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让子弹飞》这部诞生十年有余的电影，其热度却至今不减，在各类修正主义意识形态鼓手的吹动之下，这部电影早已被了烙上了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光环。在这样的光环下，也诞生了自夸为“社会主义者”的“让学家”，但当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审视类似于“让学家”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之时，我们又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卷土重来了。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自然不能跟“让学家”们纠缠不清，但只有先在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才能在行动上不与他们搅在一起，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批判“让学家”们所依赖的这部修正主义文艺作品。
对《让子弹飞》进行解读或者批判的作者其实并不少见，无论是从中修口中讨食的修正主义牧师，还是借中修之手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亦或者是反对中修的革命左派，都有着相关的发言。政治冷淡主义者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回避着相关的辩论，他们认为这么多的讨论之下，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多此一举的写一篇专题文章进行盖棺定论，但正是这个普遍的现象，暴露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解读者还是批判者，进行的往往都是“抠字眼”“扣画面”式的分析，这些作者只要能在电影中的某些画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因素，就给予这些画面以自身世界观的解说，这正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所在。于是，各个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活跃起来、利用起来这部电影了，而对于同一画面不同世界观的解读引起的碰撞也不可避免的发生，这倒不是表现了什么新时代文艺领域的“大鸣大放”，或者说成是电影本身内涵过于深奥的原因，反而意味着解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及解读方式的唯心主义。
历来的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工作者进行的都是这样类似于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文本—文本”的思辨方式，而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许多革命左派虽然在批判文章当中表达出了很强烈的革命性，但其解读方式却仍是抓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走，也学着他们进行“画面—观念”的思辨方式，所以才会陷入跟修正主义份子你一嘴我一嘴争论某一画面的具体含义的困境，这样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思辨解读，始终是不全面的，这也给反驳者留下了后门———电影不过是文艺的一个类别，而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首先是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且巩固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文艺发展主流方向由着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基于一定的社会时期所发展出的阶级利益确定，来帮助资产阶级奴役广大群众的思想，以此维护自身的统治，我们常说的阶级性跟党性正是体现在此。而当今中修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也自然是中修基于一定的阶级利益所创作出来服务自身的。因此，我们评价一部电影，首先就应该抛弃掉思辨的、主观的“画面—观念”的方式，而应该去考察这部电影诞生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只有真正弄清除这部电影背后所包藏的阶级利益，才能对被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电影故事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不从抽象的画面去解读现实，而从具体的现实去看待抽象的画面。正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当中所引：“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于2009年9月28日秘密开机，到2010年末上映，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在不久之前的2008年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个口子，积攒许久的社会矛盾也在加速着爆发——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起，199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1万起。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1999年发生群体性事件3.2万起，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5.85万起，参与人数300多万人次，比2002年分别上升14.4%和6.6%，2004年发生群体性事件7.4万起，200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约9万起，2007年超过8万起，2008年9万起，2009年突破10万起。中修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说2010年是2006年的两倍约18万起，中修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说2011年每天500起约18.25万起。
而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不难找到，这也是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必然现象——公改私、大下岗、农业凋零、官僚压迫、贪污腐败、黑社会横行等等，无时无刻不在积攒着矛盾、爆发着群众运动，当中修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受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影响后，矛盾更像是止不住的洪水一样向前飞泻，在这种时候，掌握着修正主义中国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群众运动，自然要采取种种改良措施，妄想以此遏制住矛盾的爆发趋势，维护自身统治的万古长青。
而另一方面，中修在这个历史阶段也步入垄断时期，官僚资本的垄断已经达到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垄断集团从未达到的高度：国有资本集团曾经在2005年雇佣了全国1/4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1/3左右的产值，获得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近1/2的利润！近几年它的相对地位表面上看，像似有所下降：2009年它雇佣了1/5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1/4左右的产值和1/4左右的利润。但是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2010年的利润就超过了当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之和！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之前就一直饱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集团的打压、遏制，更别日后争夺国际市场要必然发生的碰撞，但中修自身的总体实力也注定了争霸上的无能，所以中修急于在国内寻找支持。
而改编自马识途《夜谭十记：买官记》的《让子弹飞》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不可避免的有着其特殊的政治作用，掌握着文艺机器的中修政党不会去大力支持并过审一部对自己毫无作用的文艺作品。
《让子弹飞》从筹备之时就受到中修政党的大力支持，据怀柔区旅游网站对此的介绍——2009年7月2日下午，怀柔区委多功能厅迎来了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姜文和北京不亦乐乎电影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马珂、副总经理尹江波、制片负责人王小柱、马喜顺等电影《火烧云》主创人员。区主要领导召集区委办公室、区影视基地管理服务中心、琉璃庙镇党委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接待并共同商洽了影片在怀柔、在琉璃庙镇拍摄的相关事宜。自此外景地制景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开始。
而在2010年7月，《让子弹飞》剧组进驻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在5号摄影棚先后进行前期制景、拍摄，并在基地完成后期制作。这期间，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中影集团领导、国家广电总局领导多次到剧组探班慰问。特别是到了2010年10月24日，中修政党前领导人江泽民更是在广电总局领导的陪同下对《让子弹飞》片场进行探班，并且导演姜文对其汇报了工作进展。另外，现任中修政党领导人习近平的外甥也参演了电影中的一个角色。
以上种种表现也在说明着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为谁服务的，若是说在中修如此的干预之下，还能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影视作品，或者给这些领导者以及拍摄者安上充满神秘主义的“健康力量”光环，只能评价他是无可救药的政治傻瓜。
因此，由中修牧师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的内容不过是主角马匪张牧之在抢劫买官得来县长职位的马邦德后，伪装成鹅城新任县长走马上任，在鹅城中扮演青天大老爷与恶霸黄四郎斗智斗勇，最后带领“懦弱、愚昧”的鹅城百姓打败黄四郎还鹅城以公平，面对背叛自己的弟兄，再次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样的内容里面，包藏着许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如说流寇主义、改良主义、历史周期论、个人英雄主义、父权主义、群众愚昧论等等，这是由中修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若是舍弃掉这种决定性因素去进行纯粹意识形态上的思辨批判，始终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样的批判顶多引用文本上的革命历史、革命理论来反驳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思辨的原则来看，这没什么错误，但这仍然没有击中电影的现实的政治意义，电影的拥护者始终有狡辩的空间。若看不到决定性的政治经济因素，硬要从电影当中找到“革命性”的一面为电影辩护，无论其是否自觉，都是在维护着中修的利益。而对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批判，由于已经有很多左派作者进行过相关的工作了，那么在此就不过多阐述。
这样的内容加上中修在电影中包藏的无数为自己服务的修正主义世界观，也自然很容易让饱受阶级压迫的群众联想到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正是中修想要的———他们力图披上革命外衣来为自己缓和阶级矛盾与帝国主义争霸寻找合法理由，中修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被电影暗示为继承了“继续革命”的“自我革命”，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则是要等待“青天大老爷”降临来解决，而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被厚颜无耻的称作“重返毛泽东时代”，一部分修正主义解读者舍本逐末的解说更是在其中为中修的意识形态灌输加油喝彩，使得被压迫阶级醉心于中修的改良毒酒当中。
中修接下来缓解国内矛盾的政治改革也顺着已经铺垫好的并通过影视作品形式表现出来的改良主义路线向前，这也是习近平派系在日后能够上台的原因之一，除开习派自身的政治斗争水平，他们的政治改革实际上代表着中修垄断集团成员的改良需求与争霸的需求——乡村振兴、扶贫、打击贪腐、扫黑行动、经济改革等等。但中修政党由于自身的阶级性跟资本主义的特性，这些改革注定是不能彻底贯彻下去并且真正成功的，所以对中修社会的矛盾的填补也是无济于事，形式上的改革往往变成实际上牟利、镇压的手段，电影的对于“健康力量”的宣传理想跟现实总是矛盾的，以至于十多年过去《让子弹飞》依旧有着现实基础，让子弹飞的修正主义党性跟修正主义现实的矛盾才是他被持续议论至今的物质原因。
现在可以看到，《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是为了修正主义政党的利益而诞生的，这部电影服务于中修政党改良主义的实施，若是评价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所公开诞生的文艺作品而不从他的党性来讨论，也就注定得不到什么结果，貌似中立的客观主义只能得到你一嘴我一嘴的混乱，转而看不清修正主义的现实，就连著名自由派蒋方舟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姜的牛逼之处，在于这片毛粉见毛，美国粉见华盛顿，改良派见改良，革命派见革命，民粹们见民粹，屁民见救世主，广电们见没有某党就没有新中国。各派都喜闻乐见觉得替自己说了话。”。而许多自诩为“先进”的人士们居然连这点都看不到，在网络上胡乱的藉《让子弹飞》的杯酒来浇胸中之块垒。
而《让子弹飞》也确实有着一定的对中修的社会的讽刺作用，这也是“让学家”的由来所在，但这仍旧改变不了电影本身的党性。所谓的讽刺，只不过是中修为了灌输反动思想的手段罢了，在这点上，全世界资产阶级都是如出一辙的，这就跟韩国资产阶级文艺电影的本质是一样的。
其上映之后引起的轰动也反映着其有着一定的对现实的讽刺性，2011年的一篇网络评论中这样写道：“《让子弹飞》票房冲破四亿大关，在中国引爆一股政治索隐、解读现实与历史的浪潮，认为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带有革命英雄主义色彩和强烈的政治隐喻。无论左、中、右都对电影阐述的革命主题表示肯定，片中台词和意向被认为是对中国贪腐现实的讽喻，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暗潮涌动。「让房价飞」、「让工资飞」等也成为嘲讽现实的潮语。”
但其所起到的讽刺作用就像马识途在修正主义上台后才得以发表的《夜谭十记：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从在中央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来看，还不算恶，至少有点趣味，还可以当作腐败透顶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虽说《让子弹飞》对腐败透顶的中修社会的现实、历史有着一面的讽刺，但这样的讽刺是通过艺术手段描述旧社会的现象使观众自行在主观上联想得到的，以至于其讽刺性都不彻底，停留在表面的讽刺也终究成为反动路线的铺垫，成为了奴役被压迫阶级的趣味工具。而“让学家”这类把《让子弹飞》作为“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群体，虽然有着一定的反抗性，但其既然拿着中修创造出来的阶级工具，那么其反动性也一目了然，这无比生动的证明了《共产党宣言》当中那句著名的论断：“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也生动的提醒着我们———要么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武装群众，要么放任资产阶级思想奴役群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而由马识途创作的原著《买官记》对比《让子弹飞》而言还稍显进步，其中便隐晦的告知了“青天大老爷”式的改良主义路线是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的，所以马识途才会说道：“我尊重姜文的追求，但我书中的原意和他不一样。我写的是农民要怎样才能得到解放。靠偷靠抢，不行；立山寨当土匪，不行；抢官当县长当青天，也不行。”，但值得一提的是马识途在“洗刷掉文革冤屈”后就投奔了中修的文艺事业，并一直效力至今，他所创作的关乎革命的内容恰恰也是中修所能接受且大肆宣传树立统治合法性的内容，这让人不禁想起张春桥评价邓小平的那句：“可惜的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如今，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在面对中修对被压迫阶级所呈上的改良毒酒之时，我们不仅仅有着揭露、批判的义务，更承担着组织、教育被压迫阶级推翻中修反动统治的责任，正如列宁同志所言：“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我们如今也可以说：只要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学会透过国内任何意识形态现象看到其背后的阶级本质，那么中国的工人阶级解放将无从谈起，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广大革命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