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不需要为万世开太平的清官，人民群众会自己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清官也好贪官也罢，都是横在人民群众头上，通过包办替代的方式阻止人民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谓清官也只是两害取其轻。解决官僚问题，首先要依靠群众，所谓反腐贪污，只会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变成派系斗争的利器。
近日，b站“人民日报”官方号发布一则视频《习语丨“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视频中XJP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装腔做调地吟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说这是XJP于1990年所作词篇《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既然XJP要借着无产阶级干部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来给赵国的帝国主义政权脸上贴金，那么我们就来看看XJP所鼓吹的“好官”究竟是什么货色吧。
XJP自2012年上任以来，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反腐”运动，肆意兜售资产阶级的“清官”论。凡是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都知道，XJP的“清官”论完全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它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被批到批臭的东西。 在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机关被党内资产阶级窃据，劳动人民同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党内资产阶级放出“清官”论这支麻痹人民的毒箭，是想通过美化剥削阶级的官僚，来宣传阶级调和。 把“清官”这个“人民的救星”抛出来，其实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清”“贪”，而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官管着人民，还是人民管着官。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来认为，资产阶级专政并仅不是指政权掌握在具体的几个资产阶级集团手里，不是这样庸俗的理解。当资产阶级专政时，整个国家机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要制定压迫无产阶级的法律，这首先是就是承认私有制；进一步地，为了使法得到严格执行，还要通过资本来建立压迫无产阶级的政府、公安、军队、法院等等——这些专政机关保护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单是政府中的几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 官，作为这个政权的代表，他们就是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即使政府的个别职员家境贫穷，或者自愿保持“清廉”（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他履行了他作为官的职责，那么他就在代表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实施压迫。“清官”和“贪官”，虽然在现象上有些差异，但是其阶级本质是一样。东山上的虎吃人，西山上的虎也吃人。吃人，这是老虎的本性。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是消灭几个“贪官”，而是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的法律、政府、公安、军队等等，进一步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专政机器。 资产阶级当权派用“清官”来迷惑人，实际上就是抹杀阶级矛盾。
曾经，吴晗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一出“清官”论宣扬作的代表，并且遭到了姚文元同志的批判：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
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清官”海瑞的本质是什么呢？吴晗倒也不吝于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
“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就讲明了“清官”论的本质不过是把统治阶级的剥削限制在“合法”范围内，使得反动统治得以维持。如果这些自诩“清官”的干部们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就不必采取包办代替、“为民请愿”的方式，为什么不敢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呢？唯有理解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讲的那句话：
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同胡志明的谈话
随着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清官”论也就死灰复燃了。自从赵国的帝国主义腐朽性越来越加深，赵国的统治阶级也就不得不从剥削阶级的旧武器库里翻出各种反动理论来延续政权，“清官”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一方面，借由“反贪反腐”的名号，帝国主义的当权派便于进行垄断资产阶级的内斗，进行党内的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抛出“清官”论的毒气，以迷惑群众，使群众看不清矛盾的根本。
“清官”事实上怎样呢？资本主义道路下果真能有清官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路线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个人的贪污腐败是密不可分的：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改革开放以以后，资本主义复辟，党内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在八十年代造成及其腐败的官倒现象。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公开说：“中国有上万亿资产的不止我们一家，至少有17家，上千亿资产的至少有50家，多数是勤劳致富的，希望大家不要嫉妒，有本事可以自己挣嘛。”邓小平的次子邓质方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传闻他曾在澳门葡京赌场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就是文革期间杀害老舍的那一位）曾飞扬跋扈地声称：“富二代、官二代，只要你是成功人士，后面总有人在说你的。连富一代人家都会讲你有原罪，说你真要不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发不了财，怎么突然就搞了几个亿、几十个亿，他不找几个人支持他，不从银行找找关系？红二代自建国以后，除了在文革10年处于低谷，剩下时间都是处于优势地位，老百姓就会有意见。”江泽民家族垄断了赵国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垄断了赵国的电力系统，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共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的财富……种种骇人听闻的事迹，数不胜数，罄竹难书！这就是赵国帝国主义者们所谓的“清廉”！
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权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清廉”呢？一方面，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他们同无产阶级之间处于对立状态，不敢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彻底地揭发他们的黑暗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权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其内部进行彻底的清洗。 即使少数有“清廉”志向的公务员进入到了资产阶级政权内部，也必然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催化下发生变质，运用权力贪污腐败、惠及亲友，并且勾搭党外的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资产阶级政权内部必然分割为许多集团，各个集团便为其下的官员提供保护伞。哪怕腐败的严重性已经威胁到了政权本身的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们不得不进行“反腐”运动而苟延残喘，但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权本身的腐朽性，这种“反腐”也势必无法真正的推行。最终，“反腐”就沦为了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内斗的幌子。
无产阶级政权则完全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掌握权力的。“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在社会主义中存在广泛的、彻底的、多样的限制干部变质的手段。首先干部要参加劳动，而且是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其次，社会主义取消干部的高薪和特权，“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更有如农民副总理陈永贵者，虽然官至国家级，但是一点国家工资都不要，要回原大寨参加劳动，拿农民工分，才能兑换工资；第三，充分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群众有“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随时可以揭发干部；最后，继续革命的群众专政力量最彻底地遏制干部的变质，群众结为许多的造反组织，谁不为群众服务，谁就会被群众革掉——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干部才不仅是名义而且是实质上成为人民的“公仆”。
焦裕禄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好干部，这是容不得赵国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们玷污的。焦裕禄同志正是在上述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公仆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什么害得焦裕禄同志如此艰苦呢？不也正是党内资产阶级所酿下的灾祸吗？ 1958年开始，党内资产阶级邓小平放出其在河南的代理人吴芝圃，想阴谋搞垮集体经济。八大二次会议时，吴芝圃向邓小平汇报河南党内斗争，邓小平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在邓小平鼓动下，吴芝圃准备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并最终窃据了河南省第一书记一职。吴芝圃主政河南时，大搞“左”倾冒进，浮夸风、“共产”风横行，并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因为指责吴芝圃带头搞浮夸，立即被吴芝圃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毛主席在看完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后，指出信阳地区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在这种情况下，焦裕禄同志于1962年担任了兰考县书记，整治水土，挽救灾情，最终身体不堪重负，落下了肝癌。在1964年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同志继续斗争，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造反群众一边，并受到了走资派的迫害和摧残。 在改革开放以后，张钦礼同志反而被诬陷“虚构焦裕禄事迹”而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在张钦礼同志喊冤逝世时，兰考县群众自发地前往悼念。赵国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们如果真的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为何对张钦礼同志的冤案又闭口不谈呢？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赵国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们想借焦裕禄的“尸”还海瑞的“魂”，这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只不过是给他们的反动脸谱上增添了一到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而纪念革命的战士，是为了唤起新的革命。资产阶级当权派们的虚伪面具终有一天被揭下，一切剥削阶级的理论都终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贪官”，而且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天终将到来，这一天正在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