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应该如何认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如今仍在喋喋不休地吹嘘议会民主为“纯粹民主”等等，以此来进行招摇撞骗；
第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竭力散布幻想，鼓吹通过所谓“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现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作一些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即国会制度或代议制度，最早发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等级会议）。其后，欧洲大陆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也都先后建立了议会制度。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议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结构，大都是两院制，也有的是一院制。所谓两院，即是上院和下院。但其名称，各国有所不同。议会制国家的形式，一般分为三类，即总统制、内阁制和君主立宪制。议会的权限，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立法和监督政府。但行使这种权限的范围和方式，各国也有所不同。至于司法权，则不论在哪一种形式的议会制国家中，都属于独立存在的法院。资产阶级统治者实行这样的政治制度，以标榜资本主义的所谓“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少数剥削者的机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的这一表述，是以严格的科学原则为出发点的。首先，民主制乃是一种国家形态，一种政体；而一切国家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即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即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政体同国体的关系。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的形式和结构有种种差别，但始终贯穿着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本质。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就深刻地论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政体）同其国家本质（国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不同的文明国度里各个不同的国家尽管其形式如何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彼此共同之点：它们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征。”后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把资产阶级议会说成是什么表达人民心意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机关，就是嘲弄最起码的客观真理。其次，任何类型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乃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那么，作为这个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议会，就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的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
根据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资产阶级议会在客观上也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么在现代，即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因而资产阶级议会也就早已随之成为极端反动的东西。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因此，在现今条件下，竟然还有人把资产阶级议会吹嘘为公民意志的体现者和自由民主的布施者，这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二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所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符合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情况的。
首先，从议会的选举和人民实际上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情况来看。虽然各国宪法一般都规定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但同时它们又都对选民资格作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有：财产限制，年龄限制，性别限制，职业限制，民族和种族限制，居住期限限制，教育程度限制，等等。在以上种种限制之下，千百万劳动者和大批青壮年、妇女等，就被排斥于选举活动之外。为了限制人民自由表达意志和阻止进步力量进入议会，资产阶级统治者还任意玩弄和篡改选举制度，在选举程序上大耍花招。此外，在选举中，资产阶级更是竭尽其营私舞弊之能事。在美国每选一个参议员，用于行贿舞弊的钱，竟数以百万元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政治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游戏》的文章中供认：“现今，对于一次激烈的竞选来说，大量财富几乎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
其次，从阶级构成来看，议会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者及其帮凶的机关。以美国为例，一九六三年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包括两院，下同）的议员职业成份是：公务与政治五百零四名，律师三百一十五名，商人和银行家一百五十七名，农场主六十一名，教师五十名，医生四名，牧师二名，工会职员一名（按：大部分议员都填写两种以上职业）。
迄今为止，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曾有过一个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议员。英国的情况也一样。一九五九年下院共有议席六百三十个，其中保守党及其支持者占三百六十五席，工党占二百五十八席，其他党派总共只有七席。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得票数万张，却没有一个议席。而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六百二十三名议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大公司董事、经理、大银行家、地主、官僚政客和反动的律师、记者。英国的上院，更是著名的反动堡垒。上院议员有八百五十人，都是由国王册封或世袭的，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封臣和贵族。在法国，一九五八年的国民议会的五百四十六名议员中，有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六十三名，律师七十六名，地主七十三名，商人三十三名，高级官吏五十三名，高级军官十二名，共产党只有十名。
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员的上述阶级和职业成份，不难看出所谓议会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只不过“是要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统治阶级中哪一个人应该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镇压人民”。也正像列宁所说的：“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再次，从议会实际所从事的活动来看，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议会的例会期一般都很长，如英法在八个月以上，美国也在四、五个月以上。这期间，议会中有的是滔滔雄辩和马拉松讲演，无聊的争论和徒具形式的投票，从表决机器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议案。
至于议案如何执行，议会是不管的。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是“清谈馆”，而不是“工作”机关。议会在民主进步势力的压力下通过的某些反映人民要求的议案，往往也只是一纸空文，因为由垄断资本操纵的政府，可以把它束诸高阁。不仅如此，在现今条件下，议会还愈来愈暴露它的反动本质。美国国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战后十余年中，它制造了数以百计的反动法案，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共产党管制法”、“肯尼迪—格里芬—兰德勒姆法”等等，向劳动者的基本人权疯狂进攻，残酷地迫害民主进步势力。
同时，国会还直接成立了凶恶的特务机构来肆无忌惮地实行法西斯式的政治恐怖。例如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是以所谓“调查非美颠覆活动”和“防范外国间谍”的名义，疯狂地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特务组织。此外，国会还以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批准各种侵略性条约等办法，支持政府奉行扩张侵略政策。
最后，从议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议会事实上已成为政府的附庸。根据宪法，议会的传统特权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但现在它们都被削弱得残缺不全了。以立法权来说，目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委任立法制”，即议会仅制定法律的一般原则，而授权政府制定具体法规。这样，议会的立法权就悄悄地转入政府手中。说到监督权，也是徒有虚名。例如在英国，内阁由下院中的多数党组成，因此，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议会党团来驾驭议会。同时，按规定下院每五年选举一次，但如经内阁请求，英皇批准，则可以提前解散。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两届议会选举，就都是提前举行的。在意大利，总统有权否定议会的法案，而且可以任意解散一院，甚至同时解散两院。在日本，如果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也可以解散它。在法国，总统可以同参议院一起，宣布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为违宪而无效；并且根据一九五八年的新宪法，总统能包揽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一切大权。在美国，总统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对国会负责，而直接向“选民”负责，其实就是直接听命于一小撮垄断寡头。
不仅如此，大垄断资产阶级还愈来愈热中于亲自出马担任政府要职，以便更直接有效地控制政府。例如在上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二百五十名高级官员中，就有资本家一百五十人，其中十七人占据了部长的高位。本届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更是一个道地的富豪内阁：肯尼迪和约翰逊本人都是百万富翁，国务卿腊斯克原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前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长，等等。列宁早就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列宁这番话还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切实际情形都更加证明了这个论断的绝对正确性。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完全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关。所谓议会是“全民意志”的代表机关和具有“纯粹民主”的神话，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和造谣。只有头脑不健全的人和蓄意为资本主义制度喝采捧场的人，才会为这种虚伪的“民主”所陶醉。
三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在最初，当议会制度刚刚出世的时候，它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武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形成和巩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历史的行程。而且，即使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它也曾经给予人民某些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并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组织本阶级的队伍和力量的机会。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议会民主也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在本质上始终是少数剥削者享受的民主。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而到了现代，就连这种民主的幌子也被丢弃了，而代之以肆无忌惮的暴政。还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这种变化。
从上面所举的事实中可以知道，在现代，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第一，资产阶级统治者愈来愈关注议会的阶级构成，力图彻底排斥劳动人民尤其是进步势力参与议会活动，把议会变成清一色的资本代理人的讲坛；第二，议会的活动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愈来愈合拍，并成为推行这种反动政策的工具；第三，议会的权力愈来愈削弱，而政府的权力却日益增长，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宰。这种趋势，反映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历史已到了尽头。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这种变化，证实了列宁的英明论断：“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帝国主义无疑是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上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应地要求权力集中。为此，它就必须削弱议会而加强政府。这是因为由于议会中人数众多，派系复杂，所以统一意志和行动以及采取迅速措施较为困难。而且议会民主虽是虚伪的，但它在客观上又难以避免会使一部分进步势力进入议会，而议会中进步势力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推行反动政策的重大障碍。反之，政府却容易被控制，便于采取迅速行动，以及能够使一切主要罪恶活动秘密进行。另一方面，若干年来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为一支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资产阶级还能够较多地利用虚伪的议会民主实行管理和统治；那么在现代，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空前壮大，因而资产阶级深感光用虚伪的议会民主已难以维持其统治，而必须大力加强政府，以便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行血腥的镇压。这就是在现今条件下，资产阶级议会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同时却日趋反动的根本原因。
当然，垄断资本集团现在并没有彻底丢掉这副躯壳。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资产阶级现在还要利用议会，为的就是使它发挥这种“牧师”的职能。再者，资产阶级也还想利用议会来推行它的反动的内外政策。此外，资产阶级还需要利用议会来调节其本阶级内部的复杂关系，使它在统治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中起缓冲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在现今条件下，议会制度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反动本质，当然也不是说，共产党人可以完全不关心议会的活动，不参加议会斗争。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指议会——引者）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地和更自由地向国会中的敌人和国会外的群众讲话。”列宁也说过：“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
所以如此，是因为可以通过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以此来教育和团结群众。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利用议会制度的时候，决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总目标，决不能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要抵制议会），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议会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对它寄以过多的期望，否则就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损害整个革命事业。
这是因为：（一）资产阶级议会虽然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重要部分，但绝不是主要的部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国家权力中最主要的东西，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和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后来，列宁根据这一指示也强调指出，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而且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地是依靠军事官僚机器即暴力机关，而不是依靠议会来维持的。因此，共产党人即令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也并不等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何况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这种多数是绝难得到的。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群众的直接的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资产阶级如果居然对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末主要的也是由于群众阶级斗争的压力，而不是由于议会中个别共产党议员的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的直接行动，……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式下才如此。”惟其如此，党“应当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这个清谈馆（指议会——引者）上，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群众上”。
（三）马克思主义根据对社会历史的阶级分析，根据对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分析，早就论证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形式是武装斗争。议会斗争只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合法的、和平的形式，从来只具有从属的非主要的意义。它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总任务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他还强调说：在现代，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在利用议会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利用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暴力革命创设条件。
总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参加议会，但绝不能对议会寄以幻想。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期，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利用议会讲坛施加对群众的影响。第三国际建立之初，列宁在批判犯了“左”派幼稚病错误的同志时再次强调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列宁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已经不再适用了。60-70年代，一些反修组织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毛主席在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时，肯定了他们不参加选举的路线。针对个别仍然坚持要求参加选举的同志，毛主席指出“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70-80年来，没有一个党用选举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在不参加选举的基础上，贡萨罗主席特别强调了抵制选举的意义，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在列宁的时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选权才刚刚获得，选举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仍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当时的党必须通过议会讲坛去吸引群众。在当今的时代，即帝国主义趋于没落，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时代，资产阶级选举已经完全堕落为欺骗人民的工具，觉悟较高的群众已经不再信任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抵制选举，才能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并让更多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