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自发的斗争运动对付资本家是足够的，但对付资产阶级确是完全不够的，革命者的任务是进入到工人群众当中，进行长期的艰苦的融工工作，将工人斗争的洪流组织起来，将五根零散的指头组成一个坚实的拳头，打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面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剧，工人自发的进行经济斗争将更加剧烈，而马列毛主义者不仅要引导工人阶级反抗斗争，还有形成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工人运动网络，一步步积攒阶级力量，炮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此既要把握住时机，宣传灌输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要建设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批判泛左翼路线并联合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削弱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阶级斗争的形势向来是螺旋上升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是这样——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工人斗争的数量和规模在整体上是持续上升的；另一方面，随着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又会周期性地爆发大型而集中的工潮。自改革开放以来共发生了两次工潮，第一次工潮从九十年代开始，因国企改制，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引发老国企工人大量抗争；第二次工潮则由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一直持续到2015、2016年，主力军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工人。经济危机发生时，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充，到危机后期，即2009年开始，因为经济复苏而使企业面临用工荒，在危机中蓄积的工人阶级力量就迅速爆发出来，在数年内造成工人斗争的连续的爆炸式增长。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至2015年，全国在主流媒体上搜集到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竟有2775起之多，是2012年的近9倍。在这期间，爆发了苏州联建工业区大罢工、南海本田大罢工、深圳ASM厂大罢工和东莞裕元大罢工等震惊全国的工运事件。2016年以后，工潮褪去，工人集体行动事件虽然减少，但是仍然维持在比工潮来临前更高的水平，并且锻炼出了一批有斗争经验的新工人和大量工人自发组织。
自后疫情时代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爆发，新一轮工潮的来临已经势如破竹。2022年底疫情开放以后，因为经济复苏而导致工人斗争激增的景象，完全是2009年-2016年的工潮的重演。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23年全年，从主流媒体上搜集到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共1794起，是2022年（831起）的两倍有多。而这种增势在今年（2024年）完全没有衰减的迹象，到了4月尤为明显。
2024年4月从媒体上搜集到的罢工斗争至少有以下这些：
3月30日和4月1日，浙江杭州，创越时装有限公司的工人发起罢工，要求即将搬迁厂区的公司对工人作出赔偿。
4月2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奥克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临时工发起了罢工行动，以抗议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资。
4月2日至3日，河北省大城县，启迪数字环卫（合肥）集团有限公司5个月没有发环卫工工资，百人以上工人集体前往县政府罢工，警察出动镇压。
4月4日至6日，浙江嘉兴，佰益进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人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罢工，以抗议公司的工资过低。
4月8日，贵州贵阳云岩区，在建楼盘观山甲第拖欠工资，导致数百建筑工人集体罢工。
4月9日至10日，广东深圳，盈冠工业有限公司员工连续两天集会，抗议公司以放长假的方式变相裁员。工人们担心公司在长达六个月的休假期间将工厂内的设备搬走。
4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的饿了么骑手因收入过低而发起了集体罢工。一名骑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由于受某骑手“三年收入102万”的误导，近期有很多人加入了外卖骑手行业，导致上海市骑手数量激增长，以至于很多骑手每天工作18小时才能挣到150元。
4月10日，广东惠州住润电装有限公司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变相裁员。
4月10日，广东深圳，平田精密的员工抗议办厂，发起连续几天的罢工。
4月10日，江苏昆山英隆机械工人因工资太低发起罢工。
4月10日至25日，山东省海阳市，山东海阳核电项目从元月开始不发工人工资，百人以上工人持续15天集体大罢工。
4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太平货柜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为求加薪，百人以上工人罢工要求涨薪。
4月15日，辽宁省大连市，汤本汤酒店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下属汤本汤温泉物语洗浴中心拖欠员工工资，上百名员工前往市政府讨薪，警察出动维稳。
4月16日，河北省秦皇岛市，秦皇岛精工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工资将近三个月，一百多工人集体罢工。
4月16日，山东威海，一位滴滴网约车司机，在群里讨论组织五一全国司机停运罢工活动，账号便被平台静默，无法接单。客服表示账号被限制接单的原因是参与组织罢工，并要求司机签署安全承诺。威海市滴滴服务经理称，想要恢复账号，需要解散群聊，并保证不参与停运罢工活动。4月18日，一则关于“网约车司机煽动停运涉稳风险提示”的政府文件被曝光。这则署名为“中共恩施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文件宣称侦测到网络中上海、宜昌、襄阳、长沙、岳阳、深圳、济南、成都等地网约车司机预备在5月1日进行罢工停运。
4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2023年度建设项目[施工七标段]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罢工讨薪。
4月17日，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全成信电子有限公司倒闭搬厂，拖欠员工社保及公积金，不给予经济补偿，数百名员工集体罢工，遭到领导殴打和警察镇压。
4月17日，广东深圳光明新区中建一局工地欠薪，建筑工人集体罢工。
4月21日，浙江省余姚市，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罢工堵门讨薪。
4月19日，天津市宝坻区，北京安艺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拖欠保安工资七个多月，保安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后罢工讨薪。
4月19日，江西南昌。奥克斯电子厂在近期下调了工价，原定27元的时薪被降到了23元，引发员工罢工抗议。抗议期间有员工被警察强行带走。
4月21日，甘肃省庆阳市，鸿福保洁公司环卫工人因工作时长、待遇低，集体罢工。
4月22日，江西省上饶市，江西欧美意鞋业有限公司老板减工价，员工罢工抗议。
4月22日，广州省惠州市，广东盛正建筑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工人罢工。
4月24日，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市第一医院东部新院区医疗区域建设项目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罢工。
4月24日，四川广安岳池县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抗议当地政府强制他们更换（购买）新能源车。
4月25日至26日，浙江宁波新乐造船厂，工人们连续两天到办公室静坐，讨要自己的工资。二十多天前，他们的老板突然宣布关厂，但至今没有结清工资。
4月26日，四川绵阳游仙区好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罢工，抗议公司乱扣绩效。
4月26日，江苏无锡，尚德工厂2000工人大罢工与警冲突。江苏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由于订单短缺，决定从5月1日开始给无锡工厂的员工放长假。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员工的不满，他们认为公司正在变相裁员，因此发起了罢工，并要求公司对员工进行合理赔偿。员工们举着“反对放假、我要生存”等标语，在厂区内集会。当地政府出动了大量警察进入厂区，试图平息事态并阻止工人外出游行，一度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
4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学及实验综合楼建设项目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罢工讨薪。
4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拖欠职工几年工资及社保，职工罢工讨薪。
另还有越南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两起：
4月6日，越南某中资工厂，工人们集体罢工抗议主管辱骂一名未满18岁的工人。
4月14日，越南隆安工业区，中方主管打骂工人引发全厂工人罢工。
除了罢工以外，工人为了讨薪、加薪而做出的其他自发斗争，例如威胁跳楼、拉横幅等等，更为密集，至少数以百计。真可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从上述这些势如暴风骤雨一般来临的罢工斗争中我们能够看到，工人们的诉求以讨薪、加薪、抗议办厂为主，而正是因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危机的到来，工厂欠薪、搬迁的情况才变得尤为频繁；而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这些情况只会加剧而不会缓和，工人斗争自然就只会增加而不会衰减——不仅发生量变，而且要引起质变，否则就是形而上学。这样的斗争变化趋势不仅是2009年-2016年工潮的重现，更是过去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现。
但是，每一次斗争绝不仅是对上一次斗争的机械重演，一切上一次斗争中失败的情况，都在这一次斗争中得以改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新一轮工潮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斗争形式上都应比上一轮工潮更进一步。首先，自1994年起，国内的生产过剩不断加剧，致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工人阶级待遇越来越低，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和中修政策日益不满，而资产阶级在生产过剩危机中日益削弱，抗风险能力越来越低——这些情况比上一次工潮（特别是疫情以来）更加发展了，矛盾更加突出了。第二，上一次工潮磨炼出了一大批有斗争经验的工人和工人自发组织，工人们的阶级意识提高，懂得联合（例如2018年塔吊工人全国联合罢工），不仅会进行防御，还会进行进攻，主动向资本家提出要求，组织工具也变得多样（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时工人们开始运用互联网进行组织动员），且使得工人们具备了一定的反侦察经验（例如会使用拼音、谐音来代替一些敏感词），这些斗争成果都将在新一轮工潮中显现出来。第三，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人斗争，淘汰掉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路线和机会主义者，例如上一轮工潮中活跃的改良主义组织、托派组织、2018年左倾盲动主义的佳士路线，都因为路线上的错误而遭遇了失败，因而逐渐退出斗争舞台，而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进行融工的同志则能够长期地保存力量，并有较大的发展，他们扎根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同工人们建立了广泛的、深厚的、长期的联系，在新一轮工潮中，全国各地起来的工人斗争一旦和马列毛主义的融工左翼结合起来，其将表现出上一轮工潮完全不具备的力量，而使得革命形势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在历史的火车头急速驶来之际，泛左翼们仍然深陷泥潭主义，无限期地延后革命实践。泛左翼对革命形势的麻痹，一方面是因为中修当局对于工人斗争消息的全面封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亲自参加到阶级斗争当中去，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缺乏全面的认识。毛主席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一些同志闭眼不看社会上的工人斗争，仍蹲在大门里在那里犹豫：“革命？到底该不该搞呢？”要么不敢实践，要么实践起来就闭门造车、瞎搞一通，前者就是右倾，后者就是左倾。他们全然不知，现在中国的工人斗争，完全不是搞或不搞的问题，而是工潮即将爆发，而如何使其组织起来、引导至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的那样：“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现在，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潮也将要来临了，无论我们对于工人运动采取支持、回避还是反对的态度，它都不会衰减下去。“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参与到工人斗争当中去，绝不是等待工人运动已经爆发了，再像一个救世主一样天降到工人队伍中，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去领导他们。这样的革命路线不仅是经验主义的、盲动主义的、流寇主义的，而且是根本行不通的。工人们凭什么要跟着一个从来都不认识的人走？凭什么信任你？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在一般的革命低潮时期就扎根在工业区内，同工友们建立深厚的战友一般的手足情谊，并在工友中逐步开展政治灌输工作，观察时机，适时地发动斗争。平时通过讨薪、加薪、争取加班费这样的小的斗争（哪怕只是经济斗争），把工友们同革命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工业中心的工厂一个一个地转化为左派的根据地，以为了更大的斗争做准备。列宁同志说：“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组织必须建立好，以便随时能够立即展开自己的活动。”（《从何着手？》）泛左翼的同志们现在在岸上观望，在等待，等到工人运动已经爆发出来时，就只能手足无措、追悔莫及，一行动起来就必然左右摇摆，或者只能装作满腔热血的样子在岸上大叫“好得很”。作为结果，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就只有被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就只能走上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的道路。我们劝告这些深陷泥潭的同志：“工人们已经斗争起来，而我们这些自称‘左翼’的人却还在等待，岂不惭愧吗？革命的火车头即将到来，不要等车过了站再望洋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