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卖国贼袁世凯开始建立的封建的、买办的反革命军事政治集团。从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在1912年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开始，到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为止，这十多年间，就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北洋军阀各派系集团对内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实行反动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实行无耻的卖国政策，为了争夺反革命权力混战不休……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深刻分析了这种现象，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厮杀混战，一天比一天激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封建的、分散的自然经济而不是有现代工业、现代交通的全国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地方军阀豪绅封建割据的条件；而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互相争夺在华权益，又需要物色走狗，收买各派军阀作为各自的代理人，这就造成了军阀之间长期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使得中华大地生灵涂炭，人民有倒悬之急！但是，“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正是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经历了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1895年，清朝政府命令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地方训练“新建陆军”。这支反革命武装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北洋军阀的起源。清朝原来的军队是“八旗”和“绿营”。但是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清朝政府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八旗和绿营也都已腐朽不堪。这帮匪军平时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或聚开赌场，或忙于做生意；战时有的雇人代充，有的临阵脱逃，战后则杀民冒功。经过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19世纪初天理教起义，以及反对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无论八旗或者绿营都明显地表现出不能发挥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准许地方暂办防军、练勇、团练，作为地方性的暂编军队，以弥补八旗和绿营的不足。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朝政府为了反对人民革命，命令各地筹办团练。如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李鸿章建立的“淮军”，都是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清朝政府的国家常备军的。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清朝部分军队已改习洋枪、洋操。1862年，由安庆开赴上海的淮军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就开始了这种改革。1865年，清朝政府又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率军1500人，赴京、津一带，选择标兵，进行洋操训练。1867年，恭亲王奕䜣提出要以洋枪、洋操训练军队，在北京一带“设立六军，借资拱卫”。随后，曾国藩提出以新械练兵，在沿海七省练陆军9万，沿江三省练3万。1876年，李鸿章选拔海防营内下级军官7人赴德国学习；1883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1885年又设立北洋武备学堂。但是，湘军和淮军同样日益腐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无不败。清朝政府为了支撑危局，镇压人民革命，决定建立一支新式的反动武装。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是为练新军之始”。袁世凯训练的新建陆军，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
袁世凯，出身于河南一官僚地主家庭，是近代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后，袁世凯竭力主张训练新军以代替旧军。通过一系列钻营，袁世凯弄到了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但未上任。他邀集了一伙人译撰兵书，又接受西太后宠臣荣禄的指示，拟出新建陆军的各种规章制度。后来，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光绪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这样，袁世凯以一个道员的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
早在1894年冬天，清政府任命淮系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定武军是一支新式陆军，由德国人汉纳根担仼教官，根据德国陆军教条训练。后来，胡燏棻被任命为督办津芦铁路，清朝政府决定将定武军交由袁世凯接统，继续训练。这支军队在定武军4000多人的基础上，扩充至7000人，成为一支新建陆军。袁世凯训练的反革命武装之所以被称为新建陆军，“新” 在它不同于旧式军队，是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建制。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数由军事学堂毕业的人充任。它对新兵的选拔，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还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推行新的军事教育。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首先一着，就是搜罗党羽。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把他的老友、由他家资助到北京考中进士的徐世昌调来担任参谋。又调来冯国璋、段祺瑞、王土珍，分别担任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工程兵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冯国璋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在1895年秋曾充任过驻日公使裕庚的随员，段祺瑞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去德国学习陆军，是当时具有一定近代军事知识的人。他们都被袁世凯重用，成了袁的忠实爪牙此外，原定武军中的将领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也被袁世凯委任为各队队官(相当于后来的连长)。其他方面的人员，只要能为袁世凯卖命的，袁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搜罗，如淮军旧部张勋、倪嗣冲等。袁世凯纠集和培植的这一大批爪牙，就是后来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班底。
从小站练兵起，袁世凯就在这支反革命武装中推行“招募制”，实际上是雇佣制，灌输袁是士兵“衣食父母”的意识，以专制独裁的封建纪律束缚士兵。袁世凯还在这支反革命武装中聘请了不少帝国主义分子担任教官，其中德国人最多。这支反革命武装就成了袁世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1898年，袁世凯依靠这支反革命武装，采取两面派手法，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有为等人组织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入会赞助。由于这种关系，袁世凯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保举，从光绪帝那里取得了特赏侍郎专办练兵事宜的职务。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改良派密访袁世凯，请他参加当时决定改良派命运的计划，即当西太后准备在天津阅兵、利用荣禄军队废弃光绪帝的时候，袁世凯率军队救光绪帝出险，恢复帝权，并诛杀荣禄。袁世凯一口承诺下来。可是，时隔一日，正是这个袁世凯，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告密。于是，西太后重新听政，禁闭光绪帝，并杀了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变法失败了。袁世凯以血腥叛卖的手段换得西太后和荣禄的信任，从此变成政治舞台上颇为重要的人物。
1899年到1900年，袁世凯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装在山东血腥地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时，1899年底帝国主义要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帝国主义所以特别赞赏袁世凯，就是因为他有一支新式的反革命武装。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到山东后，大肆屠杀革命人民，乘机又奏准扩充马、步、炮队20营，并联合青岛德国侵略军、各地教堂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还忠实地替帝国主义效劳，当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进攻中国时，他伙同刘坤一、张之洞等卖国贼，参加帝国主义的分裂活动-“东南互保”，并在山东拥兵自固，采取观望态度。当时人们称他为“山东王”。
中外反动派十分赏识袁世凯。卖国贼李鸿章临死前推荐袁世凯说:“国内的人才，没有一个比袁世凯更能干的了。”帝国主义也认为袁世凯是“强人”，竭力向清朝政府表示，要袁世凯继任李鸿章的职位；德国驻北京公使穆默说:对此各国公使一致赞成。1901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就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当时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经过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清朝政府在北方的主要军队-宋庆、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都被打垮了，只有袁世凯的军队完整地保存，并得到扩充。而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1901年1月，西太后等人逃到西安，喘息方定，立即发布“新政”上谕，表示要力图振作。“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即所谓“时事多艰，练兵实为急务”。正说明清朝政府在当时情势下，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还要进行垂死挣扎。1903年开始，清朝政府改革兵制，淘汰绿营，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统一和扩充全国新军的编制，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36镇(相当于后来的师)。但这个计划直到清朝政府被推翻为止也没有完成。
袁世凯乘推行“新政”的机会进一步扩充他的军队。他先将带到山东的军队调回直隶，驻营小站，进行扩充，改编为“北洋常备军”。按照北洋常备军的编制，每镇官兵共12512人。1903年，北洋常备军左镇组成，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二镇；第二年，北洋常备军右镇组成，就是后来的北洋第四镇。1903年，袁世凯还将亲信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安插到练兵处，分任总提调、军学司正使、军令司正使、军政司正使等要职，掌握着实权。同时，清朝政府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训练“京旗常备军”事宜，一切仿照北洋常备军的编制规定，实际上归于北洋系统。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一镇。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帝国主义性质的“日俄战争”。袁世凯乘机又向清朝政府提出进一步扩军的计划。将旧军“武卫”等，改编为北洋第三镇；以第二镇一部分和“武卫右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接着又以第三镇一部分和“武卫”等旧军的编余部队合编成北洋第六镇。到1905年，按照原定的编练计划，北洋军六镇建成。
当时各省练军计划都没有完成，唯独北洋军却能完成。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把北洋军作为国家军队，是直接拱卫京师和驻防直隶的武装，因而尽力扩充。其他各省所练新军，是属于地方军，清朝政府采取限制的政策，如湖北就由两镇减为一镇一协(相当于后来的旅)。同时，袁世凯爬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等重要职位后，地位在各省督抚之上，竭力扩充兵力以为己用。北洋军六镇建成，共扩军达7、8万人。除第一镇由户部侍郎、满人铁良为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部下王英楷、曹锟、吴凤岭、吴长纯、段祺瑞为统制，成为袁世凯的嫡系部队。
早在1902年，袁世凯从北洋各镇抽调3000人，编成巡警，在保定设警务局，由赵秉钧负责。赵秉钧当时是直隶候补道，被委办巡警。1904年，袁世凯在天津设巡警，赵秉钧又担任天津巡警道。1905年，北京发生革命党人刺伤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事件，袁世凯乘机建议设立巡警部，并推荐亲信徐世昌、赵秉钧担任尚书和侍郎，从而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巡警权。袁世凯以“筹饰”练兵，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1902年，他从买办官僚盛宣怀手中夺取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部分铁路的权力，并创办印花税。1903年，设立督销盐局，垄断食盐的销售。1904年，又设局铸造铜元，发行公债，对人民进行搜括。袁世凯还扶植买办资本。官僚买办梁士诒就是他培养起来的。梁士诒起初是袁世凯的幕僚，1905年任铁路总公司总文案，1907年任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铁路提调，后任铁路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成为“交通系”买办资本集团的首领。袁世凯本身就是个大地主、大买办。他在河南占有土地40000亩；袁氏家族在河南彰德占有全县土地的1/3。他利用政治势力，同比利时合办临城煤矿，又办滦州煤矿公司，后来与开平煤矿合并为开滦煤矿公司，由他的长子袁克定当董事长。
1907年，清朝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段芝贵分任奉天、黑龙江巡抚，这些人都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将北洋第二镇、第四镇抽调一部分编为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独立旅)，由王汝贤率领去东北。此外，河南、江苏成立了一些混成协，都是从北洋军孳生编成的。几年中，袁世凯的势力已遍布于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和东三省各地了。随着北洋军的扩充，袁世凯和他的亲信都担任要职，结成死党，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反革命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集团。近代中国军阀的开山鼻祖是曾国藩、李鸿章。北洋军阀是他们的后代，袁世凯正是继承了他们的反革命衣缽。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反革命势力，正是依靠他们掌握的反革命武装而发展起来的。
袁世凯的军队扩充得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清朝皇族的妒忌和猜疑。于是清朝皇族和袁世凯展开了一场夺取兵权的争斗，1906年冬，清朝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军4个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夺去了袁世凯4个镇的兵权。1907年，清朝政府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迫令交出全部兵权。 袁世凯不愿离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声称对新职力不胜任，要求清朝政府收回这一命令，以便保住自己的兵权。清朝政府则以袁世凯向来办事认真，不怕辛苦为理由，叫他不要再推托。袁世凯莫可奈何，只好接受命令，交出兵权。
1907年，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后，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卖国活动，以求结好于帝国主义。他指使唐绍仪在东北进行卖国活动，将新(民)法(库)铁路和东三省银行的主权出卖给美国。1908年，他不顾当时中国人民收回路权的要求，又将津浦铁路出卖给英国、德国，将沪杭甬铁路出卖给英国。在短短两年中，袁世凯干了这么多卖国活动， 充分说明他是一条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皇位由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继承，改年号为“宣统”，载沣为摄政王。这时清朝皇族与袁世凯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为了加强皇族集权，载沣同军机大臣张之洞密商杀掉袁世凯，但遭到张之洞反对；载沣又征求一些将领的意见，他们怕北洋军“士兵有变”，也不同意。外国侵略者知道后，也对载沣施加压力以保护袁世凯。最后，载沣只得硬说袁世凯脚有毛病，把他赶回河南老家“养病”。
袁世凯虽然被赶回老家，但是由于有帝国主义支持和唯袁命是从的北洋军队作为资本，依然是一个反革命的实力人物。国内一旦政治风云变幻，他就会乘机再起。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酝酿已久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形成了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1912年1月1日，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外交使团曾经讨论武装干涉的问题，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感到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已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决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看到清朝政府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继续扶植它不是个好办法，就伪装“中立”，以便寻找新的走狗来继续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感到清朝政府在人民革命的冲击之下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要求变更统治形式，继续奴役中国人民。他们要反对革命，又要抛弃清朝政府，因此也需要在当时的反革命人物中，找出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很快物色到自己新的工具，这就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非袁莫属”的说法，帝国主义则叫嚣“非袁不能收拾”。这是国内外反动派发出的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的呼声。
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就把自己伪装起来，有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的洹水上打扮成一个“渔翁”，装作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样子，好像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以求东山再起。他在清朝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在北洋军队中布满了心腹和爪牙。1911年，徐世昌担任内阁协理大臣，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冯国章担任军谘府军谘使。北洋军六镇虽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但六镇的统制大都仍是袁世凯的亲信。他同各国使馆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往来甚密。他家里设有电报处，京内消息立即可达，朝中大事没有一件瞒得过他。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活跃起来，紧张地和各方面进行联络。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把北洋军改编为三个军，以第一、第二军开赴湖北武汉镇压革命，由陆军大臣荫昌统辖，先后任命冯国璋、段祺瑞为军统；第三军守卫北京一带。被派往湖北镇压革命的冯国璋，并没有立即前往，而是先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指示冯国璋放慢军事行动，看看风色再说。这实际上是向清朝政府说:你如果不给我权力，我就不能够保护你。这样，尽管清朝政府“讨伐令”早已下达，北洋军并不积极行动，清朝皇室也指挥不动。帝国主义也马上出来为袁世凯撑腰。如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提出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公使同意。美国并被推为代表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大地主、大官僚代表们也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如军机大臣、内阁协理那桐提出辞职，并举袁世凯代替，说:“大势已经如此，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可以延迟灭亡，或可不亡。”
10月14日，清朝政府下令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到命令，知道清朝政府非起用自己不可，但是没有交出更大的权力，因此决定暂不出山。他打电报给清朝政府，推说“脚病”还没有治好，把命令顶了回去。10月20日，内阁总理奕劻只好叫徐世昌到彰德去劝驾。徐世昌带回袁世凯的6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这六个条件中，一、三、四项是想用以麻痹革命党人，瓦解革命，收买立宪派为他效劳；二、五、六项则是想废除“皇族内阁”，迫使清朝政府把全部权力交给他。坚持到10月27日，清朝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辖湖北水陆各军， 但他还是不肯出来。到10月底，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帝国主义再次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让他掌握军政大权。大地主、大买办和立宪党人也群起向清朝政府提出同样要求。正在这时，北方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进行活动。11月1日，清朝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入京组阁，实际上是向袁世凯交出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组阁，帝国主义拍手称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美国驻华公使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更进一步提“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的机会”的建议。各国公使表示赞同，并委托公使团团长朱尔典，“以私人方式同袁世凯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采取更好行动的办法”。袁世凯对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也感激不尽，亲往各国驻华使馆进行勾结，密谋绞杀辛亥革命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在帝国主义策划下，袁世凯一上台，就把清朝皇族、军谘府大臣的职务和统率的禁卫军兵权夺取过来，派心腹徐世昌任军谘府大臣，从汉口调回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不久袁世凯又顺利地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朝政府的中央政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11月6日，袁世凯派人把准备在北方起义的革命党人、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刺死。吴禄贞，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曾参加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1910年12月经清朝皇族推荐接替段祺瑞，升任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他在北方积极策划起义，赴滦州联络清军第二十镇将领共同行动。山西独立后，清朝政府任命吴禄贞为代理山西巡抚，要他带兵前往镇压。吴禄贞乘机率军到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络，准备互相配合，直捣北京。这对袁世凯是个巨大威胁。于是袁世凯派人把他刺死，随后又把参加起义计划的军官调走，派亲信直接统率这支军队，使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宣告流产。接着袁世凯对山西发动军事进攻。12月20日占领太原，山西军败退到包头一带。他还指使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山东都督取消山东独立。收买同盟会叛徒汪精卫作内奸，破坏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袁世凯完全控制了北京和周围各省后，便对南方革命党人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便窃取革命果实。
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他们在辛亥革命时，对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幻想，不愿也不能彻底摧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不去解决土地问题，不去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进行革命，对当时已经掀起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也没有给予支持和领导，反而抛弃群众，甚至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便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看穿了，从而对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妥协、屈服。袁世凯对付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的仍是反革命两手策略。他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以武力为后盾，“和平谈判”为手段，达到窃取国家政权的目的。
袁世凯先利用北洋军队的力量给武汉的革命军一个严重打击，继占领汉口之后，于11月27日占领汉阳，在龟山上用大炮对武昌轰击，但却不渡江占领武昌。这就是向革命军方面说:你如果不和我妥协，我就能够绞杀你。袁世凯的军事进攻，吓得窃据湖北军政府都督位置的黎元洪逃离武昌，担任民军总司令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的黄兴也从武汉搭船到上海去了。这时，袁世凯经过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由驻汉口英国领事出面，向双方提议停战。武汉方面自然同意。袁世凯随即直接拍发电报，提议“和谈”。12月，双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派出代表唐绍仪，革命军方面派出代表伍廷芳，谈判地点原定在武汉，后来改在上海。
在谈判中，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举行会议，由沙俄公使提议，向南北双方代表提出照会，强调“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不用说是愿意奉袁世凯做自己新主子的。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也希望经过袁世凯而分享权力，因而也竭力拥护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在这方面，立宪党人张謇起了重要的作用。张謇（此人甚至出现在某些教科书中被吹牛拍马无耻美化，真是贻笑大方！），1894年中状元，后来开办南通大生纱厂等企业，是江苏的一个大资本家。张謇和袁世凯早有交情。1911年6月，作为当时江苏议局议长的张謇曾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此后，张、袁之间进一步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后，张謇立即暗中策划，为立宪派篡夺江浙地方政权。袁世凯组阁，提名张謇担任农工商部大臣。在谈判中，张謇身居幕后操纵，形式上的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实际的幕后协商却在张謇等立宪派秘密集会的地点进行。张謇不断向袁世凯提供情报，替袁世凯出谋献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謇出任实业总长、盐务总理，将所掌握的两淮盐税扣留3/4，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密电袁世凯说:“清朝皇帝先退位，接着就拥护你当总统，东南各方面的人，一切都可通过。”
资产阶级革命党自身的弱点这时也更加暴露，同盟会分崩离析，流传着“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论调。多数革命党人希望只要能保留“共和”的形式就同意袁世凯做大总统。在革命党人一片妥协声中，黄兴曾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也打电报给袁世凯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愿意推他为大总统。但是，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对孙中山仍有怀疑，决定进行威胁。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那天，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密电唐绍仪，要他辞去议和代表的职务，造成谈判决裂的形势。同时，袁世凯又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40余人发表通电，进行武力恫吓说:“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也恶意讥评孙中山，并说只有袁世凯才能“统一”。帝国主义还冻结海关收入，不准南京临时政府取用，但对袁世凯却给予借款。美国公使说:“在此紧急关头，如不给以财政援助，袁将不能维持他的军队，而谈判终将失败。”“列强合作借款与袁世凯，亦可对中国南方领袖之气焰予以打击，不致要求过奢，致中国南北双方和谈不能成立。”这就清楚地招供出，帝国主义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援助袁世凯的反革命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能也不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威胁进行斗争，因而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威胁的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向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于是他一面称病，由心腹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威逼实际上已被革命冲倒的清朝皇帝退位；一面策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多人，就是原来“誓死反对共和”的将领，又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立采共和政体”。到这时，清朝皇室谁也不敢再说个不字了。
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下诏宣告退位。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俨然以共和制的保卫者自居。这个电报实际上是袁世凯索取民国总统的通牒。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黎元洪任副总统。孙中山辞职时，坚持建都南京，意图使袁世凯离开北方老巢。袁世凯为此又施展阴谋，进行破坏。2月下旬，南京方面派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表面上热烈欢迎，暗地里却指使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2月20日夜在北京大肆放火抢劫，并故意抢到专使团的住所。接着，保定、天津、通州，也发生同样的“兵变”事件。3月初，北京外交团借口“兵变”，决议调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日本首先调山海关及东北南部驻军1000余人向北京进发。一时北方形势十分紧张，制造出一个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局势。袁世凯又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乘机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时指出: “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是革命果实随即被袁世凯窃夺而去。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建立了地主、军阀、官僚的专政，从而也保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在就任正式总统后一个星期，袁世凯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他说，他过去一人一身受约法束缚，就是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受约法束缚。命令他的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制订一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开约法会议修改约法。这个机构只用了一个多月功夫就赶造出一部“约法”，于1914年5月公布。这部袁记约法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专制皇帝的一样。同时袁世凯又设立一个专门机关--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职权。参政院制订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一、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二、现任总统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连任，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任总统推荐，名字写在称作“嘉禾金简”的纸上，藏于密室，选举时才取出。根据这个规定，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
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一个徒具形式的“民国”，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丝没有改变；清朝皇帝虽然被赶跑了，可是仍然存在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当时，社会上反动、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封建王朝充满依恋之情，而刻骨地仇恨共和制度。鲁迅说得好，辛亥革命时，“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但到辛亥革命之后，“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然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大地主世袭财产的要求，希望由皇帝的世袭秩序重新表现并重新巩固起来。由中外反动势力扶植起来的大野心家、大独裁者袁世凯，当上具有专制帝王权力的总统，还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站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立场上，要求建立传子传孙、“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要做皇帝，必然要得到主子的支持。袁世凯最先叫袁克定到德国，取得德皇威廉二世对恢复帝制的支持。德皇曾有一封密信给袁世凯，答应“财政器械给以大力援助”。英国知道了德国赞成帝制，急忙由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辛亥革命时，他与美使嘉乐恒以及前美使柔克义也曾经主张君主立宪，但“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也”。透露了英国早已为帝制煽风点火。美国的报纸也在这个时候鼓吹“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的谬论。袁世凯曾派人专程去美国活动，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袁世凯称帝进行恿和鼓励，他给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帝制运动已有长足发展”，“亟盼它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
1914年8月，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爆发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要趁大战的机会，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登陆，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知道袁世凱想要做皇帝，必须取得它的援助，这就为它侵略中国提供了条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叫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暗示，“中国应该有皇帝”；大隈自己又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袁承认。当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曾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就是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袁笑纳条约，低首而退。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一、要求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增加新的权利；
二、要求在南满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
三、合办汉冶萍公司；
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
五、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以及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
日本的企图是要独占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几个月秘密交易，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被袁世凯全部接受，于1915年5月9日正式承认。同时又达成一项默契，规定袁世凯称帝，日本赞成。卖国贼袁世凯就是这样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后，就加紧进行恢复帝制的活动。他废除内阁总理制的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下设“左丞”“右丞”。他的心腹徐世昌为国务卿，当时人称“徐相国”。同时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的亲信称它为“军机处”。袁世凯为了使袁克定继承大业，还专设“御林军”--模范团，任团长，袁克定任副团长，军官都是与袁克定有关系的人，班长从保定军官学校选拔身材高大的毕业生充当。模范团成员要宣誓效忠袁氏父子:“服从命令”，“不惜牺牲性命”。这个模范团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打手。随后，袁世凯把各省都督改名“将军”，民政长改名“巡按使”；还把文官分为上卿、中卿、少卿等九等，恢复了封建帝制时代的官名和官阶。他要做皇帝的野心已经完全暴露。
袁世凯为称帝大造反革命舆论，抬出孔子这具僵尸，命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宣扬“孔孟之道”。鲁迅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袁世凯就是把孔子当作称帝的“敲门砖”使用，为复辟制造舆论。美、日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替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的言论，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叫做《共和与君主》的文章，诬蔑中国人民知识太低，由专制变为共和太急，从而提出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的谬论。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写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书，诬蔑中国人不适于共和政体，必须集权于袁世凯一身，国家才不会分裂，宣传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谬论。袁世凯的爪牙也紧紧跟上，鼓吹帝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有几个清末立宪党人和同盟会叛徒，组成“筹安会”，冒充学术团体，公开策划复辟的活动。他们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经费，进一步替袁世凯称帝做舆论准备。袁世凯一面积极地进行恢复帝制的准备，一面又假惺惺地“辟谣”，继续使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正当这时候，冯国璋到北京，问他:“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立即赌咒发誓，表示不愿做皇帝，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如果有人强迫我做皇帝，我就要逃到英国去，从此不再过问国事。”
“蜉蝣托命原朝幕，魑魅穷形杂异同。”袁世凯的称帝像蜉蝣一样，也只能是短命的。从1915年9月起，袁世凯进一步盗用“民意”，把自己推为皇帝。他授意:“变更国体”，要取决于“国民之公意”。在他指使下，刹时间全国出现许许多多“请愿团”，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真是“魑魅穷形”，无奇不有。这就是袁世凯的“民意”。买办官僚梁士诒出面为袁世凯策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成为鼓吹帝制的领导者。10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3天后开始“国体”投票。全国共有票数1993张，赞成君主制度的竟然也是1993票！各省还都写有同样文字的“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制造了种种“民意”后，无耻地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经过一番丑恶的表演，1915年12月袁世凯做了“中华帝国”的皇帝。他说:他所以做皇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为了“爱国”！接着，他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了“帝制大典筹备处”。他下令从1916年起改为“洪宪元年”，并要在元旦那天举行“登极”大典。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袁世凯卖国和恢复帝制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许多省份先后爆发了反抗斗争。1912年至1915年，山东、山西、河南、奉天等省农民，进行反对验契、清丈和增加捐税的斗争。1912年，河南发生的白朗起事，先后达4年之久，扩展到湖北、陕西、甘肃等省，提出“劫富救贫”、“建立完美之政府”的口号。直到1915年袁世凯调动20万军队才镇压下去。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并决议一致抵制日货；上海日货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斗争。湖南长沙各日货企业的罢工工人也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工作。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救亡团体，进行反抗斗争。反对“二十一条”的正义斗争迅速遍及全国，各阶层人民都积极投入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以沉重打击，使得“二十一条”从一开始就未能生效。袁世凯称帝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怒潮。全国各地纷纷致电，进行声讨，指出袁世凯称帝，“叛逆罪恶，已不容诛”。提出要诛筹安会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要求立斩梁士诒等人的头，“悬之国门，以谢天下”，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袁世凯称帝的无比义愤。
正当袁世凯盼望“登极”大典到来的时候，云南的反袁势力于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贵州、广西等省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云南独立，是云南军队的中下层军官经过长期酝酿，在蔡锷秘密回到云南后爆发的，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软禁。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本是拥袁的。当袁世凯称帝、全国酝酿反袁斗争的时候，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看到袁的败亡已不可免，于是就抢先一步发动倒袁，以便取得领导地位，有利于将来夺取政权。梁启超说，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自求“树立”起来。梁启超和蔡锷经过密商，由蔡回云南，发动讨袁。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于1916年1月率军进入四川，很快占领了江安、纳溪一带，与袁世凯派遣的曹锟所部北洋军交战于川南。日本等帝国主义虽然曾经表示赞成帝制，但是当他们感到袁世凯政府并不巩固的时候，又密谋扶植反袁势力，企图乘机取利。云南独立后，各国公使纷纷提出质问，袁世凯拍着胸脯保证:“滇事仅少数人主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内当可敉平。”但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护国军声势日益扩大。贵州、广西独立后，组织贵州护国军和两广护国军，事态愈益扩大。日本政府决定拒绝袁世凯派出的赴日专使，表示不承认袁世凯称帝。“太上皇”的态度起了变化，2月间袁世凯只好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
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抱消极态度。他们原来都是以袁世凯总统继任人自居的，希望有朝一日继任总统的位置。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愿意替袁世凯称帝卖力。袁世凯对他们也产生疑忌，处处提防他们夺权。袁世凯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大大削弱了段祺瑞所管陆军部的权限，在帝制活动中又找借口免了段祺瑞的职，因此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袁世凯对冯国璋任江苏都督坐镇南京也不放心。冯国璋的新夫人周道如就是袁派去替自己作特务的。冯国璋据有长江下游，实力不小，袁世凯称帝，冯认为受骗了，于是也不再唯袁之命是从，暗中与护国军联系，并与江西将军李纯等联名要求取消帝制。这样，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由徐世昌任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从袁世凯称帝到取消帝制，前后不过83天。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废除了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可是护国军不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后，于1914年6月成立的反袁秘密组织)，这时也积极发动反袁斗争，在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策动武装反袁。1916年6月，湖南武冈农民群众，揭竿而起，猛攻县署，打破监狱，释放囚犯。与此同时，湖南新化锡矿工人举行罢工，部分工人驰至山左长龙界，夺取新华昌公司矿警连的枪枝，宣布工厂独立，悬挂护国军旗帜。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袁世凯继续称总统，要求对他进行惩办。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等，以19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说:“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希望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共同“捕杀此獠”。江苏发出的通电说:袁贼“已构成谋叛之罪，丧失总统资格”，要他“静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浙江发出的通电指出: “袁贼托辞救国，重诬吾民，背叛共和，谋窃帝制”，要求全国“一致倒袁”。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通电，要求审判袁世凯。
在袁世凯狼狈不堪、焦头烂额的时候，冯国璋接连打电报给他，要他退位，并联合张勋、倪嗣冲，共同发起召开15省代表参加的南京会议，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袁世凯在南方一些省区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这时，袁世凯又解除徐世昌国务卿的职务，起用握有实力的段祺瑞为国务卿，并在5月初恢复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缓和局势，稳定北洋军阀内部。可局势的发展已非袁世凯所能控制。5月底，袁世凯的忠实走狗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芗铭也通电宣布独立。至此，袁世凯彻底孤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记载说:“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从此病倒在床，再也起不来了。毛主席指出:“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篡权窃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卖国贼、北洋军阀头子，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在仓惶、恐惧、狼狈的情景下，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