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匿名
发布 | 先锋社论(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908074614/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31087112&ver=3301&signature=uDt6sGjmn9BSd9BVpY2bQqwR4nByfP9PqSgF59xtaVXmfpyi5kYnWJDzbhkqRAj2ebO36-WYV1ehvjg9B49-s0iLeVGMk7oWKSq5vb2*xpyu5zGPn0kqtMScuAWL*bb5&new=1)
原标题：论贡萨罗的普适贡献
2021.9.7
《论贡萨罗主席的普适性贡献》、《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这两篇文章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批判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很好的参考文献
贡萨罗是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1]1960年代-1970年代，在贡萨罗领导下，秘鲁共产党完成了它的重建，成为一个以马列毛主义指导的军事化共产党。1980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了打击秘鲁旧国家的人民战争。党领导的人民游击军在军事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革命根据地达到秘鲁领土的三分之一。1990年，秘鲁共产党宣布人民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1992年，贡萨罗和党的领导人遭到秘鲁旧国家逮捕，贡萨罗在被捕后号召革命者继续斗争。由于党的领导犯了路线错误，秘鲁人民战争在1995年后受到很大挫折。至今，秘鲁革命者仍在坚持人民战争。
在人民战争中，贡萨罗指导秘鲁共产党总结了毛主义，并提出了作为毛主义与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贡萨罗思想。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贡萨罗完成了大量理论上的宝贵论述。今天，国际上多数马列毛主义党和组织已经承认贡萨罗贡献的普遍适用性。2020年9月24日，12个党和组织签名的《向贡萨罗主席学习》国际联合声明[2]承认“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2021年5月5日，包括秘鲁共产党、土共/马列、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内的14个党和组织签名的《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作为战斗的武器》国际联合声明[3]，将贡萨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为“巨人”。由此可见，贡萨罗的革命理论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鉴于国内关于贡萨罗的理论研究极为缺乏，许多人对贡萨罗的革命理论还有很大误解，有人把贡萨罗的理论视为仅适用于秘鲁革命的理论，本文作者决定写下此文，初步探讨贡萨罗的普适贡献。1988年秘鲁共产党在贡萨罗指导下完成的六篇关于总政治路线的文章，即《基础文件》、《国际路线》、《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军事路线》、《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群众路线》和同年贡萨罗同《每日新闻》记者的访谈是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
一、对毛主义的总结
贡萨罗领导的秘鲁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正式提出“毛主义”概念的政党。1977年，秘鲁共产党就提出“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82年秘鲁共产党的报告《毛主义。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出“人民战争让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的发展有了更多地、更好地理解。我们处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阶段之前，因此，它已经转变成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1988年《基础文件》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毛主义。
《基础文件》指出，毛泽东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毛泽东发展了矛盾论和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发展了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基础文件》进一步总结了毛泽东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新民主主义理论2）三个法宝：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3）人民战争理论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世界革命6）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
《基础文件》提出，毛主义的基础内容是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的政权”。
《基础文件》把毛主义定义为“毛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毛主义发展的时期是帝国主义日益腐朽，革命成为主要倾向的时期；这一时期有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与修正主义的无情斗争。”
1984年，在秘鲁共产党的努力下，新生的国际革命主义运动（RIM）确认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适用性。1993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在《马列毛主义万岁》中，正式确认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从此，毛主义的概念被各国的革命党和组织普遍接受了。
二、各国革命都要产生伟大领袖和指导思想
贡萨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普遍真理。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具体实际中，就不可能领导革命，就不可能改造、破坏旧秩序或创造新秩序，毛主席极力坚持这一点。”由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革命具体条件，各国的革命在实际斗争中将会产生自己的伟大领袖和指导思想。
《基础文件》指出了革命领袖产生的必然性“在所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特别是扩大了无产阶级不可放弃的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一批领导人和具有公认的权威与影响力的主要的代表与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个伟大领袖。恩格斯最早提出了伟大领袖的指导对革命运动的意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指出 “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毛泽东在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论战的文章中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的污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使运动顺利开展。
贡萨罗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领袖的理论，指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规律的实践，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有领导者，但他们也都有一个走的比其他人更远或者率领其他人的领袖，而这是基于具体条件的。不是所有领袖都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毛主席是毛主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领袖的产生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贡萨罗批判了戈尔巴乔夫、邓小平等人“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险恶的修正主义形式，与我们的革命领袖的概念无关，这与列宁主义是一致的。”修正主义者攻击所谓“个人崇拜”，其实就是希望消除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领袖，使革命群龙无首。
2000年代，尼泊尔的修正主义者攻击说个人崇拜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复辟，要求以“集体领导”取代伟大领袖。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实际是修正主义者的老调重弹，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没有认识到伟大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
贡萨罗论述了伟大领袖与指导思想的关系，即“每一位伟大的领袖的成功都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上，无论他的成就有多高”。《基础文件》强调“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革命中，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秘鲁革命中，产生了马列毛主义与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贡萨罗思想。《基础文件》指出，对于秘鲁革命者来说，学习贡萨罗思想是为了加深对秘鲁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执行党的计划。
贡萨罗思想不等于贡萨罗的普适贡献。贡萨罗思想是马列毛主义与秘鲁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一部分内容适用于世界各国革命，而其他的部分只适用于秘鲁的革命。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
笔者认为，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贡萨罗革命理论的基础。正是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出发，贡萨罗阐述了当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向和任务。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期。毛泽东指出，当今的世界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非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是被压迫民族。但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1970年代被不正确地阐述，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上，尽管正确地指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压迫，却错误地提出第三世界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面临的任务只是“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没有谈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1976年以后，中国的修正主义进一步歪曲三个世界理论，不仅给第三世界的反动国家辩护，还硬说第二世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是正义的，完全删去了三个世界理论的反帝色彩。
贡萨罗批判了邓小平等人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歪曲，重申了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国际路线》指出“第一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两者相互争夺世界霸权并随时可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第二世界是非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有着较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这些国家与美苏两国存在着矛盾……同时他们也会发动战争去侵略被压迫民族；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第三世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组成。他们是殖民地或封建制度没有被破坏的半殖民地。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与一个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国家相联系。”贡萨罗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述，完全不同于修正主义者的论述。贡萨罗强调了作为第一、第二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性，以及它们互相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贡萨罗对第三世界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第三世界仍然是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民主革命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尽管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它服务于帝国主义，并与本国的半封建主义存在紧密的联系。官僚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包括非国有和国有两种形式，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剥削本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被压迫国家革命的对象，正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
在当前，许多被压迫国家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鼓吹在本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忽视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国际路线》分析了当今世界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即“被压迫民族同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超级大国之间，超级大国和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由于当前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的修正主义者上台后，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矛盾暂时不被视为基本矛盾之一。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通过民主革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世界大战来决定谁将控制世界霸权。
贡萨罗指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三大基本矛盾中主要的矛盾。之所以这一矛盾是主要矛盾，不仅是因为被压迫民族是世界上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压迫民族已经从政治上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日益深化。只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对第三世界的重新瓜分和掠夺。强调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不意味着轻视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
1962年，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1970年，毛泽东又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贡萨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贡萨罗划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开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终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标志是中国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阶段是战略进攻阶段，始于1980年代，其标志事件是秘鲁人民战争的发动，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尖锐化。
贡萨罗关于当前世界革命处于战略进攻阶段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贡萨罗指出革命形势在被压迫国家广泛存在，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是革命的焦点，印度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将会有利地推动革命。在近东和南非，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争夺。拉美国家深陷危机，除了秘鲁人民战争以外，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也爆发了群众的武装斗争，海地等国动荡不安。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贡萨罗在分析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以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爱尔兰共和军[4]为代表）时指出“这证明在欧洲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革命形势”，“他们在斗争复杂而艰难的帝国主义的腹部拿起武器改变世界，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对于这些不成熟的运动，革命者的任务不是进行谴责，而是对他们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很大程度上成熟了，革命形势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方面，即缺乏共产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指出“他（贡萨罗主席）驳斥了群众不想革命以及群众不支持人民战争的说法。他告诉我们，群众从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造反，而是共产党必须将领导他们组织军队作为自己的义务。”贡萨罗强调，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法取得真正胜利的，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在于“基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为了人民战争锻造的，和用军事化开展人民战争的共产党”。贡萨罗对当时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没有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是为了让本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以便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同时仍然依赖帝国主义，或改变宗主国。”因此，“关键不仅仅是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今天，贡萨罗在1988年关于世界革命的论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萧条，资本获取利润越来越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日益深重。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增长。秘鲁、印度、土耳其、菲律宾的革命者坚持开展人民战争，不断挫败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近几年，由于经济危机深化，各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仅2019-2021年，世界各国发生了数十次大规模群众起义。起义不仅发生在伊拉克、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白俄罗斯、印度等被压迫国家，也发生在美国、法国、中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阿富汗、也门、巴勒斯坦等国家，反动派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挫败了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变为殖民地的企图。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博物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限于本文篇幅，不能更系统地解释“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一重要论点。本文作者推荐美国马列毛主义网站“批斗会”上的两篇论文，其中分析了当前世界革命为何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以及为什么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对的：《Editorial Board Response to “Shake the Earth”》、《More on “Shake the Earth”》。
四、被压迫国家的经济特点和革命道路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应该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而这种革命可以使不发达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两种世界革命”，一种是1917年以前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另一种是1917年以后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极为软弱，不能领导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毛泽东论述的正确性。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旧中国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旧中国存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类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阶级。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将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称为“官僚资本”，指出这种资本垄断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毛泽东把没收官僚资本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并认为没收官僚资本是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第一步。
贡萨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特征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出，“当代秘鲁是一个发展着官僚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理解秘鲁社会的特征，必须先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官僚资本主义是毛主席的尚未被全球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基本理论”。许多人只意识到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忽视了官僚资本主义，还有人把官僚资本主义仅仅理解为旧政权内部的腐败。
秘鲁社会存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特点。半封建生产关系是秘鲁农村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未得到解决，这体现了秘鲁社会半封建的特点。秘鲁的经济始终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这体现了秘鲁社会半殖民地的特点。官僚资本主义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贡萨罗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五个特征：
“（一）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由大地主、大银行家和资本巨头的资本组成的。（二）它剥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压迫中等资产阶级。（三）现在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官僚资本主义与国家力量结合演变成买办的和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追溯其来源，在其第一个时期，它表现为非国有的大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二个时期，它与国家力量结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四）它已经到了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而民主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五）没收官僚资本是将民主革命推进到顶点的关键，这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综合以上特征，贡萨罗指出“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产生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屈服相联系”。
《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出，“**官僚资本主义不只是中国或秘鲁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由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压迫国家的条件所决定：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被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在研究各被压迫国家的生产关系时，必须注意它们的官僚资本主义，不要把它们与民族资本主义相混淆。
帝国主义扶植了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官僚资本主义巩固了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只要官僚资本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就存在。只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秘鲁人民战争受到挫折后，投降派硬说由于人民战争的影响，秘鲁的半封建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秘鲁共产党驳斥了这种谬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开展了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半封建制度。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在进行所有制改造后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国家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但它们的内部不存在半封建制度。应当指出，这些国家半封建制度的消灭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不具有普遍意义。对广大亚、非、拉的被压迫国家来说，消灭半封建制度仍是主要任务之一。
1895年以来，秘鲁的官僚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发展、深化和总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官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秘鲁大资产阶级分化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阶层，其中买办资产阶级倾向于发展非国有的官僚资本主义，而官僚资产阶级倾向于发展国有的官僚资本主义。1968年的军事政变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军事政变，有人把政变后的国有化措施视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
很多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以后，官僚资产阶级采用国有化、“进口替代”等方式发展经济。一些人因为这些现象错误地把官僚资产阶级当成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把这些官僚资产阶级也视为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其实，官僚资产阶级尽管在表面上发展了“民族的”经济，但他们没有改变国内的经济结构，没有建立真正服务于本国的“自力更生”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因此在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一些国家，官僚资产阶级还通过“国有化”措施打击民族资产阶级，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通过对被压迫国家经济基础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被压迫国家民主革命的三个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主要对象不同。民主革命的总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合法发展。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其目的是实现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并把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团结的对象。
除了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外，贡萨罗对政治经济学的另一贡献是对法西斯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季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法西斯主义者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死敌。”贡萨罗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的反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而法西斯主义是“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仅仅用暴力和恐怖去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必须重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统合主义。贡萨罗分析了佩雷斯领导的秘鲁反动政权的性质时指出“我们为何把它叫做法西斯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于秘鲁人民党政府当中的法西斯主义党派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以推动统合化的进程”。法西斯主义者尝试把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组织统合化，其最终目的是“将生产者和一切社会成员按照统合主义的秩序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行会”。法西斯主义离开统合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无法存在下去。
五、持久人民战争及其普遍有效性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革命原则。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肯定了法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和平长入新社会”的谬论。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批判孟什维克反对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指出“革命就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并通过国内革命战争巩固了这一政权。第三国际把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重视革命武装的错误，指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反动军队的“围剿”，顺利进行了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完成了《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战争理论。最终，中国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民主革命。但由于西班牙共产党没有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重视军队、农村、政权，革命最终在资产阶级叛变后失败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建立人民武装，开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行动。然而，在战争胜利以后，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机会主义者却执行“缴枪”的错误路线，向资产阶级政权交出了武装，放弃了革命。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者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过渡”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国家的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在大论战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平过渡”的理论。1960-1970年代，许多国家的反修正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是毛主义）的指导下发动了人民战争。
1971年《人民日报》上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谈到了人民战争普遍有效性的问题，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但是，当时的革命者没有更深入地论述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
1980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贡萨罗总结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指出“人民战争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并系统论述了人民战争的一般有效性。在当时，各国的马列主义者（指反修派，不包括亲苏的修正主义者）已经普遍接受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必要性。贡萨罗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才能实现革命目标。”贡萨罗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不仅是一次暴动，也是一次持续数年的革命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也属于人民战争。
第三国际、60-70年代反修正主义阵营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的许多政党都认为，革命只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和平积累时期后才能爆发。他们把起义而非持久战争视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要形式。贡萨罗强烈反对这种观点。《群众路线》指出“他（贡萨罗主席）驳斥了群众不想革命以及群众不支持人民战争的说法。他告诉我们，群众从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造反，而是共产党必须将领导他们组织军队作为自己的义务。他将此与那些准备‘积累力量’，即主张通过所谓的‘民主空间’或利用合法性来吝啬地积累群众的家伙们区分开来。这种力量的积累，不符合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符合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类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特点，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不平等发展的革命形势下。”
贡萨罗与反对人民战争道路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1960年代，被修正主义者篡夺的秘鲁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下被迫部分承认了暴力革命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坚持选举路线。贡萨罗在党内秘密建立了红色派，提出了“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口号，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武装。机会主义派别反对这一路线，“红色祖国”派别认为秘鲁没有革命形势，不能发动人民战争。“布尔什维克小组”认为在法西斯主义的环境下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学习小组训练干部。这些派别都被驱逐出党。1979年，党完成了重建，并制定了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一些机会主义者硬说秘鲁社会是稳定的，不存在革命形势，他们也被驱逐出党。人民战争发动后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贡萨罗的主张是正确的。
贡萨罗继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分析了当时秘鲁社会存在的几个条件，解释了为什么人民战争是持久的。“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人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各国毛主义革命组织进一步发展了贡萨罗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的理论。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人民战争与革命》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巴西同志指出，“马克思将革命定义为一场内战，并从他的时代出发，从形式上将革命说成是一场起义（至少是一开始）”，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已经成熟了，也因其对于社会生活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化而对条件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普遍发生了军事化，国家暴力机器大大增强了，传统的起义路线已经不适用了。“在整个的历史经验当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少几个尝试了纯粹起义路线的机会当中，起义都没有成功过一次……托洛茨基主义所遵循的‘总政治罢工’在一个世纪当中从来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措辞。”在当代，起义只能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中深刻批判了经过长期“和平积累”后通过一次起义夺取政权的幻想，指出“一个没有紧密组织的、不是作为一个秘密党行动的‘党’，怎么能在‘革命暴力’中教育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敌人眼皮子底下和触手可及之处’保持它的所有行动？这样一个锻造领导者、干部和战士，以释放革命暴力，发动人民战争，去领导人民战争的党，能同时进行主要是完全合法的活动吗？在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何时何地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呢？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例子，相反，这是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复出现的道路。”
德国同志在《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提出，在德国，持久人民战争的核心是：1）应用毛主义2）一个军事化共产党的领导3）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4）新政权的建立。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主力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革命政权将在城市而非农村建立。贡萨罗关于“战争的持久性”的论述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有效。文章列举了大量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例子，并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武装解放斗争——无论是在西班牙、爱尔兰或二战时的游击队——都表明它们能够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原因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此外，法国、美国、挪威等国的毛主义者也对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细介绍。
六、人民战争的三大工具：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泽东分别论述了三个法宝的特点，指出：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结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并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并把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党的建设中，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克服了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之间的关系：“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贡萨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理论。《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是革命的三大工具，“党是最高组织形式，军队是主要组织形式，统一战线是第三个工具，这三个工具用于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贡萨罗阐述了关于“共产党的军事化和对三大革命工具同心的建设”的重要理论。
贡萨罗阐述了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指出党要实行军事化的三个原因：1）“因为我们是在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中……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革命，发起以人民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世界革命战争，反对世界反革命战争。 ”2）“因为必须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资产阶级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发动复辟，因此党必须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并发展人民武装。3）“因为我们朝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军事化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海洋，保卫着夺取政权并捍卫夺取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社会。贡萨罗根据秘鲁人民战争的经验指出，“我们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靠的是党的军事化。我们认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因此，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进行军事化。”
有许多人不理解军事化的含义，把“军事化”理解为党要像军事机关一样运作，或党要取代军队的作用，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贡萨罗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时指出了军事化的含义，“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军事化不是只进行军事行动，而是党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军事化只能通过具体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进行。
贡萨罗论述了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所谓“同心”，是指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是三个同心圆，党位于最内层，人民军队位于第二层，统一战线位于最外层。“三个工具的同心建设，是有机的贯彻党的军事化过程”，贡萨罗将同心建设概括为“党是一切的轴心，全面领导这三个工具：建设自身，对军队和新政权进行绝对的领导，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实行全面专政。”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中的一张插图生动地表现了军事化共产党和同心建设：
在军事化的基础上，贡萨罗继承列宁关于先锋队的理论，论述了党建设的六个方面：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结构、领袖、两条路线斗争、群众工作。党把马列毛主义和指导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党要求积极分子理解和遵循党的路线和具体政策；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并遵循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的原则；党拥护和遵循伟大领袖的指导；党在内部开展不调和的路线斗争，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党执行群众路线，通过人民军队完成群众工作。这样，在秘鲁就建立了“一个领导人民战争的以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指导的新型政党”。
贡萨罗指出，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完全服从党对它的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战斗、宣传和生产。人民军队由人民组成，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的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指导。
新政权必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并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贡萨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新政权的理论，进一步把统一战线和新政权相结合。贡萨罗指出，“从政权与统一战线的联系出发，人民革命战线是从农村人民委员会开始的，在城市里，统一战线仅仅是保卫人民革命运动(MRDP)。我们在农村建立新的国家，直到最后把政权扩大到全国。”农村的人民委员会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新政权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罢免。城市的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是新政权的萌芽。新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内部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农民，三分之一是进步分子。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新政权建立在革命根据地上。新政权具有流动性，可以在不同地方消失、出现。
一些人认为，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没有进行党的军事化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也取得了胜利，因此在世界各国都推行军事化和同心化是没有必要的。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就事实上提出了党的军事化原则。1906年的著作《游击战争》强调“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在1917-1921年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起到了轴心的作用，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元化领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论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法宝的互相关系。这表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也归功于党的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只是当时的革命者尚未对此做出全面的总结。
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并不只是夺取政权阶段的原则。贡萨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只能在世界革命的胜利后才能实现的观点，提出了“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文件》指出，“（秘鲁的革命）是坚定果断地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人民共和国，并且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新型的革命军队，通过人民战争与文化革命的发展实现的，目的是让共产主义照耀世界。”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妄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贡萨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和建立反对走资派的民兵的思想，《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共产党必须把自己军事化，用三大法宝实行全面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增强群众武装组织、人民民兵的力量，从而吞噬军队……每一个党员[5]都是在人民战争中被锻造出来的，并且对任何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保持警惕。”
七、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贡萨罗在毛泽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军事路线》指出，军事路线包括三个部分：“（1）人民战争，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以农村为主体，城市为补充的统一人民战争；（2）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人民游击军，它的特征是，整合民兵组织以迈向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3）通过’围剿’与反’围剿’战役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具体到秘鲁革命中，这是执行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
贡萨罗认为，为了推动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考虑四个问题：“（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在指导思想中加以明确，因此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后者；（2）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的必要性；（3）人民战争具体为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4）根据地或新政权，根据地的建设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贡萨罗的独创贡献——统一人民战争，此外我们还将讨论贡萨罗对根据地、军事计划、作战形式和抵制选举策略的贡献。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于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主要盘踞于大城市，而农村的反革命势力相对脆弱，“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贡萨罗继承了这一观点，“乡村是武装行动的主要场所：因为在我们国家农民群众占大多数，我们必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但是，乡村并不是武装行动的唯一场所，贡萨罗指出在城市内部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城市的军事行动也应当成为补充，因为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是可行的。”“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城市特点，在那里，城市中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比率相当高，群众们已经准备好开展行动来支持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但是，在人民军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还无法在城市内建立根据地和新政权。城市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革命保卫运动负责为开展人民战争和未来起义做准备，这种起义要求农村军队和城市起义互相配合。在乡村进行主要的军事斗争，并在城市发动次要的军事斗争进行配合，这就是统一人民战争的含义。
毛泽东强调人民战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没有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建立人民军队，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在秘鲁人民战争中，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旧政权的武装力量——警察和军队被迫放弃农村，造成农村的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秘密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相比中国的革命根据地，秘鲁的革命根据地具有更多分散和秘密的性质。《军事路线》指出，“把中国的经验教条化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条件和原则都是可行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建立根据地。认同这一点意味着反对右翼的斗争，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打败过大规模敌军，而问题是敌人已经由于他们军事和政治上的溃败放弃了农村地区。”贡萨罗根据秘鲁革命的特点，“建立了一套由游击区、行动区和行动点所环绕的根据地体系。这一体系考虑到了政治与社会条件，斗争历史，地理特征，和党、军队与群众的发展。”
贡萨罗对人民战争军事路线的另一贡献是他的全国军事计划。秘鲁共产党的全国军事计划具有“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特点。战略行动计划是战略和战术相联系的具体形式，“每个委员会必须在全党的共同战略行动计划内精心制定自己的战略行动计划。”
贡萨罗在1986年的《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四种作战形式，即游击战、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其中，游击战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而其他形式是对它的补充。游击战作为最重要的作战形式，其意义在于直接打击旧政权的军事组织。武装宣传和鼓动是第二重要的形式，这种活动主要针对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政治教育和动员的作用。破坏行动是第三重要的形式，其意义在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部门、大资本和大地主进行经济打击。破坏行动的具体行动包括拆毁电网、破坏公路系统、破坏发电站等。选择性歼灭是第四重要的形式，它通过刺杀的手段破坏反动派的国家机器，造成权力真空。《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一文指出“这些行动反对的是已经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指控的敌人，或者那些欠下血债死有余辜，从事屠杀、虐待、渗透、间谍等反革命活动的敌人。这些行动实施时没有任何残酷行为，而只是简单和权宜的正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反动派的宣传污蔑秘鲁共产党是“恐怖组织”是没有依据的。1990年，贡萨罗又提出了一种新的作战形式，即**武装罢工。**这种斗争形式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所有行动的综合，它必须管理四种战争形式：鼓动和宣传、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游击战；与此同时，它意味着动员大批群众，这有助于发展新政权的力量、新政权的存在以及对旧政权的质疑和否定。”武装罢工影响了大批群众，并意味着人民战争从游击战向运动战逐渐发展。
抵制选举是贡萨罗提出的重要革命策略。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期，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利用议会讲坛施加对群众的影响。第三国际建立之初，列宁在批判犯了“左”派幼稚病错误的同志时再次强调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列宁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已经不再适用了。60-70年代，一些反修组织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毛泽东在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时，肯定了他们不参加选举的路线。针对个别仍然坚持要求参加选举的同志，毛泽东指出“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70-80年来，没有一个党用选举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在不参加选举的基础上，贡萨罗特别强调了抵制选举的意义，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在列宁的时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选权才刚刚获得，选举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仍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当时的党必须通过议会讲坛去吸引群众。在当今的时代，即帝国主义趋于没落，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时代，资产阶级选举已经完全堕落为欺骗人民的工具，觉悟较高的群众已经不再信任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抵制选举，才能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并让更多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目前，各国的毛主义者已经普遍接受了抵制选举的路线。
八、群众工作和组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群众性的党。斯大林说“如果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党派圈子里，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贡萨罗重申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并强调人民群众已经准备好了造反。《群众路线》指出，“我们应该组织武装群众，因为他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组织起来造反。因此，我们也必须应用斗争的主要方式人民战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夺取政权。这显然符合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符合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符合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革命。”贡萨罗进一步指出，最希望造反的是处于赤贫地位的群众，即无产阶级和贫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贫农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人民战争和共产党是科学组织群众的必要条件。
贡萨罗把群众工作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夺取政权和争取权利。“夺权斗争是主要的，但不能脱离争取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斗争，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后一种斗争是必要的。”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群众工作必然突破资产阶级规定的法律界限。组织群众是通过三大工具：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新政权完成的。在农村，群众工作通过人民委员会完成，在城市，群众工作通过人民革命保卫运动完成。这种组织方法突破了修正主义者远离夺取政权的所谓“选举阵线”。党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领导，在阶级斗争中完成群众工作，使群众理解无产阶级政治。党也必须倾听群众的诉求，即使是最轻微的诉求。
群众工作必须按照阶级原则进行，“在我们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领导，农民是主力，小资产阶级是坚定的盟友，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农民群众中，贫农是主要的。贡萨罗还强调一些社会群体可以在人民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群体包括妇女、革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窟中的群众、青年、儿童。
贡萨罗指出了群众工作的四个原则，“第一，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主要是议会迷主义的垃圾打扫干净”，“第二，深入最广大最深厚的群众之中”，“第三，人民群众必须在人民战争中，在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教育”，“第四，坚决地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贡萨罗关于群众工作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一种新型群众组织——产生组织（Generated Organisms）。1973年贡萨罗把产生组织的特点归结为“（1）坚持马里亚特吉的路线；（2）群众组织；（3）受民主集中制约束”。其中“马里亚特吉的路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产生组织由于其接受意识形态和遵循民主集中制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它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从而可以特别好地为准备人民战争服务，“重建时期的党的一切群众工作都是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做准备。”具体建立的产生组织包括阶级性工人和劳动者运动、贫农运动、棚户区阶级运动、学生革命阵线、革命中学生阵线、人民妇女运动、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等。在人民战争期间，还建立了秘鲁人民运动（MPP），服务于党的海外工作。
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后，党的群众工作有了飞跃。贡萨罗指出，“一切群众工作都是通过人民游击军来完成的。”在已经建立新政权的农村，全体群众在党、军队、统一战线/政权三个方面组织起来，为武装斗争服务。“如果不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新政权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不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盘散沙的群众或没有群众组织的政权是不够的。”在城市，群众工作也是由军队进行的。夺取政权和争取权利的斗争离不开武装行动。群众工作是为了给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在人民战争阶段，产生组织实现了军事化，“（1）他们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为指导；（2）他们实行民主集中制；（3）他们为人民战争的发展服务。”
今天，许多国家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在口头上承认“暴力革命”的原则，但在实践中从来不以准备人民战争的原则组织群众，而是坚持选举道路，把选举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还有一些组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群众开展了阶级斗争，却不把争取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不按照军事化的原则组织群众，使群众始终处于散漫状态。个别国家的革命者尽管在农村开展人民战争，但在城市却坚持合法和参加选举的路线，导致革命难以进一步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贡萨罗关于群众工作的论述。
九、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秘鲁共产党是最早揭露中国修正主义者的革命组织之一。1977年的论文《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发生的事件定义为右派政变。
贡萨罗指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中国修正主义）、霍查（阿尔巴尼亚修正主义）和勃列日涅夫（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了三股修正主义的突袭。”贡萨罗在毛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三种修正主义。
贡萨罗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贡萨罗在探讨苏修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指出，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构建更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贡萨罗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指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希望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主宰世界。针对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进一步抹黑，贡萨罗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仍然是加深资本主义复辟的借口，是消灭任何可能会为人民再次进行革命提供帮助的东西的政治计划。”
贡萨罗批判了中国修正主义，指出“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快速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当时（1988年）就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就像一个世界大国。他们所遵循的政治道路是与大国和超级大国勾结和斗争的道路。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下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贡萨罗指明了中国人民摆脱修正主义者统治的道路，“与其他情况一样，摆脱这种情况的途径是革命，是人民战争。……必须再次发动游击战——人民战争。”贡萨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机会主义的“左派”。
贡萨罗批判了阿尔巴尼亚的修正主义。贡萨罗指出，霍查关于国际形势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他仅仅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忽视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阿尔巴尼亚党认为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接近灭绝，实际上是同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世界大战恐吓人民，让人民不敢发动革命。霍查还在1978年声称阿尔巴尼亚内部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了，这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反动观点。鉴于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层已经事实上成为修正主义者，阿尔巴尼亚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贡萨罗批判了越南的修正主义者，指出胡志明在世时是一位“中间派”，没有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明确自己的立场。而胡志明之后的黎笋则是一位完全的修正主义者。
贡萨罗批判了古巴修正主义。贡萨罗指出古巴“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古巴革命事实上是把古巴从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古巴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被压迫国家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跳过民主革命阶段。古巴修正主义者推崇“游击中心主义”，否认党、革命根据地、人民战争的作用。许多拉美国家的革命者接受了古巴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导致了这些国家革命的失败。古巴修正主义者说“武装斗争的战略失败了”，但实际上“失败的不是武装斗争的战略，而是卡斯特罗的战术”。贡萨罗指出“在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条件在过去就已经成熟，人民战争就是它的道路”，“如果拉丁美洲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建立了共产党，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起人民战争，那么它将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笔者对贡萨罗的普适贡献的初步总结。希望本文可以让读者加深对贡萨罗普适贡献的认识。
学习文献：
秘鲁共产党：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1988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Fundamental_Documents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Bases_of_Discussion_of_General_Political_Line
《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1988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Interview_with_Chairman_Gonzalo
《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1986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6-Develop_the_people's_war,_serving_the_world_revolution
《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1990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90-Elections,no!People's_war,_yes!
（redspark新闻站在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面存在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注意鉴别。）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
《人民战争与革命》（2014年）
https://www.docdroid.net/CWqc4dr/peoples-war-and-revolution-pdf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2018年）
https://ci-ic.org/blog/2019/06/14/el-maoista-lenin-and-the-militarized-communist-party/
德国《阶级立场》：
《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2017年）
https://www.demvolkedienen.org/index.php/en/t-theorie-en/2259-klassenstandpunkt-people-s-war-the-sole-path-to-liberation
美国“批斗会”：
《Editorial Board Response to “Shake the Earth”》（2021年）
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21/05/14/editorial-board-response-to-shake-the-earth/
《More on “Shake the Earth”》（2021年）
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21/06/28/more-on-shake-the-earth/
除《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及美国同志的两篇文章外，其他文章的中文版本可以在maozhuyi.home.blog网站找到。
[1] 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要求释放贡萨罗主席的声明https://newepochnews.wixsite.com/newepochnews/post/india-cpi-maoist-release-chairman-gonzalo
[2] https://ci-ic.org/blog/2020/09/24/learn-from-chairman-gonzalo-joint-international-declaration/
[3] https://ci-ic.org/blog/2021/05/05/joint-international-declaration-raise-the-red-flag-of-the-paris-commune-as-a-weapon-of-combat/
[4] 红色旅和红军派是泛左翼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
[5] 英语译文的原文为“militant”，这个词来源于西班牙语，指“党员”。过去的一些翻译把这个词翻译为“武装分子”，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