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将一切落后的反动的理论换上马克思主义的新衣，但却是全面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需要肃清人民群众受到资产阶级统治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文是对现代修正主义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批判。
一、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
这个观点是谁提出的呢？
那就是“稻上飞”、“顶层设计师”邓小平了。我们经常听到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实在社会主义时期即 1976 年之前就已经被他提出了。1975 年的 9 月 26 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他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而到了他篡党夺权的 1978 年后，他公然叫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再到 1992 年标志着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南方谈话中，更进一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综上，是邓小平本人的观点，这里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他本人从不学习，对于自己的观点基本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因此，我们主要看依附于特色政权的特色马哲理论家们是如何为其漏洞百出的观点打补丁！
牛先锋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这一连串头衔可以说明他是官方的理论权威了。他写过一篇文章《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重要论断看新质生产力发展》。虽然文章标题是新质生产力，但是很显然，这个由习近平新造的概念和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别无二致，不过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座高峰”罢了。
从“劳动本身”来看，每当人们产生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要运用体力和智力，而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的发育与运用都与科学技术进步直接相关。劳动者所受的教育训练、知识水平、科学技术素养等本身就是潜在的一般生产力，这些素养在劳动中的运用就变成了直接生产力，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从“劳动资料”来看，劳动工具是劳动资料的重要形式，在这个生产力要素上，科学技术的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新的劳动工具发明和旧的劳动工具发明和旧的劳动工具不断改进，科学技术物化到机器设备中形成了固定资本，而“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以至于离开了机器的运用，就无法谈论生产力，也无法谈论科学。从“劳动对象”来看，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划分为“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滤过的劳动对象”（人化的）。对于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来说，科技进步都在增加着以前尚未被发现的劳动对象的数量，或者拓展着已被发现的劳动对象新的用途；对于滤过的劳动对象而言，科技进步增加了人工合成材料和替代材料的数目，深化了对材料的节约利用或者是废物利用，创造着新的劳动领域。总之，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赋能劳动力三个要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他对于生产力的划分还是很清楚的，不愧是党校的院长！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看他的论述却是完全经不住推敲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反驳他吧，“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赋能劳动力三个要素，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连特色的辩护士也不得不承认科技不是生产力，而只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我们之后再谈。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逻辑就很容易发现其谬误所在了，既然促进某一事物就是其本身，那么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上厕所，那么科技是不是就是上厕所呢？ 再举一个马克思的例子吧：
“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183]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剩余价值理论》第 1 分册）
同样的逻辑，既然犯罪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犯罪也是生产力了。这种庸俗辩证法的荒谬在于，只要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能够发生作用，就是另一事物了。它们甚至连形而上学都算不上，倒退回诡辩当中去了。
除了从理论上来“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外，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们从马克思的书中寻章摘句来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做辩护，振振有词地宣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的。据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到底说了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论述：“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但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当然就不包括人的因素，不包括活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在这里讲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相互作用。这就像是力是相互作用一样，只有物体之间的碰撞才能有力地产生。而这个劳动生产力的大小取决于科学，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例如分工的方式），以及转移劳动力的技巧（例如熟练度）。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力由科学技术进行决定。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它无法跟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是不会表现成为生产力的。然而修正主义者在这里直接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原本的意思，硬要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现在我们明白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走资派对马克思原文进行断章取义，来掩护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理论实质。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发现了它们和资本家一般的口吻。
走资派及其喉舌们不仅仅延续了第二国际中的古典修正主义者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错误理解，即没有理解生产力起到的决定作用指的是在一定生产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由其本身完成。 并且不懂得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并且连生产力是什么也被其自身修正，将生产力和影响生产力的因素－科技混淆。
既然从理论上已经澄清了走资派泼洒在马克思身上的脏水。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生产力以及与科学的关系如何。
这里首先必须澄清什么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无非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具体而言，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的同志，一般都知道，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及其相互关系，而劳动资料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叫社会生产力。它是由人（劳动者）和物（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构成的。”《哲学小辞典》。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是什么，“社会意识有政治、法权、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多种具体形式，统称社会意识形态。”这里说明了社会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对于自然科学，争议很大，很多人就认识不清楚了。这是因为自然科学自伽利略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开始以实验作为检验其真理性的标准后，就自发地契合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一旦偏离了这一点，就会走向反面，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上就是如此。自然科学本身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不仅仅通过垄断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作为意识形态，在其部分内容上混杂着各种反动阶级的谬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会因为资本家的高薪聘请、数十亿的科研项目、授予各种荣誉学位等等，而为资本家的商品合理性而做辩护，比如说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再比如说，以还原论为方法论的社会生物学，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基因，再美其名曰“跨学科”。详细地讨论可以看看《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 》。
因此不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科学都置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即一种思想体系影响之下。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显然不可能是什么生产力。
接下来，我们看看科技和生产力的关系又是什么？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〇五页）“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四页）
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点谁都不否认，甚至导师是极力赞同的，但把它本身独立出来叫做生产力，或把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这是在真理的道路上多走了一步，明显走向了谬误。混淆了生产、科技和政治的关系，将生产中占第一位的政治替换为了科技，将生产关系的革命、阶级斗争遮蔽。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九七页）“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327 页）
既然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征服自然，谈不上什么生产力。当然，人要改造自然，需要有工具。但无论手工工具，还是复杂的机器，从古代的粗石器工具到今天的自动化机床，都是人的器官的延伸，都是人创造的，是人们生产斗争经验的积累。人永远是劳动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改进者。因此，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抹杀生产力中人的决定作用。
因此，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首要的因素是人，是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活的生产力。不论科学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劳动者总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总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如果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本身不为劳动者所掌握，那么就会被资产阶级垄断，为榨取剩余价值和维持其统治秩序服务。这点具体的论证由下一节完成。
根据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原理，因此必然导出重视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和对专业技术掌握，和推动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结论。这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当然，从属于第二位也不代表劳动资料，即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是可以忽略的。用辩证法来理解，当主要方面被抓住后，必须防止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认为工具或资料是不需要的，只要人的积极性就好了。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我国的走资派在理论上的“灵活”。在为分田单干，破坏集体经济的目标服务的时候，官方就强调了所谓的积极性，全然不顾在公有制下取得的伟大科技成就。那些不为“城市老爷”服务并在全国农村得到普及的农村医疗，以及劳动人民多快好省地积累下来的种种基础设施和生产工具在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上台之后几乎被摧毁殆尽。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化用这句话到这里，劳动者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劳动资料条件下生产。离开了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的因素，人们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只有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才能向大自然开战。
二、在实践上背叛无产阶级
一种反动理论的提出并不能直接地作用于无产阶级，而是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合理化。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四十年前的走资派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掩护了生产关系上的资本主义全面的复辟。这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使得无产阶级从国家的主人沦为任人宰割的牛马。
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借其手中的权力，不仅仅清除走共产主义道路的革命派，而且通过信贷、税收等等政策，创造资产阶级生长的国内条件，使得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变为少数资产阶级所有。不论它们的名字是“人民企业家”，还是“xx 党员”。走资派还引入外国资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接轨，创造有利于资本成长的国际条件。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
具体而言，资产阶级的产生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原始积累、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如果没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四十年前在走资派接受下来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复辟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形成市场，因为货币只有在市场中，只有通过雇佣劳动力和购买一定的生产资料，才能够将货币转化为资本，才能够榨取剩余价值。而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直接由国家调拨和分配，因此资产阶级的产生被大幅抑制。
首先，和许多人叫嚣的前三十年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不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战天斗地所创造的财富，没有资产阶级疯狂攫取人民群众的财富作为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不能复辟的，甚至发展为帝国主义的一环。因为原始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辟首先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韩丁《大逆转 》中统计，1978 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 977 亿元，到了 1986 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已经只剩下不到 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 20％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
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小生产每时每刻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而在中国的实践证明着这一真理。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 1980年的 117 亿元增长到 1986 年的 766 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 和新经济联合体）。
让我们看看所谓“两户一体”和一般农民这两级之间的分化吧，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 28 省、市、自治区的 272 村 37422 户调查，1984 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总数的 3.2%，专业户占总户数的 3.5%，个体工商户占总户数的 4.4%。1984 年同 1983 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 23.6%，专业户增加 51.0%，收入万元以上的专业大户增加 62%。1984 年末，专业户平均有剩余资金 1052 元，是一般农户的 9.6 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年均纯收入万元以上的大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 0.8％。1984 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4786 元，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58.5％；拥有机械动力 26.6 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96％。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短短几年之内，农村地区因为实施分田单干便迅速地演化出来富裕的农户这一群体，或者说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
而在城市的资产阶级也被逐渐培养出来，开始进行原始积累。
1979 年初北京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工商局局长会议，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等个体手工业劳动。
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个体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1978 年底个体工商户 14 万人，1980 增加到 81.4 万人，1983 年增长到 208.6 万人。
不仅数量增加，经营规模也在扩大，一批个体户逐渐成为“个体大户”或“雇工大户”，逐渐演变为私营企业。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成为走资派及其部分“能人”掠夺人民群众作为其积累资本的渠道。根据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调查，到 1989 年 3 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 149％、原油 213％、钢材 105％、木材 112％、铜 150％、铝 124％；1989 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 44％（以金额计算仅为 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 45.4％、钢材 29.7％、木材 21.7％、水泥 15.5％。据估算，仅在 1988 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 1500 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 3500 亿元以上，其中 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
在 92“南巡”之后，不仅仅是倒卖物资，而且地产、国企、股票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手段。比如当时海南兴起炒卖地皮，从 1991 年6 月到 1992 年 6 月，海口公寓房售价从每平方米 1200 元上涨到3500 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据统计，海南省 1991 年共出让 2884 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 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再比如中策集团黄鸿年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大旗，首先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支持下，与太原橡胶厂合资；转战杭州，在市长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黄收购了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两家效益很好的企业，同时还“搭购”了一家亏损的电缆厂；来到老家泉州，黄问市长，如果把全市 41 家国企“一起合了行不行？”泉州市委书记当场给省里的陈光毅书记和贾庆林省长打电话，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两天两夜内，我们喝了一两瓶茅台酒，把这个项目签了意向书。很快，在 7 月 1 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在香港签下正式合约，向党的 71 岁生日献礼”；然后继续高举高打，用好政治牌，趁热打铁在大连一揽子收购了 101家国营企业。从 1992 年 4 月到 1993 年 6 月间，中策集团斥资 4.52亿美元购入了 196 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 100 多家，在短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根据胡鞍钢测算，90 年代后半期，仅权力寻租、地下经济、税收流失、公共投资领域等四类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占 GDP 比重的 13.3～16.9％，每年规模上万亿。全部的这些历史事实都在证明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走资派先通过小的生产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后再利用自身的统治地位全面复活已经被打倒的资产阶级。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或者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对其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主义也就无法出现和维持。而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社会主义中国继承下来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在农村实行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改革导致大量农民被迫无产化，成为资本积累的雇佣劳动力。
在 1978 年农业劳动力占比为 71.4%，而随着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后，农村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到 1988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 57.9%。据估计在 4 亿劳动人口中有 1.2亿人“过剩”，需要在非农产业另谋出路。这些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被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也就是和外国企业合作的企业）吸收。到 1989 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到 9366.3万人，全国个体、私营企业雇工约 700 万－800 万人，另外全国离土离乡的民工约 2000 万人，其中仅广东省就有 400 万人，三资企业工人主要来自这部分民工。（李强，98）这样，到 1989 年，以上三部分人加起来有大约 12000 万人。
同时，在农村的“两户一体”急需雇佣劳动力。根据金宝瑜《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据调查，雇请长工（6 个月以上）的共有 203户，占调查总数的 0.55%，占专业户的 15.7%，平均每户雇请长工4.1 个。一般来说，经营新兴产业和收入高的农户，雇工就多。新经济联合体雇工经营的占其总数的 51%，平均每个联合体雇工 7.9 个，合 1204 个工日；按收入划分，家庭纯收入6000~9000 元的户，占调查户的 3%，而所雇长工却占长工总数的 50%，家庭纯收入 9000元以上的户，占调查户的 1%，而所雇长工却占 40%。在私人雇工户中，雇工 8 人以上的有 25 户，占调查户的 0.07%，占私人雇工户的 12.3%，平均每户雇工 18.5 人。
走资派们通过税收、贷款、场地、政策等各方面扶持个体工商业，在全国各类城镇中一批个体工商户，通过雇工经营扩大规模，成为私营企业。据湖北省 4 个县的追踪调查，1983 年—1985 年，雇工户由 509 户增加到 2543 户，雇工人数由 3246 人增加到 15838人。雇工户数和雇工人数，在三年的时间内几乎都增加了 4 倍。据辽宁省调查，1983 年有雇工企业 5220 个，雇工人数 40478 个；1984年比 1983 年分别增长 2.57 倍和 2.28 倍；1985 年又比 1984 年分别增长 95%和 90%。根据 1987 年的调查，城乡私营企业雇工达 361万人，平均每户雇 16 人，雇工 30 人以下的占 70％-80％，雇工超过 100 人的接近总数的 1％。
在利用农民无产化形成一定的产业后备军后，走资派才能以“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名目之下，将数以千万计的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使得产业后备军再次扩张，任由资本剥削。据有关统计资料，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 1985 年的 239 万人增加到 2005年的 835 万人，登记失业率从 1990 年的 2.5%上升到 2005 年的4.2%。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2004 年就达 3000 多万人，其中在私企实现再就业的 1900 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 1100 万人。
随着特色的不断加大鼓励、扶持政策力度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私营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呈迅猛态势。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 年的 9.56 万户上升到 2004 年的 365.1 万户；雇主或资本家从1989 年的 21.4 万个增到 2004 年的 948.6 万个；雇工人数从 1989 年的 164 万人增到 2004 年的 5017.3 万人；注册资本从 1989 年的 84.5亿元增到 2004 年 11 月底的 50700 亿元，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 1989年的 97.4 亿元增到 2004 年的 30898.6 亿元。
于是，我们的确可以清晰地看见四十年前的走资派除了破坏旧有的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资料，还在生产关系上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这令得我国的人民群众再一次沦为了统治阶级攫取财富的“奴隶”。
最后，除了劳动力市场之外，资本主义的复辟还必须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市场。因为资本主义复辟，不仅仅在生产领域，还必须进行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以及扩大再生产。如果缺少了这一环，剩余价值才能转化为利润，资本家才形成一个阶级来剥削无产阶级。
79 年开始，走资派首先从破坏计划经济对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控制开始。在农业生产方面，1979 年以前，国家对 25 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到 1985 年，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灭，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工业生产方面，1978 年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有 120 种，到 1988 年缩减为 60 种。从 1984－1988 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 1900 多种减少到 380 多种。在分配领域，1979 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 256 种，1985 年减少到 26种；在商业系统，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产品，1978 年为 188 种，1984 年减少到 60 种，1985 年再降为 23 种；在进出口领域，1978年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协调的出口产品 500 种，1985 年减少到 31 种。
在生产资料方面，1979 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开设了一大批生产资料商场。1984 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如温州农村生产资料市场 150 个，其中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 50 个、农业生产资料市场 25 个、建材市场 75 个，成交额 3 亿元。同时国营商业、供销社和政府组建了一批综合性或专业性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不分公私，私人投资者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从事私营企业生产和经营最基本生产资料（如设备、钢材、能源等），也可以销售商品，从而为资本流通开辟畅通的市场条件。
生活资料市场也在这个过程中同步形成。根据《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浙江为例，1979 年，城乡集贸市场达到 1322 个，年成交额增至 11.3 亿元。随着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大量的工业品开始进入集贸市场，商品市场很快形成。温州、义乌、黄岩等地都出现了全国首批工业小商品市场。仅 1982 年～1984 年，浙江的这类小商品市场就由 58 个增加到 252 个，年成交额也由 1.1亿元增加到 4.3 亿元。到 1984 年底，浙江的城乡集贸市场已达 2241个，年成交额有 26.9 亿元。而到了 1999 年末全国批发零售贸易业机构（网点）达到 2000 万个，从业人员达到 5800 万人。到 2001 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93085 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47152 个，农产品交易市场 27167 个，工业消费品交易市场 10163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6631 个。2001 年全国城乡集贸市场交易额达 2.49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 11.6 倍。
最终，资产阶级与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一同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走资派在致力于“国民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借口下，实际上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实现它们的目的的呢？经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明白，资本家和官僚们将原本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财富瓜分得一干二净，并且给劳动者带上原本被打碎的雇佣锁链，重新成为旧社会下任人宰割的牛马。因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在新的旧社会下处于何等境遇。
就像上面阐述的两类工人阶级的区分，这里首先来看看曾经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如何无权化、无产化的（这里仅仅指的是在生产领域，而没有政治领域）。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走资派推行着“放权让利”的修正主义路线，国企工人的经济收入不断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 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 6.3 倍。
但是潜藏在工人收入增长背后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政治挂帅走向物质刺激，工人逐步失去对工厂的所有权或者说管理权。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6 年调查表明，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工人阶级无权化的基础之上，走资派进一步对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三铁”的权利也被砸烂，最后被以“减员增效”的名目，以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赶出国企。90 年代工人开始大规模地下岗，从 1992 到 2002 年，每年下岗人数由 1992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97 年的 1151 万人，后下降到 2002 年的 618 万人，累计下岗 7601 万人（该数字应包括期间退休的工人）。
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 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 300 元的有 68％，下岗职工收入的 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 2002 年的工潮。到 2005 年，全国 8 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 400 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 40％。除此之外，对于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诞生的新工人阶级来说，它们从诞生之始是真正无产、无权的，因此也没有什么无产化和无权化。所以下面描述的主要是它们如何被新资产阶级剥削。
首先，资本家们不断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即不断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将休息日也算在内，中国工人普遍工作时长在 12 个小时左右。即使有的工厂还是 8 小时工作制度，好像十分仁慈，但工人们不得不加班到 12 个小时。因为这样的企业开的基本工资完全无法维持工人们生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百家私营企业调查，有 53 家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 8 小时以上，其中 18 家工人每天劳动超过 10 小时，66 家在节假日、星期天从来不让工人休息。广东省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劳动普遍在 10 小时以上。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总工会对 27 家企业调查发现，有 26 家每月加班超过 48 小时，有的超过近一倍，很多情况下要昼夜加班，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被占用。根据《广东新一代农民工：“我与父辈不一样了”》的报道，14.9％的农民工是 8 小时工作制，38.5％的农民工每天工作 8～10 小时，29.5％工作 10～12 小时，15.5％工作 12 小时以上；只有 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 1 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第二，降低生产各个方面的成本，或者说让生产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即节省了工人生命。许多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院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等设施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而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许多工厂企业对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嘈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
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工伤是无法避免的。2003 年有一项工伤课题的调查，在对珠三角地区３9 家医院的５８２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工伤发生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工伤比率高达 53.9％，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比率达到 26%。在现单位工作 1 年内发生工伤的占调查总数的 75.1％，其中，新上岗发生工伤的占 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 31.1%，上岗 1 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 29.2％。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 20.3％，减发工资的占 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 24.5%和 38.5%。
今天我国已然是一个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今天见到的一切社会上的苦难，几乎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复辟。四十年前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到了今天，便演变成为今日这般人间炼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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