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捍卫和运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
Uphold, defend and apply Marxism-Leninism-Maoism,principally Maoism!
Reconstitute the militarized Communist Party, in order to launch and develop people's war!

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政府就定下了为人民大众的教育的基调。其突出体现是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1950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在工农速成中学、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城乡也开始兴办中小学。

但这个时期,作为教育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其典型为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

一方面是工农群众子女教育资源的普遍短缺,渴望教育的要求难以满足;一方面是干部子弟学校优越的环境;加之,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最严重者甚至质疑新政权是否工农当家做主。

当时,一名上海市民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反映这个问题,并希望政府能尽快取消这种特权学校。

这不由不引起毛主席深思、警惕、反感,乃至愤怒。

毛主席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他对官僚制度及由此导致的特殊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1951年末开始的三反运动所揭示出来的干部贪污浪费问题,让中央感到震惊。毛主席接连做出批示,显示了他在“三反”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毛主席一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对自己子女也是从严要求,经常劝诫她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搞特殊。

李敏、李讷,上学后就和普通工农的孩子一样,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挤公交,周末才回家一次。偶尔身边卫士因为心疼她们,偷偷给她们加餐或开车去接,都会招致毛主席严厉的批评。她们晚年退休后,过的是清贫的普通人生活。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马上让其脱下军装,先当农民,向劳模学习,再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又带头把毛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是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对好友周世钊说的话。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干部子弟学校的各项“特权”:

师资方面,干部子弟学校要求非常严,如华东保育院要求教师在批改作业时不能只判对错,还须注明原因。教职工学历也非常高:育英小学有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华东保育院营养员、教养员均有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教养干事则有毕业于南京大学的。

饮食健康方面,华东保育院保证学生“天天有牛奶盒,顿顿有水果吃”,上午课间有鸡蛋盒豆浆加餐,每天早饭还有鱼肝油供应;厨师詹万财厨艺精湛,后调至中央军委,服务邓、叶等人。育英小学每个月都要给学生称体重,并要求班主任和学生同桌吃饭,以观察学生饭量变化;学生每年体检,之后依据学生健康状况分组以便重点保护,学校医务室还聘请了苏联专家。育才小学校医院有50张病床,有内外科、化验室等部门,俨然“一个小型医院”。

硬件方面,比如,南京卫岗小学1950年代就有室内篮球场。育英小学校园由苏联工程师设计,包括图书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冰场、大礼堂、理发室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1952年5月,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这一规定实际上为干部子弟学校的开办提供了政策支持。办法规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均可根据需要设立子弟小学,规定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与学生比例为1:6;若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必要时可以将干部级别作为是否招录子女入学的参考标准。

次年北京市教委的调查发现,办一个育才小学的所用的工作人员可以办4.4个一般市立小学,育才小学所用经费可办19个市立小学。

此外,“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生为优,但也及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相形之下,工农子弟的教育则是“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生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免费名额。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占有大量资源,拥有舒适环境的干部子弟获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1953年为例,育英小学毕业238人,只有4人没考上初中,北京小学81人,3人没考上初中;而当年全国小升初升学率仅27.9%,且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小升初供不应求的局面,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学生因考不上初中而自杀。

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特殊地位、特殊待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社会权利结构的认识,并塑造着他们的身份优越感。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不知节俭,生活自理能力差,对真实社会生活所知甚少;还不尊重老师,目中无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父母官衔,还有学生借势压人。有的学生甚至敢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呢”,以至于很多群众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

公正的说,1937年创办的干部子弟学校最初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徐特立的话说“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虽然当时在师资、后勤等方面已经呈现出特殊优待,以致于在学生中已经有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产生,但“集体育儿,教养并举”的思路和突出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同时必须保持与当地人民紧密联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倾向。

建国后,作为特殊时期特殊产物的干部子弟学校本该取消,反倒迎来遍地开花之势,与人民群众和生产实践的联系也几近于无。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6月14日,就在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月余之际,毛主席做了一份很简短的批示,内容是: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短短五十余字,内容很明白,就是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废除贵族学校,实现教育公平。

毛主席的这份批示直指教育的要害,即教育是否公平,教育是否为人民。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实现“两个决裂”,即在教育领域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务之急,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思想。

可以说,在干部中,毛主席是孤独的,以致于他在批注中不得不用到“请酌办”这个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办事步骤的问题,更是要面对一个庞大的干部群体及其背后的特权问题。这背后的难度可想而知!

1953年11月,北京市教委对育才、北京和培英三所干部子弟小学进行调查,反映出干部子弟学校存在严重问题,并提出将培英和北京小学改成一般市立小学,暂保留育才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体例的意见,希望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与人民子弟合一”。

1955年10月,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要求各地从1956年开始逐渐将干部子弟学校转为普通小学,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招致家长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事实上的改革只能是有形无实。

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吴晗对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给以了尖锐批评,“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是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学校。”北京尚且如此,何况地方?

1963年,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指出“有的省、市现在还保留少数的干部子女学校;有的地区把重点学校 实际办成‘干部子女学校’,只有‘干部子女’才能入学”,催促各地抓紧取消子弟学校的工作。一年后,教育部再次敦促地方尽快取缔干部子弟小学,结果地方仍然不紧不慢,依然故我。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

地方上,干部子弟学校的消亡一直到1966年以后。

在干部子女学校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7年12月

  十七年来,围绕著干部子女学校的问题,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尖锐地进行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著。

  一、在解放前战争年代里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在老解放区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建立一些干部子女学校。那时干部子女与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工农兵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但就是在那个时候,干部子女学校的弊病已经表露出来。如有的孩子就比谁的家长骑的马大,谁的家长警卫员多。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说:干部子女学校是旧社会的遗毒。在延安时没有什么汽车,那时干部子女有保姆,几个教员,那时我们就说这个不对头。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阶级敌人就企图利用干部子女学校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一九四八年反党分子罗瑞卿就对荣臻小学(现在的八一学校)的老师说:“以后不打仗了别老政治政治了,咱们的孩子将来是建国人材,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二、进城以后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教育向何处去?干部子女学校向何处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应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但是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提出“全盘苏化”、“先搬后化”的方针,把他所控制的干部子女学校变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样板田。如杨尚昆在育英小学亲自“推荐”苏修的《我的儿童教育工作》《苏联新道德教育》,要求教师作为必读之书。他们在干部子女学校中大搞特殊化,富丽堂皇的校舍建筑,庞大的编制,巨额的经费开支,甚至学生的生活管理、服装,统统“苏化”!干部子女学校越来越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

  针对这种特殊化的危险倾向,一九五二年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总理在国务会上多次传达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曾批评过教育部,并多次派人到育英小学,育才学校调查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的情况,严肃地批评了动用国家汽车接送孩子的单位与干部。

  一九五三年,周总理还亲自到师大二附中(现在的101中)视察,对该校革命师生谆谆告戒,决不能把师大附中办成满清八旗式贵族学校,不要重蹈八旗学校的复辙。

  三、革与保的一场斗争

  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康生同志领导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干部子女小学今后逐步转变为普通小学,应当整理烈士子女学校的指示》。文件指出:“根据几年来的办理经验,学生日常生活与一般群众隔离,容易养成学生的特殊思想等。”同时规定这类学校“今后招收新生应按普通小学收生办理,招生对象不限于干部子女。”不久,山东省内干部子女学校都改为普通小学。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取消干部子女学校,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处于垮台的境地,就在这时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迫不及待地从后台跳到前台,公然为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撑腰打气,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和他的臭妖婆亲自招见了他的忠实爪牙、育英小学校长XXX。刘少奇说:“干部子女学校办得好,同样可以办下去。”还丧心病狂地说:“做一件好事总会有人反对的,要顶住。”王光美说:“不仅过去有人反对,现在人家还反对,中央也有人反对。”公然把矛头对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刘少奇对其黑爪牙面授机宜,拼命地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力图保住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一九五五年六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持的旧市委,迫于形势,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抛出了《关于逐步改变北京市干部子女小学,幼稚园为一般小学、幼稚园的方针、政策、办法和弥补预算赤字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当时就受到了许多同志的批判。如教育部小教司的革命同志给国务院报告说:“北京市所提办法,实质上仍保留干部子女小学和幼稚园,根本谈不上什么改变。”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范长江所把持的国务院文办,却极力包庇旧市委过关。就在这个报告之后两个多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亲自批准了北京建立外交部干部子女小学芳草地小学。

  -九五五年八、九月,教育部小教司的革命同志起草了两个关于逐步取消干部子女的学校的文件。这两个文件的草稿和初稿比较准确地击中了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的要害。如说:“几年来,事实证明,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有很大害处,这些学校花钱很多,教育效果并不好,使干部子女养成一种‘新贵族’的思想作风。”并提出:“彻底改变干部子女小学与幼稚园制度……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不能再推迟的任务。”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范长江、董纯才对“新贵族”一句非常害怕,非常恼火,竟把它一笔勾去。

  就是这样一个被砍删得很不像样的改良主义文件也遭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抵制和扣压。市教育局走资派狗胆包天,竟无耻叫嚷“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干部子女学校不能取消!”1956年北京市又建立起机院附小等五所干部子女学校。

  四、教育大革命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教育战线上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教育大革命的巨浪猛烈地冲击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这时,吓昏了头脑的刘少奇匆匆忙忙地到北京市宣武区“视察”。他学著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在二十大会议上吹捧所谓“新型学校  寄宿制学校”的调儿,大嚷:“寄宿制是共产主义的方向。”同年,吴?参观育英小学时,也应声虫似地喊道:“要是全北京市的小学都像育英一样,那就到了共产主义了。”在中国赫鲁雪夫的把持下干部子女学校的走资派,一方面继续大办于部子女学校,甚至已停止招生的育才小学又重新办起来。另一方面,招收少数工农子女以装潢门面。就在这一年,北京又增加了育强小学、右安门小学等三所干部子女学校。

  六○年至六二年,他们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倡狂进攻,在教育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发疯似地大办所谓“重点学校”  干部子女学校十一所。陆阎王的景山学校也开张营业。六一年,他们从“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出发,大办外国语学校。路阎王在中宣部部长会议上公然说:“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干部子弟可以多一点,这样质量可以好一些。”这样有的外国语学校干部子女占85%以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文松说:“如果基建可能的话,一年增加个把(干部子女学校)。”

  五、一九六三年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九六三年,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决定取消军干子女学校。同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个单位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教育部也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发出《催办中央“逐步取消干部子女学校”指示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知》。要求各地“提出取消干部子女学校或变相干部子女学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党内走资派对此阳奉阴违企图负隅顽抗,保存干部子女学校。反党分子罗瑞卿对八一学校校长李XX说:“只要你们学校不交地方,别的学校也交不成了。”

  北京市旧教育局一小撮走资派也公开欺骗中央,说北京市区一所干部子女学校也没有了。

  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向披靡,荡涤著一切污泥浊水。革命的怒涛冲毁了刘少奇培养特权阶层的贵族学校  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了!十六条中说:“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工人阶级最先起来向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猛烈开火。如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在给地质部小学的大字报中指出:“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是培养少爷小姐的安乐窝!”反动组织“联动”的产生更集中地暴露了这类学校的罪恶,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鼓舞和支持下,干部子女学校的革命师生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向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展开激烈的斗争,并于今年二月建立了北京砸烂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联络站。天津、保定、新疆、贵州、渖阳、杭州等地的干部子女学校的革命派师生从首都革命派师生这里得到启发,也纷纷起来造反。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三月八日、三月十日,周总理、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首长两次到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对砸烂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目前,革命派师生正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深入、更广泛地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进行揭发、批判,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砸烂修正主义干部子女学校!

  “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必将把刘少奇和他的修正主义子女学校统统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闪耀著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抗大式的学校必将诞生!

  (砸烂干部子女学校联络站)

  (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中学制度,到今年正好40年。各大媒体在高考这几日纷纷刷屏,为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歌功颂德,赞扬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值得肯定的是制度的存废对人的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但当媒体宣扬“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没有高考,你怎么拼得赢官二代、富二代”、“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前程”这些字句之时,“读书无用论”却在农村盛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考被废除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可以从建国以来的教育革命史当中找到答案。

  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率为80%左右。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于是党中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扫盲运动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将文字改革为简体字的同时采用速成识字法,通过成立车间学校、坑口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等多种方式动员起群众。建国后的十年中,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迭次掀起了三次扫盲高潮:第一次是在1952年,第二次是扫盲高潮是在1955年至1956年,第三次扫盲高潮是在“大跃进”时期。

  在教育体系方面,我国严格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构建,全面引进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凯洛夫教育学。《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社论提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大跃进前夕(1958年前)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党中央认为要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弥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干部与群众无暇学习科学与技术的缺失。与此同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生搬硬套、全盘接受,将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法整体照搬的情况导致各种弊端逐渐显现。作为官方理论的凯洛夫教育学,过分强调智育的作用,将智育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带有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而冗长的学制、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教学方式造成教育工作的推进速度缓慢。

  此时,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极为匮乏,教育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跃进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教育领域。

  1958年大跃进至20世纪60年代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拉锯斗争,教育革命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探索走中国式教育发展道路的一次尝试,随着对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探索,思路逐渐清晰。但大跃进期间开始的教育革命在60年代夭折,被刘少奇集团定性为“乱、糟、偏”,被疯狂地反攻倒算。

  第一条路线:教育革命路线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决定普及、提高教育工作,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作为根本措施。学校要在教育领域破除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学生。同时要放手发动群众办学,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作普及工作,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教育大革命在这个时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一、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

  就“红”与“专”的关系,以复旦大学为首的各高校开展了广泛的辩论,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也纷纷表态。教育革命提倡厚今薄古,边学边干,竭力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武汉大学的数学特殊论),在史学领域、资产阶级心理学(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排除阶级社会对人心理的影响,极力从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理现象;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领域展开批判。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

  二、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清华大学实现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已经到处是工厂了。有包括十四个车间的综合机械制造厂,有能在发电同时生产九种产品的示范性燃料综合利用发电厂,还有建筑、水利、电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装公司。八个月来他们制造了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生产设备,其中七十多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五十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是国内首创。

  (《光明日报》报道)

  昌平县几个小型水库由清华大学师生帮助建造完成。这些水库,经过四十年的运行考验,没有出现设计上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成功的。清华大学还承担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工程的设计工作。

  7月中旬,北京钢铁学院已经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炼铁小高炉和每炉产量22吨的耐火材料厂各一座。冶金系的学生白手起家,苦战5天,修建了一座高炉;铸造专业的学生,打破迷信,“经过14天的反复试验,终于利用空气吹炼出中碳钢”。北京钢铁学院深入到冶金工业第一线搞项目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主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既无现成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可以利用,也无办工厂的技术人才,但这也没有难倒该校的师生们,他们照样在教室的周围办了大大小小108个工厂,办了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农场,还在校内校外办了两家百货商店。

  三、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开办一大批高等院校。

  中小学大跃进

  据报道,从2月至5月底止,已有江苏、河南、福建、湖南、江西、黑龙江、浙江等7个省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据23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统计,已有1070个县市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占90%到98%。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日

  扫盲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

  1.工厂办学校

  据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工厂企业在大闹技术革命中,掀起大办职工业余学校的热潮。从8月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创办业余纺织专科学校以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各厂办了新型的业余中学、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共840所。正在筹办的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还有918所。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面临大量的问题,比如校舍、师资、教材等等。这些资源都依靠群众来解决,互帮互助,集中资源开办学校。

  2.学校办学校

  湖南农学院千名下放师生有80%以上担任了民校、技术夜校和农业大学的教员,积极参加了扫盲工作。据8月底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当地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协助有关部门办起3所农业大学,66所技术夜校,100多所民校。他们所在的乡、社都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目前通过技术夜校培养的农民技术员有5000多人,他们在农村到处撒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

  3.大办红专大学

  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以《数十万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在农村建立》为题,报道了红专学校的发展情况。据它的不完全统计,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各地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是多种多样的,凡是农业社、人民公社所需要的人才,都在大学里设有一定的科系来培养。

  4.大办农业中学

  创办农业中学,就是群众在实践中为解决学生不能升学,就业又有困难这一矛盾而想出的好办法。它是符合毛泽东的非正规化办学思想的。农业中学首先出现在江苏省。1958年3月10日,海安县双楼乡用四天的时间创办的农业中学开学上课,15日,邗江县施桥乡用七天时间办的两所农业中学也预备开学。

  5.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毛主席关于“半工半读”的教导,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至1961年,共大有总校一所,分校100多所,学生有5万人之多,除总校设在南昌市的郊区外,多数分校办在山区,少数在平地。

  6.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又谈到了大办大学的问题。他说,15年把高等教育普及起来,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办高等学校没有什么神秘,不要害怕。办高等学校,要有教授,不要去请那些名角,可以请些有相当程度的年轻人来教。

  从1958年4月到5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广东、吉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甘肃、湖北、山西、北京等17个省、市,新举办的大学、专科学校达130多所。

  7.加强党的领导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领导级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员去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加强党在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各级党委要输送一批干部到教育机关和学校中去。

  学制改革

  建国初期将小学两阶段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后又改回两阶段制,原因是师资教材不足。1958年开始学制改革。多种学制并行:中小学5/5;中小学7/8/9一贯制;……

  另一条路线:教育领域纠“左”路线

  1958年,在邓小平的主张下,教育领域开始纠“左”。邓小平认为,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强调提高);劳动不应影响学习;正规大、中学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怕被说成“右倾”、“保守”……

  1959年初,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当前教育方面的任务,是在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巩固和提高。体制下放后中央该管的事,如基建、高等学校教师配备,学制、课程设置及课本等,必须管起来,要保证学校的质量,在基本上不削弱重点学校的前提下,照顾一般学校。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其中内容包括:确定一批重点高校;新办高校,符合条件的要巩固,不符合条件的要调整;学制改革不得自行实验;限制劳动时间等。将兴办学校的门槛提高,使少数高质量的学校涌现出来,直接停办“不合规范”的学校。同年,中央发布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科研、劳动不要冲击教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反对学生盲目编教材;拉拢知识分子;农业中学整顿,砍掉一大批。

  两条路线拉锯战

  1959年下半年,批判右倾,教育革命思想卷土重来,肯定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反对58年下半年、59年上半年的调整整顿,农业中学重新又搞起来。

  1960年两种方向互不相让,又要大办教育,又要实事求是。同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肯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充实、巩固、提高”8字方针。

  调整内容如下:

  提高教育质量,树立教学为主的思想。(不要实践冲击教学)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明确红专关系。 (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概念来批评人)

  调整学校教育领导管理权限。 (不要想办学校就办学校)

  领导、组织教材编写。(不要让学生乱编教材)

  关注学生健康。(劳动不要那么多)

  调整师生关系。(师道尊严)

  调整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不要搞那么多学校,上不了学的都回家吧)

  农业中学的调整。(不要搞这个东西了)

  其它方面的调整:

  古代史近代史增加,古典文学增加学制,不要步子太大,10-20年将学制改顺。

  大跃进期间开始的教育革命至此夭折。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

  (摘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文革时期风云再起

  1964年-1966年,毛泽东不断对十七年教育进行批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1965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1966年政治局会议上,毛发表以下讲话:

  “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反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1966年文革爆发,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夏季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生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写信给毛泽东,批评高考制度为新的制度。文革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教改方案: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关于改进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根据刘少奇在年月巧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建议从年招生起,大学毕业不包当脑力劳动者,既可当技术员、干部,也可当工人、农民,规定多招具高中程度的工农兵,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取消分数段。该报告保留了考试,不久即被斥为改良。

  6月13日,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改革内容废除现行升高中考试,改行推荐与选拔制。推荐与选拔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保证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优先升入高中。同日,还批转关于一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现有政、语、史三门教材存在严重问题,决定停印、停发、停用。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两课并为一门,以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文章为教材。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社论复述了上面三个文件的内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高中招初中毕业生也实行推荐和选拔。毛主席著作是必修课,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中学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大学学《毛泽东选集》。同日,《人民日报》公布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班和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班的高校招生改革方案。其内容,一是在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部分人升学,其余到工农兵中劳动改造,因为等到大学毕业“再改造就困难了”,二是大学直接大量招收工农兵。

  1967年11月3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并进而改造现代社会。改造的重点是摧毁“脱离实际”的现代教育制度,强化阶级斗争实践与生产劳动实践,阻断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培养亦工亦农亦军亦文、能够批判资产阶级、敢于“反潮流”的新人,以教育作缩小、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工具。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农村中小学大纲》,供全国讨论,给农村中小学示范又不作硬行规定。该方案要点是领导体制,中学设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领导。经费,民办公助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师资,留任经清理后的原有教师,另建干部、贫下中农、民兵组成的讲师团。学制,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课程,小学设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体、劳动门,中学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体、劳动门。废除考试、留级制。不久这个方案被废弃。

  1969年九大闭幕不久,一个多月之中张春桥、姚文元三次亲临上海调查、座谈、组织,于月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决定上海试行中小学年普及教育,既可以小中分段,有条件的也可以年一贯制,这一年各种方案都在不断尝试。

  1.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此后开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设置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管理机构。

  2.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新体制是批判旧教学体制而产生的,它批判旧学校搞“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新体制强调以工农为师以取代教师中心地位,强调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以取代课堂中地位,强调学习实践经验以取代书本中心地位。

  它批判旧学校搞 “老三段”,即教学活动按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先打基础,然后充实专 业基础,最后学习专业的三段教育法。这被认为是“关门教书”“关门打基础”,是“理论脱离 实际”,是“培养书呆子的方法”。新体制强调一开始就看见庄稼、机器,先实践后学,边干边学。

  它批判旧学校“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大众。

  3.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新教学体制把“阶级斗争”课放在首位。这与过去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有联系,但不是 相等。比如新时期将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为政治服务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了实现“转变思想”的办学方针,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应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就是专业”,“铁锹就是专业”。“阶级斗争”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主课,这门主课不仅仅是在课堂学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参加群众政治运动。

  4.突出生产劳动课

  实行厂、校、社挂钩的机制,兴办“学工”“学农”基地;由学校来置办厂场;给学生设置临时任务劳动课程。

  5.新形式的文化课

  为防止文化课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为防止学校学文化会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因而对文化课教学实行了最大最彻底的“革命”——走出学校,开门教学,将工农大众请入学校,学生走出校外进行实践。学校要么不考试,要么开门考试,要么开卷考试,重点突出政治性与实用性的课程与教材。

  6.新学制

  《七·二一指示》拦腰斩断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阶梯,打碎了“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的“精神贵族梦”,实现了“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新学制以“推荐上大学”为核心,把以前普通中学的二元教育变为一元教育。以前中学的二元教育是思想教育鼓励上山下乡,文化教育鼓励升学。这体现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上。文化革命中批判这个口号,提出“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上山下乡”。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大学学生致毛主席的信,给当时学制列举十大罪状。其中提到: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共17年读书,占去人生最宝贵时间17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17年,最后必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于是设立新学制小学5年,中学4年,大学2-3年,并废除研究生制度。实行单一结构的中学教育、促使普通中学自发转向劳动教育并废除重点中学制度。

  7.大搞群众业余教育、夜校

  教育革命10年中,群众业余教育机构规模上有很大的发展。初等业余教育在学人数由1965年的823.7万人猛增至1976年的15782.3万人。

  各地农村以生产大队或小队为单位自办政治夜校,城市举办的工人及各行业举办了大量的业余学校,也多具有政治夜校的性质,突出政治,突出革命运动。

  8.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大学开始积极筹备招生。报告提出的学生条件是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军人、青年干部。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0年7月至年底,部分大学试招收了“文革”以后的首届大学生,总共41870人,1971年初入学,称70级工农兵学员。这一批学员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除了部分干部子女和文化素质较高者,其中多数普通工农子女本来是与高等教育无缘的。以前在考试竞争、分数选择的机制下,“书香门第”占了先天的优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社会分工与历史遗留造成的社会不公。高考制度的废除的确使几十万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子女不到适龄青年的,得以解脱“文化压迫”,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是一种社会公正。

  9.七二一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即《七二一指示》)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10.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学员有数十万人。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2年,右派势力回潮,开始实行文化考查,着力重整学校秩序,抓文化学习,调减劳动时间等。

  1972-1973年左派势力展开反击: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黄帅事件(小学生写日记破师道尊严);马振抚中学事件(学生因考试未交卷被校方全校批判而自杀)……

  1975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对“极左”的情况进行整顿。1975年2月周荣鑫任教育部长,7月胡耀邦持科学院工作。胡提出《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批“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信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适时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清华大学随即以这个会议为起点,发动全校范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运动,运动向全国扩展,成为文革的最后一搏,即“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9月9日毛逝世,10月6日抓捕四人帮,文革就此落幕,教育革命终结。

  文革后的时期(1976~)

  1977年恢复高考,导致高中在校生人数呈现断崖式下降,同时再次恢复重点中学制度。下乡的知青大量返城,许多学校缺乏教师。大量学校被中央下令撤销,有的县只保留一所高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被完全否定,中央开始鼓吹一种超阶级的教育观,宣扬教育就是促成人的全面发展,不带有阶级性。

  邓小平翻案之后,将毛时代的教育革命定性为精英教育,而他着手办的现代化教育是大众教育。但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校每年录取数十万人被称作大众教育,而毛时代的高校每年录取数百万人却被称作精英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总设计师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各项在文革末期达到的教育指标,在恢复高考后断崖式下滑,直到新世纪才赶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简单的几个结论

  1.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不是社会流动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清末的科举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2.教育领域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群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劳工结合与专注学习两种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3.教育领域的起落与阶级斗争的消涨完全同步,教育领域只是阶级斗争诸多方面中的一个小方面,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

  4.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指明了教育今后前进的方向,让工农群众自己掌握知识、自己教育自己,让知识分子参与劳动、参与教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

7 个月 后
3 个月 后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

作者|高路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1976年1月19日第2版,有删改。文章科学分析了“智育第一”的阶级实质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并倡导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路线,对广大同志反思当前环境下的教育现状、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新路或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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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蓬勃发展。但是,在一段时间里,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散布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他们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在他们看来,“智育第一”并非全然不好,广大群众批判“智育第一”批错了,批的结果是“不读书”、“不要文化”,造成了当前教育部门的“最大危机”。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挑战:对“智育第一”要不要批判?究竟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还是继续推行“智育第一”,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智育第一”从来是修正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口号。苏修教育学家凯洛夫就提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刘少奇、林彪一伙也宣扬什么:“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知识——为主要环节”。一切修正主义者如此狂热鼓吹“智育第一”,决不是关心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利用这个口号,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前不久,教育界有人又捡起“智育第一”的货色,目的何在?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不难识破。

推行“智育第一”,把学校说成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就必然推行“分数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并不是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正是借口“传授知识”,鼓吹“智育第一”,让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窃取了学校的领导权,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在大学究竟向谁开门的问题上,他们搞的是谁考分高,谁上大学,结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有的即使进了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奴化;有的则被以“文化低”、“脑子笨”、“不堪造就”等罪名赶出学校,而对剥削阶级的子女却大开其门。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狂热鼓吹的“智育第一”,是他们搞资产阶级教育、法西斯教育的一块遮羞布。在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一大批顶着“共产党员”和“专家”、“学者”称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对学校教育的控制,连大学教研室主任也明文规定必须由“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他们公开贩卖知识是“最高仲裁者”的谬论。苏修《真理报》还发表了题为《知识是进入高等学校的通行证》的社论,实质上,这是为特权阶层子女颁发升官发财的通行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智育第一”的背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推行“智育第一”,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教育方针,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毛主席说过: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要按照这个方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智育第一”的推行者却反对这样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激烈斗争。学校千百年来又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课程内容、学科体系充满了封、资、修的毒素。如果不彻底加以改造,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学生的头脑,不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搞什么“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埋头读书,就势必使学生一头栽进封、资、修的“大染缸”,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刘少奇叫嚷“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林彪一伙鼓吹什么“业务是现钞”。刘少奇、林彪一类就是利用“智育第一”这个口号,宣扬“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谬论,使人们把掌握文化知识,作为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等级的手段。在他们的毒害下,许多人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或者向党闹级别待遇,伸手要特权。名利在前,开足马力拚命干;无利可图,就叫喊“知识无用”。在这些人看来,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什么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不少人一遇政治风浪,就左右摇摆,敌我不分。有的人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既然“智育第一”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如此明显的破坏作用,为什么批不得?

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智育第一”同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崇高智育”是一脉相承的,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教育的阶级性,总是鼓吹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单纯“传授知识”。其实这完全是撒谎骗人!列宁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六至三八七页)。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资本主义学校不仅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哲学观点,去培养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人材,而且连自然科学课程中,也无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偏见、道德说教。当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以后,资产阶级更加拚命鼓吹学校可以“不问政治”,引诱学生为知识而知识,以阻挠他们接受工人运动的影响,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传播。所谓“崇尚智育”,完全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智育第一”所造成的严重政治恶果,深刻揭示了这个口号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质。这种批判好得很!不批判“智育第一”,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就不能彻底摧毁;不批判“智育第一”,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鼓吹“智育第一”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文化”,“不学文化了”就“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完全是污蔑!

在学习文化的问题上,两条教育路线的根本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文化,或者多学一点文化少学一点文化,而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要不要在教学中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我们的学校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当然要重视智育,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引导学生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新的科学技术。但是,学生在校期间,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一个学生,只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就会为革命刻苦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掌握技术,去樊登科学的高峰。相反,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就会迷失方向:或者不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学习;或者学了一些知识却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试问,我们的学校如果不把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这同资本主义学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如果光要有文化懂技术、只专不红的人,那还要社会主义学校干什么呢?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我们“不要文化”,“不学知识”,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和恐惧。资产阶级视为珍宝的那一套封、资、修的文化,无产阶级当然要批判。旧的教学方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只有破了封、资、修的旧文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有破了唯心论和烦琐哲学的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学科体系。

批判“智育第一”,批判旧学校那条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把它变成实践——理论——实践,难道就叫做“不学知识”吗?毛主席指出: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有的人却认为只有死啃书本,才算学知识,才能学知识,参加阶级斗争便斥之为“空头政治”,参加生产劳动便骂之曰“当劳动力”。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事实上,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有一些片面的书本知识,最多也只能算个半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如果不经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与工农相结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究竟能有多少用处呢?今天,我们的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学到的书本知识,而且还可以从劳动人民那里学到丰富的实际知识。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提高,也有利于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正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所谓批了“智育第一”,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云云,说穿了,就是认为要搞“四个现代化”,只能走修正主义的老路。在现代的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离开马克思主义路线,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这些教育革命的反对派,才真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围绕要不要批判“智育第一”的这场原则争论,是当前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搞“智育第一”,就必然要由所谓“热心科学”而实际上热衷于搞修正主义的人来领导学校,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取消了;搞“智育第一”,就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的招生制度就改变了;搞“智育第一”,就会关门办学,关门办科研,这样,《五·七指示》道路就否定了,如此等等,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就要被篡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要全面复辟,学校就会重新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智育第一”的老调,修正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唱了十七年。今天面对正在高歌猛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有的奏惯了旧曲、走惯了老路的人,不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老调重弹。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阻挠,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强调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又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要特别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决不允许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回击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3 个月 后

修正主义分子继承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路线,妄图在教育领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6年2月9日第2版,作者是葛仑。

人们要登到高处时,常常要借助于梯子这种工具。剥削阶级为了让他们的后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他们的学校中也搭起了一个所谓“小宝塔”的梯子。顺着这梯子爬上塔尖的就可以“学而优则仕”,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千百年来,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都用这个阶梯,垄断文化教育大权,为他们培养恭顺的奴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

修正主义者也用这个阶梯,作为他们复辟倒退的工具。看!苏修统治集团的大小成员几乎都是通过“小宝塔”的梯子进入上层建筑,钻入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权,使红旗落地,国家改变了颜色。今日的苏修,学校的“小宝塔”,是进入特权阶层的梯子。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旧学校的“小宝塔”被完整地保留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学校却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它在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为搞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同志们,我们想一想,这是何等危险的一种情景啊!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他们的黄粱美梦。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个指示,拆掉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精心修筑的“学而优则仕”的阶梯,堵塞了资产阶级钻入上层建筑的“捷径”。在这一光辉指示的指引下,教育革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教育战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学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现象,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开门办学,社来社去等,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工农兵学员豪迈地提出:**大学毕业当工农,要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决不当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毕业后,他们纷纷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然而,极少数几个刮右倾翻案风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此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气急败坏地说:“拆梯子,堵路,越讲越歪了嘛!”极力反对广大革命群众拆掉“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制造者们,越讲越歪的正是你们。难道不是你们采用折中主义诡辩论的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歪曲毛主席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吗?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拍着腿说:“学校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大学要直接从高中招生”等等,反对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反对大学毕业生当普通劳动者。其实,他们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人们记忆犹新,这只不过是“读书做官”,“诱以官、禄、德”谬论的翻版罢了!他们不过是重新贩卖孔老二“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色而已。

显然,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制造者们是妄图从教育界打开一个缺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他们妄想在学校重新搭起“小宝塔”的梯子,仿效孔老二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办法,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我国,凡是要搞复辟,搞倒退,搞修正主义,总是要借助于孔孟之道的亡灵。**因此,今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奇谈怪论时,我们一定要继续批孔,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奇谈怪论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批判。这样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画出刮右倾翻案风者的庐山真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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