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回到乌克兰。我们赞成在乌克兰消灭新的剥削寄生虫阶级——由党、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贵族阶级。我们主张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我们反对集体农庄，因为集体农庄是布尔什维克统治集团无情剥削农民的工具。”
彼得·费顿·波尔塔瓦，《谁是班德拉的追随者，他们为何而战？》1948年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左翼运动当中在帝国主义里支持其中一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代表，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之间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战中。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把社会沙文主义认定为社会主义愿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既指社会民主党人，也指像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这里的前缀“社会”意味着他们支持所谓的“社会国家”（这里不一定指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它通常意味着：有利于普通民众的资源再分配；消除私有财产或大幅减少私有财产的分配；由全社会，首先是工人，控制来自大型私人企业的利润；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缩小贫富差距。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社会沙文主义者必须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即本土资本家，因为没有这些冲突，就不可能有最完整的社会沙文主义。对“本土”资本家的行为的任何赞许，都会导致他们为对其他“外来”民族的剥削意图辩护。这就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宣扬和认可民族优越感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
简单地说，社会沙文主义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工人应该过上好日子；如果这需要以其他国家工人的福祉为代价的话，那就这么干吧！”
有时，社会沙文主义者会站在支持外国（即“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立场上。这些人虽然与前文所述的人互为“镜像”，但仍然是同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们说：“我们将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因为他比本国的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在文明的外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我们的工人无疑会过得更好。”
社会沙文主义者无法或不愿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掠夺本质。他们放弃了革命，像油锅里的鳗鱼一样扭来扭去，寻找新的理由来放纵资产阶级的敲诈勒索。尤其是，他们被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的威胁所吓倒，例如:“肆无忌惮的兽人、不断收紧的魔多及其可悲的盟友”或“宽容的新纳粹-法西斯-LGBT(国际公共运动 LGBT 被认定为极端主义，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被禁止 )集体及其卑鄙的走狗”。
社会沙文主义无论如何伪装，都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列宁曾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辩护者之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未来的意识形态启蒙者德米特罗·董措夫称为“民族社会党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同化’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表明他们自己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象尤尔凯维奇和董措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是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5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中都看到了同样的机会主义根源：“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面彼此联合或接近（有时是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等）。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完全一样。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我们拿来作为根据的，不应当是某些个人或团体，而只能是对各社会流派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是从思想政治上对它们主要的根本的原则进行的研究。”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31—154页
“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2卷第107—119页
如果我们翻阅列宁的著作《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阅读《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两节，就会发现社会沙文主义在其经济基础上表现为一种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战争密不可分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现象，这正是它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