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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断逼近,使得统治阶级在任何能找到收入的地方从劳苦大众身上搜刮民脂民膏。在农村中也是如此。根据推特频道“昨天”的收集,在快过去的4月,全国各地有至少20起农民斗争的案例。在阶级斗争在农村中也快速发展的当下,革命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理解农民的斗争?要怎么制定自己的纲领?工人阶级又要怎么帮助农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透彻地了解农民斗争的现状,和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农民斗争的一般性质。
近期农民斗争的特点和意义
最近农民的斗争,大多数是直接与经济诉求挂钩的。这类斗争往往采用集会抗议的手法。在以下例子中,政府由于缺钱便直接抢劫农民。损失类型包括强征土地和失地补助两类。而农民则以集会向政府施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往往没有结果。这正是因为资本家老爷们的政府早就投机倒把完了他们从农民和工人身上剥削来的钱,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月24日,广东广州番禺区沙溪村,村民再次集会维权。因为被逼迁、村委账目不明等原因,沙溪村民此前发起过多次维权行动。
4月22日、23日,河南洛阳涧西区三山村村民连日集会,起因是在拆迁数年后,村民们即将拿到自己的安置房时,却被当地政府告知,他们的安置房需要自费购买。
4月23日,天津蓟州区西龙虎峪镇燕各庄村民到镇政府集会,抗议镇政府强行出卖他们的土地。
4月22日,甘肃天水武山县龙台镇马年村段家窑,村民集会抗议当地政府强拆他们的景区。
4月22日,内蒙古通辽奈曼旗西湖村的村民已经持续维权一个月,以抗议西湖渔场强占他们的土地。
4月22日,广东江门周郡村,村民们在村委静坐,抗议当地政府拖欠他们的征地补偿款。
4月21日,海南海口秀英区东山镇东升村委会后黎村上百村民集会,抗议当地政府强占他们的坡地。
4月17日,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利业街道利民村的失地农民到利业街道集会,要求当地政府兑现承诺,发放他们的失地养老金。
4月17日,广东广州黄埔区横沙村,村民们集会追讨被当地政府拖欠的临迁费。
4月8日,广东广州白云区潭村村民集会,抗议当地政府的拆迁赔偿标准太低。
4月24日广东广州番禺区沙溪村村民集会维权。
除此之外,阻断交通也是斗争再升级的一类手法,较为少见。这往往是与城市紧密联系的农民们发起的行动。
4月25日,河南洛阳洛龙区张沟村的村民阻断交通,讨要他们被拖欠的土地租金。
4月16日,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刘店村,村民们因为正在建设中的焦平高速没有给他们修建天桥而发起抗议,结果遭到了施工方的殴打。
4月16日,辽宁葫芦岛的绥中县东戴河,地方政府已经拖欠了本应每月支付给村民的土地征用补偿金长达23个月。在多次维权未果后,数百名村民发起堵路行动,封锁了万家镇政府的交通。
4月13日,湖南长沙岳麓区岳华村的失地农民堵路,抗议政府拖欠征地时承诺他们的保险。
4月25日河南洛阳洛龙区张沟村的村民阻断交通,讨要他们被拖欠的土地租金。
直接冲突是当前农民斗争中最激烈的手法。农民们能够自发动员自己的宗族和邻里组织,直接与统治阶级对抗,展现自己不小的力量。
4月25日,陕西西安周至县渭中村,村民们在阻止火葬场施工时,与安保人员发生了冲突。为抗议当地政府的强制火葬政策,渭中村村民于2023年4月发起维权,持续至今。
4月24日,广东深圳福田区水围村与皇岗村共用的庄氏宗祠遭到村委会强卖强拆,现场抗议强拆的数百名民众们拉着横幅维权,发动阻工。
4月16日,广西贵港平南县东华镇六村岭,村民们发起了阻工行动,以此来抗议地方政府在建设高速公路过程中阻断了村民唯一的出入道路和排水沟。
4月16日,河南南阳构林镇郭庄9组,村民们阻止风力发电站强占他们的土地,与对方人员发生冲突。
4月10日,陕西富平县,当地政府为了修建西延高铁,暴力强拆了一个草莓采摘园。
4月6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车江镇,村民们与十牛山水景区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景区内有他们的传统墓地,但是景区管理方却以租赁土地的名义占据了这些土地,并且禁止村民进入。由于无法进入景区,村民们用棺材堵住了景区的入口。当地政府和警察调解无效,双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4月16日,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刘店村,村民们因为正在建设中的焦平高速没有给他们修建天桥而发起抗议,结果遭到了施工方的殴打。
农民们如此激昂的斗争,可谓是数十年来少见的。到底是什么社会进程,在促使着农民们进行斗争呢?这就必须对农村中的巨大变化进行纵观性的分析。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共产党宣言对于资本主义有一句很重要的概括:“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对农村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言也是适用的。进入现代以来,经过了人民公社的强制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中持续发展的资本化、工业化,中国农民正在面临着缓慢、但仍然重大的革命性变化。作为一个阶级构成复杂的社会群体,当代农民正在迅速地沿着资本主义的形式分化:根据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差距,发展出在上层的农业资本家,和在下层的农业无产者。
在中国资本主义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农村和农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动力。1978年以来,资本主义改恶,并将土地的经营权和继承权(实际上的所有权)私有化,这使得农村回到了每个农民仅经营小块土地的小农时代。但小农已经不再自给自足,而是与资本主义改恶、城市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随着私有制在农村复活,农民进行集体投资,成立了80年代以来的第一批资本主义的乡镇企业。除此之外,土地的流通性,也使得数亿农民得以离开农村,流动至既有的大城市,最终都成为了城市工人阶级。四十余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中,政府严苛的农业税抚育了本土工业。这一切的一切都大大促进了中国整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统治阶级几乎是在大肆抢劫农民,导致资产阶级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不断尖锐化。
但200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工业发展迅速达到较高水平,工业对农业的压榨逐渐地降低,甚至逐渐开始增加农业补贴。2012年以来,情势发生了重大的翻转,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达到瓶颈并停滞,在习近平派系的主导下,大幅加大了对农业的资助,并尝在有限范围内,“兼顾培育【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大公司】和扶持小农户”。这突然的变化是由于中共官僚认识得到,小农生产的历史性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主要进行小农生产的中、老年农民在10-20年内将完全退出劳动力队伍,而大多数老年人的子女,已不再进行农业生产;根据2023年最新的土地法,空闲土地的将会受鼓励出租、出售,或是重新收为完全国有,包括已消亡的承包户。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家有意愿主持计划经济式的集体化农业,而是透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将更多土地集中化,投入更多生产资料,进行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看到,中国的农村面临的是大量资本持续地注入农村,为农村更快速地带来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即农业雇佣劳动的持续扩大,和务农者进一步的无产化。
在过去,中国官僚考虑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巨大的混乱,还不能够冒进地推进其发展。而现在正发生的进程是,由于统治阶级债务高磊、自身难保,只能进行紧缩政策降低支出,或是寻找其他方式创造收入;但这两者无论如何都是必然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悬崖边上的人是不择手段的,因此统治阶级几乎是在大肆抢劫农民,导致资产阶级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不断尖锐化。而显而易见,当下在中、老年农民大量退出劳动的过程中,他们正面临政府联合资本家大量强制出卖、回收承包土地,无法补偿农民的问题。改革开放对土地财产权做出的含糊定义,在当下资本主义危机时与贫农产生巨大的冲突。
农民斗争的性质
前文我们展示了,农民运动在与统治阶级激昂的斗争中展现出不小的力量,但它毕竟和工人运动的性质不太相似。革命家需要具体地分析其中的性质,才能够将农民和工人的运动结合起来,激发劳苦大众之间的团结,进一步推进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本质上,目前的许多农民运动有重大的小资产性质,这是个双刃剑。当前的中国还有最穷苦的三亿农民工和不到两亿主要务农的小农。对于他们,土地和农业工作依然是成为他们攸关生计的、小而重要的资产。所以当统治阶级攻击他们的土地时,这一方面刺激他们去作激烈斗争,可又限制了他们斗争的高度。纯粹针对土地问题的斗争,其目的并非是打败资本主义,而仅是保留维持生存用的土地、住房或是失地赔偿金这类的小资产。可问题是,这些就算这些小资产能归还于劳苦农民们,资本家们只要依然控制着银行、政府、和企业,这些土地斗争的收获很快就会被压迫者再夺走。或许是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或是村镇官僚的坑蒙拐骗,资本家兼大地主们总会有办法将这些小资产夺走。农民运动在其起点就已经暴露了自身的弱点。它诉求的出发点并不能彻底地达到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而如果没有摧毁资产阶级,他们的反攻一定会摧毁农民的斗争果实。
具体地来看,我们还可以从运动的手法中看出许多农民政治视野相对狭隘。本月的数次阻工事件中,许多农民为了阻止土地被剥夺,直接与施工的工人起了冲突。这种暴力冲突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毕竟侵吞土地的是资本家,这更将工人和农民们不必要地敌对起来。工人和农民都是穷苦人,比起资本家而言,他们之间没有互相反对的利益。今天资本家扮演大地主抢了农民的房子和土地,明天又何尝不会侵吞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呢?工人和农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同时压榨所有穷苦人的资本家。工人在长期与工友合作,也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眼界更宽,很容易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可对于孤立生产的小农而言,面朝黄土的生活难以培养出这样的眼界。
工农运动应该要互相促进,使得阶级斗争的大火越烧越猛,直到彻底捣毁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
除此之外,农民的独立力量也显然不够。当今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工人阶级无论是人数还是重要性都占绝对的主要地位。农民组织往往有地域性、宗族性的限制,在人数规模较少的同时,还非常地临时、松散。最近一个月最令人深刻的一场农民斗争,可以说是4.24日深圳的农民示威。但从现场看来,两个村庄的总参与人数也不过百人,恐怕在警察部队面前难以匹敌。而4.26日无锡发生的大型罢工之中,一个大型工厂中就能团结起2000名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性工人,而当地的警察在他们面前极其地惊慌失措。可以想像,如果有同样的工人组织能够介入深圳的运动,那么农民斗争也并不难赢。
当今的农民运动再一次证明,尽管其能量不小,但农民作为一整个阶级没有独立的领导能力,更是缺少足够的力量打赢资产阶级。只有工人的领导和援助,才能彻底击溃资产阶级,为农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也能从农民运动的成功中,给予资本政府痛击,招募更多的阶级斗士来推翻中国资本主义。工农运动应该要互相促进,使得阶级斗争的大火越烧越猛,直到彻底捣毁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当然,工人阶级必然扮演着最重要的领导角色。
社会的总危机正在剧烈爆发,劳动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对于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在农民问题上采取正确而灵活的立场,制定即时的过渡纲领才能将农民这一小资成分薄弱,但人数众多的受压迫群体吸收进整个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是推翻中国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
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过渡纲领
在可见的未来,大规模农业的资本主义和职业农业工人将主导中国农村。因此,革命共产主义者不再有必要将我们的社会纲领降低为“重分土地”等小资性质的诉求——事实上,这根本不是现在农民的诉求——而是耐心、友善地用城市工人阶级的手段,帮助传统农民解决生计问题,并尽可能地在斗争的过程中,直接培养他们接近工人阶级的意识,使得他们可以直接加入工人阶级的斗争队伍中。
对于半农半工的农民工,农村土地显然是辅助性的收入来源,他们既然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工,就可以视为城市工人阶级,鼓励提出城市生活中的过渡纲领,比如“降低房租”、“提高工资”等。但在对主要务农的贫农,在土地问题上则需要具体地谨慎对待。农村土地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土地的所有权对他们的生计是决定性的。
而尽管传统农民仍以务农为主要生计,但他们的生活早已不是前现代、脱离市场的自给自足式生活。他们往往需要将自己的农产品通过市场贩卖,来获取其他社会化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哪怕是洗衣粉这样简单的东西,以及供给子女教育用的非常重要的金钱。他们往往也抗拒让自己的子女继续务农生活,希望他们成为“城里人”,即无产阶级。哪怕继承农田使用权,他们也要求的是工业式的经营。归根到底,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的农民仍旧生活在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内,他们深深惊愕于城乡物质文化生活的巨大差距,非常向往更发达的城镇生活条件如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基于此,革命纲领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其所能许诺的未来生计如何百倍优于他们目前的生计方式。
革命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一切压迫,我们坚决反对资本政府抢劫农民土地的行为,鼓动工人阶级支援农民的抗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向现在农民群众解释,单单夺回土地和赔偿金不是一劳永逸的,资产阶级永远会趁机夺回这些收获——由此,我们进一步将他们的意识过渡到革命的最高纲领——他们也应该和工人阶级一同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守住自己的斗争果实。并且,在我们的革命中,发达的工人国家治下将有繁荣的计划经济,能提供各类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来帮助农民驶向工业化农业经营。这种纲领下,工人和农民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社会化土地的任务将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轻松地完成,社会主义未来也会在充满着稻麦的谷仓和佳肴的餐桌上找到。
工人、农民联合起来,阻止资本政府抢劫土地!
全世界受压迫者,联合起来!
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