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蒲城的抗议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场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校园悲剧：一名学生从高楼坠下，最终不幸身亡，而校方不仅对事件进行封锁，还疑似包庇施暴方，力求掩盖真相。当死者家属坚持要求揭示真相时，他们竟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这种公然的暴力行为，像一根引线，迅速点燃了长时间积压的社会愤怒，进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潮。
这场抗议并不仅仅是一时的民众愤怒爆发，它也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当今社会深刻的压迫与觉醒。过去一些泛左翼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对自己所遭受的剥削并未形成足够的认知，因此他们未曾意识到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抗，甚至全国性的罢工等行动。在这种视角下，泛左翼认为，只有在有组织的党派和自觉的斗争行动出现时，阶级斗争才能进入更高阶段。
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深层心理和行动逻辑。蒲城的抗议事件清楚地表明，群众并非在等待一个高高在上的组织来引导他们，而是在压迫和不公面前自然迸发出反抗的力量。人们之所以敢于行动，正是因为他们已深刻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困境，无法再继续忍受制度性的压迫和暴行。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抗议不仅仅是为了争取某个具体利益，而是在捍卫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正义，这体现泛左翼理论的不完备。再者，他们的理论讲了组织的必要性，但是这组织是什么呢，难道是他们的小资融工组织，还是小资俱乐部？
尽管抗议的情绪激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反抗仍处于自发阶段。从抗议的形式和方式来看，群众虽然涌向街头，激烈表达愤怒，但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明确的目标，抗议行动更像是无序的爆发。人们虽然通过抗议发出了强烈的声音，但缺乏足够的组织和策略，行动也变得零散而无力。面对强大的军警力量，民众的抗议显得像是无力的抵抗，虽然每一声呐喊都充满了愤怒，却难以撼动体制的根基。最终，这种反抗可能会在强力镇压下逐渐消退，失去持续的动力。
这种情况正是许多马列毛主义者所警觉的。尽管群众的反抗情绪值得支持，但我们更应看到，若没有明确的领导和战略，单纯的愤怒和行动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真正的革命力量不是仅靠自发的抗议，而是需要有组织、有计划的集结。要让反抗力量能够持久下去，就必须通过系统化的组织来培养战斗力，确保群众能够有序行动，并把反抗转化为有效的变革力量。
泛左翼的一些人常常过于高估了小型组织的作用，认为通过所谓的“融工小组”——实则是怠工小组等形式，可以促使自发斗争转向更有意识的阶段。然而，很多工人和群众已经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行组织，他们并不依赖外部力量的引导。真正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能够在关键时刻引领群众并统一行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唯有通过地下革命组织网络，才能够在起义爆发时形成强有力的行动力，并确保工人阶级能够集中力量对抗体制，这种高度组织化强制化的方式虽然势必要牺牲部分的自由，但这却是实现完整的自由所必须的。
蒲城的抗议表明，社会的不满情绪随时可能爆发，底层人民的愤怒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群众的反抗在短期内可能被镇压，但如果能够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不仅能凝聚力量，还能为未来的变革奠定基础。真正的胜利，并非仅仅通过抗议的高声喊叫，而是要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持续推动社会的深层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