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后，接着指出：如果不仅注意到纯经济上的表现，而且注意到帝国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应该给帝国主义下另一个更完备的定义。这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17]在分析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本章进一步阐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进而揭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第一节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

垄断统治是资本主义寄生、腐朽的经济基础。垄断必然使资本主义产生寄生、腐朽的趋势。列宁说：“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18]

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出现停滞的趋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资本家只有改进技术才能取得超额利润。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便成为生产和技术进步的严重障碍。垄断组织通过规定垄断价格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因此，它们主要关心的就不再是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应用，而是如何维持垄断价格。列宁指出：垄断组织“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119]

同时，垄断组织集中掌握了生产、原料、科学研究机构、科学技术人员等等，只要对它们不利，它们就限制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阻碍在生产中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原料，阻碍新的生产部门的发展。所以，垄断的统治使得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列宁曾以美国欧文斯发明的制瓶机为例说：“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搁起来迟迟不用。”[120]垄断组织人为地阻碍采用新技术的事例，在今天更是层出不穷。例如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明了萤光灯，但是电气托拉斯由于害怕原有设备的投资贬值，便把这个发明的专利权收买了去，搁置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加以采用。

此外，帝国主义占有了广大富饶的殖民地，垄断资产阶级不需要改进技术就能获得特别高的利润，因此也会造成生产和技术的停滞。

当然，帝国主义的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停滞趋势，决不意味着它的发展绝对停止了。因为垄断和竞争是并存的，垄断产生阻碍技术进步的趋势，而竞争又会产生发展技术的趋势；加之，军备竞赛的日益加剧，个别企业、个别部门、个别国家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迅速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已经愈来愈明显地落后于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发展常常是片面的、畸形的。所以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的统治使生产和技术停滞的趋势同生产发展的趋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列宁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12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日本经济的迅速膨胀，就是一个例子。

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平均每年曾一度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向前发展。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帝、苏修，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但是，日本经济的这种急速膨胀，更加暴露了它的寄生性、腐朽性，它不但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反而使其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当时美帝向日本提供的巨额经济“援助”，对日本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美帝在亚洲发动的侵朝、侵越两场战争，使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横财，日本垄断资本依靠美国的“援助”和军事订货，刺激了生产，养肥了自己；日本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增强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大量进口外国新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特别是，低工资、高积累是日本垄断资本的传统政策，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是日本垄断资本有可能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快发展速度的基本原因。这种用依靠外国资本输血打气、发战争财、进口外国技术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来刺激生产的发展，本身就是寄生、腐朽的表现。

急速膨胀起来的日本经济，基础虚弱，畸形发展，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寄生性、腐朽性不断加深。首先，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粮食不能自给，大量农产品不得不依赖进口。一九六〇年粮食进口四百五十万吨，一九七〇年激增到一千五百八十万吨，占日本全部粮食需要量的一半以上。同时，日本工业一向仰赖进口原料来维持，经济恶性膨胀以后，生产与资源的矛盾更加尖锐。日本主要工业原料的需要量大部甚至全部依赖进口，如炼焦用煤的百分之七十八，铜的百分之九十四，原油的百分之九十九，铁矾土、镍、天然橡胶的百分之百都是来自国外，一旦海外原料来源断绝，它的经济很快就会陷于瘫痪。其次，日本的工业生产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出口的商品约有一半是输往北美和西欧，其中输往美国的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因此，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经济一有风吹草动，日本经济就受影响。最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还表现为工业生产的过度集中。目前，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四大工业区（东京、大阪、名古屋、北九州）的生产，占全国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二。由于工业的过度集中，城市人口也急速地膨胀，一九三五年日本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〇年已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二，目前，日本人口一半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及其周围。工业的过度集中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给工业本身的发展造成了重重困难，并带来了交通、住房、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本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已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上公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战后促使日本经济一度迅速膨胀的因素，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走向反面。当前日本经济已陷入了严重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据日本官方统计，一九七四年度工矿业生产指数比上一年度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五，而且下降幅度一季比一季大。战后日本经济的恶性发展，证明了并将进一步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英明论断无比正确。

二、国民经济军事化日益加强

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122]军国主义在经济方面必然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所以，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各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走上了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

由于军火生产有极高的垄断利润，又有国家采购和订货这一可靠的销售市场和其它种种优惠待遇，垄断资本总是力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军火生产部门，建立规模巨大的军事生产体系。

美国是最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国家之一。庞大的军费开支占美国政府开支的极大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六个财政年度，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共达一万二千多亿美元。军火生产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飞机工业的百分之九十、电子工业的百分之五十、造船工业的百分之六十都从事军火生产，三分之二的科学技术人员都与军事和空间技术研究有关。由于大量的人力、资金用于研制杀人武器，结果，军火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畸形发展，民用工业受到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

国民经济军事化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并且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庞大的军费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人民愈来愈贫困，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的统治，使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帝国主义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比过去更加频繁和深刻。毛主席在谈到战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带来的暂时景气时指出：“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123]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预见是无比英明的。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是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一个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已爆发了五次经济危机，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而从第三次危机结束的一九五八年到第四次危机开始的一九六〇年，时间相隔还不到两年。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同时，危机阶段拖长，危机过后是长期的萧条，高涨阶段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时还没有出现高涨就又爆发新的危机。一九六九年八月开始的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经过长期萧条，直到一九七二年春，工业生产才开始超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从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度起，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先后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又陷入了一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中。

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危机、货币金融危机多种病交织并发，是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显著特点。战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愈来愈依靠国家的财政力量维持扩大再生产，特别是用巨大的军费开支给危机重重的经济打“强心针”，这就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发生财政危机。截至一九七三年，战后美国的财政赤字累计已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亿美元。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和弥补巨额的赤字，除了增加税收和大量发行公债，就是增发钞票。据报导，截至一九七二年，美国在流通中周转的钞票量已高达二千四百多亿美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在危机时不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而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现象。例如，美国战后除第一次危机外，其它几次危机中，伴随生产过剩的都是物价猛烈上涨。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消费物价上涨率一九七四年都达到了双位数，即百分之十以上，其中美国是百分之十二点四、日本百分之三十，英、法都超过了百分之十六。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巨额的财政赤字和频繁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大，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美元地位愈来愈弱，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一九七三年先后爆发了十次美元危机。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美国政府两次被迫宣布美元贬值，对外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宣告了美元霸权地位的破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也就土崩瓦解了。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重要标志，是帝国主义日益腐朽、没落的重要表现。

四、食利阶层的增长和食利国的形成

在帝国主义时期，少数富裕的国家集中了大量的有价证券，那些根本不做任何事情而专门靠“剪息票”、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食利者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多了。特别是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对殖民地附属国剥削的加重，少数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依靠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剥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为生的食利国。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124]

列宁在半个世纪前就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寄生性、腐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的这种寄生性、腐朽性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九五O年，美国的红利和个人利息收入总共为一百九十五亿美元，一九六三年已达五百零三亿美元，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到一九七〇年，美国红利和个人利息收入已高达八百九十七亿美元。根据美国政府提出的预算咨文，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财政年度，仅美国国债利息一项即达二百一十三亿美元。国债利息是从国家预算中支出的，而大量购买国家公债，获得巨额利息收入的，就是专门靠“剪息票”过活的食利阶层。

垄断资本家和食利阶层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巨额利润，大肆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侈的腐朽寄生生活。例如：在美国，一九六四年汽车大王福特为了一个女儿过生日，一夜宴会就花掉五十万美元。时隔不久，石油大王梅隆为了压过他，为他才满十六岁的女儿进入“社交界”而举办的一次宴会竟花去一百万美元。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千百万劳动人民忍饥挨饿，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糜烂生活。资产阶级在活生生地腐烂着！

由于食利阶层增大，为他们奢侈生活服务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因此，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还表现在非生产领域的人数大量增加。在美国，本世纪初，生产领域的人员和非生产领域的人员的比例为七比三。现在则相反，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从事生产，而百分之七十则在非生产部门，其中一部分是专门为食利阶层服务的职员、仆役等，一部分是由于商品销售困难、商业机构日益扩大而大大增加的商业人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员日益增加，在八千多万美国在职人员中，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人员竟占了一千三百多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八。

五、政治上全面反动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走向全面反动。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还装饰着某些虚伪的民主。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正如列宁所说：“这一新的经济基础，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125]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先后抛弃了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外衣，走上了公开的恐怖独裁的法西斯专政的道路。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政治表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表明资产阶级已不能再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也走上了法西斯道路。美国统治集团公然颁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法案，建立大批特务组织，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残酷镇压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而使阶级矛盾日益加深。

随着帝国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也愈加严重。号称“文明国家”的美国，盗匪横行，道德败坏，吸毒成风，公害严重。据统计，一九七〇年美国的凶杀、抢劫、强奸和偷盗等重大犯罪案件达五百五十万起，平均每三十三分钟发生一次凶杀案，十五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不到两分钟发生一次抢劫案。由于犯罪案件日增，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恐不安。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犯罪增长率和社会动荡的规模是“一百年来最大的。”

同时，空气、河流的污染日益严重，对人民危害极大。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垄断利润，长期以来听任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到处泛滥，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公害。垄断资产阶级又借“控制污染”为名，进一步搜刮劳动人民，牟取利润。

社会危机，不仅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临近末日的先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社会危机。

六、工人贵族的形成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也必然要反映到工人运动中来。列宁指出：“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126]

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瓦解工人运动，用它们的垄断高额利润的一部分，以高工资或小恩小惠的形式，收买少数工人上层分子，即工人贵族阶层，这是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社会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力图通过他们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危害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127]

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首先在英国产生。早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就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即拥有对殖民地的垄断权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这时，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都有可能而且实际上已开始收买工人贵族，在工人队伍中培植机会主义，并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政党。

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出现和机会主义的发展，不仅有它的经济根源，而且还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列宁指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统治的加强，加速了城乡广大小资产者的破产，使一批批的小资产者不断地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资产阶级世界观也会不断地渗入到工人政党中来。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它的垄断统治，竭力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阶级队伍，它们往往交替使用暴力镇压和欺骗收买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这样就使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蜕变为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帮凶。

由此可见，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高额垄断利润是工人贵族产生的经济基础，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路线和思想体系，是工人运动中最危险的敌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128]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无产阶级一项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129]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推行其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外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肆贩卖孔孟的“中庸之道”，竭力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恶毒攻击我党的反修斗争是什么“做绝了”，胡说什么“绝则错”，妄图使我党放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关于反帝必须反修的教导，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和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节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使得资本主义的其它各种矛盾都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些矛盾的日趋尖锐，势必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一、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寡头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不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通过垄断价格，从流通中进一步掠夺工人的收入。加之，国民经济军事化所引起的赋税增加和通货膨胀，频繁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长期失业，使无产阶级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化。

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剥削和压迫工人，而且剥削和压迫其他阶层人民。垄断资本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以及采取其它办法，加强对农民的掠夺。同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捐税增加，必然使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和破产。这样，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而且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垄断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剥削掠夺和政治上的反动统治，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迫使他们走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列宁说：“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1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浪潮遍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工人阶级正日益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黑人有着长期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历史，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更是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人民革命运动，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毛主席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131]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先后两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二、帝国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不断加深

毛主席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132]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维持自己的垄断统治，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和最野蛮的掠夺。这就必然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愈是采用各种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来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就愈是唤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激起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激烈反抗，促使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133]

半个世纪以来，在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风暴的打击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显著变化，一向被认为是“安静”的非洲大陆，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烈火愈烧愈旺。被称为美帝“后院”的拉丁美洲，现已变成了反帝斗争的前哨。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广大地区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年里，就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的人民经过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不得不在策略上作某些改变。取代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就是通过拚凑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进行资本输出，签订“友好条约”，扶植傀儡政权等形式，对已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实行更加狡猾的殖民统治，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奴役，遭到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就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34]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是由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形式和后果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企业规模较小，资本集中程度还较低，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能比较平稳地发展，一些国家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赶上和超过另外一些国家。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情况就不同了。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的统治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生产集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那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迅速地、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由于垄断统治所固有的寄生、腐朽性，由于大量向外输出资本的影响，生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各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力量对比的迅速改变，必然引起军事力量对比的相应变化。改变了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原有划分发生了冲突，这就要引起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然而战争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相反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大大下降，美国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资本输出方面都占了世界第一位。战争中被打败的德国依靠美国和英国的扶植，迅速得到了恢复，又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在亚洲，日本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这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再一次破坏了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均势，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打败了，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大大地削弱了，只有美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从五十年代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又起了变化。自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帝国主义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英国继续衰落，而西德、日本跳跃式地上升，意大利和法国也有相当增长。一九四八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西德仅占百分之三点六，日本只占百分之一。到一九七〇年，美国已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三，西德、日本分别上升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九点六。同一时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下降到百分之十六，而西德则从百分之零点五上升到百分之十二点一，日本也由百分之零点四上升到百分之六点五。战后美国的首任总统杜鲁门曾大言不惭地宣称美国“担负着领导世界的经常责任”，华尔街的老板们也狂妄地大叫大嚷，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然而，曾几何时，自从侵朝战争失败后，美国便从资本主义世界的顶峰跌落下来，时至今日，它已进入一个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困难年代”，对它的“盟国”再也不能“以保护人的身份同它们打交道”，而只能“要求建立伙伴关系”了。昔日的霸主威风，已是扫地以尽。从“美国世纪”到“困难年代”，从霸主地位到“伙伴关系”，正是美帝国主义急剧没落的生动写照。

在美国急剧没落的同时，苏修叛徒集团却加快了向社会帝国主义演变的步伐，以其急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加入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和美帝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

总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革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列宁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35]，“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36]

四、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正当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叛徒考茨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炮制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胡说：“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以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所代替，即以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就会出现一个帝国主义各国彼此联合，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永久和平”的“新阶段”。考茨基的这种“超帝国主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也是极其反动的。

首先，考茨基故意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本质割裂开来，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是由垄断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那末，它就可以采取这种政策，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既可以采取掠夺性政策，也可以采取非掠夺性政策。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并不是它的制度不好，而是它所采取的某些政策不好，因此，只要改变帝国主义的某些政策，而无需触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正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只要垄断的统治存在一天，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就一天不会改变。

其次，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抹杀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鼓吹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不是矛盾的激化，而是矛盾的缓和。列宁指出，金融资本的统治不是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他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发展速度和占有殖民地及瓜分势力范围之间的矛盾现象，指出：“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137]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垄断，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纯粹是脱离客观现实，从抽象概念出发的主观臆断。列宁指出：“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物。”[138]

第三，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联盟看成是永久的，认为它会带来“永久的和平”，这就掩盖了帝国主义联盟的强盗性质。事实是，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斗争则是长期的、绝对的。列宁说：“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139]所以，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和战争，都是由垄断这一共同基础决定的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斗争的形式可以改变，但是斗争的实质和内容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用帝国主义之间斗争形式的变化来偷换它们之间斗争的实质和内容，就是抹煞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掩盖帝国主义的强盗性质。

最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目的，就是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140]维护帝国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完全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的衣钵，为了掩盖它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以及它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竭力制造“和平”、“缓和”的假像。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签订什么协定，召开什么“欧安会”，举行什么“裁军谈判”等等，世界就可以“太平无事”了。这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无耻欺骗。事实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越演越烈。两霸相争，难免一战。只要帝国主义制度不改变，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帝国主义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第三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发展还比较平稳的特点，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在当时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具有了新的特点，即一些国家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另一些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结果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国彼此削弱，这样，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上就有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革命成熟程度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在马列主义政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就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基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新形势，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阵线将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列宁的这一结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激发了各国无产阶级向本国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主动性。在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照耀下，一九一七年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首先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从此资本主义已不再是统治全世界的唯一的经济制度了，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出现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一对新的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它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其它三大矛盾一起，构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

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论断，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141]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又一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给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

第八章 帝国主义掠夺下的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

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两千多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古老封建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外国资本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142]

十九世纪的下半期，中国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十九年中，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形式增设的中国资本厂矿达五百五十个单位。其中，“商办”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已经是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43]为了这个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切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一系列特权。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多次的侵略战争：英国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也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帝国主义发动的每次侵华战争尽管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但是战争总是以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帝国主义通过侵华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有：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根据这些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攫取了在中国的驻扎军队权、

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政治特权，而且取得了关税权、内河航行权、设厂权、铁路建筑权、采矿权等经济特权。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各国在相互争夺中初步确立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省份和西藏等地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沙皇俄国积极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且把中国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借助侵华战争，向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英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中索取赔款二千一百万元；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中索取赔款白银二万万两；一九〇一年八个帝国主义索取侵华战争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中国人民祖祖辈辈积累的财富，几乎被帝国主义强盗洗劫一空。

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对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扩大经济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把中国作为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商品输入中国的数量激增，其中以棉纱、棉布增加的速度最快。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具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致使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泛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城乡手工业，窒息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的大肆掠夺，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却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杀价收购等办法，疯狂地掠夺中国农民。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外国侵略者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还向中国输出资本。最初的资本输出集中于银行和交通运输业。这些银行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操纵金融市场，并以此为大本营，扩大向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帝国主义很快就垄断了中国的铁路以及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在工业投资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了许多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特别在一八九五年帝国主义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正式取得在中国的设厂权以后，外国资本更是长驱直入，控制了中国各个经济部门。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这些贷款，条件非常苛刻，不仅利息很高，而且附有各种政治、经济条件。为要取得贷款，旧中国反动政府往往以关税、盐税作抵押。关税和盐税是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帝国主义就从财政上控制了中国的咽喉。

三、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和统治中国，在中国造成了完全为它服务的买办阶级。买办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政治统治的走狗和帮凶。随着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扩大，买办的作用也日益扩大。他们不仅充当外国商行与中国原有流通机构之间的掮客，而且为外资企业招募华工，充当雇主和工头。帝国主义往往利用买办所开设的企业收购原料和其它商品，买办则利用帝国主义外商的招牌，闯关漏税，获取非法暴利。买办多数原系富商、钱庄老板或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形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和压迫的加深。很多封建官僚，同时从事买办活动，这种官僚和买办的结合，形成官僚买办资本。毛主席在揭示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的关系时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144]除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四、帝国主义还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报纸，办学校和吸引留学生的办法，进行文化侵略，腐蚀中国人民的灵魂，为帝国主义培养洋奴。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点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封建经济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加剧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领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利益，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从而使这些国家处于依附帝国主义的地位。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加紧资本输出。这时资本输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主要经济手段。帝国主义凭借资本输出，使其金融资本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

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的资本，主要来自中国的抵押税款和战争赔款。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人的钱，再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掠夺，榨取惊人的利润。据统计，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四十多年间，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的借贷资本约合七亿美元；同一时期，除东北地区外，输出的生产资本约合十亿美元，两项共计十七亿美元。而在此期间，自中国取回的利息和利润却高达三十四亿美元以上，同时在中国还保留价值二十八亿美元的企业财产、地产和债权。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每投资一百元，就榨取了二百元的利息和利润，还保留有一百六十多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得了独占中国的地位。从日寇投降到一九四八年底，美帝国主义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大大发展了在华势力，把国民党统治区置于其奴役之下。

战后，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九三六年中美贸易总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五，到一九四六年跃升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一九。美国货在中国市场上泛滥成灾，使中国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打击。解放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平均减少将近一半。

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以“美援”的形式向蒋介石反动政府提供贷款。据估计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美帝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投资达六十亿美元以上。美帝大量投资的目的，是进一步奴役和统治中国。

美帝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首先是把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反动政府财政支出中，百分之五十是美帝的“援助”和贷款，因此，它的财政金融必然受美帝的控制。同时，美帝与中国官僚资本相勾结，在中美“经济合作”、“技术合作”的幌子下，控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全部经济机构，其中包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这个“资源委员会”到一九四七年已经囊括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钢铁、机械、电器、化学、制糖、水泥、造纸等十一个部门的一百多个公司，垄断着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业生产。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资源委员会”，也就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美国资本还渗入四大家族的“私人”企业和部分民族资本的企业。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对中国人民进行野蛮的剥削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加深了帝国主义自身的腐朽性。

二、封建剥削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显著优势

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和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总是力图保持和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剥削形式。毛主席在分析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时指出：“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145]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日益被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军阀兼并，千千万万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农，甚至破产。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近代工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破产的农民很少可能为现代工业所吸收。他们为生活所迫，竞相租田，地主阶级乘机提高地租。据统计，这一时期，在交纳实物地租的地方，地主往往夺去农民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地租，有的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十——八十。在交纳货币地租的地方，地租额也是高得惊人。这种残酷的地租剥削，不仅剥夺了农民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大部分必要劳动。除地租剥削之外，广大农民还要遭受沉重的田赋和劳役的剥削。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除了由他们的洋行和银行直接垄断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业外，还培植和发展了中国官僚买办商业和金融业，保存和支配了中国古老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146]

旧中国城乡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主要的活动是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掠夺中国农业原料、推销工业品和剩余农产品服务。这种商业高利贷资本，是旧中国金融、商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中国城乡的商业高利贷资本，把它们的“触角”伸到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

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主要采取贱买贵卖、贷款预购等手段。农民在收获以后，急于出售产品以便交租还债，商人则乘机压价收购，榨取农民血汗。贷款预购是商人预先把种子、肥料等生产用款贷给农民，迫使农民在收获后将农产品按低微的预定价格售给商人。在这里，既是压价收购，又有高利贷剥削。

高利贷资本往往乘农民青黄不接、天灾人祸之危，进行放债，榨取高利。所以，在旧中国农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掠夺。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三、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

一九二七年，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形成新军阀的统治。这个政权的阶级实质“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它“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147]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利用这个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垄断了国民经济各部门。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反动政府把二千万元的“金融公债”充当资本，开设了“中央银行”，并给予它经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国家银行的特权，因而在银行界取得了独占的优势。这是四大家族开展金融独占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以后又夺得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在“四行两局”之外，又控制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流银行，逐渐完成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

商业垄断是官僚资本垄断活动的重要方面。四大家族是中国第一号帝国主义商品的大买办。帝国主义的商品，不论是军用品、生活用品还是奢侈品，都大量向中国倾销，四大家族不仅以“官式”垄断为帝国主义推销军火和掠取战略物资，还以“商式”垄断组织了许多商业托拉斯，积极为帝国主义购销商品，从中获取买办利润。

四大家族从金融垄断、商业垄断逐渐发展到工业垄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以“接收”的名义，把敌伪的二千四百多家工厂收归国有，实际上窃为私有，从而使四大家族在工业方面的独占达到惊人的地步。到一九四七年，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垄断：煤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电力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三，钢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纺纱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织布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四，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均占百分之百。在交通运输业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垄断地位。总的说来，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在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

四大家族还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和高利贷主，是中国农村经济的最高垄断者。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主义利益相结合的产物，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148]

四、民族资本处于被压迫被排挤的地位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使得社会生产力有某种程度的提高。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造成了生产的社会化趋向。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作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之下，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了民族资本的落后与软弱，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民族资本所处的受压迫、受排挤的地位，决定了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有矛盾的。民族资本的软弱和落后，又决定了它必然要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民族资本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是多方面的。某些企业的投资人本身就是买办或有买办参加；企业的机器和某些原料要从外国进口；有些企业还要聘请外国技师，向外国银行借用资金，产品要靠外国船只运输；有些企业的产品则是专门往国外推销等等。民族资本对封建势力的依赖表现在：某些企业的创办，往往有封建政府、官僚参加，至于投资人本身是大地主的情况更是常见；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经营活动上，又需要取得封建政府、官僚和大地主的庇护等等。

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是有矛盾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希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长起来，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它的发展。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攫取原料，设立企业，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有许多企业就是在它们的排挤和竞争下倒闭的。此外，外国侵略者还从技术、设备、原料等方面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封建势力则只允许近代工业在封建势力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千方百计地力图把近代工业控制起来。此外，封建赋税也给近代工业以严重打击。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足，技术落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础薄弱，布局极不合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广大工人，劳动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工资之低，也是惊人的。这些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毛主席在分析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性时指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149]

上述分析表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垄断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国计民生，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天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地狱。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厂商店成批倒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极度恶化。据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亿倍，而物价以更高的速度上涨，同期上海地区物价上涨了三十六万亿倍，其中米价上涨四十七万亿倍。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劳动人民惨遭浩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以及天灾、瘟疫等等，使劳苦大众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啼饥号寒。据统计，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仅河南省就饿死二百二十万人，而湖南省在一九四七年吃草根、树皮的农民竟达七百万人。广大农村劳力稀少，田园荒芜。城市工人大批失业，苦不堪言。至于在政治上，人民毫无权利可言，军队、特务、警察、宪兵横行霸道，任意捕人杀人。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50]

第三节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近代中国特定的阶级结构。

旧中国有以下几个主要阶级：

一、地主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和农村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三位一体，共同对中国人民进行压迫和掠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51]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二、民族资产阶级。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他们身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存在着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三、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虽然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也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

军，是中国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农民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毛主席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152]旧中国除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手工业者、小商人等。他们和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没落和破产。他们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他们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四、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遭受残酷的剥削，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同时，它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是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中国无产阶级还有特出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153]所以，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胜利。

上述旧中国的阶级结构表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产生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加剧了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得中国“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154]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节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155]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对内推翻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56]中国的社会革命必须经过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这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而且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上最大的事件。这个胜利，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大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勇气，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主席在总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57]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和孔老二一样，林彪的“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要“兴”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要“继”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他要“举”的是曾经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帮“民”。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林彪的反革命阴谋一旦得逞，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景必将重演，我国必将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中国人民打倒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重新上台，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国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饱尝了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之苦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旧中国的悲剧重演，决不允许林彪的“克己复礼”的阴谋得逞。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158]林彪搞复辟、开倒车，落得个身败名裂自取灭亡。这就是一切复辟狂逃脱不了的历史的惩罚。

第九章 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列宁指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59]研究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彻底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阐明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反修防修，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对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由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蜕变而成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苏联，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这些阶级还存在，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企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还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由于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党员和国家机关职员中，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竭力使用反革命两手，力图颠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苏联共产党内部。国内外反动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从苏联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在苏联，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

长期以来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及其叛徒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适应国内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帝国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表面上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60]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资本主义势力急剧膨胀。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结党营私，安插亲信，从而形成一个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操纵了全部国家机器，而且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把持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大权。苏联政权性质的蜕变，标志着社会经济性质的根本改变，即由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使他们所控制的整个社会经济，适应其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需要，大力进行“经济改革”，推行“新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实行了全面的改造。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就大肆叫嚷“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又提出把利润作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和建筑单位活动的主要指标”。一九六一年，苏修二十二大又强调把赢利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一九六二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利别尔曼，抛出《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建议以获取利润的多少作为评价和奖励企业的标准。根据“利别尔曼建议”，同年十一月，苏修中央全会决定在几个大城市进行“经济改革”的“试验”。但这一“试验”还未来得及全面推广，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不仅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而且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九六五年九、十月，在苏修中央全会和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出了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改革的“新经济体制”（以下简称“新体制”），并决定从一九六六年起在全国推行。截至一九七三年初，实行“新体制”的企业已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四。

“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一、扩大企业的权限，给企业以追逐利润的“经营的自主性”。二、取消国家计划的一系列重要指标，以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综合指标”。三、企业根据获得利润的多少，提取经济刺激基金。四、企业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条例》规定：“企业活动的最终指标-产品销售额、利润、赢利率是经济刺激新体制的中心”。“新体制”的全面实行，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目的，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为了牟取高额利润。这样，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受利润原则所支配。

在农业方面，一九六五年苏修中央全会提出：“赢利率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把“集体农庄”也纳入“新体制”的轨道。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控制国民经济，加强垄断统治，从一九六八年起，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合并企业，建立大型生产联合公司（联合企业）。在农村中，也广泛地建立农庄合办的或者国家和农庄混合办的生产联合公司和农业、工业综合体。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联合公司，一九七三年颁布了《全联盟的和共和国的工业联合公司总则》（以下简称《总则》）。目前苏修“联合化”正在发展，有的部门发展程度较高，如化学工业部所组成的全苏联合公司就控制了化学工业系统的全部企业。石油工业部门的二十一个联合公司控制了全国石油开采量的百分之九十八。库班地区一个专业的果树托拉斯就拥有两万五千多公顷的果园，一万五千多公顷的耕地，还有二十三个果品加工厂等。

苏修叛徒集团在篡党夺权、控制全国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推行“经济改革”、“新体制”，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全面地建立起来了。

二、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点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全国经济，形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反映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一）苏修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后，虽然保留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是，它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国家利用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占有生产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它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国家所有制，本质上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所有制，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苏修叛徒集团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所有制经济，并利用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即资本攫取最大限度利润。因此，苏修国家所有制实质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按照“新体制”的规定，国家计划下达给企业的指标中，利润总额、赢利率是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综合指标”。这样，国家“计划”实际上成为督促企业追逐利润的工具。其次，通过银行信贷监督企业，使银行成为鞭策企业追逐利润的“强大杠杆”。再次，“新体制”还规定，企业根据利润的多少，提取经济刺激基金，也就是用物质利益刺激企业经理，拼命追逐利润。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无论是上缴给国家的，还是留在企业的，都是用来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企业的代理人所瓜分。可见，苏修的国家所有制已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垄断利润、发财致富的手段。

同样，苏修的“集体农庄”也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首先，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列宁指出：“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161]由于苏联国家政权已蜕变为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所以，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集体经济已不可能存在。“集体农庄”实质上已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农场。其次，“集体农庄”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手里。苏修为了全面控制“集体农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大批撤换原来的农庄主席，派遣他们的代理人直接把持了农庄的领导权。据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苏修《乌克兰真理报》透露：“最近两年内，几乎所有的农庄都换了主席”。第三，无论是国营农场还是“集体农庄”所使用的土地都是属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第四，“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润，绝大部分也落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手里，农庄的生产资料同样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追逐利润、发财致富的手段。可见，这种“集体农庄”，实质上是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

（二）苏修国营企业和农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和农民实行压迫和统治的关系。

在苏联，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和农庄内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经理和农庄主席等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掌握着基层组织的全部大权。《条例》和《总则》规定，经理或总经理“无需要委托，即用企业名义行事。”他们有权支配企业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出售或转让机器、设备、厂房等；有权支配企业的全部财产和资金；有权确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有权招收和解雇职工；有权支配留归企业的经济刺激基金。苏修一九六九年颁布的所谓《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农庄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有权出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有权确定庄员的劳动报酬；有权雇工，等等。总之，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是企业和农庄的全权统治者。而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则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和一切权利，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剥削和被统治的地位。企业和农庄的领导人对他们可以任意处分、罚款、解雇或开除。例如：某工程管理处主任，在其任职的四年中共解雇了三百一十八人，而全处编制总共才三百五十人。鞑靼州“共产主义之路”农庄主席，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处罚令，每四个庄员中就有一人受罚。今天苏联的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处境是一样的悲惨，他们不仅无权管理国家、企业、农庄，而且连劳动、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证。

（三）苏修的国营企业和农庄内部的分配关系，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关系。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仗他们所篡夺的权力和占有的生产资料即资本，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对广大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大肆掠取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其中一部分用于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一部分以各种形式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吞占。

首先，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凭借他们的特权，以“高工资”、“高奖金”的形式窃取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果实。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月“工资”一般都很高，有些高达几千卢布，而工人最低工资只有六、七十卢布。农庄内部的工资差距也很大。据苏修某经济学家透露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农庄主席的劳动报酬和普通庄员的劳动报酬相差二十倍或者更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企业、农庄的代理人，还通过名目繁多的“高奖金”，对广大工人和农庄庄员进行掠夺。按照“新体制”的规定，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得到高达基本工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的奖金，而工人的奖金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这样，工资愈高，奖金也就愈多。因此，奖金的绝大部分都装进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腰包。“新体制”还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自己制订奖励的具体指标和条件，以及奖金数额”。这种规定，实际上给予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任意搜刮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特权。例如，顿巴斯卡季夫卡一个矿长，每月可以得到大量的奖金，甚至完不成计划也可以用“节约”原材料的名义骗取奖金。他的存款已达一百五十万卢布，矿工们称他是“苏联的百万富翁”。在农村也一样，文尼萨州“苏共二十大”农庄主席和农艺师，一年里所得的奖金等于他们六个月的工资。苏联工人愤怒地指出，“工人们去完成计划，领导人去领奖金”。

其次，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化公为私，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任意地侵占苏联人民的财富。这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发财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就连第比利斯一所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也利用招生受贿、出卖文凭而大发横财，拥有十四万卢布的财产。

第三，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依靠他们的权势，获取许多额外收入，在物质生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有专用汽车、特建住宅、别墅、专用餐厅、专用休养娱乐场所、特别医疗系统和高级商品供应商店，等等。

总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谁控制的资本多，谁的权力大，谁侵吞的财富就多。

苏联广大工人和农民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获得的工资不过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且经常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在今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了沙俄资本家。据统计，一九〇八年，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约为百分之百，而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苏修当局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三月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工人必须“坚持不懈和紧张地劳动”。近年来，苏修为了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在工业部门中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竭力推广所谓“谢基诺经验”。

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内容，正像列宁当年揭露资本家为加紧剥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学制度”时所指出的：“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162]所谓“谢基诺经验”，首先是在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搞起来的。它的内容就是增加工人管理机器的台数和兼任的工种，用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减少工人的人数，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与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由于合并工种、扩大工作范围、推广兼职等等，苏修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比过去提高了数倍，而给工人补加的工资却寥寥无几。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透露，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卢布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正是在这种用所谓“科学”办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苏联广大工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工伤事故大大增加。

从上述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它“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163]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它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它不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的，而是社会主义国

家中混进党内的走资派，篡夺党、政大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而成的。第二，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除了国家垄断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一般垄断资本，而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全面垄断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银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它比任何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规模都大，控制的范围更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直接。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可以利用经济的手段，而且，还通过国家政权直接以行政的手段操纵经济，加强对内和对外的剥削掠夺。因此，它更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第三，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而来的，虽然它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但却保留了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贴有“社会主义”的标签，因此，对内对外都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第二节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掠夺和侵略

马克思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164]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掠夺和侵略。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对高额垄断利润的无限贪欲，驱使它采取一切手段，在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对外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美帝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美苏两霸都企图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相比，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在欺负人方面，尤为恶劣；在兜售帝国主义侵略理论方面，更加狡猾和无耻。

一、打着“援助”的旗号进行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尽管苏修国内经济困难重重，本国资源无力开采，低声下气地向西方乞求贷款，但是，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争夺势力范围，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它却打着“援助”的旗号，进行资本输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它妄图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重新瓜分世界的一种手段。

打着“援助”的旗号进行资本输出，并不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新发明。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所采取的一种更隐蔽、更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尽管苏修给它的“援助”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仍然无法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一）苏修通过对外“援助”，妄图控制受“援”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和左右受“援”国的内政、外交，从而加强它争夺世界霸权的实力。截至一九七二年，苏修给印度的各种贷款已达一百三十八亿卢比。为了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它把投资集中在关键性的重工业部门。苏修的投资，占印度炼钢工业的百分之四十，石油工业的百分之十九点一，机械和电机制造业的百分之十二点一，发电站的百分之十八点一，煤矿的百分之十六点五。苏修为了挤进中东，与美帝争夺，它以“军援”的形式，大肆进行军事渗透。在埃及它控制了几十个导弹发射场，十几个海、空军基地以及重要港口。与此同时，大批“专家”、“顾问”蜂拥而至，从上至下控制了埃及的军事部门。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对阿拉伯一些国家的“军援”，同美帝进行幕后交易，妄图控制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修的叛卖行径，使阿拉伯人民逐渐看清了它假“援助”真控制，假“支持”真出卖的社会帝国主义丑恶嘴脸。一九七二年，在埃及的苏修“专家”被赶走，就是明显的一例。

（二）苏修在“援助”的幌子下，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大搞不平等贸易，对受“援”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最普通的现象，就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作为贷款的条件。”因此，“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165]苏修的贷款条件之一，往往是债务国必须用贷款来购买它的商品，使受“援”国成为它推销陈旧机器设备和其它商品的市场。苏修还通过“军援”大量出售军火，它的出售量已占世界军火总出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工业品和初级产品之间本来就是不等价交换。而苏修对受“援”国提供商品和军火的价格，一般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还要高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有的甚至高几倍；从亚、非、拉一些国家进口的农矿产品和战略原料的价格，却比国际市场低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甚至更低。近十多年来，苏修和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开始是一辆吉普车换十四袋咖啡，后来换四十三袋；一台拖拉机，先是换九包棉花，后来换二十五包；一吨钢材，先是换一吨香蕉，后来换四吨；一辆小轿车，先是换两吨可可，后来换六吨。可见苏修和亚、非、拉的贸易，是地地道道的掠夺。苏修还乘人急需，大捞一把。一九七四年印度白报纸供应紧张，苏修趁机索取高价，以比国际市场高三成的价格向印度出售白报纸。这就是印度报纸报道的“白报纸讹诈事件”。苏修还经常把从受“援”国套购来的重要原料，转手出卖，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一九七三年伊拉克为了偿还债务，被迫低价卖给苏修六百万英镑的石油，而苏修竟以一千八百万英镑转卖给西德，转手之间获得净利一千二百万英镑，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二百。它还以同样手法倒卖伊朗天然气，也发了一笔横财。无怪乎外国报刊送给它一个新的绰号-“资本主义俄国的石油大王”。

（三）苏修通过“援助”，以贷款的形式大放高利贷，获取大量利息。它高价向受“援”国推销商品，低价掠夺受“援”国的原料和农产品，从中进行盘剥，使许多受“援”国负债日益沉重，所付本息逐年上升。它还经常乘人之危逼债，使一些国家借新债还旧债，从而欠下一笔笔还不清的阎王债。印度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向苏修借债二亿二千三百五十万卢布，同年偿还四亿零九百一十万卢布的旧债。印度每从苏联得到一百卢比的贷款，当年却要支付一百六十卢比的利息。印度每年光是偿还苏修的贷款利息就达四亿卢比。苏修利用贩卖军火和投机倒把赚来的美元，又到货币市场上“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利息”放高利贷。苏修这种剥削和掠夺的“本领”使西方老牌投机商相形见绌。外国报刊说，它“比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老大哥”。

此外，苏修除了以有息贷款的形式输出借贷资本外，还在国外直接投资，进行生产资本的输出。它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建立所谓“联合企业”。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开设了一家“埃苏贸易有限公司”，全公司一千股中，苏修就占有七百一十五股。在蒙古建立的“蒙苏合营额尔登丁敖包选矿厂”，蒙苏双方分别占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而蒙古的股金又是由苏修提供贷款。这样，全部股份实际上都操纵在苏修手里。可见，这种“合股公司”，不过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翻版。

二、以“经济一体化”为名，实行经济兼并，把别国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

东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它在苏修与美帝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处于重要地位。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长期以来，在其所谓“大家庭”内极力推行“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等，力图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的经济变成依附于它的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

“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经互会”内搞所谓“协调计划”，各成员国根据“协调”的结果，制订本国的五年计划和十年到二十年的远景规划。苏修正是通过这个“协调计划”剥夺了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计划的权利，控制了它们的经济。可见，所谓“一体化”，就是各国的经济计划“苏修化”。

苏修以“一体化”为名，反对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它要求“经互会”各成员国按“国际分工”的原则安排自己的经济。所谓“国际分工”，就是苏修需要的，就建立和发展；苏修不需要的，就关闭和停产。在苏修的压力下，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被迫改组了本国的经济结构，以适应苏修的需要。如东德被迫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的发展，关闭了飞机工厂，将六十多家纺织厂改为电机厂，二十个大型企业改建为石油加工企业。为了满足苏修制铝工业的需要，蕴藏着极丰富铁钒土的匈牙利，却不能发展自己的炼铝和制铝工业，只能用低价将铁钒土卖给苏修，而以高价从苏修进口铝制品。为了保证苏修对蔬菜和水果的需要，保加利亚被迫减少谷物播种面积和限制工业的发展。苏修借口“国际分工”反对蒙古发展工业，而它自己却在苏蒙边境上建立许多畜产品加工厂，以蒙古的牲畜为原料，加工成成品后，转卖给蒙古，从中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这样，在所谓“大家庭”的成员国中，有的成了苏修工业的附属加工厂，有的则成了它的果菜园或畜牧场。恩格斯在讽刺英国资产阶级鼓吹“国际分工”时说过：“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166]今天的苏修比起当年的大英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修为了进一步推行“经济一体化”，在“经互会”内还建立了许多“超国家”的联合组织。例如：“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等等。苏修通过这样一些联合组织，控制了“经互会”成员国的生产、交通、金融、通讯、科技等各个方面。如“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规定各成员国的钢铁生产计划、品种结构、生产标准、技术条件、基本建设投资，等等，并控制了它们从采矿到生产及销售的全过程。这样，“经互会”成员国的民族经济在这些“国际组织”的控制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变成为苏修的经济附庸。

三、鼓吹“有限主权论”和“利益有关论”，极力进行侵略扩张

一百年前，马克思在痛斥老沙皇的侵略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167]苏修不仅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而且比老沙皇的胃口更大。老沙皇的手伸到过什么地方，它就要扩张到什么地方，老沙皇的手还没有伸到的地方，它也要挤进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是一个迟到的角色，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称霸世界，它极力鼓吹“有限主权论”和“利益有关论”，把魔爪伸向世界各地。

欧洲是苏修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苏修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欧洲，它的四分之三的人口和工农业也集中在欧洲，东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波德平原又是出入苏修心脏地带的战略要道，因此，欧洲是苏修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苏修为了加紧在欧洲的争夺，首先要稳住它在东欧的阵脚。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肆意剥夺东欧一些国家的主权。苏修通过华沙条约和双边条约，不仅控制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军权，而且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占领。据报导，目前苏修在东欧的驻军达三十一个师，其中二十个师驻东德，两个师驻波兰，四个师驻匈牙利，五个师驻捷克斯洛伐克。苏修为了维护它在东欧的殖民统治，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一九六八年八月，它竟悍然出兵对捷实行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

苏修在加强控制东欧的同时，积极打入西欧。除向西欧经济渗透外，它还将其五分之三的地面部队，四分之三以上的空中力量部署在东欧和苏联欧洲本土；苏联四分之三以上的中程导弹针对着西欧，四分之三的水面舰只和一半以上的潜艇也部署在欧洲周围海域，并大量更新武器装备，对西欧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它又竭力制造欧洲“缓和”的假象，又是召开“欧安会”，又是搞“中欧裁军”谈判，其目的就在于麻痹与分化西欧，挑拨美欧关系，削弱和排挤美国在欧洲的势力，妄图将整个欧洲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中东是欧洲的侧翼，是联系欧、亚、非三大洲的纽带，也是苏修向印度洋和南亚扩张的南大门。它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苏修极力向中东地区扩张。它伙同美帝在中东地区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扼杀

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几年来苏修和美帝在中东的角逐正日益加剧。

苏修还大肆向亚洲渗透、扩张。它和印度签订所谓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和吞并锡金。它长期霸占拒不归还日本北方四岛，到处兜售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图用以孤立我国，控制亚洲，加强它和美帝争霸的实力。

苏修把推行海上霸权作为它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大肆叫嚷：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苏修正是利用这种强盗逻辑，极力向海洋扩张，和美帝展开了激烈的海上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洋就是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此外，苏修还经常以海上“军事演习”、“科研”、“捕鱼”为名，将舰只和间谍船驶入各大洋、各水域，炫耀武力，进行间谍活动。

勃列日涅夫的所谓“利益有关论”、“有限主权论”都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在苏修这个超级大国看来，为了称霸世界，无论是陆地和海洋，天空和地下，到处都是它的“利益”所在，到处都与它的“利益”有关，这和当年老沙皇打着“为了俄国的利益”的旗号对外扩张，何其相似。所谓“有限主权论”，就是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苏修摆布别国的权力却是无限的。苏修正是利用这种“理论”，任意对别国实行武装占领，霸占别国的领土，践踏别国的主权；蛮横拒绝许多国家为维护自己海底资源和国家安全而提出的二百浬领海权的合理主张；公开叫嚷要把别国领海内的海峡“国际化”；荒谬地宣称阿拉伯的石油是“国际财产”，甚至公然鼓吹“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也是有限的，等等。这完全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它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第三节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

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使得生产的社会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制的矛盾，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垄断的统治“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168]这种趋向今天在苏联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苏联经济一片混乱，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根据它自己公布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点四，而一九五四-一九六四年却下降为百分之八点六，一九七一年为百分之六，一九七二年为百分之四。而实际增长率比它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透露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仅完成五年计划前四年指标的五分之四，农业产值增长率的计划仅完成四分之三，工业产值增长率也没完成计划。有的加盟共和国工业生产情况更糟。例如，格鲁吉亚从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二年，钢的产量由一百三十六万吨下降到一百三十点三万吨，铁由八十二万吨下降到七十一万吨，纺织品由五千九百二十万米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万米。苏修的农业更是长期落后，仅一九六五到一九七四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十年里，苏联的粮食就出现了六年减产。一九七四年就比一九七三年减产了百分之十二。畜牧业的状况也不断恶化。一九七四年猪的存栏头数甚至比一九六二年底还要少，而牛和羊的头数按人口平均计算，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一九一六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由于“新经济体制”的推行，企业领导人关心的不是技术的改进，而是如何投机取巧，增加利润，从而领取更多的奖金。苏修《计划经济》杂志供认：“新经济体制没有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因为在掌握新产品或新工艺流程时期利润会减少”。据苏修报刊透露，全国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年年完不成，每年全国注册的新技术项目大约三分之二得不到采用，技术方面的创造和发明长期得不到运用和推广。许多工业部门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工厂企业中设备陈旧，大量过时和超役龄的设备得不到更新。

第二，国民经济军事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苏修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十年中，它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从一百枚发展到一千五百枚，增加了十四倍。它还将海军从一支主要从事近海防御的力量，变成一支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庞大舰队，海军军舰吨位十年来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由七艘增加到三十九艘，四年内增加了四倍多。军用飞机在急剧增长，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坦克、大炮也在年复一年地大量增加。在拚命扩充其武器数量的同时，苏修还加紧更新原有的武器和试制新式武器。近来他们更加紧发展载有分导多弹头系统的新式导弹，以及航空母舰等等。为了适应急剧膨胀的军事力量的需要，苏修大力发展军火工业，军费开支扶摇直上，目前已高达每年六百-七百亿卢布。苏修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美国的一半，但军费开支却几乎相等。据估计，苏修目前的军费开支约占其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军工生产盲目扩大，民用生产极其落后。据苏修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的二十年里，苏修把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中许多是用于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从工业总产值来看，二十年来消费品产值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由百分之三十点八缩小到百分之二十六。民用工业部门经常受到军火生产的冲击和排挤，计划屡次落空。因而商品奇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为了应付国内的困境，一方面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四出借债。据报导，苏修所欠外债已达八十多亿美元。另一方面，苏修领导集团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拚命榨取苏联人民的血汗。一九七一年仅税收一项就从苏联人民身上搜刮了一百三十七亿卢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九点八，一九七三年税收总额增至一百五十一亿卢布。这些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不能摆脱苏修的困境，相反，只能使它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第三，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叮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过着腐朽堕落的生活。他们在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上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腐蚀广大劳动群众，他们竭力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今天在苏联，扭摆舞、爵士音乐、黄色书刊和影片广为流行，抢劫、强奸、凶杀等案件急剧增加，宗教迷信重新泛滥，连酗酒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之，苏修已经陷入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之中。

第四，政治上全面反动。“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169]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炮制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从上至下扩充法西斯专政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务监视网，广设监狱、劳改营、“精神病院”，残酷地镇压和迫害革命人民。苏修还疯狂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民族接近”的幌子下，强制民族同化。他们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名，残酷地打击迫害各少数民族。今日的苏联，和半个世纪以前的沙皇俄国一样，已成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侵略扩张，欺负和压榨别国人民，从而把自己放到了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对立面。当前，苏修正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它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在国内，广大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反对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正在广泛展开和深入发展；国际上，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是汹涌澎湃，一浪高一浪。苏修干尽了坏事、丑事，也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170]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不惜卖身求荣，投靠苏修，无耻要求苏修提供“核保护伞”，甘当苏修的儿皇帝，妄图借苏修的力量来建立林家的法西斯王朝。直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投奔苏修，梦想有朝一日在苏修的刺刀保护下卷土重来。事实证明，林彪是一个大卖国贼，是苏修的“超级间谍”，他所推行的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是孔孟所鼓吹的“以小事大”、“小国师大国”的反动路线。林彪的阴谋如果得逞，我们的国家就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国人民也将成为苏修新沙皇的奴隶，昔日老沙皇在我国横行霸道烧杀掳掠实行血腥统治的悲剧又将重演。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林彪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粉碎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图从内部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梦想又一次落空了。今后不管苏修还要怎样进行捣乱和破坏，同样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第十章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第一节 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一、时代问题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时代问题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是马列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正确地认识时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路线和政策，彻底地批判修正主义在时代问题上的种种谬论，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所谓时代，是指“历史上的大时代”。[171]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时代的本质是由它的基本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中哪一个阶级构成时代的中心、

决定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来规定的。列宁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72]这是我们正确划分时代和认识时代本质的科学依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173]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已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先进阶级，变成了腐朽没落的阶级，成为阻碍历史前迸的反动力量。而在斗争中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决定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成为这一时代的中心。列宁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分析，指出世界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74]

列宁逝世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界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但是，形势的发展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时代的性质。决定时代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今天，这些基本矛盾表现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一个没有解决，而且更加激化了，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本性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变本加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还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今天依然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政大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决不会改变时代的主要内容，也决不会扭转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列宁曾经指出：“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175]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它尽管增加了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二、批判修正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谬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历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妄图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科学论断，掩盖时代的阶级实质，竭力宣扬时代“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从而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考茨基，抹煞时代的阶级内容，借口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胡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出现一个没有经济危机和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考茨基关于时代的谬论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无产阶级只要“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手段”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达到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列宁坚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关于时代问题的谬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共修正主义头子、叛徒白劳德，从所谓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

的时代这一谬论出发，胡说在这个时代里，“阶级的区分和政治的派别……没有意义了”，公然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指出：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176]这是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反动本质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以所谓新武器、新技术的发明使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借口，宣扬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的原理已经“过时”，鼓吹世界已进入了“核时代”，胡说什么“在我们时代，人类面前只有一个选择：是和平共处，还是毁灭性战争”，于是什么“和平共处”时代，“谈判的”时代，由美苏两霸“决定世界气候”的时代等等谬论纷纷出笼，其实质就是抽掉我们时代的阶级内容，掩盖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他们在时代问题上的反动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和新老修正主义一样，也在时代问题上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列宁的时代不同”了，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谬论，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否定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制造混乱，进而达到破坏世界革命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时代问题上，马列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在时代问题上的种种谬论，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节 天下大乱与三个世界

一、三个世界的划分及其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这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世界旧秩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日益兴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风暴中，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四分五裂。在战后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苏联变修，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也已不复存在。因此，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个世界代表了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三股政治力量。第一世界代表当前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为了称霸世界，美苏两霸到处侵略扩张，压迫和欺侮其它国家。第二世界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第三世界代表新兴的政治力量。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最坚决。三个世界的出现是天下大乱的产物，也是天下大乱的重要标志。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77]三个世界的划分表明，美、苏两霸是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帝、反殖、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受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苏两霸，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三个世界的划分，反映了当代世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是对战后经过长期斗争分化改组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科学总结。这种划分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们为了称霸世界，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178]争夺霸权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掠夺本性决定的。帝国主义的历史就是争霸和战争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不断引起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美、英、法和德、意、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霸世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被打败了，英、法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削弱，美帝国主义依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政治、经济实力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但是，帝国主义争霸并没有结束。当美帝国主义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走下坡路的时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却以它膨胀的军事力量挤进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抱着比老沙皇更加狂妄的野心，向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这就形成了美苏争霸的局面。

美苏两霸的争夺遍及整个世界。中东的紧张局势，南亚次大陆的剧烈纷争，波斯湾的动荡不安，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险恶风云，都是美苏两霸为掠夺原料、资源，瓜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

欧洲是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因为，西欧和东欧分别是美帝和苏修最大的国外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在西欧，苏修对外贸易和贷款的一半以上在东欧。其次，美苏两霸各自的主要盟国和势力范围都在欧洲。美国的主要“伙伴”英、法、西德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欧。而苏修的主要殖民势力在东欧，同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工农业生产的重点也都在欧洲。再次，欧洲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直接对峙的地区，也是它们兵力部署的重点地区。西欧和东欧分别是美苏两霸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要基地。两霸就是利用这种对峙的局面，既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又互挖对方的墙脚。双方都想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为争霸欧洲、进而称霸世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苏修则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

美苏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手，掩盖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同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竭力制造“缓和”的假像，用“和平”、“安全”一类的词句，掩盖争霸的实质。它们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全面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的。列宁指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179]美苏两霸之间的争夺是你死我活的。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一天不会安宁。

美苏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遭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西欧、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的不满，从而大大激化了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受害最深的是第三世界的广大中小国家。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把第三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亚、非、拉广大地区过去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统天下”，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反霸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资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亚、非、拉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美苏两霸的争夺与勾结，也引起了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为了反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尤其是抵御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威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霸斗争也在兴起。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同西欧、日本、北美、大洋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汇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声援，殖民主义的堤坝迅速崩溃，帝国主义制度急剧衰落，整个世界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第三节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及其虚弱的反动本质。所以，列宁曾把帝国主义比作“泥足巨人”和“稻草人”。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毛主席指出：“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180]所以，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毛主席说：“美国是只纸老虎”，“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181]毛主席用“纸老虎”这一生动形象的语言，揭破了表面上强大而内部腐朽虚弱的资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使革命人民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本性是至死不变的，它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把它们当成真老虎来打。“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82]毛主席的光辉思想鼓舞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特别是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

五十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被朝中人民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字停战。六十年代，它发动侵越战争，被越南人民打得焦头烂额，遭到彻底的失败。七十年代，它发动侵柬战争，又被柬埔寨人民打得狼狈不堪，终于被赶了出来。由于美帝长期扩军备战，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当前又正处在一次新的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内外交困，处境越来越孤立。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国外拼命侵略扩张，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四处游说，乞求贷款，招徕投资，出售资源，拍卖主权。随着苏修对内对外政策的不断破产，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各国人民日益看清了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幌子，冒充是第三世界国家“可靠的朋友”的苏修，原来也是一个妄图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苏联广大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统治集团的斗争正在不断深入发展。

美帝、苏修称王称霸，表面上其势汹汹，貌似强大，但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沉重打击下，已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183]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84]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加强同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侮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前提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列宁指出：“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185]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制度，都不能自发地实现。历史上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它们之间的更替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所以新的生产关系能够在旧社会内部产生。尽管如此，这种产生于旧社会内部的新的生产关系，并不能自发地发展成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只有依靠新兴的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能把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起来。

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建立尚且如此，要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186]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同私有制根本对立的，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它决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产生，而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但资产阶级是决不会自行放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必然要拼死地进行反抗，利用其国家机器和全部上层建筑，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剥夺资产阶级，改造个体经济，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指出：“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187]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8]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89]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暴力革命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苏修叛徒集团，到刘少奇、林彪一伙，都竭力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考茨基胡说什么要“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苏修叛徒集团宣扬“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让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主要是依靠军队，而不是议会。议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面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因此，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列宁指出：“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191]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才能取得政权，路线不正确，就不能取得政权。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不能建立，归根到底，是取决于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国人民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存在着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等等，因而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总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它们之间在有些方面又“没有多少差别”，这就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92]这种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前进到共产主义，还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193]“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194]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只有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二节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一、我国解放初期的社会经济成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必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但是，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私有制经济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都改变成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个时期内，必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我国解放初期，由于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从阶级关系来看，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已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刘少奇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抛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196]

二、没收官僚资本

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7]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他们制定了不同的政策。

在我国，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的。

中国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政治上极端反动。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立即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巩固。巴黎公社失败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把像法兰西银行这样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明确规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198]的政策。在我国，没收官僚资本是具有两重性质的革命：从消灭它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方面来看，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从消灭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来看，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我国没收官僚资本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陆续进行的。解放前，官僚资本占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革命是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所以，国营经济早在革命根据地就已建立起来。它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不占统治地位，并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和控制，同官僚资本有一定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民族资本不一定像对官僚资本那样一律采取没收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199]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通过赎买逐步地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200]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工农联盟，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是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条件。

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201]是把民族资本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种过渡形式。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形式（在工业方面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到高级形式（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资本家实行定息制度，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仅表现在一定年限内按其私股数额取得固定的股息（年息五厘）上。企业的生产资料完全由国家支配和使用。国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改组。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应当指出，资本家拿取定息，是一种剥削。当国家规定的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停止对资本家支付定息时，公私合营企业就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本性，总是竭力反抗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限制和改造。我国用赎买的办法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九五〇年春为了稳定物价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投机活动的斗争，一九五二年开展的“三反”（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斗争，就是其中的几次重大斗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竭力鼓吹“剥削有功”，叫嚷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甚至公然号召资本家起来“和工人斗争”，妄图在中国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打退了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才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四、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农民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202]“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03]

农民个体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小私有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它不能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动力，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无力抵抗自然灾害，不能实现不断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因而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计划经济发生尖锐的矛盾。

小农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强调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04]毛主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205]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206]这样，工农联盟就有瓦解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巩固。因此，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民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广大贫农、下中农“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207]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改造农民个体经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贯思想。农民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对小农经济不能剥夺，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208]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我国的实践，制定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这条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坚持自愿、互利原则，采取了逐步前进的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和形式。第一步，组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因势利导，逐步前进的办法，能够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避免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保证农业逐年增产。

实现农业合作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贫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拥护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的力量。只有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在农村都必须实行的阶级路线。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竭力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土地租佃买卖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要确保资产阶级、富农的私有，给他们以剥削贫下中农的自由，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刘少奇就抛出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修正主义路线，诬蔑我党实行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当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他又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妄图扑灭这一伟大革命，挽救资本主义覆灭的命运。

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并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罪行，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毛主席痛斥了刘少奇“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209]毛主席的报告和按语，科学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为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我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它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农村中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即比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一个重大发展。

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对它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相同。但根据手工业的特点，在步骤上是采取从供销入手，首先组织手工业供销小组，进而扩大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然后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伟大学说。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210]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都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消除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把各企业和各部门结成统一的整体，它们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公共的和个人的需要，国民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全巩固。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有些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手里。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关系；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以及货币交换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不同程度地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积累和消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211]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积极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它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竭力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个政治思想范畴。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2]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由于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是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颠覆和侵略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总是力图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从共产党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资产阶级和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总是要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去找靠山。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复辟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必须看到，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由于他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所以总是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林彪反党集团就具有这种政治特点。这正是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还为人类做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为要消灭阶级，不但必须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而且必须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为敌我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使人们一时难于区别，因而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就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过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213]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就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夺取更大的胜利。

刘少奇、林彪之流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刘少奇胡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林彪胡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还鼓吹已经把阶级敌人“一网打尽”了，把“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一扫而光”了。这是他们叛徒嘴脸的一次大暴露。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时就曾尖锐地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214]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林彪拚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麻痹人们的斗志，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二、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15]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的信中作了简要的概括。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16]马克思的这段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和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它的任务，反复地强调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具体说来，它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人民，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同一切资本主义势力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彻底改造小生产者，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在革命统帅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在这些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咒骂秦始皇，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专制”、“独裁”，叫嚣“侍德者昌、恃力者亡”，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阶级敌人讲“仁义”，施“仁政”，而他们则杀气腾腾地狂叫，要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行使“镇压之权”。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死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十分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事实充分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217]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诋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竭力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胡说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伙同陈伯达又把这一修正主义谬论，改头换面抛了出来，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刘少奇、林彪的这些谬论，说法虽然不同，实质都是一样，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国内主要矛盾改变了，继续革命不需要了，革命应当“转化为建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会改变，而且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不会改变，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218]刘少奇、林彪用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又总是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之后，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十分荒谬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这一谬论的险恶用心，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边去了”，不适合我国今天的需要，应该倒退回去，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反党集团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完全是一个政治骗局，是他们猖狂发动反革命政变施放的烟幕弹，妄图诱骗我们离开党的基本路线，麻痹我们的斗志，转移我们的视线，以便他们放肆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发展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刘少奇、林彪的这些修正主义谬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翻版。

“唯生产力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伯恩施坦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没有高度的发展，无产阶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修正主义者用这种谬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又以“发展生产”为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唯生产力论”就是“唯资本主义论”。

三、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我国的革命实践，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219]这条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总政策，集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220]三项基本原则。这是毛主席对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也是我们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21]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因此，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十分注意路线问题。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去处理各种问题，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222]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出以公心，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而斗争。

党的基本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因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当作他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多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奴隶制，让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

林彪“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在国内，他们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同时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阴谋败露后，又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大肆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谬论，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复辟、倒退、卖国。它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代表了国际上帝、修、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是根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孔老二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林彪也落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这就是一切复辟狂们必然的结局。

第十三章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第一节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标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必要性，首先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是统一的。为了满足劳动人民公共的和个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决不能像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其他国家人民。

其次，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内取得胜利；而且，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一般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更加有必要力争用最高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和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积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才能尽快地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列宁曾经指出：“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31]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有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必要性，而且也具有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充分可能性。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正因为这样，就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毛主席说：“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32]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要实现这一客观必然性，还必须有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主观努力，首先需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的增长速度每年都是一样的。由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状况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的增长往往是有的年份高一些，有的年份低一些，形成波浪式的发展。这是前进中的起伏，是高速度发展中的起伏，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现象。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

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根据地“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233]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革命促建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毛主席在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一九五八年，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依据的，它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这条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条总路线所要求的多快好省是一个统一整体，多是对数量的要求，快是对时间的要求，好是对质量的要求，省是对节约劳动耗费的要求，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互相作用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生产高速度发展的规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的规律等一系列经济规律的要求。总路线不仅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统一。

总路线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主席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34]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建设工作中首先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前进的。如果我们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结果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是否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和国家存亡的头等重大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235]一句话，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

总路线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36]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已经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为革命而生产，劳动已成为光荣而豪迈的事业，所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总路线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积极性。总路线讲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鼓足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去力争上游。总路线所确定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从各个方面，开辟了广阔的场所，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充分发挥自己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237]

总之，总路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是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可靠保证。贯彻执行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其形成和执行的过程中，遭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对和破坏。特别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总路线的攻击和破坏，达到了极其疯狂的程度。在国际上，苏修叛徒集团充当了反华急先锋，为了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仅恶毒地诬蔑总路线，而且背信弃义，在一九六〇年突然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内，刘少奇、彭德怀一伙适应帝、修、反的需要，公开跳出来，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胡说什么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等等。刘少奇还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所造成的暂时困难，扬言“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梦想实现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利用孔孟的反动的中庸之道，大肆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继续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猖狂进攻，竟不顾事实地胡说什么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今不如昔”，妄图以此来抹杀我国国民经济在总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他们发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舆论。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攻击和破坏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追根溯源是由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刘少奇、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竭力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他们那样的少数“天才”人物、“先知先觉”者创造的，人民群众仅仅是一些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妻子儿女”的“群氓”，只能供少数“天才”人物、“先知先觉”者驱使和压榨。所以，他们极端仇视总路线，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拚命推行“物质刺激”、“三自一包”、“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等一整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奴役群众。

林彪攻击总路线“过分”、“过极”，不符合中庸之道，说穿了，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不符合他们的复辟资本主义之道。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上我们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斗争，不是什么建设方法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的斗争。他们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开历史倒车，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垮台了。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类似的斗争，今后还会出现。我们必须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二节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农业和工业是国民经济中两个主要生产部门，正确处理这两个部门的发展关系，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列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是处理农业和工业发展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农业是生产粮食的唯一部门，也是生产其他生活资料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如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化等等部门赖以独立化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有吃的，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农业（指包括畜牧业等在内的广义的农业）是最先出现的一个生产部门。马克思说：“一切劳动首先是并且原来也是把食物的占有和生产作为目的。”[238]

在什么条件下其他部门才能产生和发展呢？那就是农业所生产的食物不仅能够满足农业人口本身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从农业生产中腾出一部分人，从事其他生产或活动；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脱离农业的人口才能有吃的，才有可能从事其他生产或活动。农业对其他部门的作用是：农业生产越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所提供的剩余食物越多，其他部门就越有条件独立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239]“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240]可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所需粮食的唯一提供者。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源泉。三、农业是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发展所需原料的主要提供者。目前我国轻工业原料，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农业。四、农业是工业品的主要市场。目前我国轻工业品约有三分之二销售在农村，重工业也是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五、农业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农业。可见，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农业的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农业发展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快，反之，就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则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虽然也生产生活资料（工业不生产粮食，而且它生产生活资料所需的原料主要靠农业提供，因而不能起基础作用），但更重要的，它是生产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生产工具的主要部门。工业生产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工具极为简陋，花费在生产生产工具上的劳动，是同农业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生产逐渐地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由手工业来生产，一直发展到近代主要靠大工业生产了。为什么有这种分离的必要呢？这是因为生产工具在整个社会生产（包括农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生产的增长，主要有两个途径：劳动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社会生产发展的长过程来看，这两个途径，前者的增加会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因而是有限度的；而后者的提高却是无限度的，并且能够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是社会生产增长的主要途径。列宁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4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人的因素外，在物的因素中主要是靠生产工具的增加和完善。在社会生产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人手的延长。如果没有这种延长，如果没有生产工具的增加和完善，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十分困难的。而生产工具的增加和完善，主要是由工业生产担当的。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和大工业生产，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先进的机械性的生产工具，它们本身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说明，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同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的主导作用是很明显的。我国要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没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毛主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42]“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43]

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毛主席在分析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一方针要求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要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要大力抓好农业工作，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农业的发展，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国民经济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看起来似乎过于强调了农业，可能会削弱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实际上，恰恰相反，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加强，必然会促进国民经济全面高涨。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还要求把工业部门的工作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安排工业的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和劳动力，来安排工业的发展规模；另一方面，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发展对工业提出的要求，努力满足这种要求，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工业积极地为农业服务。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促进工业本身的迅速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大大地加速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一九六二年起，农业连续十三年取得了丰收，一九七四年，粮食和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战略任务已经开始实现。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

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对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以工业为主导，主要是指以重工业为主导。重工业发展了，生产资料得到优先增长，才能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要发展重工业，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充分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244]农业发展了，就能为轻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料，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了，就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就为工业、特别是为重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市场。毛主席说：“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245]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将使我国的农业和工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发展，更加有力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大问题。按照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使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共同高涨，必然会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也必然会加强农业对工业建设的支援，因而就会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的工农联盟在其巩固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阶段，目前正处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阶段。人民公社化实现后，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加强工农联盟的新的基础。一方面，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可以使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增长，使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地提高，逐步缩小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46]因此，人民公社化实现后，必须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只有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才能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起来。

实现农业机械化，要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促进农业的高产稳产和增产增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实现这一伟大任务，遇有荒年或打起仗来，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要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大寨为榜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抓好阶级斗争，大于苦干和巧干，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现农业机械化，要坚持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器以中小型为主、农机购买以社队为主的方针，这样才能多快好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机械化，要适应农业“八字宪法”的要求，因地制宜，从稳产高产、增产增收的要求出发，确定先化什么，后化什么，区别轻重缓急，不能千篇一律，齐头并进。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和特点，发展社办工业，开展多种经营，不断壮大集体经济，为加速农业机械化积累更多的资金。实现农业机械化，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把各个工业部门组织起来，加强协作，充分挖掘工业企业的现有潜力，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

长期以来，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受到刘少奇之流所推行的“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刘少奇之流大肆散布“工业多的地方搞农业是不务正业”、我国“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等等谬论，妄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工农联盟，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第三节 中央和地方、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处理好这些关系，就能够把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主席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247]这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适应这种大生产，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就要求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248]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

但是，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行不行呢？不行。还要有另一个积极性，即地方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经济是由许许多多部门、行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规模巨大的复杂的统一体，如果事无巨细，统统由中央一统到底，这是办不到的，也不应该这样办。否则，国民经济就会像一潭死水，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因此，对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给它们一定的权力，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使国民经济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相当大的差别，更应该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249]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而且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加强战备都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应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针。实行这一方针能够更好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的潜力，更有利于加强战备。

“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针是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总体上说的。有的部门例如铁路，它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非常直接、非常密切。对于这种部门和类似的部门的管理，就必须加强中央主管部门的权力，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这些部门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反对“条条专政”。刘少奇一伙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条条专政”。从管理权限、物资分配、财政信贷等各个方面，拼命地卡地方，破坏地方的积极性。刘少奇一伙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但是，批判“条条专政”，不是不要“条条”，要把“条条”和“条条专政”分开，如果批判“条条专政”，连同“条条”本身也反对了，不认真执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就会破坏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十分错误的。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要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是扩大了的小团体主义，就是不顾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从本位主义出发，搞独立王国。这不是真正的地方积极性，而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必须批判。但是，批判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必须注意不能把中央准许的独立性也批判了，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只有坚持这种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的关系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从生产规模上划分的；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是从生产技术上划分的。大中小和土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的情况是，大型企业是和洋法生产即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是和土法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大、中、小的企业中，一般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需要和可能，实行土洋并举。事实上，许多小型企业经过一段努力后，生产技术已达到了先进的水平。

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250]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正确处理大中小、土洋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指导原则。

大型企业、洋法生产，一般说来，设备较完善，技术较先进，能大量生产，劳动生产率也较高。大型企业、洋法生产的优点，决定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能起骨干作用。不建设这样一批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要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型企业、洋法生产虽然具有上述优点，但是，建立大型企业、采用洋法生产，由于投资数量大，建设时间长，技术要求高等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下都是有利的和可能的。

同大型企业、洋法生产相比较，中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虽然生产规模小一些，生产技术低一些，但它们却具有大型企业、洋法生产无法比拟的许多优点：投资小、建设易、收效快，便于就地取材，宜于分散经营等等。由于中小型企业、土法生产具有这些优点，就决定了它们的另一个最大的优点，即适宜于地方和人民公社办。可见，中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能够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只搞大型企业和洋法生产，而是应当大中小、土洋同时并举，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这样，才能实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应当指出，大中小、土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根据事物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小的、土的是个基础，有了它们，就可以发展成为中的、大的、洋的。马克思在谈到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转化时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251]事实上，许多小厂为革命而生产，自己动手，土法上马，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革，很快就达到了先进的水平。所谓洋法生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是洋的，明天就可能变为土的，也需要不断地提高。由此可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政策是完全符合经济和技术发展规律的。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不但不会限制经济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反地，必然会大大地加速经济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由于执行了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政策，我国大型企业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而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则有更大的发展。目前，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生产的生铁已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小水泥、小化肥的产量均已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中小型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大大地加快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对于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例如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钢铁生产，现已有了小钢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如目前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建立了小型农机修造厂）、加强战备等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大、洋、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贪大求全，迷信洋专家、洋设备、洋教条，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诬蔑“小土群”“不科学”、“不正规”、“没有前途”，并乘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之机刮起了一股大砍“小土群”的妖风，阴谋置“小土群”于死地。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第四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路线和方针。是否坚持这样的路线和方针，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和国家的存亡。要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这样的路线和方针。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毛主席历来主张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252]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是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53]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才能保证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完全的独立，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遭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奴役、压迫和剥削。实践证明，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独立地制定和实施本国的政策，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确定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只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建立起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得到不断的巩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并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毛主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54]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同各国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利的和必要的。它有利于增强本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也有利于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依赖外援，不能用外援来代替本国人民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55]外援只有在依靠本国人民努力的基础上才能起积极的作用。如果一味地依赖外援，不仅搞不好本国的建设，而且有丧失国家独立的危险。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并不是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的好经验。要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以便引以为戒。毛主席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256]因此，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外国的经验，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从外国引进某些先进技术也是一样，这种引进是为了自力更生，为了创新，放出自己的光彩，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在对待外国的经验和技术的问题上，必须坚决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坚持这一路线，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强大起来，因而也才有力量支援别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建设，以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力量。所以，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坚持这一路线。同时，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帮助受援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对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疯狂地攻击和破坏这一路线。他们不仅竭力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并且公然无耻地宣称要充当帝国主义的“红色买办”，依靠苏修的“核保护伞”，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刘少奇、林彪同袁世凯、蒋介石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大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可耻败类。对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卖国主义，必须坚决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毛主席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257]“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58]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就要努力增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加强企业管理，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就要加强经济核算，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不断地降低产品的劳动耗费；就要搞好修旧利废，实行综合利用；就要加强调查研究，作好计划工作等等。

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259]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阶级斗争，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坚决反对懦夫懒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好逸恶劳、铺张浪费等思想和作风。如果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势必落空。

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有利于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和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保证。

第五节 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国国民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景像，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有力地驳斥了林彪之流所谓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无耻谰言。

毛主席在阐明大跃进的含义时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260]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

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任何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都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保持一定的比例。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地进行。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比例关系的实现形式则是根本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资本家私有的企业，它们都为追逐高额利润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使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261]资本主义再生产客观上所要求的比例关系，只能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暂时地、强制地实现。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必须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被破坏的平衡”。[262]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成为必要和可能。公有制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更加要求各个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统一的计划来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而决不允许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就不能进行，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复辟就将不可避免。列宁指出：必须“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263]“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264]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的生产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满足全体劳动人民公共的和个人的需要。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能够自觉地用统一的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65]

由此可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用统一计划来领导和管理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266]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二、批判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计划经济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欣欣向荣，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为了维护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炮制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可以实行计划经济，胡说什么“正如工艺学一样，计划化在政治上是中立的”，硬要给资本主义贴上计划经济的标签。针对资产阶级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鼓噪，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已把劳动社会化推进得这样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著作也大声喊叫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了。……这是“时代的征候”，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解体的征候。”[267]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根本前提。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利润为目的、以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计划经济水火不能相容。战后二十多年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频繁，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生产、财政金融一片混乱，资本主义经济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事实有力地粉碎了资产阶级“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谎言。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拼命攻击计划经济是“官僚主义的”，“不必要的”，大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实行“经济自由化”，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使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彻底瓦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步苏修的后尘，迫不及待地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同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极为仇视。刘少奇恶毒诬蔑计划经济“呆板”，“没有灵活性、多样性”，叫嚣一切“要照资本主义办”，一语道破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林彪反党集团狂叫：“要什么计划，我说的就是计划”，“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妄图根本取消计划经济，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但是，一切妄图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家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必然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268]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欣欣向荣。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

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平衡现象的消失。平衡是对不平衡说的，没有不平衡就没有平衡。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着的。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269]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其它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则是暂时的、相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会出现不平衡现象，而是在于能够对经常出现的不平衡自觉地、及时地进行调节，组织新的平衡，使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发展。毛主席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270]可见，社会主义经济正是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如果把平衡绝对化，要求各个部门的发展四平八稳，时时刻刻保持平衡，生怕出现不平衡，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办事，其结果必然是少慢差费。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并不是说可以不去组织平衡，而听任不平衡现象自流地发展。列宁指出：“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271]否认自觉地组织平衡，便否认了计划性，结果势必造成各部门彼此脱节，同样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第三节 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方面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在这些比例关系中，有些是主要的，有些是次要的。国民经济能否按比例发展，取决于主要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客观上存在的主要比例关系有：

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只有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地进行。要实现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在一年中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资料，必须大于两大部类在这一年内所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优先增长，即要求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同样是适用的。

社会主义再生产是技术不断进步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作用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广阔得多。但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决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孤立地发展。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是受消费资料生产制约的。正如列宁所说：“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272]消费资料的生产不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会因其产品没有广阔的销路而不能更快地发展。第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不仅需要增加生产资料，而且也需要增加劳动力，从而需要增加消费资料。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也要求更快地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因此，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必须积极地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

两大部类和农、轻、重是社会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划分，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产资料主要是由重工业部门生产的，消费资料主要是由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生产的。因此，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轻、重的关系，实质上是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是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

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农、轻、重发展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正确处理农、轻、重比例关系的指针。

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最终决定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是农业。毛主席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273]这就是说，先有农业的多，才有轻工业的多；有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多，才有重工业的多；而重工业的多又转化为农业和轻工业的更多。这是农、轻、重发展关系的辩证法。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就可以使它们协调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全面跃进。

二、农业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

农业生产内部主要有两个比例关系，一个是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个是农业内部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分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确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274]的方针。

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食物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先决条件。在食物中，粮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发展粮食生产对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指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

了。”[275]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占有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只有粮食生产发展了，才能促进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正确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必须坚持“以粮为纲”。但是，粮食生产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也决不能搞单一化。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内部各业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例如，粮多就猪多，猪多就肥多，肥多就粮更多。毛主席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276]同时，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农产品有着多方面的需要。因此，在“以粮为纲”，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全面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这样，既可为城乡人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又可增加社员收入，扩大集体积累，解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巩固集体经济，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促进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三、工业生产内部的比例关系

工业生产内部，部门繁多，比例关系较为复杂，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带动全局。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工业建设的经验，提出“以钢为纲”的伟大方针，揭示了工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正确处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指针。

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都离不开钢铁。有钢铁就有机器，有机器就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业，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钢铁工业的发展，又要求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与它相应地发展。因此，钢铁工业发展了，就可以带动和促进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迅速地发展。林彪反党集团鼓吹“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反对“以钢为纲”的伟大方针，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破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导下，还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种比例关系：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

轻重工业的比例，是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在积极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实行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样，就可以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重工业就会更快地发展。相反，如果忽视轻工业，不考虑人民生活需要，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势必会造成市场上消费品供应不足，货币不稳定，重工业建设资金发生困难，其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

（二）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

发展工业，要从原料搞起，这是一般规律。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就是搞“无米之炊”。发展原料工业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在原料工业中，采掘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先有采掘，然后才能有加工。发展钢铁工业，必须首先抓矿山建设。因此，只有遵循毛主席关于要“开发矿业”的伟大指示，大力发展采掘工业，大打矿山之仗，才能提供充足的矿石和煤炭，冶炼出更多更好的生铁、焦炭和钢，轧制出各种钢材，制造出各种机器设备，加强基础工业，有力地支援农业和国防建设。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抓中间、带两头”的反动方针，搞什么“先建厂、后找矿”，破坏矿山建设，大搞“无米之炊”，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此外，还必须正确处理机械工业内部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制造和维修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是关系工业发展速度和设备利用率的重要问题。必须加强计划安排，提倡顾全大局，认真搞好社会主义协作，克服“重主机、轻辅机”，“重整机、轻配件”，“重制造、轻维修”，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以及忽视品种、质量片面追求产值、吨位的错误倾向。

四、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系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大问题。它集中地反映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反映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反映着劳动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也有矛盾的方面。正确处理这一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既要注意增加积累，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生产决定分配。“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277]因此，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根本的问题，是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增加国民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使积累和消费的数量同时都得到增加，从而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创造物质前提。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278]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归根到底，是受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制约的。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都要有相应的物资作保证。消费基金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消费资料作保证；积累基金的实现，要有相应的生产资料（也有部分消费资料）作保证。因此，积累基金的增长应当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消费基金的增长应当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也就是说，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就必须从生产上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劳动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才有物质保证。

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必须加强战备，加强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但是，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279]因此，要加强国防建设，就必须使经济建设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就要大力加强农业和基础工业。经济建设发展了，农业和基础工业加强了，国防工业和国防建设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它就可以更快地发展。

六、人口的有计划增长。社会劳动力的分配比例

人口再生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人口再生产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这种可能。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280]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需要，我们党制定了有计划增长人口的政策，一方面降低人口死亡率；一方面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出生率，即实行计划生育。我国计划生育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法：在人口稠密地区，推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适当措施。这种有计划增长人口的政策，有利于妇女的彻底解放和更好地教养后代，有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决定的因素。正确安排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分配比例是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劳动力基本上用于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两大领域。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非物质生产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由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社会劳动力在这两大领域的分配，必须首先保证物质生产领域有足够的劳动力，非生产领域占用的劳动力不能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所许可的限度。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正确安排工农业劳动力的分配比例是十分重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人力和畜力，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够高，而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量却很大。因此，必须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工业劳动力的增长应当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等相适应。

七、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社会主义社会，在全国各地“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281]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战略任务。

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内容，主要是遵循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根据有利于加强战备、加强国防，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增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销售地区，有利于工业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工农业结合等项原则，把大工业尽可能平衡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逐步做到：使全国各地特别是内地，都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军工生产能力），并且实现粮食基本自给，避免工业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全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各个协作区和有条件的省市，建立各具特点的、不同水平的、相对完整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就是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的几个省市，而资源丰富的广大内地则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新建工业的绝大部分摆在内地。但是，要发展内地工业，就要充分地利用并适当地发展沿海工业。一般说来，沿海工业历史较久，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得多。充分地利用并适当地发展沿海工业，就可以从设备、技术力量和资金等方面有力地支援内地工业，促进内地工业和整个工业更快地发展。

建国二十多年来，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内地新建工业基地已粗具规模，沿海工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北煤南运”的不合理局面，也正在逐步改变。

除上述各种比例关系外，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比例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关系，也都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些主要比例关系，同样需要予以正确处理。

第四节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并不能自发地实现，而是由党和国家通过统一的计划对国民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来实现的。

国民经济计划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计划是否正确，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快慢关系极大。

斯大林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282]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存在着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力图利用旧社会的痕迹破坏计划经济。同时，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要使计划完全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

正确的计划，必须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正确地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并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搞好综合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全国要搞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各经济协作区、省、市、自治区也要搞地区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的任务，主要是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依据党的政治经济任务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方面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合理地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正确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建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就不可能有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也就不能协调地发展。但是，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毛主席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83]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必须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块块为主、条块结合，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办法。这样，既可保证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够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推行“条条专政”，其要害是取消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扼杀群众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就是说，首先，要从加强农业、搞好农业着眼，安排好农业；然后，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和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可能，安排轻工业；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提供的可能条件，安排重工业。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计划工作的重大变革，是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重要保证。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必须坚持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积极平衡，主要是坚持政治挂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克服薄弱环节，使后进向先进转化，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发展。相反，消极平衡主要是不坚持政治挂帅，见物不见人，忽视有利条件，夸大困难条件，忽视先进部门和先进环节的促进作用，强调后进部门和后进环节的牵制作用，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现实可能。刘少奇鼓吹“计划应按照短线产品[284]进行安排”，这种“短线平衡论”，就是一种削高就低的消极平衡论，其罪恶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285]的重要指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劳动人民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解得深，掌握得好，执行得坚决，对实际情况最了解，斗争经验丰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克服困难的决心大，改变落后面貌的要求强烈。因此，计划工作只有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才能使计划订得既先进又切实可行，使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计划指标不能满打满算，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留有充分的余地，让群众在实践中去超过它，就可以鼓舞群众的干劲；留有充分的余地，才能掌握主动权，从容地应付各种意外情况，也有利于组织持续跃进。

加强计划工作、搞好综合平衡，必须坚持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从长远来说，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基本建设从动工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大型的基本建设，需要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内，它占用了一定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却不能为社会提供产品。因此，如果同时上马的建设项目太多，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势必分散建设力量，形成大量未完工程，不能及早投产动用，造成很大浪费。只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能早建成、早投产，加快建设速度，促进生产发展。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商品交换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所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商品生产。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商品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问题在于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商品生产呢？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取得胜利，在那里，无论是工业或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展，以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可以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全民所有。因而他们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86]一八

九四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曾指出，在存在小农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用暴力去剥夺他们，而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287]后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存在小农的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在那些国家里，只能把工业中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收归全民所有，而对农业中大量分散的小生产者，则必须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这样，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存在着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两种形式。集体经济的产品除一部分要以农业税的形式上缴国家外，国家不能无偿地调拨；同样，集体经济也不能无偿地占有国营经济的产品。它们之间由于社会分工所必然产生的经济联系，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这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国营经济联系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的情况下，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实行商品制度。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还存在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和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私有制的残余，所以还存在部分以私有制和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最终与生产力有关。只要还存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只要全民所有制还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全国人民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实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鼓吹在社会主义阶段立即取消商品生产是十分荒谬的。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它的范围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漫无限制，不但劳动力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产品实质上也不是商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可以不断满足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城乡经济联系，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痕迹，商品生产中仍然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仍然存在，价值规律及其所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还在起作用，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从这些方面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它们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其他旧的痕迹一样，都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对于商品、货币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即使这样，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决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大搞资本主义。今天的苏联，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利润原则支配一切，苏联劳动人民已重新沦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备受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在我国，刘少奇、林彪一类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法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发展资本主义，把商品生产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妄图把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从而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复辟阴谋，他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谬论，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对于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从斗争中我们应当记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提高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的认识，划清在这个问题上两条路线的界限。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交换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几种交换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多种交换关系，主要有：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国营经济同职工之间的交换关系等。这些交换关系虽然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它们都要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

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商品交换关系。搞好这种商品交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巩固工农联盟。

各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它体现着各个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好这种商品交换，对于巩固和发展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商业部门和集体农民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集体农民个人所经营的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满足本身需要以外，有些要卖给社会主义商业部门；同时，集体农民要从社会主义商业部门购买消费品和零星的生产资料。通过这种商品交换，对于增加集体农民的收入和满足集体农民的生活需要都有一定的作用。集体农民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也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搞好这种商品交换，有利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职工购买消费品，也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进行。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条件下，职工以消费者的身份用领到的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职工群众中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必要环节。

此外，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交换关系。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为了便于经营管理，要分为许多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所消耗的劳动和生产资料需要得到补偿。因此，在国营企业之间，也需要互相交换生产资料和其它产品，才能使生产和经营顺利地进行。它们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国家在各国营企业之间实现有计划的分配生产资料和其它产品的形式，它反映的是属于同一所有者的不同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之间的共同协作和相互支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已经不是商品交换关系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公有制两种形式的条件下，国营企业的产品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作为商品销售给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和其它产品的交换也必须相应地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交换关系相适应，也存在着多种交换形式。我国现阶段的商品交换，是通过三条流通渠道进行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以及农村集市贸易。这三条流通渠道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营商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主体，在商品交换中居于领导地位。目前，我国的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组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同集体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这些私有制经济的残余相联系的，它是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的必要补充。

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和其它产品的交换，目前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的：一种是按照国家计划直接调拨，另一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通过商业部门进行流通。前一种是主要的途径，它又分为通过国家物资部门供应和由生产单位直接向使用单位供应两种方式。后一种是次要的途径，通过它进行交换的主要是零星的次要的生产资料和其它产品。

二、商品、货币关系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货币还仍然存在，仍然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交换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交换中，都要以货币为媒介。因此，也就存在着货币交换。从历史上看，货币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货币是充当其它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曾经指出：“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货币是

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288]“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289]

当然，货币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可以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用来作为计划和核算社会主义生产以及实现产品分配的工具。尽管如此，货币所固有的一些特性依然存在，商品、货币系关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同时，反映商品、货币关系的意识形态也必然存在。因而，就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首先，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既然还充当一般等价物，代表着社会财富，那么，谁占有了货币，就等于占有了商品和社会财富。谁占有的货币越多，谁占有的商品和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列宁指出：“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290]在存在货币交换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能利用手中占有的货币，放高利贷，或者套购和倒卖国家物资，甚至还利用手中占有的货币，变相雇工和套购生产资料，实际上把货币重新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重新当作商品，开设地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如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修建队等），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掠夺劳动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群众公共的和个人的需要，因而，应当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放在第一位。但是，在存在货币交换以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有些国营企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不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等指标，而去追求产值和利润，从而扩大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在农村，有些集体经济的领导人，就有可能追求价值而不顾使用价值，背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大搞以钱为纲、重副轻农，影响集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广大的小生产者虽然已经集体化了，但是小生产者的生产条件还没有完全改变，还存在着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私有经济的残余和农村集市贸易，小生产者的固有习惯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富裕农民中还存在着较多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他们往往追求价值，而不顾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弃农经商，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列宁指出：“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291]“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292]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就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新的资产阶级，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社会主义生产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使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企业。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利用某些商品一时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利用地区之间商品供求状况的不平衡，利用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额，套购国家物资和侵占本应交售给国家的物资，通过贩运，投入黑市，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破坏国家统一的物资供应计划、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产品收购政策等，牟取大量的非法暴利。

第四，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货币交换的条件下，货币对人们的思想会起着腐蚀作用。本来，货币是人们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体现，可是却被物的假像掩盖起来，使人们产生一种“钱能通神”的错误观念。这种金钱万能的货币拜物教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在它的腐蚀下，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货币，实行钞票挂帅而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堕落成为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和社会上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往往利用金钱来引诱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使他们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成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力量。

这些情况说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存在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如果对于其中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加以限制，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大量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还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因此，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指出：“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293]“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294]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大肆鼓吹无限制地“扩展商品关系”，“集体农庄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甚至还允许国营企业自由买卖生产资料，造成自由市场大泛滥，投机盛行，黑市猖獗；同时大肆鼓吹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体制”，从而化公为私、贪污盗窃等现象成凤，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为了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商品、货币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对于少数人在交换方面通过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的行为必须取缔。

在生产领域，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管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利润挂帅、以钱为纲。国营企业的生产，必须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计划经济指标，决不允许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和指导，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在流通领域，必须加强党和国家对市场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对某些消费品实行计划供应制度，反对自由贸易，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等。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往往以市场为突破口，去发展和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牢牢占领市场这个阵地，加强社会主义国营商业的领导作用，掌握全国的批发贸易，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商品流通，继续改造小商小贩和合作商店，进一步完成商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流通领域，还特别要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对于农村集市贸易，如果放任自流，不严加管理，价值规律就会在其中起盲目的调节作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利用它来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冲击计划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商业，必须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以便限制它自发地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规定参加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和参加集市的成员，控制集市贸易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打击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势力等。对于货币，要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在国内的流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牢牢掌握纸币的发行和有计划地调节它的流通。国家银行要加强对现金的管理，各机关各企业手中不得存放大量的现金，要及时存入银行，尽量采用非现金结算（通过银行转账），以减少货币对市场的冲击。还要严格财经制度，反对铺张浪费，打击贪污盗窃。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严格禁止以货币购买劳动力或变相购买劳动力，还必须把生产资料的买卖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私人手中的货币，就会重新转化为资本，并把劳动力重新当作商品，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在政治思想领域，还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反复地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旧的习惯势力，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要破除那种金钱万能、钞票挂帅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以铲除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根源。

第三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规律

一、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么价值规律也就必然还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已经起了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价值规律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而发生作用，盲目地调节着生产和流通，加剧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和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公共的和个人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从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它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和流通中都不起自发调节者的作用。调节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反映它们要求的国民经济计划。

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所以价值规律仍然可以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而发生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直到导致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运用自己手中有利的经济、政治条件，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就是，要按照“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使整个国民经济都遵守国家统一的计划，限制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作用，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在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可以自觉地利用价值和价格作为计划工作的一种计算工具，以便对整个社会生产和需要进行统一的计算和计划。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也就是利用价值或价格的形式来比较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降低成本，使社会主义企业增加生产和积累，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价值和价格虽然可以作为计划的工具，但是绝对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依据，绝不能把计划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绝不能让它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价值和价格毕竟是商品经济的范畴，价值规律毕竟是商品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所要求的等价交换的原则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和痕迹。在存在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必然利用价值规律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片面地追求价值而不顾使用价值，盲目地追求产值和利润而不顾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那么价值规律就会起冲击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极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生产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来进行。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既要求它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又允许它在不违背国家统一经济计划和政策法令的条件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并且由国家统一收购。有些农副产品，国家虽不直接下达生产任务，但也通过商业部门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签订采购合同的办法，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因此，价值规律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和对国营经济组织的生产一样，不起调节作用。但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它的积累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集体经济生产的收入，所以农副产品价格的高低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显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在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时，除了服从国家计划，满足国家需要以外，也会考虑到商品的价格和成本。因此，价值规律对它们的生产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品种众多、数量零星的某些农副土特产品，国家往往既不直接下达生产计划任务指标，也不通过商业合同纳入国家计划，而是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组织收购和制定合理的计划价格来影响它们的生产。价值规律对于这些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显然会有较大的影响。但是，绝不能放任价值规律在集体经济的生产中起调节作用，否则，就会冲击计划，破坏集体经济的生产，导致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第三，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中，进入流通的消费品的总量、品种和价格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社会购买力也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因此，个人消费品的流通总的说来也是由国家计划调节的。但是，除了少数实行计划供应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国家对于个人购买消费品的品种和数量并不直接加以规定。这样，一般说来，某些非计划供应的消费品的价格降低了，就会扩大这种消费品的需求和销售量。相反，它的价格提高了，就会缩小它的需求和销售量。既然客观上价值规律对于某些个人消费品的流通有着较大的影响，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作用来鼓励或限制对某些消费品的消费。这种情况只是表明国家在对个人消费品的流通实行计划调节时，利用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并不是价值规律对个人消费品的流通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果不加以限制，价值规律就会对流通起自发调节者的作用，冲击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造成某些重要消费品的脱销，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

总之，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加以限制，是十分错误的。至于那种完全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正确利用价值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同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使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价格和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计划价格。国家制定和调整计划价格，必须首先从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要求出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同时考虑成本、费用和利润。有些商品还要参考市场供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对于某些最重要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不能简单地依据价值规律来制定。例如，目前我国的粮食价格，国家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而提高了收购价格，可是为了照顾城镇居民生活并没有相应地提高销售价格，为此，国家一年就要补贴若干亿元。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对于一般商品，也要考虑它的价值，不能样样都由国家补贴。对于某些商品，也可以参考市场的供求情况，规定较高的价格。

农村集市贸易上的价格不是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因此必须通过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使集市价格接近于计划价格。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绝不能放松。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党的价格政策的干扰和破坏，坚持了正确的价格政策。

首先，坚持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稳定物价是我国最基本的价格政策。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人民生活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指出：要“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295]发展生产是稳定物价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是稳定物价的必要条件。刘少奇、林彪之流却胡说“预算可以有赤字”、“可以多发一点票子”，鼓吹采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生产、弥补开支，实际上是妄图破坏物价稳定，造成市场混乱，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纸币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转的需要，就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市场混乱。我国除了个别年份以外，一直保持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货币发行不是为了弥补财政开支，而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流通量和市场商品供应量的适当比例，保证了市场的持续稳定。我国二十多年来坚决执行了稳定物价的政策，反对了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全面涨价”、“大涨大落”的反动主张，物价一直保持稳定。粮、布、煤、盐、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提高销售价格。我国物价长期保持稳定，与资本主义世界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市场动荡，物价不断上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有力证明，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当然，物价稳定并不是“冻结物价”，而是“基本稳定，个别调整”。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对某些商品的价格作适当的调整。二十多年来，通过对某些物价的有计划的调整，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加强了城乡经济的联系。今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对某些物价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基本稳定，个别调整”，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适用的原则。

其次，坚持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反对剥夺农民。建国以来，我国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卡农民脖子”，搞“一平二调”的罪恶阴谋，逐步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有所提高和工业品价格逐步有所降低，使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和商品交换中，逐年增加集体积累和个人收入。例如，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销售价格的降低，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一九七二年比一九五O年可交换的工业品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由于地区差价特别是城乡差价、内地同沿海城市差价的逐步缩小，边远山区的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一九七二年比一九五〇年可以多换一倍以上的工业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进一步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工农业品的比价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它更加趋于合理。这种正确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政策，限制了交换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了生产，扩大了交换，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民族团结和无产阶级专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对工业品一般实行薄利多销的政策。我国工业的发展，主要靠国内市场。薄利多销政策能充分扩大国内市场。薄利才能多销，多销才能扩大生产，增加积累，满足人民需要。这就促进了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

物价稳定和货币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并且按照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以及国家对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调节，我国人民币的币值长期稳定。人民币的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一直稳步上升。在国际上，我国人民币也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最稳定的货币。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我国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其它对外经济往来中，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我国人民币的高度稳定性，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综合反映。

三、批判刘少奇、林彪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对待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修正主义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竭力美化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把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盲目扩展到无所不包的范围，并把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自发调节者。

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疯狂鼓吹“贸易自由”和“三自一包”等黑货，叫嚷什么自由市场“要搞下去”，地下工厂“生产的东西总是人民需要的”，“积极去搞，那就补了我们的空子”，“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等，就是妄图使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自由泛滥，盲目扩展到无所不包的范围，扩大在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直到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及其在经济部门的代理人，还鼓吹“价值规律万能论”，叫嚷“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要用价格刺激生产”、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生产状况的唯一指标，等等。这些谬论，实际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取消计划经济，让价值规律牵着鼻子走，用价值规律去调节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大搞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利润挂帅。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这种谬论的阴险目的，就是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把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市场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使劳动人民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有时也变换手法，重弹“商品生产取消论”和“价值规律无用论”的滥调，鼓吹在社会主义社会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完全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等价交换原则，刮起了一股大搞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的物资和劳动力的“一平二调”的妖风，妄图剥夺农民，破坏工农联盟，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总之，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种种反动谬论，手法虽有不同，目的则完全一样，都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党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罪恶企图，粉碎了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妄图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及其分配

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社会总产品，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由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产品。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已经消耗掉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以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国民收入。从价值形式看，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由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从实物形式看，它是体现新创造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社会总产品。

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有：工业、农业、建筑业、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那部分运输业、邮电业以及作为生产过程继续的那部分商业（如产品保管、包装等）。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内部进行的。它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情况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作统一的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工资形式发给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职工，作为职工的个人收入；一部分以利润和税收形式上缴国家，作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

目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因此，人民公社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中分别进行的。经过初次分配，它们的国民收入被分为几个部分：（一）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作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二）归集体经济使用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前者用于扩大再生产，后者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等；（三）归社员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的原始收入。

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再分配。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除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外，还有许多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文教卫生部门、商业和一部分服务行业、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军队、国防机关等。这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们并不创造国民收入。它们支付给工作者的工资和其它费用，是通过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供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为劳动人民举办的集体福利事

业、社会救济事业所需要的费用，要由社会加以保证。这些集体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需要的社会保证基金，除集体经济自筹部分外，必须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建立。

第三，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也要经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和地区。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预算实现的。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上缴国家的利润和税金，构成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预算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国防战备、行政管理和对外援助等。

除国家预算外，国民收入还通过服务性行业提供的各种服务，收取服务费，进行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为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和援外基金。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要扣除积累基金、社会消费基金和援外基金，剩下的部分才用于劳动者个人消费。但是，这些扣除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像马克思说的：“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296]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其最终用途如下页附表：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
├── 补偿基金：用于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 国民收入
    ├── 积累基金
    │   ├── 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工业农业及运输业等生产性基本建设和增加企业流动资金
    │   ├──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用于文教卫生部门、国家行政和国防部门的基本建设以及工农业等生产部门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   └── 社会后备基金：国家、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用作后备的物资储备
    ├── 消费基金
    │   ├── 社会消费基金
    │   │   ├── 国家管理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等支出
    │   │   ├── 文教卫生基金：用于科学、文化、教育、保健、消费艺术事业等支出
    │   │   └── 社会保证基金：国家、企消费业和人民公社用于保证基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需要和社会救济等支出
    │   └── 个人消费基金：用于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 援外基金：用于对外援助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和消费

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和消费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消费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的积累，就是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种积累是建筑在无产阶级贫困的基础上的，“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297]所以，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积累，是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所以，社会主义的积累和消费是统一的。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积累和消费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用于积累的多些，用于消费的就会少些；用于消费的多些，用于积累的就会少些。积累过多，人民当前消费水平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消费过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放慢，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援世界革命，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劳动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见，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又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种矛盾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298]这是我们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要求在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既不能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长远利益，用降低消费基金的办法去提高积累基金的比重，从而影响劳动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当前利益，用降低积累基金的办法去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从而妨碍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应当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生产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在劳动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增加一些积累。这样，才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才能使我国在经济上比较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只有这样，劳动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才有可靠的基础和保证。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恶毒诬蔑我国“‘国富’民穷”，鼓吹“多分一点”，“多拿一点”，妄图把国民收入分光吃净。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没有积累就没有扩大再生产，就抽去了“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299]社会主义社会，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从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必须不断增加积累。如果像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的那样“多分”、“多拿”，把全部产品分光吃净，那就不但谈不上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进行。这样少数人“多分”、“多拿”，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重新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

“国富＇民穷”，是林彪反党集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国家和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富”同“民穷”的对立。

全国解放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排除了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干扰和破坏，正确处理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我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连国外的敌人也无法否认。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生活一天天改善。一小撮已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反动资本家，再也不能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花天酒地的寄生、腐朽的剥削生活了，对此他们是不甘心的。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叫嚣““国富’民穷”，就是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他们鸣冤叫屈，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林彪玩弄的这套把戏，并非什么新鲜货色。早在两千多年前，孔丘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就曾大肆玩弄过“利民”、“富民”这类骗术。一百多年前，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内奸、工贼拉萨尔，为了欺骗德国工人阶级，把工人运动引向机会主义邪路，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也曾玩弄过“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类骗术。林彪之流叫嚣““国富＇民穷”，就是继承孔丘和拉萨尔的衣钵，玩弄他们的故伎，蛊惑人心，愚弄群众，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制造舆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一、“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既是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参加劳动是没有资格向社会领取消费品的。我们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那种“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是非法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允许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反对剥削。实行这一原则，既能保证劳动者的生活需要，又是对一小撮剥削者实行强制的劳动改造的手段。列宁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300]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求每个劳动者尽自己的能力，为革命工作，为社会劳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社会则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给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消费品。所以，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不能割裂，首先要各尽所能，然后才能按劳分配。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否定了资本家凭借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劳动产品按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行分配成为可能。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使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同时，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存在着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不能很快消灭，劳动还没有成为社会上一切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正像马克思指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01]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按劳分配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们不再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的劳动力不是商品，他们的劳动报酬也不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对按资本分配的资本主义原则的否定，是分配制度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302]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在按劳分配中，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每一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一定量的劳动，在作了各项扣除（像本章第一节讲的那样）以后，再从社会领取与他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品。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了回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只是表现在用同一的尺度——劳动——来分配消费品上。然而，这种平等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为各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它等等。把同一的标准应用到实际情况不相同的各个人身上，就出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例如，一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从而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再如，一个人赡养的人口较多，另一个人赡养的人口较少，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后者比前者事实上所得到的要多些。因此，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303]这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不要以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法权了。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此，它必然在各方面还存在旧社会的传统和痕迹。“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引者注）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304]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05]

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还要实行。但是，它毕竟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它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因此，它就可能成为滋生资产阶级、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人们还存在等级差别和富裕程度的差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可以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大搞“物质刺激”，极力维护、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带来的不平等。这样就必然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肆无忌惮地侵吞劳动人民的果实，而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现象就会发生，在所有制方面已经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复辟。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干的。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人们的思想有巨大的腐蚀作用。它会诱使一些人追求名利地位、特权享受，堕落成资产阶级的俘虏。林彪反党集团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用以煽动和挑拨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也还在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腐蚀人们，培植一小撮特权阶层。

因此，如何对待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毛主席所作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再一次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对贯彻按劳分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绝不能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逐步缩小而不应扩大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曾经采取了一项有着深远意义的重大措施，“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06]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中实行供给制，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艰苦生活。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307]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供给标准虽有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大体平均（但不是绝对平均）。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采取了措施，缩小工资差别。以上这些是革命的优良传统，它对于培养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官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密切党和国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都起了极好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为了争取资产阶级专家为新社会服务，曾对他们实行了给予高薪的政策。这是刚刚取得政权还缺乏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暂时的措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无产阶级逐渐培养出大批的新的专家、技术人员等各种知识分子。对他们绝不能像对待旧的资产阶级专家那样，给予高薪；他们本人也不应当利用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资本，借口按劳分配，向国家伸手要特殊待遇。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308]总之，不能向资产阶级看齐，不能同资产阶级专家比待遇享受，否则就把自己放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应扩大。工农差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和痕迹，应当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由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省得多，因此，工人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要高一些。但是，不应扩大这种差距，而应当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特别要注意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逐步缩小工农在生活上收入上的差距。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必须大力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的一项政策，我国宪法对此也作了规定。但是按劳分配毕竟还没有摆脱旧的传统和痕迹，将来终究要归于消灭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的理想，并为加速它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绝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按劳分配上，借口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而去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追名逐利。列宁对十月革命后，工人群众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表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309]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大力培养和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决反对那种“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观念，反对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310]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针对当时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311]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能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福利

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除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给劳动者外，还有一部分则作为社会集体福利按照实际的需要与可能供劳动者享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福利事业主要有：国家举办的文化教育和保健事业；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中的劳动保险、公费医疗以及各种补助；集体经济单位对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成员实行的供给和补助；等等。

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福利事业，其中有一些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它是提高国家职工和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的一项重大措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具体表现。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逐步地适当地扩大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提高它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比重。这样做有利于扩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

在个人消费品分配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证社会主义方向。

刘少奇、林彪一伙，效法苏修叛徒集团，竭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他们把物质刺激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利己多欲乃规律”，什么“干劲是物质刺激中来的”、“积（极性）来源于生活”，什么物质刺激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没有物质刺激“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等等。他们的这一套谬论，说到底就是一句话，“钱能通神”。只要有了物质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那样，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什么“利己多欲乃规律”！这不过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谬论的翻版。这种所谓规律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12]“利己”是资产阶级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他们的“多欲”就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利己多欲”恰恰是资产阶级以及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动本性的写照。把这种所谓规律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则是一种无耻的诬蔑。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仅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彻底破除包括“利己多欲”、“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等在内的这一类旧的传统观念。

什么“干劲是从物质刺激中来的”、“积（极性）来源于生活”！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干劲和积极性，来自对万恶的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来自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限热爱，来自为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工农兵群众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为把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谱写了一曲曲新的英雄篇章。这些难道靠的是物质刺激吗？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的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如果丢掉了这种精神，搞物质刺激，当然也可能暂时刺激出一些人的“干劲”和“积极性”，生产也可能暂时搞上去，但是，这些决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就是一个例证。刘少奇、林彪一伙说什么没有物质刺激“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实这伙叛徒从来就没有过“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搞物质刺激，是要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走苏修叛徒集团所走的老路。

什么物质刺激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刘少奇、林彪一伙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就是妄图利用小恩小惠腐蚀人们的灵魂，瓦解人们的斗志，诱使人们只顾个人鼻子底下的一点物质利益，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崇高的理想。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制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所以，刘少奇、林彪搞物质刺激，要害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除了是拾苏修叛徒集团的余唾外，就是来自反动的孔孟之道。孔老二狂热地鼓吹“小人怀惠”、“小人喻于利”，胡诌什么“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他为了收买人心，维护和复辟没落的奴隶制，假惺惺地提出了“博施济众”的口号。孔老二的这些谬论统统是对广大奴隶的诬蔑和欺骗。在奴隶制下，奴隶们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劳动的一切成果都归奴隶主占有，连奴隶的人身也属于奴隶主所有。奴隶主对奴隶既不可能有什么“惠”和“利”，也谈不上“施”和“济”，有的只能是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榨。可见从孔老二的“小人怀惠”、“小人喻于利”到刘少奇、林彪一伙诬蔑工农群众“想的就是怎样搞钱”、“不多给点钱，他们就不好好给你干”，从孔老二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到林彪一伙胡说的“利己多欲乃规律”，唱的是一个调子，贯穿着一条黑线。对于孔老二、刘少奇、林彪之流的这一套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第十七章 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

第一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出人类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13]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最高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

但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不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14]列宁也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31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高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国民经济是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列宁指出：“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316]

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不能不带有资本主义的残余或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还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不同的两种公有制形式；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还有私有制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除了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之外，国际上还存在着帝、修、反，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要加强。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又是和共产主义社会不相同的。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残余或痕迹，它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因素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彼此激烈斗争的历史阶段。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不断地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清除资本主义因素，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经历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彻底消灭阶级，消灭一切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则竭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如果没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末，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插曲，它根本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总趋势。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社会总是在变革和反变革、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斗争中前进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317]新生的共产主义因素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在共产主义因素不断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反复斗争中，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第二节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

一、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第一，坚持继续革命，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同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和卫生革命深入发展，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造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准备了条件。

第二，坚持继续革命，实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使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且在将来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我国的人民公社就是实现这种过渡的最好形式。

第三，坚持继续革命，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为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不抓大事，不抓路线，就生产抓生产，不仅生产上不去，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第四，坚持继续革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极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毛主席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18]在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和私有观念，人们都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了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一精神条件，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必须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肃清它们的思想影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第五，坚持继续革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旧的分工已经消失；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已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19]因此，社会产品将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六，坚持继续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使国家自行消亡。

共产主义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320]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的消灭，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也将消亡。毛主席指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321]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内外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相反，必须大大加强。而这正是为着促使国家的消亡而创设条件。只有在国内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会因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自行消亡。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既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切实做好目前工作结合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322]又说：“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323]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324]

二、对假共产主义谬论的批判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是当代的假共产主义者。

苏修叛徒集团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这伙叛徒还大言不惭地吹嘘他们正在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早在一九六一年就鼓吹“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也胡说什么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其实，苏修叛徒集团宣扬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建设共产主义”，就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实行霸权主义，疯狂掠夺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东欧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他们所干的完全是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勾当，哪里还有一点“建设共产主义”的气味呢！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极力兜售假共产主义的货色。他们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擦胭脂、抹口红、讲生活”，“面包蘸白糖”，“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妄图用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福利主义，来取代科学共产主义。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甚至搬出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代言人提出的口号来冒充共产主义。他别有用心地把孔孟之流的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成是“共产主义之原始的思想”，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其实，“道”和“公”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奴隶社会的所谓“公”，如“公田”，就是奴隶主贵族所占有的土地；所谓“道”，就是奴隶主阶级维护他们统治的根本原则，即“周礼”的那一套东西。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说，只要按照“周礼”实行统治，整个天下都会归于奴隶主阶级。林彪把这种维护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谬论，拿来冒充共产主义，就是妄图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

第三节 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列宁指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325]毛主席也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326]帝国主义不仅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且还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镇压革命运动，维护其反动统治，它们总是纠集一切反动势力，结成反革命阵线，对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对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任务。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起就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进一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今天，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相互支持，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持下，能够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就不能根绝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327]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整个人类都获得了解放，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单独一个国家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不能进入共产主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不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恰恰相反，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加速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328]否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一切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国家和人民，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援。虽然今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对各国革命人民的经济援助还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今后一定能够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更有力地支援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援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内，我们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我们支援世界革命的物质力量，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在国际上，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管帝、修、反怎样垂死挣扎，也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说明

这本《政治经济学》（试用稿），是适应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需要而编写的辅助教材，供工农兵学员学习有关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时参考。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本市几个工厂的工人和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在编写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这个试用稿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写成的，出版前作了一些修改。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缺点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同志们在试用过程中继续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进一步修改。

编者

一九七五年四月

参考资料

[1]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0页，588页。
[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9页。
[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5]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00页。
[6]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00页。
[7]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9页。
[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页。
[9]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0页。
[10]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9页。
[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9页。
[1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0页。
[1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5页。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1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16]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17]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50页。
[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
[19]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8页。
[2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页。
[2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8页。
[2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页。
[2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页。
[2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588页。
[2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
[27]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页。
[2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8页。
[29]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3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3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32]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工人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
[3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34]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35]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36]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1页。
[37]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7页。
[38]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39]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4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4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6-547页。
[4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4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4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4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46]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47]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48]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4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27页。
[5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572年版，第244页。
[5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250）注］。
[5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4-295页。
[5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
[5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5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56]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
[57]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
[5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59]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60]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204页。
[6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7页。
[6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6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页。
[6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页。
[65]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66]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2页。
[6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68]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69]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00-1401页。
[7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页。
[71]列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0页。
[72]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5页。
[73]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7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1页。
[7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721页。
[76]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93页。
[7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7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7页。
[7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9页。
[80]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93页。
[8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93页。
[8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3页。
[8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8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8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8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88]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4-215页。
[8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90]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9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257页。
[93]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2页。
[9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96]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286页。
[9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10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9页。
[10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102]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10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10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808页。
[105]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431-432页。
[10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10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
[10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0页。
[109]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
[11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页。
[1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785页。
[11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5页。
[113]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84页。
[1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0页。
[115]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5-1376页。
[11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3页。
[117]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3页。
[11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1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2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2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122]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6页。
[12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55页。
[124]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入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页。
[125]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2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0页。
[127]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页。
[128]转引自196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12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3页。
[130]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6页。
[131]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4月17日。
[13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40页。
[13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
[134]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135]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3页。
[13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7页。
[13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7页。
[138]列宁：《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98页。
[13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7-838页。
[14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6页。
[14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8页。
[14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590页。
[14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1页。
[144]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3页。
[14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3页。
[14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2页。
[147]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页。
[148]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49页。
[14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3页。
[15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15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页。
[15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6页。
[15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7页。
[154]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8页。
[15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6页。
[156]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11-1212页。
[15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9页。
[15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96页。
[15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7页。
[160]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
[161]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5页。
[162]列宁：《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5、594页。
[163]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16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16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6页。
[16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279页。
[167]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6页。
[16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69]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
[170]转引自《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
[171]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172]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173]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9页。
[174]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175]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176]毛泽东：《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16页。
[177]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17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17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5页。
[180]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0页。
[181]转引自《红旗》杂志，1970年第5期。
[182]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8页。
[183]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9月19日。
[184]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3月4日。
[185]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9页。
[186]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187]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页。
[188]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2页、第506页。
[189]同上。
[19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0页。
[191]列宁：《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
[192]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193]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194]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195]转引自《人民日报》1971年7月1日。
[196]转引自《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3日。
[19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19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1页。
[199]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8页。
[20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6页。
[201]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7页。
[202]转引自《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3日。
[20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6页。
[20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205]转引自《红旗》杂志1970年第2期。
[20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页。
[207]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5页。
[208]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209]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8页。
[21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页。
[21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7-338页。
[2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2页。
[213]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2页。
[21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215]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216]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217]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1页。
[218]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
[219]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
[220]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2页、第36页。
[221]同上。
[222]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页。
[223]转引自《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224]转引自《人民日报》1972年8月14日。
[22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8页。
[226]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5页。
[22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66页。
[228]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2页。
[22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8页。
[230]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人民日报》1970年6月4日。
[231]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
[23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337页。
[233]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5页。
[234]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5页。
[23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0页。
[23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32页。
[237]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2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2页。
[23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4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241]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24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81页。
[24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4页。
[24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2页。
[24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2页。
[246]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5日。
[247]转引自《人民日报》1971年5月12日。
[248]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入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7页。
[249]转引自《人民日报》1958年8月16日。
[25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1页。
[25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9页。
[252]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0页。
[253]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页。
[254]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7页。
[255]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77页。
[25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3页。
[25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1页。
[258]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页。
[259]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37页。
[260]转引自“红旗·杂志1965年第1期。
[26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262]列宁：《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页。
[263]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264]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5页。
[26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266]毛泽东：《＜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页。
[267]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2页。
[268]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8页。
[269]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01页。
[27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8页。
[271]列宁：《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页。
[272]列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27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2页，
[274]转引自《红旗》杂志1971年第11期。
[275]转引自《人民日报》1958年8月16日。
[276]转引自《红旗》杂志1972年第3期。
[27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278]同上。
[27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28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1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28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
[282]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283]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284]短线产品，是指暂时供不应求的产品。
[285]转引自《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
[28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287]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288]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7-838页。
[289]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
[290]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8页。
[291]列宁：“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292]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9页。
[293]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5页。
[294]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5页。
[295]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见《新华月报》第2卷第3期，1950年7月。
[29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97]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2-593页。
[29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3页。
[29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300]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30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302]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30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30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30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06]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
[307]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63,64页
[30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309]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310]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3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3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果·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3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46-647页。
[31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315]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
[316]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317]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97页。
[318]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73页。
[31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20]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32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7页。
[32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8页。
[32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60-961页。
[324]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01页。
[325]列宁：《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326]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
[327]转引自《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328]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