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的作用
当我们审视当今世界的现状，特别是在毛主义旗帜下推进的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时，我们可以证实，贡萨罗主席所确立的“毛主义在世界人民中体现出来，正在不可阻挡地前进，指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正在实现。在秘鲁、印度、菲律宾、尼泊尔和其他国家，数十万工人和农民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红旗下武装起来，英勇地献出生命，结束了陈旧腐朽的剥削和压迫制度，而帝国主义者则拼命试图通过重新瓜分世界、进行更多的种族灭绝性掠夺战争来拯救他们的制度。正如贡萨罗主席所说，我们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攻势之中，革命是主要的历史和政治趋势，结束帝国主义战争需要的是世界人民战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道路是笔直而简单的？只要共产党采用“毛主义”的名义并发起武装斗争，我们的团结和胜利就有保证？当然不是。在这场世界革命的攻势中，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仍在发展、发起和领导一场普遍的反革命攻势，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每个共产党内部得到体现。主要问题不是反革命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明白，“为了取得胜利，革命必然会产生并粉碎强大的反革命”（贡萨罗主席）。因此，要看清保证各国人民战争胜利和在世界范围内扫除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而今天的新修正主义——在“毛主义”的标签下——从根本上讲，是在提出与过去相同的修正主义论点；“和平道路”的不同变体，关于“全民党”的变体，质疑和否认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或“和平共处”，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新政权，最后，否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并对其进行攻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服务于一小撮领导人的利益，而不是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在我们队伍内外打击和粉碎修正主义——并认识到中央委员会是阶级斗争的漩涡——是能够对抗和粉碎敌人的每一次进攻的决定性因素。人民战争的每一次飞跃——武装斗争的发起、新政权的建立，主要是夺取全国政权的飞跃——无一例外地都会产生新的反对路线、其叛徒和投降主义的领导人、其修正主义反对派（总是得到反动派的支持），必须粉碎这些反对派，才能前进。“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主席）。
秘鲁人民战争的转折和当前复杂局势以及尼泊尔的叛徒行为都证实了我们上述所述，从反面和正面例子中汲取教训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就秘鲁而言，尽管贡萨罗主席被捕，右倾机会主义路线（ROL）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LOL）叛徒和反革命活动以及整个当前复杂局势，但今天我们可以依靠一个党和一个中央委员会，他们分析、综合和谴责了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暗道路，一个领导层坚持革命路线，坚持、捍卫和运用贡萨罗思想来解决问题，夺回人民战争所失去的东西，继续履行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红色派别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修正主义。
几十年来，秘鲁共产党根据其国际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与修正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新的阶段和更高的阶段；争取将毛主义具体应用于每个国家的条件，反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的霸权主义倾向及其对毛主义的反对；争取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争取贡萨罗主席的普遍贡献，主要是共产党的军事化，以及其他方面。在 80 年代，“秘鲁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站在捍卫毛主义最前线的政党，它为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使这一思想成为秘鲁和世界革命的指挥和指南”（国际路线），自 2000 年左右以来，正是秘鲁共产党领导并坚持反对“和平协议”和普拉昌达等尼泊尔修正主义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其他成员则保持沉默、摇摆不定，甚至为修正主义政治辩护，称其为“策略”（例如，在 2010 年汉堡会议上，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就尼泊尔的“和平协议”提出了以下观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创造性应用为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其他进步和有益的教训。没有一场人民战争可以与另一场人民战争相同：原则是相似的，但应用必须与每个国家的现实相一致，它 …必须在理论、政治和行动上进行动态运用”。
秘鲁共产党通过其产生的机构秘鲁人民运动所进行的这场斗争，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个党和组织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的“反攻”。以美国革命共产党及其修正主义领袖鲍勃·阿瓦基安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小撮领导人发起了一场黑暗运动，孤立和诽谤秘鲁共产党及其伟大领导层，与秘鲁革命的叛徒勾结（甚至直接接触），并诉诸与赫鲁晓夫、邓小平、霍查等人相同的修正主义攻击和借口：所谓的“个人崇拜”、所谓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等。就像霍查主义者一样，自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修正主义者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时，以“毛主义失败”为借口拒绝毛主义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今天的一些“毛主义者”以秘鲁革命道路的挫折为借口拒绝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思想一样。
2. 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论战的经验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党派——甚至包括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一些前领导人——都在一系列声明和文件中谴责了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的修正主义。有些人甚至至少在口头上承认了贡萨罗主席的贡献和秘鲁共产党的作用。但是，当秘鲁共产党坚持必须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的斗争和毛主义的应用进行评估，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分析过去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以便能够识别和粉碎当今的修正主义时，这些领导人却反对，就像阿瓦基安一样，他们以秘鲁人民战争的复杂局势为借口，继续对秘鲁共产党进行孤立和诽谤，从而保护自己的机会主义，不受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批评。那些曾经指责秘鲁共产党“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人，现在又在用一种含蓄的方式重复同样的话：“我们反对任何将秘鲁共产党、人民战争和贡萨罗主席的红旗作为教条主义偶像的倾向……任何人都不能把贡萨罗主席在秘鲁和国外的许多追随者的简单化归咎于他”（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2016 年 9 月）。他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些“追随者”是谁？这种“教条主义”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不进行明确而具体的批评呢？从这样的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阿瓦基安在他的美国革命共产党 (RCP) 领导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时提出的观点——根据这些同志的说法，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紧迫问题不在于“和平协议”政治、议会迷主义或提倡“和平道路”和与帝国主义合作的“毛主义”政党，而在于所谓的“教条主义”，他们对此根本不做任何解释。
在此背景下，阅读 60 年代大论战的文件，即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以下引自文件《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摘自《红旗》杂志，中国 1963 年）：
“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
就像陶里亚蒂、赫鲁晓夫和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阿瓦基安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试图以“不公开辩论党派之间的分歧”为借口来压制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批评。和中国共产党一样，秘鲁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坚持认为，面对诽谤攻击——像阿瓦基安的情况一样，与叛徒和告密者汇合并直接接触——我们必须做的是公开地进行斗争，动员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今天，这一点仍然有效，因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每个国家的人民战争的推进和胜利都是迫切需要的，为了避免投降，为了从尼泊尔的叛徒行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某些政党中可以瞥见的黑暗前景中吸取教训，为了我们能够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世界人民战争而斗争。
*“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等等。”[…]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指控是旧修正主义方法的一部分，目的是避免公开和诚实的斗争，拒绝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而不是像共产党人那样“陈述事实并理性地讨论”。今天，我们还看到不同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谓的“团结”，但避免谈论分歧。他们寻求的“团结”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普遍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原则上，而是基于和解、让步、寻求“快速增长”和寻求资产阶级派系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不会导致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的团结，而会导致他们的分裂和机会主义。
为了使共产党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团结起来，我们不能把每一场革命、每一场人民战争都看作是与世界革命发展隔绝和独立的事物。我们主张每个共产党的独立、自决和自给自足，不依赖任何人的指挥棒，但我们不会以这一原则为借口拒绝其他党的批评，或否认世界范围内团结的必要性和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斗争的必要性。事实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国际层面的斗争，正如所引用的文件所说：
“事实证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政策在新的条件下的产物。因此，这种思潮必然是国际性的，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争论。”
今天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在它那黑暗而不可能实现的拯救其制度的梦想中，试图实现反动的任务，即避免其重新瓜分、掠夺和种族灭绝的战争引发更多的反抗和更多的革命；而帝国主义者意识到，这具体意味着试图阻止无产阶级通过其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战争，进行民主革命，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继续下去，直到最终将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从地球上扫除。这一反动任务一如既往地具体意味着要打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即今天的毛主义。因此，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自觉、有计划地以及自发地继续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和促进修正主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战争最重要的地区，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需要加强后方以服务于战争。这种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将与帝国主义在每一个时刻的需要相匹配。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必须认识和明确这种修正主义在每一个时刻，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以便能够揭露和粉碎它。我们将看看它在目前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以及我们必须如何与之抗争。
3. 当今的修正主义：议会迷主义、投降主义、走卒
议会迷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破坏和误导共产党和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传播议会幻想，即我们在尼泊尔和秘鲁选举小党“MOVADEF”中看到的“和平道路”。修正主义者经常试图引用列宁甚至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名言来维护他们的议会迷主义，把过去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的政策变成所谓普遍有效的教条。虽然这些新修正主义者自称是“毛主义”，但实际上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新的阶段和更高的阶段，反对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应用于当今的具体条件；他们想停留在“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以证明他们的修正主义政治是正当的。让我们看看中国共产党人在 1963 年说了什么：
*“我们一贯认为，参加议会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采取的合法斗争方法之一。”
“我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议会，包括现在的意大利议会在内，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民主愈发达，资产阶级议会就愈受交易所和银行家的支配。’”*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议会性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如果我们按照列宁所说的，那么利用这场议会斗争为革命服务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进入自己的议会……工人阶级政党在进行议会斗争时，必须高度警惕，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今天需要确定的是：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是否具备允许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进入其议会的这些条件？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是否具备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内保持其“政治独立”的条件？所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结论是，在当今时代——世界革命的进攻和帝国主义的普遍和最终危机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相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经验表明，自上述文件发表以来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例子表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可以促进革命的发展。事实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在这些议会中，“共产党”为了一盘豆子而出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出卖阶级的宝贵血液，为旧国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人谋取地位。这就是当今帝国主义的状况。“接纳工人阶级政党”进入议会，迫使他们放弃暴力，交出人民的武器，这种做法，是当今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系统性反革命政策的一部分；反动体制内的选举是反革命战争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必须在各国实行的政策是开展为人民战争服务的抵制。
因此，今天我们将一切提倡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和/或地主专政下参加资产阶级选举和议会的政治都定义为议会迷主义，这种议会迷主义与“和平协议”的政治、对委内瑞拉查韦斯主义政权或菲律宾杜特尔特政权等“进步”或“反帝国主义”政权的幻想，以及向某个帝国主义势力出卖的修正主义倾向直接相关，将革命运动变成帝国主义重新分裂战争的棋子。
关于统一战线和“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 鉴于这一现实，我们需要看看菲律宾共产党（CPP）当前的政策，它说：“还必须动员数十万农民，以便和平谈判可以成为主张真正土地改革的平台……”（《Bayan》第 10 期，2016 年 5 月 21 日）。也就是说，在旧制度内进行“土地改革”，而不是新民主革命；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秘鲁，我们有很多 Velasco 法西斯主义和社团“土地改革”的经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改革。菲律宾共产党说：“主张必要的改革，以解决国内当前内战的根源问题。”（同上）。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就像秘鲁的 ROL （“对战争产生的问题进行政治解决”）或尼泊尔的普拉昌达一样，根本矛盾可以在不摧毁旧国家、不通过人民战争的胜利夺取权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菲律宾共产党这种政治的所谓基础是，新的杜特尔特政权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创造了”一种“有利局面”，有利于“通过推进人民民主革命来促进人民的利益”（同上）。在引用的杂志的同一期——菲律宾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中，我们获悉，杜特尔特已向菲律宾共产党提供了四个反动政府的内阁职位。菲律宾共产党认为“杜特尔特政权与菲律宾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盟或联合可以在国家主权和社会正义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
除了“社会正义”的空谈（实际上只不过是改良主义）之外，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领导人如何歪曲毛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政治，以便将杜特尔特等政权描绘成“反帝国主义”，并使无产阶级和人民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在 1963 年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声明如下：
“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的独立性，坚持对革命的领导权。”……
在这些国家中，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采取了某些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加强同他们的团结。
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一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推行反人民的、反共的、反革命的政策。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反动政策。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地说，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它的政策应该是团结的，也是斗争的。团结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反帝的、反封建的倾向，反对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合作的反动倾向。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 ”
也就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统一战线，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无产阶级绝对领导，主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小资产阶级为盟友，在一定条件下，包括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杜特尔特、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等政权代表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吗？他们真的有“反帝国主义”的一面吗？不！实际上，这些政府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官僚和买办派系；他们代表官僚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派系，可以在不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或强国之间摇摆不定，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反帝国主义者。虽然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买办大资产阶级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强国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它们结成“联盟”或“联合”。首先，反帝国主义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唯一革命目标，因为它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族主义革命。其次，官僚资本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派系可以反对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或强国的统治，但只能用其他帝国主义的统治来取而代之——无论他们如何试图将自己表现为“民族主义者”。PCP 运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民主革命论，指出：
“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民主革命有三个目标，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其中一个是主要目标，根据革命所处的阶段而定；今天在土地战争时期，主要目标是半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对我们来说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因为它是统治我们的主要帝国主义，并且越来越巩固其统治地位，巩固了我们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但也要抵御俄罗斯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利用旧国家的不同派别来激化矛盾，孤立主要敌人，以打击它。官僚资本主义是民主革命必须克服的一座不断前进的大山；它的作用是维护半封建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为帝国主义服务。而半封建主义，它仍然以新的形式存在，但它是国家的基本问题。（…）
贡萨罗主席将要团结的社会阶级定义为：根据革命条件，无产阶级、农民（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要打击的阶级是：旧地主、新地主、官僚或买办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PCP 1988 年）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歪曲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原则，否认它们适用于当今的具体情况，以所谓的“反帝国主义阵线”为借口，与大资产阶级的一个或另一个派别建立所谓的“阵线”。这种政治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它的目的是利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出卖他们宝贵的鲜血，为少数所谓的“毛主义”领导人在旧秩序中获得地位，就像我们在尼泊尔已经看到的那样，把人民战争和革命武装斗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棋子。当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群众和革命会在世界人民战争中扫除帝国主义时，这些领导人联合秘鲁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撤退”——为投降辩护。他们急于融入旧体系并在其中取得地位，因此他们相信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俄罗斯、中国等）会服从新的“多极”秩序，这种秩序据称将允许以“渐进”和“较少暴力”的方式发展“社会正义”，或者如菲共所说的那样：
“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可以帮助菲律宾人民摆脱美国的控制和统治，结束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但这只有在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继续推进，杜特尔特政权与他们结成爱国联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必须呼吁中国以团结菲律宾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名义拨出大量投资，支持国家工业化和真正的土地改革，使当地经济自立。”（http://www.cpp.ph/two-aspects-friendship-china/）
坚持、捍卫和运用毛主义，粉碎修正主义
从根本上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源于否定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新和更高阶段。只有建立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基础上的共产党才能推进革命的进程。这并不意味着只把毛主义当作一个标签，或把毛主席的论点当作机械公式而不应用到当今的具体情况中，从而否定毛主义的本质。毛主义不是通过妥协、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或政党的融合或合并来强加的，而是通过党内不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来强加的，以便左派在英雄的人民群众的滋养下强加自己。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反对接受毛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和组织现在已经加入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批评的立场似乎“消失”了，但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对斗争进行评估，从而实现真正的团结。这样，分歧就得不到解决，右派只会隐藏起来；这样，自由主义就被允许取代马克思主义，为投降主义和渗透打开了大门，导致政党的堕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因此，我们看到，在印度，面对不团结和“非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同志们发起了一场“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而当时需要的是整风运动，以推行毛主义，认识、打击和粉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或右派立场；在全面军事围剿行动中，在与农民一起收获庄稼中，在工厂和罢工中，进行整风运动，因为政治遵循意识形态，组织遵循政治。我们强调，整风运动和整个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在全党进行的，中央委员会是阶级斗争的漩涡。参见文件“关于根据《选举，不！人民战争，是！》文件研究开展的整风运动”（PCP 1991）：
*“我们主要需要毛主义，我们需要把它的旗帜高高举起，一次比一次高。这就要求我们捍卫它，仅仅坚持它是不够的。我们坚持旗帜是为了捍卫它，但最重要的是运用毛主义。[…]
我们需要毛主义来粉碎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最终都会被扫地出门，但是如果不打击修正主义就不可能打击帝国主义。[…]
每次学习马克思主义都会激起人们的情绪，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给非无产阶级观点以重击，并助长意识形态的熔炉。就像每一项任务一样，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矛盾。一开始，是开始学习与不开始学习之间的矛盾。开始学习已经是前进了 50%。后来，在发展阶段，出现了坚持学习与半途而废之间的矛盾。这代表着另一场斗争，在我们这里，确实出现了拖延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意味着允许旧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强加于人。我们进行了讨论，结果我们同意将这项任务定为突击任务。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工作作风的组成部分。它包括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去完成未完成的任务，增加我们投入的时间直到完成任务，就像我们在敌人紧随其后时进行强行军一样。这样我们就越过了不归路，不让他们追上我们。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不允许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争斗的资产阶级打败无产阶级。相反，我们用我们体现的这种新意识形态打败了与阶级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资产阶级敌人。因此，旧思想产生了抵抗，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头脑中有意识地、自愿地进行斗争，直到我们打败它并打破这种内在的抵抗。老话说：你怎么能抛弃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呢？为什么不追随更容易的东西呢？你怎么能放弃多年来滋养你的东西呢？老人总是让我们把腐烂的野草看作美丽的玫瑰，从而削弱我们的意志，而冲击任务有助于打破这种抵抗。
在第三阶段，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完成任务的矛盾，直到决定完成任务并真正完成任务。完成学习已经构成了飞跃，而冲击任务是促成完成任务的良好工具。
你们已经完成了整风任务。这只不过是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使我们适应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此背景下，让我们看一看印度当前的一个典型例子。正如 PCP 在上面引用的引文中所说，“不反对修正主义就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作为毛主义者，我们明白修正主义政治与帝国主义的需求及其反革命计划直接相关。共产党与属于旧制度、旧反动国家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和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我们与敌人之间的矛盾。2016 年 8 月，“2010 年在坎普尔被捕并最近获准保释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巴查·普拉萨德·辛格在获释后接受采访时表达了组建‘更广泛统一战线’的意愿”。因此，一位“被保释”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现在表示——似乎是他主动表示——他愿意与那些自称为人民战争敌人的修正主义政党联合起来。他说：“在我看来，应对当前局势的办法是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对抗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这个阵线是否包括议会中的左翼政党并不重要。现在是保持团结、忘记我们的教条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时候了……”那么，对于这位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来说，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我们必须“忘记”的“教条和意识形态分歧”吗？那么，这是一次孤立的错误，是个别领导人在反动派的压力下放弃了毛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根据文章的说法，“一位毛派高级领导人在回答 HT 的询问时说，‘这不是他的个人观点。他只是传达党的立场。’”
无论印度各修正主义政党的性质如何，也无论在印度建立阵线的特殊性如何，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人的这些声明，以及发表这些声明的环境和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上面指出的问题。这些领导人以所谓的“团结”或“策略”为借口，面对“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或统治阶级的某个派别，建议“忘记”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如果这就是这些领导人向印度革命群众传播的信息，他们将如何动员这些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塑造他们，以夺取政权？
针对这种政治，印度和所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都应该考虑和运用贡萨罗主席所确立的思想：“我们坚决反对在中美洲实行的修正主义理论，他们想在其他地方传播这种理论，即‘人人都是革命者’、‘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团结所有人，以阵线为基础，就能领导革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否定。”（贡萨罗主席访谈）
这些例子说明了为什么迫切需要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党派之间关于毛主义应用的辩论，开展每个党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殊死斗争，培养捍卫我们意识形态的群众，以便能够夺取政权，武装自己，进行世界人民战争，从地球上清除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我们呼吁每个国家和每个党的共产党人坚决拒绝一些领导人回避两条路线斗争，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指控来拒绝批评，重提旧的修正主义论点“反对个人崇拜”，以否认毛主义的具体应用，并“高喊‘团结！团结！’，而实际上的意思是‘分裂！分裂！’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