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雇佣劳动塑造为双方“平等”的交换关系。但实际上，雇佣劳动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压榨无产阶级的手段，了解一点特色法律的都知道，在合同中资本家有绝对的议价权，而劳动者只能服从于资本家的淫威，所以说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就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劳动体系，把雇佣劳动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尽管资本主义想尽一切办法粉饰生产关系下的不公平，但铁一般的事实和阶级差异是无法被掩盖的，一个努力的煤矿工人再努力也无法成为煤矿主，一个精通经济学的学生毕业后也会成为资本家的理财顾问。这种少数剥削压迫多数的落后制度已该被取缔，否则无产阶级没有未来。
一、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长制”
中修上台后，大搞“改革开放”，使新中国原先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资 本主义经济。 整个中国社会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
中修实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造成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邓小平鼓吹什么“‘一长制’是好的，它并没有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语言。在“一长制”条件下，劳动群众被迫听命于“一长”，被“一长”当作单纯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就丧失了根本的权利，最终必然受到资产阶级“一长”的剥削和压迫。恩格斯指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邓小平拼命鼓吹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按照这些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长制”，厂长是企业的全权领导者，工人只有服从厂长命令的义务，根本无权过问企业怎样管理的问题。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是要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独断专行来保障官僚垄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来压迫和剥削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从根本上剥夺工人群众掌握企业的权力。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特色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中国宣传什么可以使工人多得“奖金”，实际上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职工的一种手段。特色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工人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实际上。随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而相应增加的决不是工人可以分得的那一份劳动报酬，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
二、中修把“物质刺激”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
在“利润挂 帅”、“物质刺激”的推动下，把持特色企业领导大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根本不关心企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把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准则。利润原则支配着他们的生产方向和数量。
中修在推行“物质刺激”、采用欺骗一手的同时，还凶相毕露地采用物质惩罚这另一手。 他们在企业中制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稍有违反，即克扣工资和 奖金，甚至罚款、开除。因劳动中的“疏忽和缺点”，就可以减少工人基本工资， 剥夺其奖、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对于完不成生产定额、出废品的，不管其原因如何，都要扣工资、罚款。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轻则取消奖金或调做报酬低的工作，重则竟给以解雇的处分。
中修采用的“物质刺激”也好，“物质惩罚”也好，手法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加强工人、农民“劳动的紧张程度和强度。，迫使他们创造巨额的剩余价值。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在今天苏联的分配关系中完全处 于受剥削的地位。他们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只是维持最起码生活的劳动力的价格。他们所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吞噬。
三、失业后备军
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
列宁指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在广大的农村和小城市，“涌现出了大量劳动后备”，这些人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
在今天的中国，由于企业领导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形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工人在流动期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而特色仅仅是城镇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1% ，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0%。 如果加上农村人口，失业率还要更大。
中修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后，一部分特权阶层却大发横财，而工人、农民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日益降低，劳动时间日益增加。
据《劳动趋势》统计：温州和广州环卫工人的生活状况，环卫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甚至达10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