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多数情况下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马列毛主义者们应该通过政治揭露，阶级斗争以及搭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被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组织，来逐步唤醒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最终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
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要求通过强制手段消灭宗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自己去丢菩萨，而无需别人过早地包办代替。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会通过宣传等方法逐步改变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认识，从而积极促进他们从宗教的麻痹中醒转过来、积极唤醒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力量的意识；对于宗教人士，也会是采用在思想上宣传影响而不是物理消灭的方法。一言蔽之，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将以温和渐进的方法，最终消除一切宗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再以科学、唯物主义等取而代之。
圣诞节已然过去，中修政府机构的一封对宗教界的贺信却留了下来，而在前不久的20日至21日期间，更是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基督教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强调以习思想指导宗教工作。可以看出中修对于如今的宗教界是十分关注与重视的。
列宁曾在1909年写过一篇《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其中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正确面对宗教，我们发现列宁不仅说过且一直在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那么为何号称坚持马列主义的中修却公开纵容甚至是“积极支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吗？这是如中修所声称的对马列毛主义的“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吗？
谈到现如今中国的宗教发展，国内外的媒体报道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因为尽管墙内外对于中国宗教的“中国化”褒贬不一，但都普遍认为信教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是在文革结束我们总设计师“拨乱反正”后才出现的事。笔者于是也去查找了相关资料，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便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而这也是毫无悬念地得到了批准，于是在1982年中修便发布了宗教工作上“拨乱反正”的总结性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我们暂且先放放其中的观点与政策，来看看其中提到的当时的宗教情况。
我们发现在毛时代信教人数几乎是没怎么发展的，那么就如同如今墙内外资产阶级媒体所污蔑的那样，毛时代疯狂迫害打击信教人士吗？可以发现赵国官方的数据也并不支持他们的说法。因为信教人数并没有显著下降，当然也有宗教网站说这是教徒历经磨难，依旧信念坚定。可毛主席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便讲到“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于是，他们找不到官方的文件来背书，也只能例举教徒方的一面之词，并把锅都扣到红卫兵上，全然不提红卫兵的成分之复杂。那么毛时代的宗教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回顾毛时代的宗教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到57年的过渡阶段，再到57年到76年的反右防修阶段。对于这两个阶段，许多反动分子会说，前者坚持了信仰自由，而后者没有，于是乎，在文革前不久被打倒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走资派上台后便得到了“昭雪”。那么对于李维汉的批判究竟是否是错误呢？尽管特色封锁了当时《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的问题的报告》之类的文件，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特色的只言片语中，还原他当时的言论，李维汉当时提出宗教“五性论”（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和“统战论”（中国共产党把宗教界作为团结对象，是朋友不是敌人）。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这不是说得挺全面吗？然而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就会发现李在宗教问题上不提阶级问题，反而一味鼓吹宗教信仰自由，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说白了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宗教”。而列宁是如何对此加以反对呢？他是这么说的，“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而李等人在事实上执行的为宗教界服务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列宁所批判的真是不谋而合。
这便是毛主席批评到的“统战部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投降。”前一句我们解释了，那后一句的把资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主义政党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五八年，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期间，李领导下的中央统战部曾经提出过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消灭资产阶级，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从民主党派的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些问题充分暴露了李维汉在阶级斗争上的巨大错误，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好让我们放松警惕，为资产阶级的反扑做准备。毛主席关注到了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在1964年《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李维汉呢，根据特色的说法，是为了保住党籍，最后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严重错误，可见其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是暴露无遗的。
那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派究竟是如何对待宗教的呢？
由于目前许多资料都在中修手中并未公开，我们不能找到当时官方的确切政策。但通过各种攻击文革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知晓的是，1958年，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只留下少数教堂作联合崇拜之用。到了“文革”期间，这些少数开放的礼拜堂也都被改为工厂、仓库、会场、干部办公室等。这时，我们的兔兔和神神就坐不住了，你看你们革命派这是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嘛，把宗教场所都关了，还不是在打压和迫害！而对于这样的言论，列宁早已赤裸裸地批判过了，“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或许就有人不服了，宗教也可以爱国嘛，让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就行了？可是，这就有个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是要通过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来引导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通过加强人们的宗教信仰来引导呢？问题的答案恐怕显而易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没有发展宗教的必要性，宗教的发展反而会干扰无产阶级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这就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鼓吹民族主义，宣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让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样，都是极其有害的。
因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不管宗教再怎么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也不能从人民的鸦片变成人民的良药，而这些鼓吹要发展“社会主义宗教”的人，就是意图表达在社会主义下宗教是利大于弊的，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篡改！说到这，或许还有人有问题，你们马列毛主义者不是赞同《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又称《三自宣言》）吗？却为何要在之后对宗教的发展加以限制呢？对此，我们不能忽视《三自宣言》的发表时间，是在1950年，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处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虽有苏联的支持，但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其所扶持的蒋介石还在一旁虎视眈眈，在这时对宗教的改造具有反帝、团结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意义。而在57年以后，反修防修成为了革命派的工作重点，且三大改造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不再有需要宗教的理由。于是，宗教场所这一滋生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自然要夺回来，将之改造成生产场所。因而那些说这种行为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就说过，“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有义务去限制宗教的发展，而不是如某些机会主义者所言，对宗教听之任之。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态度变得更“左”，变成“向宗教宣战”。因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反宗教斗争同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马列毛主义者要通过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宗教，通过阶级斗争宣传无神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显然是一次伟大的尝试，那么成效如何呢？
笔者找到了一篇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的一篇文章《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出版，现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是啊，文革下的中国如此令人吃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自己就能当家做主，无产阶级的力量是空前强大的，哪里需要神或是上帝来拯救自己呢？伟大的无产阶级靠我们的双手就能创造世界！于是乎，国内外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对此加以掩盖和污蔑，在文革结束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宗教工作“拨乱反正”到修正主义道路上，成为他们剥削体系下的一环。我们可以看到习思想对宗教有很多的要求，可唯独不提阶级斗争。也正是因为官僚资产阶级要回避、掩盖阶级斗争，所以需要民族主义和宗教为自己的剥削撑腰，意图藉此让无产阶级任劳任怨地为他们创造价值。可即使宗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统治下死灰复燃，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稳固自身统治的灵丹妙药，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教导下，无产阶级会利用阶级斗争来克服宗教的毒害。而这也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投身于阶级斗争中，使得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才能最终消灭阶级，战胜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