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毛主义对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革命路线的历史分析
作者：Shobhiku Vazhi
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左）和格塔丘·马鲁（右）
引言
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Berhane Meskal Reda)同志和格塔丘·马鲁（Getachew Maru）同志是阿尔及尔小组和阿比约特小组（Abyot Group）的创始人，这两个小组在流亡国外和埃塞俄比亚本土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壮大，并与埃塞俄比亚所有进步的反帝团体联合，成立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PRP），伯哈内·梅斯卡尔同志担任首任总书记。
总书记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同志主要与格塔丘·马鲁同志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内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在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整个埃塞俄比亚进步运动中代表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主客观条件的正确革命路线，分析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有助于埃塞俄比亚国内外的马列毛主义同志从埃塞俄比亚革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埃塞俄比亚是人类的摇篮，就整个国家而言，它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因为它是为数不多拥有以下条件的国家之一：
1. 直到20世纪初的最近时期才完全封建。
2. 地球上民族最多样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
3. 世界上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1942年才废除。
4. 曾有一个政权（塞拉西政权）一度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下，这个政权在向封建主义以外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却成为美帝国主义最奴役的工具之一。
5. 有着积极的进步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学生运动。
6. 占领了厄立特里亚这个完全独立且基本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之下，奥罗莫人直到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仍处于基本发展过程中）。
7. 特别是镇压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和学生革命运动的塞拉西政权的高压统治的转型如此之快。
在海尔·塞拉西政权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君主制国家，在阶级利益方面，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以及相对较小的新兴买办资本家）中一些最反动的成员，他们并没有因为从一个完全封建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被完全否定。它的阶级体系中绝大多数是地主和佃农，他们是封建制度的遗留物，还有人数不多但不断扩大和存在的流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一制度中拥有最大权力的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在埃塞俄比亚革命、内战、所谓的“革命民主”时期和提格雷战争期间及之后的经济变革之后，这种体制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国家，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在数量上增加了，地主和农民减少了。然而，农民和封建阶级仍占人口的大多数。
虽然埃塞俄比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最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未来指导思想将以秘鲁共产党主席贡萨罗综合的马列毛主义为基础，但正确的做法是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埃塞俄比亚国情下的应用，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失败，埃塞俄比亚国内外的理论界如何借鉴和发扬埃塞俄比亚的经验，以帮助埃塞俄比亚的同志们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以及伯哈尼·梅斯卡尔·瑞达同志和格塔丘·马鲁同志的红色革命左翼路线的基础上，发展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指导思想。
虽然我不是埃塞俄比亚人，但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研究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因为我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如何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贴切的例子之一，我希望我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供其参考、批判和分析。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PRP）
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左翼路线领导人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的早期政治生涯
伯哈尼·梅斯卡尔出生于1943年9月，1963年因在大学谴责美帝国主义而首次参政，但在加入进步的半秘密学生组织“大学学院解放阵线”（University Colleges Liberation Front）（又称“鳄鱼协会”）后，他便加入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一位火热的演说家、伟大的理论家和组织者，是1965年与另一位同志泽鲁（Zeru Kehishen）一起反对海尔·塞拉西政权（美帝国主义的奴役代理人）的2000人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要求结束封建主义和进行土地改革。此后，他和泽鲁以及其他九名组织者被捕，这表明6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那时起，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从1966年到1969年，他们呼吁结束集中营、行使示威权、根除帝国主义文化、普及教育、赋予学生权力（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公关武器——“和平”队。
埃塞俄比亚学生抗议
他们还开始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越南日”和“古巴日”活动（当时他们对古巴持不正确和过分支持的态度，错误地将古巴视为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后来以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以及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1969年4月，他与其他几位同志（如瓦莱恩·马康宁（Walleign Makonnen）和玛莎·梅布拉赫图（Martha Mebrahtu）同志，后者后来在一次事件中被塞拉西政权杀害）一起被捕，尽管运动使包括伯哈内·梅斯卡尔在内的一些人获释。
瓦莱恩·马康宁（左）和玛莎·梅布拉赫图（右）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一贯主题是过度崇拜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虽然切是古巴革命和共产主义派别的领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但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被证明在放弃群众基础方面是行不通的，也因此在玻利维亚被杀害。
虽然在后来加入或成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成员和团体中，这并不像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运动中的其他组织那样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仍然不可小觑，它甚至显示了许多被格瓦拉和他的理论所吸引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早期成员的小资产阶级特征。
流亡生涯
1969年8月12日，伯哈尼·梅斯卡尔·瑞达和七名同志控制了一架飞机，逃离了海尔·塞拉西政权，并宣布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逃往苏丹喀土穆，然后逃往阿尔及尔，并在那里成立了阿尔及尔小组。在阿尔及尔，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黑豹党和伊比利亚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流亡同志学习。本亚姆·阿达内（Benyam Adane）和伊亚苏·阿莱马耶胡（Iyasou Alemayehu）同志以及小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联络人伊莲·克莱因（Elaine Klein）会见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官员。
厄尔特里亚人民解放军游击队员
伯哈尼·梅斯卡尔·瑞达将采取瓦莱恩、Tilahun和伊亚苏·阿莱马耶胡等同志所坚持的正确的、革命的马列主义（在当今时代是马列毛主义）路线。瓦莱恩、Tilahun 等人所持的正确路线，即埃塞俄比亚有一些被压迫民族，如奥罗莫人、索马里人、厄立特里亚人，他们有权获得民族解放直至独立，但这些民族解放斗争最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支持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LF）、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和后来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尽管该党后来放弃了对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立场），反对最初的海尔·菲德（Haile Fide）、否认埃塞俄比亚存在民族并拒绝自决的修正主义者森内·利克（Sennay Likke）以及安德烈斯·埃舍特（Andreas Eshete）的机会主义路线。大约在这个时候，阿尔及尔小组在阿比约特小组和格塔丘·马鲁的帮助下，与学生运动的群众建立了一些最初的组织联系。
1974年革命期间埃塞俄比亚大罢工
至于阿比约特小组：阿比约特（阿姆哈拉革命）小组是第一个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主体，而且奇怪的是在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国内，公开宣称自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小组。他们在国外大学（包括西方国家的大学，奇怪的是，在修正主义苏联的大学里也有一些秘密分部）和埃塞俄比亚本土（包括大学、中学和实际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都有分部、 组织埃塞俄比亚大学中进步学生和毛派学生之间的联系，对工人（甚至接管并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附属的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转变为革命工人工会，这是唯一发生过的情况）、农民、学生和一些士兵（尤其是空军）的联系负有最大责任。埃塞俄比亚革命期间实际发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起义大多是阿比约特小组组织起来的。
他们的领导人是格塔丘·马鲁同志，有人称他为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毛主义者，他与伯哈内·梅斯卡尔同志一起，在埃塞俄比亚政治中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他们是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创始团体，在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尽管他们被就击败了。
与此同时，玛莎·梅布拉赫图将划定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在妇女运动方面的路线，并采取原来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这比学生运动的温和派、海尔·菲德和森内·利克集团等要先进得多。作为厄立特里亚人，她还帮助瓦莱恩·马康宁同志形成了民族解放的立场。虽然她不是这两个团体的直接成员，但她与这两个团体保持联系，或者支持他们的政治路线。她、瓦莱恩·马康宁和其他四人在试图逃离塞拉西政权前往阿尔及尔的途中被杀害（一人被俘入狱）。
海尔·菲德
1968 年，机会主义的海尔·菲德集团结成修正主义联盟，欺骗革命者，成立了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Meison）。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自己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组建一个党的地步，于是继续进行斗争。这是因为他们看到，虽然客观因素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矛盾尖锐化的程度，但主观因素还没有达到，革命阶级还主要是围绕着雏形的“三大武器”组织起来的，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还不能说已经参与了足够的阶级斗争来组建政党。考虑到他们是所有“共产主义”团体中参与实际阶级斗争最多的，这意味着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参与任何接近的阶级斗争！
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驳斥利克的修正主义
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帮助欧洲埃塞俄比亚学生联盟（ESUE）和北美埃塞俄比亚学生联盟（ESUNA）踏上承认自决权的正确道路，作为回应，阿姆哈拉沙文主义叛徒修正主义者森内·利克将窃取ESUNA 的所有资金，并建立自己的沙文主义ESUNA。利克随后泄露了革命路线成员梅斯芬·哈布图（Mesfin Habtu）试图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建立革命基地的计划，使该计划胎死腹中，使得哈布图郁郁寡欢，于1971年11月1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3岁。虽然该计划有冒险主义的成分，但这不是向专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泄密的理由。
森内·利克
梅斯芬·哈布图
197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ESUNA 编写了《革命和组织基本说明手册》，这份文件“讨论阶级社会、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党与群众组织的区别以及建设两者的战略。它涵盖了秘密活动的方法、武装斗争的战略需要和行为准则，甚至包括一份针对活动分子的陷阱警告清单。任何读过这本小册子的人都会怀疑这是一本‘学生’出版物。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像胡志明和切·格瓦拉那样》，第92页。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等人会见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这三个主要团体领导着厄立特里亚的群众斗争，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虽然在伯哈内·梅斯卡尔死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闹翻，但此时双方关系还算融洽。
其二：阿尔及尔-阿比约特小组将成立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EPLO），该组织内部有一个“共产主义核心”，最终将产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在这，我们看到了在组建革命阵线和秘密共产党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但这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着非常模糊的区别，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的消失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彻底转变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群众组织仍在继续，但联合阵线却无法从战略上掩盖人民革命党的参与，而这在“红色恐怖”年代本可以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毛主义者需要分析的问题，因为联合阵线虽然是围绕其他两个同心圆集中建立的，但在其最远的阶段，尤其是在塞拉西和德尔格（Derg）政权的强力镇压下，必须如此。
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给予直接援助，但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只能通过民族解放阵线从中国获得间接援助，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和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DFLF）将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开始革命建设，展示世界被压迫群众之间的团结。而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占领区的傀儡政权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占领区的驻埃美国空军基地在六日战争期间帮助“以色列”摆脱了应有的命运。因此，埃塞俄比亚革命自然会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结盟，并得到其大部分支持。
与此同时，欧洲埃塞俄比亚学生联盟将被海尔·菲德的修正主义集团完全接管，他们将回到该组织之前采取的革命路线。伯哈内·梅斯卡尔和菲德将就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展开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伯哈尼·梅斯卡尔和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继续坚持民族自决权，直至包括独立，而修正主义的菲德集团则否认民族自决权，包括独立，并与森内·利克集团结盟，谴责独立只提供自治权。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在1973年就已经意识到，埃塞俄比亚很快就会爆发革命。而海尔·菲德则认为革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前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运动的组织工作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机会取得胜利的革命运动。
埃塞俄比亚革命
埃塞俄比亚革命抗议
1974年为什么爆发埃塞俄比亚革命？
在沃洛和提格雷爆发饥荒之后，埃塞俄比亚广大革命群众与反动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沸点。革命学生与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并导致广泛要求结束封建政权。这是导致埃塞俄比亚革命的两个客观因素。众所周知，美帝国主义保卫塞拉西政权免于垮台的越南战争已经失败，这有助于革命主观因素的成熟。另一个客观因素是，阿拉伯国家抵制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这激化了城市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抵制石油是革命的催化剂，但不是唯一原因。
最初是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后来扩大到教师（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学生自由组织），接着武装部队也发生了叛乱。
1966年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埃塞俄比亚与塞拉西一起
海尔·塞拉西试图用一个“温和”的傀儡首相取代保守的傀儡首相平息广大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革命口号“人民民主政府，是！部长蛙跳--不！”。作为回应，军队在得到加薪后回家了，但人民在人民革命党的部分领导下继续进行起义，该党还接管了劳联-产联的傀儡工会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代理人。妇女也开始要求平等权利，革命即将来临。
塞拉西扶持试图安抚群众的更自由的首相恩德尔卡丘·马康宁
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试图拼命抓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大部分人，以及支持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叛徒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一些城镇甚至被人民包括农民、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领了一小段时间。由于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毫无准备，再加上MEISON和Waz（无产阶级联盟,森内·利克的团体）的修正主义，并没有导致持久人民战争的诞生。此外，大约在这个时候，埃塞俄比亚人民解放组织开始让位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是最早试图武装自己成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军（EPRA）的政党之一。他们创办了一份报纸，并在提格雷寻找一个地方开始武装斗争（本亚姆·阿达内同志在这次冒险中牺牲）。
本亚姆·阿达内
埃塞俄比亚的秘密反革命
阿曼·安杜姆
最终，一群波拿巴主义军官控制了国家，并在除欧加登、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以外的所有地区建立了某种秩序（即使千疮百孔、软弱无力）。这就是第一代德尔格，它是一个“左翼”组织，唯一的指导原则就是“Ittiyopia Tikdem！（埃塞俄比亚高于一切）”或“埃塞俄比亚优先”这样一个听起来什么都不是的爱国口号。第一代德格废黜了塞拉西，让他出国的儿子掌权，然后废黜并流放塞拉西，建立了由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将军阿曼·安杜姆领导的军事统治。
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MEISON）
第一代德尔格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安杜姆（地主和部分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塔法里·本蒂（部分地主、部分资产阶级买办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以及门格斯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领导德尔格的法西斯主义派别）起初向MEISON和Waz寻求“政治指导”，因为对他们来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过于原则性、革命性和毛主义。他们都乐于为修正主义者提供帮助。
然而，人民革命党仍然对政权构成威胁，因为它太受欢迎了，无法立即摆脱。此外MEISON和Waz的许多成员都是革命者，即使是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在农村，人民革命党尤其会大规模招募人员加入其统一战线。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人民革命党犯了另一个大错。他们没有发起持久人民战争。
虽然人民革命党从不信任军队，伯哈内·梅斯卡尔、格塔丘·马鲁和基夫鲁·塔德赛（Kiflu Tadesse）等中央委员会成员，甚至更早的格塔丘·马鲁在殉难前也曾指出，实际革命的必要性必须不会被军队劫持和背叛，但人民革命党却无法在农村发动人民战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革命党中的大部分人都理想化地希望军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反动工具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全面进步，并允许在条件“改善”时建立某种组织，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革命，而党内的伟大领袖伯哈内·梅斯卡尔、格塔丘等人都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但党内的大部分人却屈从于“反改良”的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在口头上革命，但在行动上却是改良主义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然而，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内部的革命者开始抗议军政府保留罢工禁令，继续与美国以及以色列合作，“拖延”（实际上是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军政府残酷镇压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并开始攻击人民革命党。虽然这种攻击的程度不及塔法里和门格斯图时期，但仍然非常可怕，使人民革命党猛然觉醒。
CELU殉难的EPRP领导人马尔克斯·哈戈斯
埃塞俄比亚的公开反革命
塔法里·本蒂
与此同时，安杜姆政权与塔法里-门格斯图联盟之间的矛盾，以及安杜姆希望和平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与塔法里-门格斯图联盟之间的矛盾，还有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将导致安杜姆的倒台和被杀，而塔法里则将推行半土地改革。
MEISON游行
人民革命党在空军（人民革命党在武装部队中拥有很大权力）中的成员首先遭到了德尔格的攻击，因为他们的宣传直言不讳。他们公开谴责德尔格和军事社会主义，这是人民革命党的一大失败，因为他们无法在这些分支机构中秘密活动。
此后，MEISON和Waz与门格斯图派（其次是塔法里派）一起，开始对人民革命党的残酷攻击，而人民革命党以牙还牙，自卫反击。在德尔格的门格斯图派和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物质刺激下，EPRA和MEISON武装团伙、Waz武装团伙、流氓无产阶级青年开始交火。埃塞俄比亚政府以此为借口取缔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逮捕其成员、联合阵线团体成员和附属成员。
门格斯图扔了一个装满EPRP成员的血液的瓶子，标志着“红色恐怖”的开始
后来，塔法里·本提开始软化对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立场，被门格斯图推翻。在政变的混乱中，门格斯图的支持者、修正主义者森内·利克被塔法里主义者的kamikaze枪杀，后者以尽可能多地消灭门格斯图主义者。对于一个痴迷于权力的老鼠来说，这真是一种讽刺的死法。
门格斯图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助长了买办资产阶级与苏联帝国主义之间的公开合作，邀请苏联和其他东欧集团的结盟公司以及后来的古巴和南也门士兵（此时，也门社会党的革命派已被击败，修正主义亲苏叛徒在亚丁全面掌权），他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奴仆，并用“共产主义”作为烟幕，鼓励“红色”买办资产阶级和革命劳苦大众之间的阶级合作（实际上是压制革命群众，强迫他们为他喜欢的“红色”派别买办资产阶级工作）。
埃塞俄比亚饥荒
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古巴和南也门士兵后来帮助他封锁了通往提格雷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其他地区的物资，当时埃塞俄比亚正遭受一场可怕的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他对此负有责任，这可以被视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及其法西斯德尔格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
门格斯图为古巴干涉军士兵授勋
同样在这个时候，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战争也在此时爆发，埃塞俄比亚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和修正主义古巴的援助，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也来到德尔格政权监督国家安全机构。这使得德尔格政权得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周围，获得了流氓无产阶级和社会其他落后阶层的一些支持，并更容易地攻击和迫害人民革命党。随着埃塞俄比亚的胜利，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卡斯特罗与门格斯图
军政府对人民革命党妇女的暴力行为也加剧了。人民革命党的一名怀孕的女党员遭到了如此残酷的折磨，甚至连门格斯图本人也不得不处决杀害她的凶手，即使命令是由他下达的。一些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主动警告人民革命军战士德格政府即将发动攻击，却遭到了残酷的折磨。
此时，流亡国外和国内的人民革命党成员将继续反对美苏帝国主义，指出美国对德尔格的残余支持（正在减少）。我不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立场，老实说，由于遭到屠杀，我认为他们甚至没有立场，但如果他们有时间，我相信在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的革命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党不会支持中国的反革命政变。
此时此刻，人民革命党主要从事城市游击战，因为党和人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城市，而不是采取毛泽东在上海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采取的正确路线，即从城市撤退。在面临非常相似的情况时，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没有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而是采取了一条庸俗的实用主义路线，这与埃塞俄比亚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符。
他们还采取了类似于伟大的卡奈·查特吉同志领导下的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以及包括伟大的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的原始正确路线在内的印共（马列）各派别错误采取的“阶级歼灭”路线。
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意识到了这一路线的不正确性。伯哈内·梅斯卡尔认识到阶级对立在农村最为严重，尽管土地改革失败了，但农村仍处于半封建状态，因此革命应从农村开始；而格塔丘·马鲁则认为类似于“阶级歼灭”的路线是幼稚的极左路线，会使党脱离群众。
小资产阶级渗透癔症也席卷了人民革命党。这部分源于对渗透的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以及人民革命党许多最早的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阶级立场。这将导致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军成员逮捕、折磨和杀害许多自己的成员。这就像在菲律宾共产党内出现的路线一样，何塞·玛丽亚·西松同志通过第二次大整风运动纠正了这一路线。
在某种程度上，人民革命党必须应对印度和菲律宾马列主义（未来的马列毛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滋生的修正主义感染，即阶级歼灭和渗透癔症。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未能执行正确的伯哈内·梅斯卡尔——格塔丘路线，接受了以过度崇拜植根游击中心主义的修正主义，结果遭到失败。
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摒弃了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军形左实右的右派策略。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埃塞俄比亚，农村农民将是革命的基础，敌人是纸老虎，但革命者不应低估敌人的力量。它认识到，革命者必须首先在反动旧国家控制最薄弱的地区（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厄立特里亚山区，这些地区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都最有利于革命，而政府却缺乏有效控制）的农村进行战斗，与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原则上的团结，通过他们的联合阵线，建立军队和强化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解放埃塞俄比亚。
然而在此时，人民革命党领导层中同意他们观点的许多骨干成员已被杀害或俘虏，剩下的人仍停留在城市暴动主义和阶级歼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中，这凸显了该党未能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员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此前发生的看似偶然的党和阵线的半统一更加剧了这一失败。
人民革命党最终被迫在70年代末逃往提格雷的阿辛巴地区（几乎采用了伯哈内·梅斯卡尔——格塔丘毛派的农村革命路线，但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群众基础），在他们几乎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口头上），并开始攻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之后，他们败下阵来，被赶出了阿辛巴。篡夺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修正主义残余分子逃往西方，在那里他们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自由社会法西斯组织。他们至今仍是华盛顿特区的一群可悲的老人，即使在德尔格政府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以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政府都被推翻之后，他们仍然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所禁止，因为曾经革命的人民革命党的遗产仍然困扰着埃塞俄比亚政府。
70年代末，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因敢于反抗党内沉沦的右倾路线而遭到清洗，尽管他们曾领导该党取得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胜利。人民革命党逮捕了这两个人。
格塔丘·马鲁同志死了，他是在德尔格突袭关押他的安全屋时，被自己转型修正主义分子的前同志处死的。他虽然死于1977年7月26日，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所有革命者和马列毛主义共产党人的心中！
伯哈尼·梅斯卡尔·瑞达同志虽然最终逃脱，但却被德尔格法西斯政权的党羽俘虏、拷打（尽管他什么也没交待），并被德尔格处决（大约与修正主义者海尔·菲德同时被处决）。
1979年7月12日，埃塞俄比亚革命和人民的英雄伯哈尼·梅斯卡尔·瑞达同志被处决。缅怀他和埃塞俄比亚革命万岁！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军、革命青年联盟以及埃塞俄比亚工会联合会统一战线的宣传画
就成功而言，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能够在联合阵线结构中发展出一个拥有群众组织的先锋党，以及一种人民军队的形式。他们还能够向广大群众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为革命赢得了真正的民众支持。人民革命党还能够产生斗争的伟大领袖。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还支持埃塞俄比亚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直到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支持自由主义和“非民族联邦主义”为止）。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直到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同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一直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军游击队
就成败参半的事情而言，人民革命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贡萨罗先前基础的半同心建设，即党被阵线围绕着，但党并没有军事化，人民军队也没有围绕着党。这比许多其他失败的革命运动要好，而且由于这种结构，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实际上带来了许多好处，然而，这使得统一战线和党暴露在攻击之下，军队孤立于群众之外，成为修正主义增长和运动失败的一个因素。
现代修正主义EPRP的标志
就不好的方面而言，对联合战线的忠贞没有足够的区分和似是而非的否认。由于没有实现党的军事化，导致党的纪律涣散、渗透癔病以及阶级歼灭路线，革命左派伯哈内·梅斯卡尔——格塔丘路线的失败，转而支持“左”倾机会主义和纯粹军国主义的路线（如秘鲁的阿尔特米奥路线），导致武装斗争的右倾清算，并通过反革命路线的胜利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阿尔特米奥在秘鲁共产党内的部分）。未能将一些小资产阶级学生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既是另一个因素，也是造成许多问题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最后总结一下，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参加了斗争，并为斗争培养了许多烈士，是埃塞俄比亚革命的先锋党。但它被德尔格的波拿巴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表现为城市游击战、阶级歼灭和渗透癔病）所背叛。波拿巴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无法阻止的外部因素，但他们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战胜敌人：通过对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初期的阶级背景进行重大的意识形态重塑，摆脱产生修正主义的条件；拒绝与德尔格媾和，除非暂时万不得已；更加积极地参与斗争，从而战胜修正主义，建立埃塞俄比亚人民共和国。
现代埃塞俄比亚革命者万岁！
伯哈内·梅斯卡尔·瑞达和格塔丘·马鲁和其他所有殉难的同志万岁！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重建为毛主义的埃塞俄比亚共产党！
未来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共和国万岁！
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