受压制，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几个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懂得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夺权斗争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斗争中心。上海的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上海市委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的妖风。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全国燃烧开来了！上海工人阶级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了。上海市委眼看自己末日已到，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就疯狂镇压革命工人,把大批大批革命工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开斗争会，进行逼、供、信,剃“阴阳头”,关牢房,上刑罚，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为了冲破这白色恐怖，在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了。它在自己的宣言上指出：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上海市委一开始对革命造反派采用和北京市委相似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组建保守派红卫兵。然而，这一套对上海的工人并不管用，单纯的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围剿,已经不能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了。于是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采用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法，任意挥霍国家钱财,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妄图以经济收买的方法腐蚀群众的革命斗志，让群众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他们还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大批受蒙蔽的工人北上“控吿”,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海港瘫痪，公路阻塞等一系列严重事件，妄图以此来要挟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持他们手中摇摇欲坠的政权。1967年1月4日，工总司发布了《告上海市人民书》。它号召工人反对上海市委破坏经济建设的诡计，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宣布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停止办公。这就是“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开始了！1967年1月7日，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市人民书》。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上海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1967年2月5日，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诞生的，他的诞生宣告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上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旧上海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的新上海从此真正地得到了新生！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亿万革命群众大团结，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权”字牵系着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的神经中枢。夺权风暴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唤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死抱着“权”字不放，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打起“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或者进行假夺权，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则是复辟逆流的急先锋。1967年二月中旬——三月中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时刻，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面临着总崩溃；这时，他们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党内资产阶级组成反革命十字军，猖狂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在全国各地，党内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兵权和地方公安等专政工具，对革命造反派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逮捕。全国各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二月逆流。党内资产阶级利用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他们标榜自己的老干部身份，妄图保住自己党内资产阶级的地位。谭震林，陈毅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代表。1967年四月六日，经毛泽东审阅批改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才基本上遏止了这股逆流在全国的漫延。七月，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扭转了这一趋势。1967年的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遭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斗。夺取党内资产阶级的权利的运动，在各省市轰轰烈烈的展开起来。一直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夺取了政权。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讲：“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要准备打仗，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九大的政治报告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政治报告指出：“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指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报告还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像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报告还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规定了两条规矩：一、“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二、党的整顿和建设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九大寄予的希望，然而，冰冷的现实无情地将这个希望残酷地粉碎了。1970年1月31日，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一打三反运动，最终成为了军队里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无情镇压革命造反派，秋后算账的反攻倒算。军队里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为了他们返攻倒算的需要，将死刑的最高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需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而省一级将权力进一步下放，最终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大清洗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毛泽东在公安会议上愤怒的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然而这并阻止不了军队，在“一打三反”进行10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人，逮捕28.5万人，900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很大一批人是革命造反派。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好转，以及革命派力量的恢复，革命派也决定结束军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暴政，纠正之前军队的错误。毛泽东首先从遏制个人崇拜开始。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准备在庐山召开，主要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后来吴法宪在会议上以此为把柄激烈攻击张春桥。叶群、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积极支持，在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同时危言耸听地声称要揪出“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显然这是军队官僚集团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改变了全会的原定议程，甚至狂热地煽动“揪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目的就是打击造反派。江青、张春桥被迫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则针锋相对，1970年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给林彪张目的著名理论家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等人被迫做了检讨，但是林彪自始至终拒绝做出任何检讨。由此，全国开始“批陈整风”，开始停止军队干政。林彪一伙军队里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感受到了自己的危机，他们知道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革命造反派的鲜血，便想通过一场政变，推倒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夺回属于军队里的新生资产阶级的权利。1971年8月15日，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林彪一伙策划了一场政变。由于毛泽东早有察觉，林彪的政变失败了。他在9月12日晚乘坐三叉戟客机仓皇出逃。但他的出逃也最后失败，最终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913事件，就这样以林彪一行人小丑般的死收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它只开了短短的5天。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名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中共十大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中共十大的人事任免，是希望革命造反派暂时同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联合，以便积蓄革命造反派的力量，在之后的斗争中彻底击溃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又悄悄地兴起了。特别是在文艺、教育领域复辟的思潮比较突出。这一年，邓小平复出，在一些人中助长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是用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指代当前的革命造反派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限制与助长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不是去革老革命的命，而是在于革资产阶级法权的命，革人们脑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为什么一批党内资产阶级被打倒，另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由旋即产生？为什么保守派被打倒，革命派队伍中又产生了新的保守派？为什么跳不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圆圈？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还在。 只要在大多数人脑中还残留着这一思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权利而不加以限制，只要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被一点点清除。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根发芽。 这一情况不止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将自由，民主的思想灌输到深受封建制度毒害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每次革命之后，往往遭到王朝的复辟。民主自由的思想，在复辟后立即遭到封杀。人民群众又受到了国王的蒙蔽。可以说，是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呐喊，将法国的人民从睡梦中唤醒。革命不仅锻炼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锻炼了法国的人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已经发展到最深刻的阶段，即铲除人们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 革命造反派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向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法权开火了。正是在这一时期，革命造反派总结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原因，探索了如何冲破历史周期率，写出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这些思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看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 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复辟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危险的敌人是混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胜利后,必须要夺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权，夺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的权。 而且，必须“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因此，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世界上的革命运动。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10月6日，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摘下了面具，发动了他们针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雾月十八政变。革命造反派垮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修正主义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