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组织上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况，这是工人普遍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从当前各阶级的斗争情况来看，工人的政治意识不仅落后于资产阶级，也落后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现阶段政治揭露和政治斗争比起经济斗争在工人运动中显得更为迫切，占据首要地位，而全面的政治揭露又先于政治斗争进行，在政治揭露中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在各种斗争中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进而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提供条件。
一、中国工人长期一盘散沙的局面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
从90年代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开始，中国的新工人（区别于改开前的国企老工人）的形成和发展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这三十余年中也不乏左派在工人工作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中国工人从认识上仍旧没有形成阶级意识，也基本上没有形成任何稳固的组织。中国的工人承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却仍旧是一盘散沙。
有很多材料回顾了从 90年到现在中国工人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工人有成长，但这样的成长是缓慢且远远不够的。90年代到21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反抗主要是个体式的，在待遇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也有集体行动，诉求大部分都是讨薪。2003年以后，工人集体行动增多，主要还是发生在福利待遇相对较好的大型外资电子厂，罢工有各厂互相鼓励的情况，出现了区域性的大罢工[1]。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集体行动没什么组织性，通常没有计划，诉求不清晰，主要目的是抵抗资方的减薪进攻，会有一些宣泄怒气的暴烈行为。
2008年以后，工人集体行动的进取性、组织性以及团结意识都有所增强。2010年左右出现了一些进攻性（主动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一些汽车行业的工厂纷纷通过罢工获得加薪，对比之前因为欠薪或降薪引起的被动罢工，这一段时间的罢工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攻性[1]。但考虑这一时期的背景，物价上涨，工人的工资却长期没怎么上涨，而汽车行业利润较高，工人的进攻性涨薪要求也是形势所迫。2013年以后大多数罢工又转回到了防御性（被动对抗资本家的进攻）的罢工，索要搬迁赔偿的罢工最为多见[2]。从组织情况和斗争经验上来讲，在2010年-2014年期间的罢工中，工人在与官方和资方的对抗中经验不断增长，组织性相对以前变强。工人会选举代表，会统一诉求，在行动上也更加团结和坚定，罢工更加持久、更能抵抗住资方和官方的打击。比如2011年深圳海量由公司并购引起的罢工，罢工后提出了明确的诉求（要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给以工人合理的赔偿，即 2N+1 赔偿），在多方压力下持续了22天。在罢工之初围困打人的警察，在罢工中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组织轮流守夜防止警察偷袭。罢工中选举产生的三批代表都遭资方打压，导致工人不再公开选举代表。最终工人争取到了涨薪和0.6N+1 的赔偿等[2]。再比如在2013年珠三角的一场由搬迁引起的D厂罢工中，在罢工前做了很多准备，包括选举代表、统一诉求、确定发动时机、挑选联络员、准备罢工基金和饮用水等。在这场罢工中，也出现了工人代表退缩后又选举新的工人代表的情况，且在罢工中就是否要放走搬厂的板车产生了意见分歧，最终这场罢工以上街游行被防暴警察镇压而告终[3]。可以看到，相对于2008年以前，这一时期的罢工更有计划性和组织性，然而还是有诸多问题，比如工人代表选举一般主要看谁比较积极，工人也没有监督和保护工人代表的意识，工人代表因威逼或利诱经常更换。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波罢工中没有孕育出任何长久的工人组织，相应的斗争经验也没有系统性的传承。
2015年以后，官方的打压、劳务派遣的滥用、经济的下滑，从客观上都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更大的阻力。从2017年到2022年，工人集体斗争整体上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不过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的泛滥催生出了和以前不一样的临时工的集体斗争，比如2020年上海昌硕和世硕争取返费的斗争、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起义、2023年初的重庆大渡口的药厂工人抗议。这几场工人行动的参与者都是派遣工，他们相比正式工更加弱势，无法合法维权，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经济权益，在与军警的对抗也中表现出了更加暴烈的行为。这几场斗争中，以规模大、与军警产生暴力冲突为特点，从物质上展现了工人群体的力量，然而从组织程度上并不如2010-2014年间的罢工，诉求都是纯粹的经济诉求。由于派遣工的流动特点，罢工后工人也四散各地，很难沉淀下固定的组织。2023年工人抗争迎来一个小的回涨。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2023年的工人集体行动是2022年的2倍有多。2023年的工人集体行动多是防御性的经济斗争，制造业罢工多为欠薪、倒闭、搬厂引发的斗争。令人沮丧的是，罢工的组织程度相对2010年前没有任何进步，甚至由于经验未能很好的传承，工人的斗争情况还比不上2010年前。比如2023年深圳艾礼福的罢工，这场罢工中有纠察线，会排班看守工厂，有一定的组织性，但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对于罢工会怎么发展都是走一步看一步[4]。
列宁在《谈谈罢工》里说罢工是“战争的学校”，“罢工教会了工人要联合起来，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但中国的工人似乎在罢工这所学校里没有学习得很好，始终没有联合起来。细数过去十几年，虽然偶有见到一些有工会诉求的工人，但大部分工人没有清晰的阶级意识，甚至没有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没有意识到他们要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与资本家对抗。在被一些左派视为标志性提出“工会改选”的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中，大部分工人对工会没有清晰的认识和诉求。官方工会打人的恶劣行径促使有工人提出了重组工会，但斗争结束后工会改选时，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形式而已，搞这个工会没有意思，有没有都用处不大”，大部分人对此并不积极[5]。2010年-2013年，在工人频繁罢工的压力下，珠三角的官方实行自上而下的工会改革，推动企业内工会直选。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有工会意识的工人。比较典型的2013年的先进微电子罢工，提出了“成立由广大员工直选的新工会”[6]。工人群体也中出现了一些更有组织意识的工人，想要一些跨厂组织，他们通过官方改选的途径选举工会代表，但官方不会让这些看起来“有些激进”的工人当选。明确提出“组织工会”的佳士事件中，参与的先进工人也很少。整体来看，过去十几年，制造业有组织意识的工人还是凤毛麟角。在其它行业也能看到一些工人组织的案例，比如“外送江湖骑手联盟”。垄断平台不断加深对骑手的压榨，骑手和平台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困难，作为个体的骑手面对强大的平台有着组织起来的需求，组织者 “盟主“有着强烈的团结骑手抵抗平台的意愿，也得到了很多骑手的响应。加之，骑手具有全国性的特点，盟主的行动引起全国性的反响。然而，随着社会影响力变大，盟主被抓，联盟在官方的打击下瓦解[7]。
二、工人意识发展的阶段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工人的意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没有阶级意识的，他们会在沉重的剥削下反抗个别的压迫者，他们没有意识这个压迫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在斗争中，工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工人群体是受整个资本家群体压迫的，必须联合起来反抗，这是一种自发的阶级意识；最后，只有工人意识到工人阶级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联系，知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阶级之间的对立，意识到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我，这才形成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中国工人中出现过一些有自发阶级意识的工人，比如珠三角10年—14年制造业提出组建工会的工人，比如外卖骑手中的“盟主“，但这些工人数量很少，且很快就会在官方的打压下消沉下去，组织成果无法保存和扩大。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能看到有组织的地下宗教团体比如全能神，但基本上看不到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工人会为争取多加班而罢工，而不会为争取工会权而斗争，相对美国工人在福耀工厂刚投产的时候就要求成立工会，中国工人的政治意识是非常薄弱的。工人的发展陷入瓶颈，工人自发的发展所能达到的组织水平和意识程度仅限于此，这样的水平甚至无法让工人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
先进工人的产生、工人整体意识的提高、工人组织的形成和正确的斗争策略都需要自觉的政治力量的领导，而革命左翼却始终没有展现出自觉的力量。毋庸置疑，左翼要实现工人阶级意识的提高和工人组织的形成，要到工人中去领导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社会主义者的自觉性绝不只是体现在“到工人中去”，而体现在明确斗争任务和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过去三十年，资本不断增殖和扩张，此起彼伏的经济斗争不断，工人有斗争中取得一定经济成果的情况，但整体上中国工人的经济地位没有实质性提高，甚至变得越来越差。工人通过零散的经济斗争，不可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必须进行组织和联合。然而，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有规模的工人组织都会被打击，工人势必要先争取结社的权利和政治自由，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地位。去年，美国的汽车工人通过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的大罢工取得了大幅度的加薪（最高工资增加33%）、临时工转正、工厂关闭时有权利罢工、缩短达到最高工资的年限等一系列成果。而中国的工人看到这个新闻只能暗自感慨“在中国搞工会和罢工是要被抓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狡猾的统治阶级，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而来，对工人运动更加警惕，工人任何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都会遭到军警的镇压，工人任何组织的苗头都会被官方浇灭，工人组织任何一次可能的进步都要被打击破坏。2018年以后，政治环境进一步收紧，经济的下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使资产阶级更不愿意对工人让利。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斗争的空间非常小，官方会加大力度打压，这势必使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对革命的左翼来说，斗争方向应是政治斗争，现阶段应把全面的政治揭露作为首要任务。政治揭露的重点是围绕工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揭露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比如选举权的被剥夺、组织工会权被剥夺、警察的滥权、官商勾结镇压工人、水电煤气乱涨价反映出的制度性腐败、许多工农子弟被剥夺中考权、抖音发声被删，然后拓展到中帝的国内外政策，进而放弃对政府的幻想，树立“没有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正确理念。要引导工人关注各阶级阶层的斗争，比如张宝山事件和宁陵事件，这些事件实质上是群众对社会不公和官商勾结的不满借助于孩子死亡作为导火索的集中爆发，左翼可以通过对这些事件中政府的不负责任、对民众知情权的肆意压制等的分析让群众明白政府的性质。工人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绝不只是在工厂里就可以完成的，只有工人对社会各阶层都有了清晰的认识，看清了国家各种制度背后的真实意义，才能全面的认清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才能明白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砸碎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政治揭露和政治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并以政治性工人小组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
中国工人止步不前缺少的不是经济斗争的锻炼，缺少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灌输。过去三十多年，工人们经历了不少经济斗争，然而只依靠经济斗争无法培养出工人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政治意识的提高收效甚微。目前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既要组织积极工友学习马列原著，又要基于对当下经济和政治的分析提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现阶段明确的斗争手段、斗争任务以及未来的目标，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比如，工人政治意识的淡薄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人相对于小资来说，更缺乏自由时间，因此，提出限制夜班、禁止两班倒（至少变成三班倒）、在提高底薪的基础上落实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就比增加一点工资更有利于工人增加自由时间以便学习、集会和建立组织，去年许多工人在抖音上手持身份证实名要求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是比增加工资更为进步的工人斗争方向。在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政治宣传和广泛的政治鼓动，将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灌输到工人中去，培养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将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总而言之，从经济斗争的局限性、当下政治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提高工人政治意识和组织性的紧迫任务而言，在工人和其他劳动阶级中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是当下左派的首要任务。
三、政治斗争的现状
在曾经的文章里，我们表达过：“这种环境下，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为了更清楚地表述我们的观点，下面通过对群众自发抗争的分析来表达我们关于政治鼓动与经济鼓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的看法。
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指出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所谓经济斗争，指的是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而政治斗争指的是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斗争。这样抽象的划分大家自然都是认可的，可一旦具体到现实，对同样的一场斗争会分析出不同的结果，甚至于对现状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好比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可以进行政治斗争的土壤，群众斗争的发展也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因此应当建党领导政治斗争，而经济派则认为现在还没有广泛的工人的自发经济斗争，还是应当以发展经济斗争为主。
《前进报》在《简论政治报的作用与地位》一文中进一步具体解释了什么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各阶级围绕国家政权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斗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特点，对工人有着很高的自觉性要求，比如，工人组建工会算不上是政治斗争，要求组建工会的权力才算。《前进报》对于政治斗争的定义非常严格，因为一旦“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混淆起来，这样的混淆是缩减了政治斗争的内容，为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是取消工人政治报的第一步。”对于这样的总结我们都非常赞同，可一旦讲到工人的高自觉性才能够算政治斗争，我们内部便产生了分歧，对于现状的判断也同样有了分歧。我们的一部分同志高度赞同《前进报》，认为只有是工人自觉地与政府进行斗争，提出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才能够算政治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自发与自觉可以是一场斗争中阶级自觉性和组织性的判断标准，但同样还有客观形势下斗争双方的判断，如具体是以工厂主或者资本家集团为敌，还是与政府为敌？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不仅有自发的经济斗争被迫转化为与军警为敌的斗争，还存在着工人一开始就自发地与地方政府进行斗争的实例，也就是说，除了通过自发性与自觉性判断自发斗争与自觉斗争的性质以外，还可以通过斗争对象，斗争烈度（即暴力机关的介入程度）来判断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因为在一些经济维权斗争中，一旦政府介入并采取镇压立场，其反动面目就会暴露出来，群众就会产生自发的政治意识，比如骂他们是“土匪”，“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这种斗争就有可能转化成要求政府改变一些政策的政治斗争。
这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边界较为模糊的原因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产业资本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边界，比如美国政府会镇压群众反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斗争，但对群众的经济斗争形式上一般会采取中立的态度，群众拥有事实上存在的罢工、结社和游行示威权，而中国政府本身掌握着土地、矿产资源、通信网络以及相当多的产业资本（比如城市公用设施，大多数钢铁厂和汽车厂），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区为垄断资本提供厂房，甚至还会帮资本家招工，比如一汽与长春市政府基本一体化，比亚迪和富士康与郑州市等地方政府也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垄断企业发生罢工，政府不仅会第一时间出面，而且会完全倒向资本，所以群众性的反对垄断资本家的斗争或者人数较多的罢工会被政府认定为闹事，会被暴力镇压，甚至被定为刑事罪，所以，中国不存在罢工、结社和游行示威权，政府在劳资矛盾中连形式上的中立都无法做到，工人的经济斗争被动地会被政府赋予政治性质，这个时候工人会迷茫，会无助，这正是需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挥教育和组织作用的时候，教育工人认清政府的性质，学会在力量不足的时候避敌锋芒，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学会分工，为下一步斗争积蓄力量。
尽管分析方式有所不同，但我们都一致认可现在的无产阶级普遍缺乏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没有办法提出科学的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因此培养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便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政治斗争可以分为自发的政治斗争以及自觉的政治斗争（自由派的，工联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自2022年年末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有在对这些运动进行具体分析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做出现状的判断以及未来的方法和策略。我们对这些运动做了大致分类：
第一种是从经济斗争转化而成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斗争是从经济斗争开始，也就是说，其斗争对象是厂长和资本家，斗争诉求是为了在雇佣关系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政府的镇压则让经济斗争的性质有了变化，许多经济斗争在被镇压之后自然是一哄而散，而必然也有遭到镇压后，勇于与政府进行进一步的对抗，上升为政治斗争。
第二种是自发的政治斗争，其斗争对象是政府或者整个资产阶级，斗争诉求是超出了纯粹的雇佣关系的，要求法律上的改善，政策的改变，甚至可能是要求些许民主权利，之所以说是自发，是因为斗争者往往不会从阶级或者阶层的视角提出非常明确的政治口号，不会要求政治改良或者革命。
第三种是自觉的政治斗争，斗争对象是政府或者整个资产阶级，斗争诉求同样往往是针对现有法律、政策和体制。但斗争者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作为阶级或者阶层的一部分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又或者是向着纲领进行斗争，最终是要求改良或者革命。
第一种斗争即从经济斗争转化的政治斗争的典型案例是富士康工人运动。
最初，从全国各地集中而来的工人们因为阴阳混住或者是富士康不再招人被迫遣返与富士康以及劳务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其诉求也并不集中，包括反对阴阳混住，要求遣返费用，《斗争报》把工人反对阴阳混住的诉求直接上升到了反对共存这样一个政治性诉求上，并不符合事实。尽管没有明确统一的诉求，但不同诉求的性质，以及斗争对象都是可以确定的，这是一场针对富士康以及各劳务派遣资本家集团的自发的经济斗争。然而，尽管这是一场自发的经济斗争，其斗争烈度却一点也不小，富士康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抛开了合法的维权，选择了直接的暴力冲突，砸厂，揪人，游行示威，且就规模来说远大于广州城中村斗争，因而成了我们对2022年年末工人斗争的典型印象。但是，这样一场非法的自发经济斗争很快引来了政府的镇压，工人们也不甘示弱，很快就与军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打得暴力机关落荒而逃，政府也被迫抽调河南省周围的军队介入。这个时候，政府直接介入了这样一场经济斗争，并采取了镇压的态度，工人们被迫从与资本家集团的经济斗争转向了高烈度的与政府暴力机关对抗，这时候富士康工人们仍然没有统一的经济诉求，遑论是跟进一步的政治诉求，只是开始意识到要与政府进行斗争，并从厂区内的游行示威转变成了市区内的游行示威，向当地市政府进发。即使是这样的一盘散沙，也展现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让专制政府被迫屈服，当然专制政府也很聪明，面对空有力量而没有组织与意识的工人们，只是用一些符合工人们切身利益的小恩小惠就摆平了一场可能的暴动。富士康上万工人缺乏明确的诉求，规模很大但也缺乏组织性，斗争对象也只是被迫从资本家集团转变为政府，富士康运动在展现无产阶级力量之余生动地表明了“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富士康工人运动的烈度展示了大工厂为无产阶级创造的条件：强大的物质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们极度缺乏的政治组织与政治意识。
第二种斗争即自发的政治斗争的典型案例是广州城中村斗争。
广州城中村的斗争早于富士康工人斗争，参与斗争的主体是小作坊的工人和老板，这些小作坊老板生产规模小，自己也参加劳动，因此与工人的关系并不特别对立，疫情封控下，一方面是政府要求他们花钱购买物资，另一方面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缴纳租金，因此这些工人以及小作坊老板要求减免租金，政府免费派发物资，但这些诉求很快就发展为了要求解封，要求不再测核酸，工人们斗争的对象非常明确，就是政府的封控政策。因其斗争对象以及诉求的原因，斗争很快就发展出了一定烈度，当地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城中村工人们，而工人们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包括把警车推翻，冲出围栏等，而在之后，也有不少工人被捕。这场斗争的规模、组织性远不如富士康的工人斗争，成果上也远不如南海本田等2010年左右的经济斗争，很快就在舆论层面上被压下去，在左派中的讨论度也不够高，甚至于在《解放报》看来，这样一场斗争是半无产阶级的斗争，其中的工人们都是散工，这场斗争是散工们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作坊主合作进行的纯粹为利益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我们与他们的分歧不仅在阶级分析上，还在于这场斗争的性质上。广州的城中村斗争非常值得研究。首先，这样一场斗争当然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斗争，或者说，古往今来，有哪一场斗争，起义，革命不是为了阶级的利益而发动的呢？这样的“利益”过于空泛，就和“任何经济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样，在非特定环境下，只是一句没用的空话。在诉求上，康乐村的工人们直指国家政策，这样的诉求也决定了他们的斗争对象——军警与政府，而他们直接与军警对抗的行动，更是奠定了这场运动的性质，斗争对象是政府，斗争诉求是改变现有政策，争取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是一场自发的政治斗争。这样一场直指专制政府甚至敢于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的斗争，在中国还是少有的。
虽然在组织上，工人并没有什么进步，但在专制政府的压迫之下，工人已经能够模糊地意识到敌人是谁，且抛开了合法形式，并不畏惧于暴力冲突，令人鼓舞。
第三种斗争即自觉的政治斗争的典型案例是自由派领导的白纸运动。
富士康运动以及乌鲁木齐大火后，乌鲁木齐，上海，武汉，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城市以及高校发动了松散但诉求明确且统一的解封运动，除了武汉的汉正街是明确以小资产阶级的小商店老板为主导的斗争以外，其他地区的解封运动都没有特别突出的阶级起到领导作用，因此可以说，解封运动整体上是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共同发动的反对专制政府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中，各阶级的市民们采取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包括合理运用“二十条”，冲破关卡，游行示威等等，进行斗争的小区以及城市基本上当天就被迫解除了封控，在那之后，很快全国各地都解除了封控，显然这确实是这场政治斗争造成的影响。
在解封运动中，自由派乘势而起，借着混乱的局势以及广泛且统一的政治诉求进行了广泛的政治鼓动，很难说是自由派领导了这样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但市民的解封运动与白纸运动确实互相影响，白纸运动提出的部分政治口号基本符合当时参与斗争的各阶级群众的利益，如反对官僚主义，要求解封，因此在游行示威时，有不少市民也愿意跟着喊出这样的口号，造成了仿佛自由派非常势大的错觉。同时，如果没有各阶级群众广泛介入这场政治斗争，自由派的口号也没有办法传播。自由派为左派生动展现了什么是政治揭露与政治鼓动，以及在一场斗争中要如何进行政治鼓动，这是这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左派从来没有做过的，值得左翼借鉴，但同时，当下的自由派也与历史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单独的运动与斗争，因此不得不借助其他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又没有办法对无产阶级进行严肃的组织工作，因此尽管自由派能够凭借自己的政治口号站在运动的前列，却没有办法抵挡专制政府的镇压，与富士康运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是这两年来较为典型的群众斗争，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规模也较大，从这些运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说2022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政府打压NGO之后），工人们在经济斗争中可能被政府轻易镇压，不敢反抗，那么经历了疫情等各种政治经济压迫以后，工人被动有了一些政治意识，但这样的政治意识还不够自觉，既没有工联主义的倾向，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至多是受到了自由派口号和诉求的一些影响。但这样的变化已经足以让无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更主动地介入到各种政治斗争当中，甚至于从被迫与政府进行暴力斗争转变为主动与政府进行暴力斗争，保障自己的利益并且提出政治诉求。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两年来，在最尖锐的矛盾中爆发了各种性质的自发的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只是表明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还是客观的压迫已经产生了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土壤，不代表政治斗争一定能够向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前进，甚至于还没有达到“民主革命”的要求，富士康运动更是表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斗争在现在的专制环境下根本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政府财政收入与垄断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必须要为这些寡头服务也就是镇压工人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斗争，使得工人的经济斗争被动地转化为针对军警的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行动，而没有政治组织以及自觉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们又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一场能部分保留组织成果的政治斗争，空有力量，却只能在“符合工人们切身利益”的安抚下妥协，并被清算，令人唏嘘。客观来说，无产阶级中还没有出现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以及南俄工人协会这样提出了政治自由纲领的政治组织，既因为工人不够自觉，也因为专制政府的打压，更有社会主义者放任工人自发性不进行自觉教育的原因。与之相对的，哪怕自由派可能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他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介入到各种斗争当中去，不论是2015年左右的工人斗争，还是2022年的这些政治斗争，影响了不少参与者，自由派的口号以及简短的纲领也广为流传。而我们需要去做的，则是给各阶级各阶层的各种斗争赋予自觉的社会主义性质。另外，从上文的典型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影响力大的，席卷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必然是全社会各阶级共同参与的，因此，参与到各阶级中去，并且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影响其他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下来就尤为重要。
2022年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学生，工人，职员，小店主甚至可能是资产阶级都参与其中，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多么可惜，如果我们有一定的组织性，把零散的社会主义者都组织起来，且有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为主的广大群众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的报导与揭露，进行宣传与鼓动，呼吁工业区工人支援学生和市民运动，并要求学生和市民介入帮助工业区工人的运动，并且危险性也远比和平时期进行鼓动要小得多！这对于无产阶级的教育以及组织能够起到多好的作用啊！——可惜我们放任政治运动的“自然”发展，眼里只有最符合工人利益的劳资纠纷，而自由派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的政治口号大范围传播，反思一下，既有我们客观上没有组织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想来自由派也未必会有一个严密的全国的组织），也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其他阶级以及政治斗争的原因。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对经济派的评价一样：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这样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的派别。
四、政治斗争的现实途径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每一场经济斗争中过于拔高工人的诉求，提出彻底的革命口号，而是说，工人们应当在斗争中放弃幻想，明白知道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做好被镇压以及利益收买的准备，在坚实的政治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的领导下，提出适当的口号与诉求，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用每一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广泛组织工人，并且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各阶级的斗争中去，通过各种政治口号与诉求把社会主义革命传播到各阶级中去。
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主义者们应该首先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与政治教育（包括宣传与鼓动），让自发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转变为自觉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且在组织了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喊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口号，吸引社会各阶级参与到斗争中来。政治斗争已经逐渐兴起，有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而我们的同志们还把眼光放在自发的经济斗争上面，甚至于认为只有经济斗争才是最能够吸引工人们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的手段，实际上是远远落后于无产阶级，成了无产阶级的尾巴！诚然，有不少同志确实是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现状，也不明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因此得出要通过经济斗争吸引无产阶级的结论，但也有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提，纯粹是因为惧怕牵涉到政治的斗争的危险性，以佳士为例，有些同志不是去分析如何更好地进行这样一场运动，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任何超出合法经济斗争的可能性，认为这给整个左派带来灭顶之灾，恰恰相反，唯一给左派带来灭顶之灾的，只会是长期陷入合法斗争范畴，固守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否定左派的工业化工作以及工业化工作方式必定带来的建党结果的这种经济主义思潮。
在各种斗争当中提出自觉的口号自然是危险的，但革命本来带有牺牲和冒险，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危险有些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甚至于是可以通过组织手段解决的，有些则是会因为斗争的形势变化变得不再危险，解封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忽视现有的政治斗争，不去介入领导，交给自由派去领导；反对可能发生的政治斗争，认为过于危险，且与工人的切身利益太远，这些都是曾经的经济主义的观点，即使在今天，还有不少同志们认为只有经济斗争是阻力最小的路线，是最符合工人运动发展的，是吸引工人参与政治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
当下，工人通过斗争获得的些许政治成果比如直选工会的权利基本都被剥夺，连合法的非政治性的涉工类公益组织也被取缔，国家对工人集体斗争的镇压力度也在加大，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的时代，正需要我们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合法维权难以进行，非法经济斗争无法开展，容易遭受镇压，在斗争方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首先在觉悟工人中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口号，在各种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的乃至一般的民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即使没有进行政治鼓动的条件，即使群众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斗争没有丝毫发展，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也应当去开创这样的条件，比如在各种斗争中尽可能对当局的各种政策进行政治揭露，宣传左翼的政治主张，尽可能保留和扩大组织成果，从而去领导群众运动，而不是跟在群众后面。更不用说，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于群众运动了。
那么，如何着手呢？找到已经有一定觉悟的积极工人，发现萌芽状态的工人组织，对这一工人潜在的先进阶层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影响和提升，是可以把政治斗争变为行动的第一步。在这种初步的工人组织中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和政治教育，启发工人的政治意识，使其在各种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斗争中分析力量对比和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无论是胜利或失败后能及时总结经验，保留组织成果，扩大觉悟工人的数量，建立更多的政治性的工人小组。同时，应该探索在工人群众中发行政治报的具体形式。全国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这些小组织在统一的政治纲领和统一的机关报下的集合，如果没有这些小组织的一定数量的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只能是空中楼阁。
参考资料：
[1] 《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工人自习室
[2]《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3] 《珠三角2013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 工人自习室》——工人自习室
[4]《工厂停工潮中的工人行动——深圳艾礼富工人罢工侧记》——新十月
[5]《工人代表自述：2010 年南海本田罢工》——工人自习室
[6]《罢工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红色中国网
[7]《外送行业发展及工人抗争简述》—— 工人自习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