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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共产党
一九八六年
一、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地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毛泽东主席
二、第六年的大背景
五月十七日是秘鲁人民战争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在为世界革命服务的大背景下,共产党人拿起武器,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尚存的半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的方式,进行民主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从那时起,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指导思想的旗帜指引下,我们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前进着,并一直以农村和城市为一体进行革命战争,其中,农村是武装斗争的主战场,必要的而非补充的部分。总之,人民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核心的农民战争。
武装斗争的这几年可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1980年是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开始的一年;1981年到1982年,游击战已经初具规模,并诞生了人民委员会——一个团结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专政的新政权;1983年到1984年间我们重点关注的占领与反占领斗争,是妄图粉碎新生政权恢复旧秩序的反革命战争与捍卫、发展并建设新生人民政权的革命战争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动武装力量同人民游击军之间艰苦卓绝的战斗;从1985年迄今,根据地在持续不断的保卫、发展和建设之中保留下来,并将人民战争从北部山区扩大到南部山区。
自1983年以来,考虑到游击战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多样性不仅对新生政权而且对革命建设工作的各项工作带来的压力,同时也为了持续进行建设、保护和发展根据地并将人民战争向全国扩展,秘鲁革命在“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战略规划下,和以游击战争为主,以破坏、选择性消灭、策反、政治宣传等游击行动为辅的发展人民战争的军事方针的指导下,逐步演化。这种”建设根据地“的基本计划构成了以“两个政权,两条道路,两个极向”特定政治战略为基础的如今的“大跃进计划”的大背景。其中,”两个政权“指的是旧的反动秘鲁共和国政权对抗正在形成中的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两条道路”指的是苟延残喘且只保护旧剥削关系的资产阶级选举道路对抗新的改造旧社会以服务人民为目标的武装斗争道路。而这里的”两个极向“,一个是大资本家所指向的,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服务,代表着可憎、枯朽、不堪回首的黑暗过往的统治阶级独裁的一极,对抗由共产党领导的代表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极:这一极的革命一旦胜利,就将再次进行文化革命,融入史诗般的世界大革命,打通前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期有朝一日通向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唯一必要、不可避免且永远不会被放弃的必然目标。在发动人民战争的军事方针指引下,该战略已经创造了四种具体运动形式,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
三、论反革命战争
正如每场战争都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一样,人民战争的发展必将导致反革命战争的爆发。旧秘鲁,是一个依靠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保护伞才得以苟且存在的岌岌可危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专政的国家。起初,他们试图尽量把问题掩盖下去,以保持其虚假的民主形象,从而防止对由贷款和投资组成的资本的流入造成威胁。政府派出警察部队,他们的虐待,侮辱和暴行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并被迫从有斗争的农村地区撤出,到省城和首都寻求庇护。因此,在声势浩大但混乱的舆论造势下所发动的所有警察行动都被彻底击败。与此同时,第一批人民委员会成立了。面对新政权的推进,贝朗德政府开始毫无保留地调集反动武装;剥削者和压迫者阶级占了上风,把恢复公共秩序的任务交给了国家的“支柱”——白匪军武装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此举得到了警察部队(国民警卫队、共和国卫队和调查警察)的支持。
1982年12月,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它们已经处于反动武装的控制之下。后来帕斯科、瓦努科和圣马丁也进入紧急状态,虽然手段各有不同,但政权最终都落入了白匪军手中。1986年2月,利马和卡亚俄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军事控制进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新阶段,共和国首都与它的600多万居民受到军事统治。由于这些措施,秘鲁的20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处于军事控制之下:150万人生活在白匪军的肆无忌惮的军政府独裁权力之下,新的领主掌控着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成为了装饰着绞索和刀的封建暴君。在这个备受吹捧的民主国家的首都,有六百万人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和人权,在戒严令下遭到肆无忌惮的残害和变相谋杀,这种戒严令的权力甚至大到有权去禁止各种艺术表演,即便是在军政府授权的公众集会上。
反动武装如何进行反革命战争?基本上是遵循他们的主人,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理论,这是美国基于自身的经验,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也有部分是从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武装斗争中得到的教训所总结出的理论。他们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其在以色列以及阿根廷的朋友的“反恐”经验,还有来自西德、台湾、西班牙、英国等国政府的建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加入了1965年反游击战斗中的几个月经验,以及在拉孔本西翁战斗中的有限的经验。军事行动由“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领导,按照共和国总统领导的国防委员会的指示行事,无论是贝朗德还是艾伦·加西亚,他们对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负有直接和不可否认的责任,并对战争的总体政治领导负责,这意味着他们对反革命战争负有主要责任。总之,他们运用世界反革命的著名战略来反对革命斗争、武装暴动和人民战争,这一战略多次被人民战争理论彻彻底底打败,一次又一次被人民战争粉碎,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表明了无产阶级战略对于帝国主义的优越性。
(一)挑起群众斗群众
当白匪军开进时,他们已经研究了三年革命战争,以及如何指导和规划警方的行动。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就掌握明显优势,而且他们很明显比警察有更好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他们立即开始执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沿袭了旧帝国主义者利用土著人打土著人的传统。首先,他们从退伍老兵、小偷和跟当地恶霸有瓜葛的农民当中挑选受训人员,这些人作为政府雇佣的密探,向贫农中渗透,并同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已经设立、又翻新过的情报网挂钩。在这些密探、渗透者和警察的线人的基础上,在当地的土皇帝、小恶霸和他们的爪牙协助下,他们在白匪军(通常伪装成警察和贫农)和警察的庇护下组建保安队进行联合行动,在农村地区暗杀党员、战士、群众领袖和农民,制造白色恐怖,像中世纪的女巫狩猎一样杀戮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到处烧杀淫掠。这就是他们如何实施抢光、烧光、杀光的险恶的“三光政策”的。
随后,他们利用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压迫一部分人民,并通过这种方式将人民群众置于他们的高压统治下,使他们被迫协助这场反革命战争。这些被强征的人们充当警卫,逮捕和杀害游击军员,对邻近社区、城镇甚至更远的地区实施清剿行动,参加对游击军的搜查和追捕工作。不久之后,这些人又被和邻近地区的其他人重新编组,进入直接处于军事管理之下的战略目标村。然后,除了被禁止自由出入以外,由于他们不能脱离军队去任何地方、甚至不能去工作,并且经常受到控制,他们被军事化和组织化为“巡逻队”和“防御委员会”,使用着简陋的武器,深陷饥饿和贫困,被迫参加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战争中的军事活动。总之,尽管警察也被军政府像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一样当作炮灰加以利用,这些强征的群众才是这个挑起群众斗群众,利用土著打土著的罪恶计划的主要的真正的牺牲品。
这些被强征的人们已经并仍在被用作反革命袭击的马前卒,被当作镇压力量的肉盾。这些被强征的群众(包括保安队)已经损失了2600多人,几乎是身着制服的警察和士兵死亡人数的5倍(这还不包括数以百计的渗透者、密探和线人)。
(二)斩尽杀绝
当群众斗群众的手段已经被证明不能遏制人民战争时,反动武装开始诉诸一场邪恶的、倒行逆施的罪恶屠杀,一桩秘鲁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军政府首先在万博、伊基查、 外超等村庄表现出大屠杀的倾向。贝朗德对这些事件嗤之以鼻,并称它为“阿亚库乔农民对恐怖主义的勇敢回应”。应该澄清的是,他亲自认可并批准了这些暴行,不仅仅公开称赞它,而且还呼吁更多的屠杀:这个自封为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基督徒,对宪法和法律满怀尊重的“总统”,就这样永远地浸泡在人民的血海中。这些遇难者中就包括在乌楚莱凯被军政府怯懦地杀害的记者。
他们于1983年在阿亚库乔地区开始消灭农民、他们的社区和小镇。同年六月,在坎加约省的埃斯皮特,他们使用直升机向人群开枪,向试图从山上逃走的村民投掷手榴弹。到了七月,在万塔省的奥克科佩亚和乌楚莱凯镇,又一次地使用直升机向人群发射子弹,用手榴弹消灭他们。在瓦曼加省,宾乔斯的小镇帕科查,大多数居民惨遭杀戮,剩下的人逃到利马。在七月,第一批被折磨至死的人陈尸于阿亚库乔城区和邻近地区的街头。在十一月大选的两个月期间,有超过800具尸体被发现,这些人被残杀前惨遭严刑拷打,尸体早已腐烂。十一月,在拉马尔省的西尔维亚,作为对白匪军遭受伏击的报复,他们逮捕了60人,未经审判就随意杀害了其中20人。一个月前,在万塔省的西尔科,他们首次向人群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杀戮的巅峰发生在大选日,在瓦曼加省的索科斯,当地警察局拷打并残杀了超过50名刚刚正参加婚礼的人,官方报道有37人死亡。
伴随这些反动的白色恐怖措施而来的,是他们开始在阿亚库乔区设立大量邪恶的集中营和刑讯中心,这些设施在阿亚库乔城、托托斯(坎加约)、库亚萨和皮查里(拉马尔) 的公共安全部陆军兵营,以及万塔省的海军的控制下。在托托斯集中营,截至1983年七月,他们就已经秘密埋葬了逾百人;他们中的20人被割喉,犯人遭受酷刑后被活埋,新来的犯人被迫挖掘超过三米深的墓穴,然后被推入其中,其他人被绑缚手脚扔入墓穴,最终活埋。在托托斯,酷刑尤为暴虐残忍。为了恐吓人民,他们砍下头颅,将其钉在桩上。
但是大屠杀并没有局限于阿亚库乔。在1983年十月,它扩散到秘鲁的采矿中心帕斯科区;在钦切,阿尔西德斯·卡里翁的一个小村庄,45名农民被杀害。在11月3日,市政选举的日子,三架装备有机枪的直升机射杀巴拉巴马的人群,在万卡韦利卡区的塔亚卡哈,作为对当天游击军袭击军政府巡逻队的报复,他们又杀害了50人。
整个1984年都笼罩在大屠杀的死亡阴霾下,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军政府和警察带着邪恶、腐朽、盲目和对人民的狂热仇恨,徒劳地妄图通过将游击军与人民特别是贫农隔离的方式,来阻止革命战争。他们再一次地沿袭着传统,用人民的血肉饲养反动武装,让我们看看他们用于支持他们虚假的荣誉和子虚乌有的骄傲的某些“英雄主义”吧!
(三)大屠杀
6月底,在阿亚库乔区,他们在圣弗朗西斯科地区屠杀了150人。
7月5号,他们又在齐亚拉杀死了30名农民;8号,在一次对罗萨里奥村的行动后,他们杀死了40人;在12号,他们在波马班巴杀死了30人;在15号,作为对阿帕切塔行动的报复,他们杀了17人;16号,在通往瓦曼吉拉的高速路边发现25具遭受严刑拷打的尸体。
8月3号, 37具类似的遗体又在普拉曼塔被找到。18号,17具遭受酷刑的青少年和儿童尸体出现在柯惠春和亚德洛斯利伯塔德雷斯,在莱昂帕塔,有人发现8具遗体,其中两名为儿童;在27号,19人在萨杰拉鲁米、21人在圣弗朗西斯科遇害。
9月1日,23名农民在丘鲁班巴和米西基班巴被杀。当月,在圣马丁区卡塞雷斯元帅省的帕赖索,他们杀害了22名农民。
10月15号到23号期间,在万卡韦利卡区,一次军事行动分别在皮尔洛-帕查马卡杀害了15名农民、米尔波杀害了75名农民。
11月19号,又一次在阿亚库乔,他们在普提斯和丘莱杀害了50名农民。在库斯科区的卢克马瓦伊科、比尔卡班巴,从安达韦拉斯来的士兵和保安队分别于23号和26号杀害了22名和20名以上的农民。
还是在万卡韦利卡,12月6号,警察在阿科班巴省马尔卡斯附近的库尼,杀害了38名农民。当月,16具遇害者遗体在阿亚库乔的阿亚胡尔丘纳被发现。
6月和7月发生在阿亚库乔的有些行动,作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一部分尤其值得一提。在宾乔斯,他们杀害了40名来自不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雷米拉帕塔,他们射杀了一名安全委员、他的妻子以及他九岁的孩子和另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马约潘帕,他们将一名委员扔进燃烧的房屋中。这些卑鄙的凶手,如此地无情残忍,以至于连孩子都不放过,只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碰巧是新政权的一员,这种变态表现,正是对新政权的强烈恐惧和仇恨带来的。70个海军陆战队员闯入巴拉贡,杀害了18名农民,其中两名还只是六岁小孩,尸体被他们用卡车碾压。这些遇害者中三分之一是儿童,杀害儿童只是这些刽子手用以恐吓和击垮他们父母的一种惯常手段,也是一种恶心而常用的惩罚手段,尤其是针对革命者。尽管如此,海军陆战队还是在第二天回到这里,讽刺而轻蔑地给这些受害者发放食物来收买他们,而人们则义愤填膺地驱赶他们。“光荣的”国民卫队开进皮查里,截停了一辆满载乘客的卡车,把乘客赶下车并杀害他们。当人民游击军(PGA)的武装掩埋了这20具遗体时,凶手竟无耻地把凶案归罪于人民游击军。这是政权军的又一惯用伎俩:将自己伪装成农民来实施烧杀淫掠等暴行,犯下各种可怕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儿童,然后栽赃给游击军,好让人民反对他们。在同一个时期,距离卢里科查20分钟车程的阿桑加罗,海军陆战队故伎重演杀害了50名农民。
另一个关于他们恐怖战术的例子发生在圣弗朗西斯科,当农民进入丛林收获时,他们甚至没有被问及身份,就被无差别杀害。他们又在瓦曼吉拉杀了9名农民,并活活烧死一个。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共产党或游击军的人,是他们恐吓人民的手段之一。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发生在1983年1月10号,在丘斯奇,他们将炸药绑在一名农民身上,然后大声喊叫说:“这就是恐怖分子的死法!”这种野蛮政策从政权军介入至今一直被执行着。在这种黑色的死亡浪潮中,掠夺变得广为流传。一个小案例发生在因卡拉卡伊的一次行动中,在拿走所有财物后他们放火烧掉了500幢房屋。这种灭绝措施将整个小镇夷为平地。7月15号,保安队跟随军政府进入钦瓦,屠杀了所有人,将这座小镇从地球上抹去。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觉得不够。白色恐怖持续吞噬着人民的血与肉。在1984年8月22号,为报复一场伏击,一支海军陆战队在西尔维娅随意逮捕了50个年轻人,光天化日之下将其射杀;他们还效仿在二战中使整个欧洲陷入火海的德国法西斯,每在战斗中丧失一个陆战队员,就杀掉10名人民的儿女。在11月10号,在金比里,海军陆战队伙同共和国卫队,在一番野蛮的酷刑之后,杀害了40名农民。这是他们通过杀光受害者来掩盖隐藏自己罪行的政策的一个有力例证。
(四)公共墓穴的发现
另一个政权军实施屠杀的铁证是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公共墓穴的发现。男人、妇女和儿童们的无法止息的死亡哀嚎震撼了整个民族的良心。人民的不断伤亡向历史的阶级正义的怒火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燃料,这种正义只有进步革命武装才能带来并将带来,而秘鲁当局维护自身统治的野蛮行径却不断暴露。秘鲁当局始终在动用它的反动武装,无论是哪个党执政——贝朗德的人民行动党还是阿兰·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这是由他们的阶级专政和他们的剥削压迫至极的制度所决定的。在1984年8月19号,阿亚库乔区的解放者通道(Via de Los Libertadores),一座安放了10具遗骸的墓穴被发现,22号,在万塔-马约公路沿线距离万塔30公里处,一处埋葬30具遗骸的墓穴被发现。在23号,7座共计埋着89具严重腐烂的遗体的公共墓穴在普卡亚库被发现,这一发现震惊公共舆论,引起人民对贝朗德政府的抛弃与谴责。该地区的军政指挥权掌控在阿德里安·瓦曼将军手中,对大屠杀直接负责的则是海军上校阿尔瓦罗·阿塔萨。加西亚试图再次任命瓦曼为阿亚库乔区的头目,而巴兰特斯曾称他为“农民将军”。阿尔瓦罗上尉的审判是在海军内部进行的,而当时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给予他晋升,结了他的案,还将其送到西班牙加以保护。
在30具尸体的墓穴于阿亚华尔库纳(Ayahuarcuna ,马卡查卡)被发现的同一天,25号,又有其他的尸体在金努阿(Quinua)和穆尤利(Muyuri)被找到。在28号,埋葬了12个被割喉的人的墓穴在解放者通道的科卡维查德(Cocahuischaca)被发现。在9月有农民在维克多法哈多省的托莱多鲁米(Toldorumi)、萨马塔潘帕(Zamatapampa)和乌苏塔潘帕(Usutapampa)与坎拉约省的卡尔帕卡萨(Qarpaqasa)发现了公共墓穴的踪迹。当局和报纸几乎对此熟视无睹,正如他们为隐藏大屠杀而忽略其他事件一样。9月13号,三个埋着50具遇害者遗体的公墓在伊里班巴(Iribamba)被发现。在14号,在卢里科查发现了一处埋着五具尸体的墓穴,在卡萨奥尔科(Qasa-Orqo)发现了另一处有10具尸体的墓穴。18号,在亚纳可(Yanaorqo)发现了一处有五具尸体的墓穴。10月18号,在巴多奇科(Vado Chico,万塔)发现一座有25具尸体的墓穴;20号,于卡皮塔潘帕(Capitanpampa)发现8名被害者的墓穴,阿亚华尔库纳(Ayahuarcuna)发现了3名被害者的墓穴;在伊里班巴,3具遇害者遗体被发现;在巴多奇科,25号,埋葬着41具遗体的四处墓穴被发现;28号,在劳伦特(万塔)发现了一处埋着4具尸体的墓穴。11月13号在瓦马安圭拉(Huamanguilla)发现一处有15具尸体的墓穴;在拉斯维加斯,在阿亚库乔-万塔路25公里处发现了包含45名谋杀受害者的三个墓穴;22号,在内克(Neque)发现了3处共计10具尸体的墓穴。
1985年,尽管程度与此前不同,大屠杀仍在持续。一直到贝朗德离任后,公共墓穴仍在阿亚库乔接连出现:1月11日在帕盖科(Paquec,万塔)发现了一处有四具尸体的墓穴;1月16日,在瓦马安圭拉的四个墓穴中发现了11具尸体,第二处有五具尸体的墓穴在甘卡纳(Qanqana,万塔)被发现;在瓦曼加省,第三处有三个尸体的墓穴出现在帕瓦(Pava);第四处有16具尸体的墓穴发现在帕查(Pacha)。3月10日在万塔附近两个墓穴中的3具尸体被发现。正如这些统计数据显示:2月23日,在卡内尔(Canaire),他们杀害了50名农民;6月26日,他们在米奥帕塔苏科(Miopata-Suco,万塔)屠杀了12个农民;他们于7月9日在曼萨纳约克(Manzanayoq,坎拉约),对8名农民进行割喉,还将他们的尸体切成碎片,并在坎拉约省帕科马卡(Pacomarca)的另外8个地方做了同样的事情。7月12日,他们杀死了12名农民,并在大肆劫掠后烧毁了他们在瓦拉卡约克(Waracayoq)的家;五人在查卡里(Chacari)被杀。这场大屠杀也开始在整个瓦努科区蔓延:2月21日,在上帕卡(Alto Pacae)发现了一处有五具尸体的墓穴;22号他们杀死了拉索莱达的农民;在奥卡亚库发现了另外一个有7名死者的墓穴。3月,他们在阿兰凯(Arancay)杀死了30人。6月27日,在亚纳雅佳(Yanajanja,新普罗格雷索)发现了一具有11具尸体的墓穴。就这样,将这个国家浸没在血海之中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正式结束其任期,为其前总统贝朗德蒙上了不可抹消的大屠杀的耻辱,并留给了我们一个有价值的教训:那些旧国家的轮执政府谈论的“民主”、“人权”和“和平”越多,饥饿、贫困、压迫、恐怖、谋杀和他们带给秘鲁人民的大屠杀就越多。
自加西亚政府执政,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提及的这些问题后,这场反革命战争走向又如何呢?在阿亚库乔区的行动中心,五号军政区,8月2号,他们再次开始了一场将万巴尔帕(Huambalpa)、卡尔瓦卡(Carhuanca)、比尔卡斯瓦曼(Vilcashuaman)、比申戈(Vischongo)和坎拉约村夷为平地的行动。10号,他们将瓦曼瓦卡(Huamanmarca)夷平并杀死了7名农民。于8月14号发生在阿科马卡(Aqomarca)的大屠杀震惊了秘鲁全境:在一个叫做略科潘帕(Llocllapampa)的地方,8座墓穴被发现,里面放着共计69具遗骸;再加上两名在皮特克(Piteq),一名在尤拉卡拉(Yuraqera),一名在马约潘帕(Mayopampa),两名在阿华潘帕(Ahuacpampa),三名在盖克卡塔(Qeuqeqata)被政权军残杀的人。政权军包围了村庄,集结全部村民,把男人同妇孺分开,实施奸淫、掠夺、射杀,最终把村民全部杀掉,再用碱液破坏部分尸体,放火烧掉其余尸体,把已经无法辨认的残骸埋进坑中。正当加西亚煽动性蛊惑人心地鼓吹“革命”、“一个国家,民主和人民的国家”、“民主”、“尊重人权”、“不以野蛮来回应野蛮”、“和解”、“在坚持法律的同时战斗”和其他被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扔进风中的廉价措辞的时候,阿科马卡事件的曝光扯碎了他们的谎言,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本质,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并再一次地揭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
随后,随着国会当中的一阵急促的喧嚣,一场手势的闹剧,和一纸所谓的总统令,当反对党轻易地妥协,达成交易时,遭到人民的抗拒和谴责,他们越来越看透最高领导层了。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一年了。命令被重新调整,乌尔塔多中尉、帕斯和龙登承担起这项责任;各委员会已提交他们的报告等。现在,乌尔塔多已经得到晋升,被派往国外,到美国或由美国控制的地区接受进一步训练。帕斯也得到提升,里韦拉也毋庸置疑将在1987年晋升。那么,军方准备的调查和公诉又进展如何呢?都陷入沉默之中了。那场耗费10天辛劳,针对乌尔塔多的审判,是否已经实施了呢?公正在哪呢?就跟普卡亚库的情况一样,只有革命的胜利能够带来公正。
但是“坚持宪法和法律的同时战斗”这句烟幕弹仍在继续。在8月28号和9月4号,60名农民在万巴尔帕被杀;在普卡亚库,8月28号,一座埋着7具遗体的墓穴被公之于众。“坚持宪法和法律的同时战斗”这个原则的“民主”应用仍继续进行。阿科马卡、乌马鲁(Umaru)、印加拉卡(Incaraqay)、帕丁(Patin)、坦基瓦(Tankiwa)、科恰帕塔(Cochapata)、马约潘巴和马纳拉萨克(Manallasaq)村在9月1号到25号之间被夷为平地。9月2号到3号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屠杀:在乌马鲁和贝拉维斯塔(Bellavista),66人被害,29人于2号在贝拉维斯塔被杀。紧接着,在3号,37个农民被杀害,其中有11个不满9岁的孩子。9月13号,他们又杀死了7名略科潘帕屠杀的目击者,包括一名9岁小孩。28号,在萨巴班巴(Sachabamba)附近的托托拉,发现了4座包含超过80具尸体的墓穴。
在瓦努科区,4座埋着14具遗体的墓穴在万卡(Huancar,安博省)被发现,在圣马丁区,一座埋葬7名被害者的墓穴在斯图伊(Situyi,卡塞雷斯元帅省)被发现。
10月4号,秘鲁社会再次被另一场大屠杀所震撼,这次竟是在这个共和国的首都,在卢里甘查(Lurigancho)监狱,在七千名囚犯的眼前,30名战俘被杀,23人被打伤。紧接着的是预先商定的,旨在摧垮战俘意志并打击革命的计划。Llapan Atic——共和国卫队的反颠覆部队,全副武装,闯入英国使馆,带走了那些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当他们遭到英勇抵抗而没有收到投降的时候,他们用炸药在墙上炸开一个缺口,然后向房间里面投掷炸药,催泪瓦斯和燃烧弹。在这次袭击之后,他们解决掉所有伤员,毒打了幸存者,烧死了尚生还的人,最后纵火烧掉了这个房间,以消除他们进行屠杀的罪证。但尽管他们竭尽全力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并让目击者闭嘴,但真相还是传了出去,进一步揭露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对这新发生的冷血的野蛮行径不可推卸的罪责。
阿亚库乔区,拉马尔省的乌楚云加(Uchuyunga),11月2号,他们杀死了19名农民;在那年年底末,圣马丁的农民揭露了奥卡亚库、大坎波、贝内米略(Venenillo)、马德米亚(Madre Mia)和帕洛德阿塞罗(Palo de Acero)的屠杀。在1986年开始的时候,如下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情形仍在持续:1月21日,在万塔附近的丘鲁潘帕(Churrupampa),发现了7具尸体;在瓦努科区的乌奇萨,2月份有30人遇难;在帕斯科,在小镇“十二月八日镇”和“独立镇”,五名农民在自己家门口被枪杀,以报复游击队的袭击。总之,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正在继续由贝朗德政府开始实施的屠杀。
(五)失踪者
自从政权军开进以来,使人从世界上“消失”的政策已经变成了政府进行的大屠杀的一部分。这种状况在1984年初变本加厉,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如今,特别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某人被发现“失踪”的报道再次变得越来越多,“失踪”人数成千上万,但是官方否认和忽视相关诉求,并绝口不提任何有关事项的行为和沉默态度,引起了曝光事件和抗议活动的反弹。这种长期被反动当局所运用的非正当手段,已于近来尤为加强了。这种政策不久前已有先例,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为了血洗人民以至于让成千上万人“消失”而实行的臭名昭著的“消失”政策。而现如今,在秘鲁,类似手段正在被采用,而且同样是针对最贫困的群众,首先是贫农,他们的“失踪”或因缺乏证据材料,无法见诸报端,或因当事人的家属面临迫害,外人无从知晓,但他们的确构成了上千失踪人口的多数。他们或被包裹着躺在某座隐藏墓穴的荫蔽里,或躺在众多集中营秘密墓地中,同其他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英雄儿女的遗骸躺在一起。成千上万人的“失踪”构成了足以载入史册,罄竹难书的罪状,以至于如果不在反动武装的脚下掘地三尺,如果人民不用自己毁灭性的风暴摧枯拉朽般地终结秘鲁的腐朽制度,这些罪行就得不到偿还。
这些大屠杀的结果是什么?这场罪恶而可耻的杀戮谋杀了8700名秘鲁人,8700名秘鲁人民的儿女,包括4700名备受剥削而最贫穷的群众,尤其是贫农和邻近城市的贫民窟的居民,也是在这些阶级当中,还有4000人失踪。政权军采取的大屠杀造成了人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8700个孩子的牺牲,而这些遇难者,根本没有被假革命者、那些一边宣扬反对变革现存社会制度一边假装革命的机会主义者、那些为现政权歌功颂德的豢养文人,以及那些声称大屠杀是人民战争的结果的反动政权的奴才们所承认。不!大屠杀明显而确凿地是一项由秘鲁当局所批准并下令,由警察协作,军队执行的政策,是一次始于1983年,在1984年残忍而血腥地被加剧,而系统性地执行至今的罪恶而野蛮的暴行,而不久前加西亚和他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反对政府的加紧实施又令情况再度恶化,他们的责任必须被公之于众。但这次大屠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为了妄图遏制在1982年已经开始以人民委员会的形式成立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是为了粉碎游击战争,是为了让革命战争脱离群众,是为了摧毁新政权并阻止它的发展,是为了阻止人民战争的发展壮大,是为了实现政权军——陆海空三军、政府机构反动的政治目标,正是他们在1983年派出一个师的屠杀力量杀害了1767名人民的儿女,让730人“消失”,直到那一年,群众中只有14人丧生,没有“失踪”,而在1983年共有2,497人被杀害。那么1984年呢?这场反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屠杀造成了2522人丧生,2881人失踪,共计5403名人民的儿女被害的惨剧,杀人数量的最高记录目前仍为军方所保持。
他们真的成功实现了粉碎并终止人民战争的目标了吗?没有,因为人民战争同他的阶级属性相适应,已经展现出它的优越性,它已经证明,自己具备抵御持续而残酷的暴力进攻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了,它愈发变得暴烈起来,愈发成长和发展起来。在我们历练钢铁般英雄主义的艰难阶段,新世界狂暴的号角正吹响着,未来正孕育着,群众正展示着他们改变我们社会的决心,他们时刻准备做,并正在这样做着。党,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正彻底证明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证明着他们坚决坚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并把它精准无误地运用到民主革命及以后的斗争的特定情况下,党有着坚定的决心继续把握人民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正在,而且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向秘鲁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军,并打开通向社会主义和最终目标的大门。
人民战争并没有被粉碎、止步或倒退,相反,即使他们不停地镇压,反动当局的头子还是不得不承认的,尤其是他们的恐惧、疯狂、伎俩和手段证明的事实:人民战争正在扩大,正在发展,正在席卷雷霆万钧的风暴。因此,屠杀的计划和屠杀本身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措施,正如他们的整个正在失效的反动战略一样,都失败了。那么,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行为、他们的大屠杀和他们的反动战略结果如何呢?结果只不过是再一次地用人民的血浸染了秘鲁当局的政权军,其程度之甚在秘鲁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他们犯下的大屠杀的罪行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们,并集中群众对他们的阶级仇恨。
他们罪行达到的新高度已经被无数的人民群众所铭记在心,并将成为为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罪责量刑的证据。这些在今天被恣意而倒行逆施地洒下的鲜血,已经成为了针对秘鲁当局、军方、警察和他们的政治领袖、反人类罪行的头子的雷鸣般有力的控诉。这也将愈发成为革命风暴中心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这面旗帜随着人民完全彻底而正义的胜利,挥舞着,闪耀着。
我们在秘鲁人民战争中所见证和经历的历程,再次深刻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那条必然法则:“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四、人民战争的第六年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针对秘鲁社会具体状况的应用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革命暴力,或者暴力革命,这条夺取政权并改造世界的唯一道路,必须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尤其是由代表无产阶级的秘鲁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它主要由农村地区的基层单位发动的战争发展而来,以城市斗争为补充,跟随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以建立根据地为根本的道路,使得这样一场民主革命,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样一场胜利而告终。这场胜利之后,必须紧接着进行实施坚决阶级暴力的、通过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形式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囊括全人类的、光荣的共产主义——真正的自由王国。基于上文,四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基本问题产生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党作为革命和人民战争,这场对我们而言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的领导;以及革命根据地或者说新政权。现在让我们完全用这些相关要点检验这个第六年。
(一)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我们代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一历史上最后出现的阶级,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其他敌对阶级不同,有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世界人民才能达到的共产主义这一目标。这个唯一无法超越的新社会,没有剥削和剥削者,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党派,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武器和战争,是真正的“大同社会”。这一彻底和绝对的新社会,我们已知的150亿年的物质运动所造就的社会,人类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达的社会,只有通过推进阶级斗争,直到当它到达人民战争的史诗高度,当武装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拿起枪,当反革命战争被彻底摧毁,当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被推翻并从地球上抹去时,才能实现。在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的枪口之下,社会各方面焕然一新,摧毁并消灭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因它们产生的阶级差异,永远地终结战争,共产主义光芒照耀全人类。
因为我们代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立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并把毛主义作为第三阶段,这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至高点已经达到了它历史进程的发展阶段。正式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承担起这一职责,肩负着作为世界无产阶级一部分的秘鲁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为只有基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原则,我们才有可能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在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它适用于全世界,发展是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自从马克思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列宁和毛泽东主席的发展,如何把这一科学运用到每一场革命的条件下就成为了一个基本问题。因此,问题就是如何在秘鲁革命的具体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特别是如何在我国的革命战争中运用暴力的普遍法则——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并发展了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于秘鲁革命的具体条件。简而言之,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主席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一切政治、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为整个无产阶级服务。
(二)关于党
我们首先讨论的是党的必要性;然后我们再根据它当前的角色探讨它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党来领导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列宁主义重述了这一点,毛主义也着重重申了这一点。没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新型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和人民就不会有革命。如果不团结起来,没有共产党人可以独善其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秘鲁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秘鲁共产党于1928年10月7日由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以坚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成立,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提供了有关秘鲁社会,土地问题,帝国主义统治,秘鲁无产阶级角色的基本理论,以及纲领性的要点和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路线。但这位创始人在不到两年后于1930年去世,此时甚至连第一次代表大会都尚未举办,因此在发展的浪潮出现前,党并没有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力量,马里亚特吉和他的路线受到公然质疑,并且随后党的路线被拉维内斯改变,因此,机会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并将其权力强加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给阶级和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条道路导致了在1939年选举中党成为了议会中的侏儒,为以普拉多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服务。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指导下发起了一个虚假的“创始大会”,以反法西斯斗争为借口,采取了“民族统一”的基本政治路线,向美帝的统治和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对国内的统治表示屈服。后来,这种情况导致秘鲁共产党以实现民主开放为理由,作为“民族民主阵线”的一员参加了1945年的选举,这次的选举历程在奥德里亚1948年政变后,以秘鲁共产党的瓦解而结束。六十年代初,由贡萨罗主席创立的派别开始在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内发展。这个派别和列宁所说过的一样:“党的一部分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组成的目的主要是要以明确的方向影响党,以最纯粹的形式使他们的原则在党内得到接受。为此,必须取得真正的一致意见。”这个派别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发展的产物。这一斗争传播了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产生此派别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因素。
与此同时,秘鲁社会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政治活动的激化、对武装斗争的日益宣传,以及该派别出现的区域本身,半封建主义的衰弱越来越明显,农民开始以特别激进的方式觉醒,反映出整个国家都在发生着类似进程。在当时的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不断深化。
以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为首的派别在第四届全国大会上,反对德·普拉多及其追随者所鼓吹的修正主义,并开除了德·普拉多及其同党的党籍。从此,这个派别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在这最初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我们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最初的信仰以及我们将它对基于我们自身情况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5年11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这个派别始终为了建立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而奋斗,要求按照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把建设革命武装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但修正主义却千方百计地阻碍和反对主要任务的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派别重申了一个思想统一、组织集中的党的必要性,呼吁以“英雄战士”为基础重建党。这个过程分三个时期进行,每个时期都有其相应的政治战略:
1. 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战略的指导下,确定重建问题
就这一点而言,问题在于建立一个党来领导这条道路上的武装斗争,这意味着农民和土地问题变得极为重要,必须将党的重心放在农村。不仅如此,思想和政治路线这些决定性问题以“扎根于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正如人们在那些日子中,和“纠正和发展马里亚特吉理论”(突出其中的发展)时所说的那样。而仅仅纠正他是不够的,这是由于以下两点关键原因: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秘鲁的发展。这一阶段发生在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它的在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表现中,并以1969年第六次大会通过“党的重建”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旧的叫法,现在称作毛主义)、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总体政治路线为基础团结党”的决议告终。
2.进行党的重建
这一时期,依据党的统一这个基础,以“党的重建”的政治战略为指导。1968年十月,贝拉斯科发动政变,在他统治下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深化,他以法西斯政治观点为指导,实施秘鲁社会的统合化,镇压日益上升的群众运动。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同右倾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一种形式)斗争,右倾取消主义试图以公开的群众工作为中心,将其限定在合法框架内,从而摧毁党;在严格的政治层面,这条路线提出应征用土地而不是没收土地,最重要的是它否认了政府的法西斯特征。当这些取消主义者无法掌控党时,他们反过来试图摧毁党,而(以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为首的)派别担负起了党的保卫工作。在1970年二月,党发生了分裂,而这些人失去了党的领导权;从那时起,(以阿亚库乔地区委员会为首的)派别领导了重建过程。在第二阶段中,发生了一场反对“左”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否认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和任何群众运动的可能性,试图将党困在四面墙后将其摧毁,因为据他们的说法,群众运动和组织在法西斯统治下是不可能的。他们把法西斯主义简单化为一个暴力问题,更糟糕的是把它简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暴力,除了等待更好的时机之外别无他法。他们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进而是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的观点。他们宣称“路线已经足够了”,没有理由进一步发展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并质疑毛主义,吹嘘自己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这种“左”倾的取消主义于1975年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粉碎。
在这一阶段,基于毛泽东主席的论点,我们加深了对秘鲁社会,特别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解。这个问题是理解和领导民主革命的基础。事实上,这一理解抨击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即在假装团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一同斗争的同时却追随大资产阶级的一派,并支持贝拉斯科的法西斯和统合化计划、“改革”和措施。这一理解至今仍极其适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尤其是对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和一般政治路线的理解,也取得了进展,首次从他的作品中得出的五个基本点以及进一步发展它(马里亚特吉的思想)的必要性。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之间的关系得到阐述,后者是根据列宁主义对党的群众工作支持领域的标准制定的; 因此,党建立了群众组织以发展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
3.党的重建的高潮
这一时期以“推向高潮,奠定基础”的政治战略为指导,亦即将党的重建推向高潮,为发动武装斗争奠定基础。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党正在完成它的重建工作,因此必须总结已取得的成就,确定并拥护一般政治路线,以农村为重心,继续在全国层面建设党,确定武装斗争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奠定基础。左派顽强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与右倾进行激烈而尖锐的斗争。这种右倾发展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首先反对这一高潮并对政治总路线发起猛烈攻击,给它贴上了“极左”标签,并以迅速转向反对开始武装斗争而告终。无论如何,左派凭借坚定和智慧再次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在上一个例子当中反对革命暴力、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反对党履行其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夺取政权的作用,以及反对无产阶级在他们历史使命上的进步的,是另一种修正主义思想)。1977年4月,左派以“为发动武装斗争而建设”为口号批准关于建立全国性政党的计划,将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斗争推向高潮。随着1978年《重建工作的总结》的通过,在《马里亚特吉的总政治路线及其发展》的支持下,加之《武装斗争大纲》的起草,左派再次彻底击败了右派。最后,当这项决议在“确定和决定”的口号下被用于“开始武装斗争”时,左派在1979年5月的第九届扩大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彻彻底底地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历史的一个长篇章结束了,另一个篇章开启了:重建工作达到顶峰,开启了新的阶段:武装斗争的阶段。应当明确而坚定地强调的是,在重建工作临近结束时期,当毛主席去世时,党向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承诺,将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旗帜,并宣布“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称作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因此,当 ** 的政变发生时,随着后者自然而然地在那天结束后掌权,党谴责这场发生在 ** 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伟大的GPCR的反革命政变,谴责它是反对世界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
总之,在那以后,秘鲁共产党得以重建并转变为一个新型政党,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政党。这样,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就再一次地出现在那儿,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和决定”的口号可以被视为当今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里程碑。随后,党到达了第二块里程碑,人民战争的准备阶段的里程碑;这是这样一个阶段,党的纲领、秘鲁革命的政治总路线,和至今仍以其原则指引着我们的党的规章、关于革命暴力的战略性政治问题的决议、人民战争和党、军队和统一战线得以变为现实的一个阶段。下述决定得以实施:“在行动中锻炼第一连队,让革命暴力在发动和发展武装斗争中具体化,让我们开启一个需要我们用鲜血去书写和引导的,属于我们的秘鲁和人民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在行动中锻炼第一连队!1979年12月3日,秘鲁。”秘鲁共产党开始了领导持续至今的人民战争。
(三)论人民战争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武装斗争大纲》,把国际上的经验作为它的伟大起点,有着如此宝贵和丰富的正反面教训,主要把人民战争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考虑到了农村战争的具体情况。本质上,这项计划认为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发展为一场城市和农村的统一革命战争,把农村作为武装斗争的主战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山区、特别是从中部向南部地区延伸的山脉,以及首都城区的重要性。大纲还分析了处于整个拉丁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的大环境、以及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大背景中的秘鲁。牢记这份大纲,党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解决以下两种问题:
1.政治斗争战略问题,这是一个决定了长期和短期的人民战争的内容和目标,战争当中必要的指令和军事计划以及建设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办法,还有他们同新政权的关系的问题。
2.武装斗争的发动。这是决定性的关键问题,值得党的领导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由以“发动武装斗争!”为口号发动的“起点计划”所解决,这是采取军事斗争形式的政治总方针的具体化(每个计划都由一个总的政治纲领所指导)。它的内容包括:首先,是其所要采取的政治任务,亦即发起武装斗争,抵制选举,发动农民为土地和武器而斗争,并为新生事物特别是政治权力奠定基础;第二,采取游击战争、破坏行动、武装宣传和策反、选择性歼灭等方式的斗争形式;第三,有或没有现代化武器的军事组织和武装分队的形式;第四,时间表,开始日期和计划持续时长,特定日期同时的特定行动。第五,“武装斗争”、“工农政府”和“打倒新的反动政府”的口号。
人民战争的头两个阶段,确定并准备开始人民战争的阶段已经完成。反动派宣布它混淆了选举时间,1980年5月17号而非18号为选举日,其他人则重申秘鲁人民战争已经开始,人民战争进入它的第三阶段,它真正开始的阶段,持续了整个1980年,经历了两次成功完成的行动,奠定了进入第四阶段,“发展游击战争”的基础,这一阶段始于1981年,并持续至今。5月17号是一场政治风暴,一场大胆而深远的风暴,翻卷起造反的红旗,举起镰刀铁锤,正式宣告“造反有理”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号召人民、农民(尤其是贫农)站起来,手拉手肩并肩,点燃革命火种,让安第斯山都为之震颤,在这每一个动荡的角落和田野上,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推倒旧压迫制度腐朽的墙壁,征服每座高山,紧握手中钢枪,大闹天宫,开辟一个新的黎明。人民战争开始时是低烈度的,几乎没有现代武器;我们战斗,前进,建设,使它由小变大,由最初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并不断向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将人民战争推向前进。
秘鲁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它的军队实施了龌龊的大屠杀,杀害几千人的生命;除此之外,他们还动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妄图用笔、纸、墨水和谎言粉碎人民战争。机会主义者充当了告密者,派出他们的“领袖”煽动人民反对革命,抹黑扰乱革命,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和寻求议会席位的选举。全世界反动力量、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还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立即向他们提供援助,向政府派遣顾问;其中最显眼的角色当属中国反动集团的黑帮头子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他们是第一批站出来批判和指责我们的人。不出所料,反动力量打开了地狱的大门,释放了他们的瘟神和天启四骑士以反对人民战争。他们浸淫在血泊中,醉心于自大傲慢,祈求胜利和凯旋,溃败并撤退,收兵,接着东山再起并击败革命。但是真正发生的是什么呢?武装斗争和后来的大屠杀是怎么进行的呢?什么才是六年的人民战争最后两年的真相呢?内政部长所提供的数据如下:
这些数据展现了我们的政权军同他们的警察助手行动次数每年的增长;根据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自己的数据,他们的政策甚至他们的大屠杀并没有阻止武装斗争的增长——单从数量方面加以考虑。然而6758人的总数与真实数据还相去甚远,首先是因为国家想将人民战争的规模降到最低,其次是因为他们还没把人民战争的所有形式考虑进去,例如宣传和扰乱,例如,他们也没考虑发生在偏远地区的行动。考虑到在利马地区采取的行动尚且是在一周之后才见诸报端的,一般来说,谎言和沉默,就被用作维持所谓公共秩序和镇压力量权威的遮羞布。在人民战争的六年中,在除了国家24个区中的2个(亚马孙和马德雷德迪奥斯)以外的其他地区中,共采取了30000次行动,甚至还包括卡亚俄宪法州。
这些行动基本在秘鲁山区开展,而且主要在阿亚库乔地区中心、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在沿海地区也有发生,在沿海地区城市,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和布满雨林的高原及重要城市。因此,革命是在全国进行的。而且,这些军事活动已经在质量上得到发展和提高:打击围剿游击根据地的敌军的行动、伏击、破坏战略性据点、陆地入侵、彻底破坏、强选择性歼灭行动以及加强的武装宣传和鼓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呈现出重要而长足的质的飞跃。需要明确的是,六年间超过半数的行动是在1984年6月至今的这段时间内实施的。1980至1986年行动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在去年实施的。这就是清晰而明确的事实。反革命战争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呢?是83年到84年的大屠杀和侵犯吗?他们显然失败了;他们甚至没能阻止人民战争的发展,更不用提结束它了。
下表1显示了贯穿着秘鲁正在发展的人民战争的四种形式的斗争:其中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另外三种游击行动的补充形式分别是:破坏、选择性歼灭以及武装宣传和鼓动。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农村的行动总数的45.9%属于游击战(由城市分遣队和农村的排和连实施),而破坏行动只占11.2%,选择性歼灭仅占8.2%,武装宣传和鼓动达到了34.1%,这些数据清楚的说明了游击战争是这个国家人民战争的主体和灵魂;重要的是,游击战的占比,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阿普里马克等农民占多数的地区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54.4%,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发展到所有地区,甚至是发展成一种特殊形式(在利马)。
很明显,游击战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而其他形式只是对它的补充和推动,因为游击战最能直接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尤其是政权军。值得注意的是,武装宣传和鼓动占行动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人民战争对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具有重要意义;显然,这项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民以及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虽然在农村主要以口头形式进行,但也有海报和插图传单作为补充。这项工作在所有地区都起了很大作用,但在新地区效果尤为显著,总体上位居第二。破坏活动排在第三位,目的是对反动力量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部门、大资本和大地主进行经济打击。就最后一点而言,摧毁生产活动中的半封建关系对农民而言极为重要。最后,总行动的8.2%由选择性歼灭人民的敌人构成,这些行动反对的是已经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指控的敌人,或者那些欠下血债死有余辜,从事屠杀、虐待、渗透、间谍等反革命活动的敌人。这些行动实施时没有任何残酷行为,而只是简单和权宜的正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尽管如此,媒体还是把它们描绘成一种可怕的东西,笨拙地歪曲它们的事实,夸大它们的数量。显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将人民战争视作洪水猛兽的是反动武装,把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安到了革命头上。
总之,这张表清晰地表明了武装革命行动的游击性质,并表明,游击战是人民战争的实质,是其主体和灵魂。因此,它完全驳斥了试图将“恐怖主义”的标签贴在我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上的荒谬指控。事实上,正如我们自1980年以来所一直声明的,那些没有任何证据地重复这个谎言的人,像鹦鹉学舌一般重复里根和秘鲁反动派的话。在秘鲁正发生着的,全世界都在见证着的,完全的是一场人民战争,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阿亚库乔地区、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值得特别关注。正是在这里,这部分的人民战争首先变得活跃,一句话,这里是人民战争的发祥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战争的第一批行动发生的地方,在丘斯奇,英雄的人民,尤其是贫农,抛头颅洒热血,慷慨以赴,点燃了人民战争的火焰,让它燃烧起来,持续壮大。这些地区的群众遭受到了最残暴和无尽的大屠杀;正是在这些地方反动力量集中了他们的武装,实施了他们精心策划的计划;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反动分子吹嘘他们的预期胜利以及这些地区是如何被“几乎”平定的,然而结果只是不久后,面对革命的新攻势时食言罢了,这从来没有阻止革命者再次赢得胜利。那么,这些地区现在的形势如何,最近两年那里的革命战争又发展得怎样呢?
下表2和表3显示,过去两年来,秘鲁63.4%的行动发生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其中,游击战总数的75.1%,破坏行动的43.3%,选择性歼灭的74.0%以及武装宣传和鼓动的52.0%发生在这三个地区。所以,怎么能说那里的人民战争式微了呢?除了政府要员和军队高官(他们甚至没有提供政府、联合指挥部或军政指挥部发布的官方报告)做出的那些主观而多变的声明之外,(尽管事实上,该地区在1981年初警方开始行动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处于紧急状态,并自1982年3月起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清晰而具体的事实表明,这个地区一直都是反革命武装和革命武装战斗的主战场;正当反动力量妄想扫除人民战争的时候,人民战争在历次进攻中坚持下来,并愈发变成一个以阿亚库乔区为中心的风暴。几乎是从军事行动开始时起至今,在军方介入后变得愈发喧嚣,并常常与反动势力的侵犯和行动同步的,是那些咖啡馆战略家、业余作家、机会主义者、“老学究”和假的或者说是摇摆不定的革命者们,对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地区发生的人民战争不可能继续推进的夸夸其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放弃这个地区并撤退到其他区域,以便于“保存”武装斗争并在新的更好的形势下再次启动,正如他们时不时说的那样。我们应当指出,一般来说,这些人同那些或公开或私下以“扩大民主空间”或以“捍卫民主”的名义反对人民战争的人是一丘之貉。
我们坚信毛主席说的伟大真理:一个地区直到被多次证明无法防守否则就不能放弃。既然共和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早已迎面而来并在这个地区持续数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所建议的撤退战略到底对谁有利?很简单,纯粹是对反革命势力;解除这一人民战争最重要最可靠的堡垒,将会帮敌人一个大忙。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有多少反对人民战争的言论,人民战争仍会继续在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蓬勃发展,紧密地联系群众,充满英雄气概,在这场改变秘鲁社会的武装革命中每天书写着新篇章。就在最近几个月,甚至是在阿亚库乔市里,这场革命也已经释放出了毁灭性力量,摧毁了这座全国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所装裱的虚伪和平。例如最近,于人民战争六周年之际,针对共和国卫队的军营以及国民卫队第九指挥部使用了汽车炸弹,爆炸震撼了这座城市,使负责镇压的军队和警察陷入慌乱和虚惊之中。总而言之,你不能一叶障目: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会继续燃着人民战争的烈火,向不可一世的反动势力发出革命挑战。
正如我们在三张表中所能看到的,只有行动总数的8.4%发生在首都利马,其中包括破坏活动的17%和武装宣传和鼓动的15%。这些数据反驳了反动媒体、军事首领和当局所谓的革命从利马“撤退”或在利马集中革命的说法,他们这样说,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声称的革命在阿亚库乔地区遭到重大挫折的说法寻求根据,另一方面又想解释最近两年震撼了首都的有力行动。对表1的分析表明,在所研究的两年中,利马的工作60%都是武装宣传和鼓动活动,23.7%是破坏活动,只有3.8%是选择性歼灭。因此,我们从在利马的人民战争各种形式的百分比,以及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比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关于革命撤退的陈词滥调是毫无根据的。关键的一点是,由于首都的行动对大规模集中的经济有着巨大影响,这也使大规模破坏行动成为可能,例如拜耳工厂和霍加尔百货公司;那里有大型国家部门可供破坏,例如利马总统府和联合指挥部;外国大亨,例如教皇来访的这种场合下,可以用停电等方式向其致敬。显然,政府中心机构设在那里,因此有机会进行选择性歼灭,例如那个娘娘腔的海军少将庞塞·卡内萨。不仅如此,行动的反响立即加剧了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位海军少将的事件就是个例子,而由于媒体的关注以及国际新闻机构和各种外国代表的存在,那里的行动变得更加难以掩盖。因此,如果我们牢记一些国际经验的话,就不能在人民战争中忽视首都;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好地组织工作,以胜任抵御打击和反渗透的任务,此外还要有逐步加强的思想教育,以便能面对任何风险,并优先发展同广大工人群众、社区和贫民窟的联系。正是所有这些积极力量发挥了作用,而并非所谓的从其他地区撤出工作,才使得在首都发动人民战争成为可能,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雄心和扩张。以“让压迫催我们奋进,燃起星火,传播烈焰,发动尤其是以武装形式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为口号,从西北边境与厄瓜多尔接壤的卡哈马卡省一直延伸到东南边境与玻利维亚接壤的普诺省,贯穿了秘鲁最落后贫困的山区这一对秘鲁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轴线,人民战争的蔓延是指引运动方向的指南针,目的是将这一雄心壮志变成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战场,并推动这场战争。这一格局的达成是“大跃进计划”的重要部分和它的具体实现。正如表2所示,军事行动的28.2%发生在“其他地区”,即阿亚库乔-万卡韦利卡-阿普里马克和大都市利马地区以外,其中包括26.2%的游击战、39.7%的破坏活动、22.1%的选择性歼灭和33%的武装宣传和鼓动。这样,人民战争就在秘鲁的中心地区稳健推进,因这些地区有着采矿业、农业和通讯与运输干线,且处于整个国家地理政治的中心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革命战争在秘鲁的北部也在快速推进,以山区和瓦亚加河盆地为中心。这两个地区都是大而富裕的地区,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北部地区。人民战争也在南方蔓延,同样以山区农村,这些极度贫困的地区为中心,特别是在普诺省爆炸式地增长。这使当局感到非常担忧,因为革命正发生在他们“发展样板”计划实施的地区,并破坏着他们的计划。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并不是什么最近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它同人民战争本身同样老,从战争的准备阶段起,这项工作就根据一个全国性计划构思并组织,这项计划根据重要性划分区域,根据具体情况给予每个地区适当的关注;当然这些地区发展并不均衡。因此,这场战争并非根据单个地区而构想,而多个地区同步发展,以其中之一(可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变更)为主,尽管这些地区之间发展得不平衡,所有这些都以战略性集中和战术分散计划为框架。
每个地区工作的实施及其影响都能通过下述事实判断:在1984年7月,在瓦亚加河盆地,瓦努科省的瓦亚以及圣马丁省的马里斯卡尔·卡塞雷斯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处在7号军政指挥部的控制下。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持续至今。同年11月,帕斯科大区的阿塞德斯卡里翁(Alcides Carrion)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处于上述部门的指挥下,不久就扩大到了重要的矿业省帕斯科。在北部,军事行动激荡了卡哈马卡区、安卡什区,尤其是拉利伯塔德区;人民游击军的攻势使农村受到极大震动。第7指挥部下属的警察和军队已经实施了镇压作为回应,但仍坚持认为这个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军队全面进入。在南方,首先是普诺陷入骚乱状态,例如在圣安东、圣何塞和丘帕等城镇,警察哨所遭到袭击,大型国家连锁农场(SAIS)遭到破坏并被烧毁,针对这些控制大片土地的大型国家连锁农场,我们动员了10000名农民进行武装进攻。这导致了警方宣布圣罗曼省、阿桑加罗省和梅尔加省为 “红色区域”;反动派叫嚣着支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和政权军干涉。贫困、自然灾害和军事行动相结合,使普诺成为一座极具爆炸性的火山。
对于上述,我们还要补充说,持续不断的游击行动已经深深渗透到阿普里马克省,直达它的首府阿班凯门口,至此,将我们的范围延伸到整个中央山脉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今天,人民战争还在蔓延,从山脉向北延伸至卡哈马卡南至普诺,从一处边疆到另一处边疆,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这个伟大的目标是通过顽强奋斗和流血牺牲实现的;它为正在进行的秘鲁革命开辟了新的可能。即便这已经足够了,但其实还有余地:既有在山脉也有在雨林高原的战斗,在两个关键地区,在战略重心库斯科、阿普里马克、阿亚库乔和朱宁;以及瓦亚加河流域,这片帝国主义和政府计划建立巨型企业的富饶地区。不仅如此,斗争在沿海地区也在开展,尤其是其中部和北部地区,而且,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利马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是首都,同时也集中了以秘鲁无产阶级和贫民窟中的贫苦居民为主体的大量人口。综上所述,人民战争不仅在山区得到扩展,而且还延伸到山脉、雨林和滨海,奋力向前推进,开辟新天地与未来。
为了完整描绘这幅图景,让我们看看一些出色的行动。在阿亚库乔区,针对政权军反游击根据地(根据国防部长最近的声明,该地区有70个根据地)的行动,以圣何塞、德塞克和阿科马卡为例,在阿科马卡大屠杀后,袭击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这片地区建立的试点项目;攻击并破坏了14座由现政府在洛奇瓜的“森达斯塔人的投降”这场闹剧后设立的强制集中当地农民的战略据点,将群众从反动势力和军事管控中解放出来;在圣佩德罗、埃尼蒙特和其他地区对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进行伏击;进行甚至反复进行对政权军富有嘲讽意味的包围,消灭和打伤士兵;破坏试点地区(政府地方经济发展项目)的设立,这些项目将作为统合化的基础;摧毁27座科比萨-阿亚库乔新电网的高压线塔,破坏行动甚至在官方开业仪式前就发生了;以及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用汽车炸弹袭击共和国卫队甚至阿亚库乔的第九国民警卫队指挥部。在万卡韦利卡,摧毁6座桥梁和曼塔罗电力线路的35座电塔;铲除了农业公司辛托和维琴察,夺取它们的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在阿普里马克,掀起了军事行动的新高潮,破坏了首府阿班凯的马塔拉发电站,正如破坏钦切罗斯的发电站一样,并攻击了警方哨所。
在秘鲁中部地区,袭击蔓延开并升级;例如在米奇维利察针对共和国卫队的伏击;破坏圣特罗名(国家矿山)的变电站以及它的蒸汽挖掘机,瘫痪了这个地区唯一的露天矿坑;破坏图帕克·阿马鲁的大型国家连锁农场;摧毁铁路桥,让万卡约铁路瘫痪数月,阻碍了从万卡韦利卡到科比萨的矿石运输;用爆炸物扰乱和破坏万卡约并与第二里曼库交火。在北部地区,在“夺取土地”的口号下,我们动员了160000名农民进攻,没收了320000公顷的土地,其中主要是牧场,12000头牲畜,多数是一等品,这些都被分发给农民;破坏秘鲁唯一的输油管线“Norperu”;在由加西亚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首都”的主要广场亲自主持的庆典期间,破坏该党的心腹要地特鲁希略。在南部,尤其是在深受震撼的普诺省,上述行动旨在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原动力。在瓦亚加河地区袭击了奥卡亚库的警察哨所;在阿瓜·布兰卡攻击了巡逻队;铲平了大型茶种植园;在拉穆尤纳伏击了国民警卫队;与阿尔托莫罗纳的UMOPAR(国民警卫队的机动农村巡逻队)遭遇,并在帕忒隆多斯与一支30人的陆军巡逻队进行交火。
在利马,对大使馆的破坏,包括迄今为止针对外国代表的最大行动:近来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使馆的攻击;破坏几十个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地方办事处;在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问期间,在总统府门前的阿尔马斯广场中心使用汽车炸弹,随后火烧同一个广场上的斯卡拉商店,这引发了激烈的交火,导致总统府卫兵陷入巨大困境。用汽车炸弹袭击警察局、军队指挥部和国际机场;在12月3号和去年三月和七月期间造成了经常性的大停电;纵火,例如火烧同样是在阿尔马斯广场的玛丽百货商店,导致共和国的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政权军控制下自2月至今实施宵禁;选择性歼灭,包括在大选期间袭击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军队与警察官员,近期袭击海军少将,以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组织书记,这激化了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引发了大量的政治骚乱和雷鸣般的威胁;此外,6月7号陆军节当天,加西亚主持的国旗宣誓庆典仪式被爆炸物所破坏,其中之一距离官方检阅台仅有20米远,这证明了,尽管接下来24小时内,有紧急状态以及军队和骑警出动,革命仍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必要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俘和直接支持者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已经持续数年,但是他们顽强而英勇地对抗酷刑、虐待、反人类行径、谋杀、报复、刺杀甚至大屠杀,将反革命的地牢变成光辉的战壕,因此自去年年中以来有所增长的斗争仍值得特别强调。
在1985年7月13日,在埃尔弗隆顿、卡亚俄和尤里甘乔的地牢,战俘们开始了一场争取特殊犯人地位的斗争;通过勇敢的行动,他们迫使贝朗德政府签署一项协议,并承认协议本身具有这种地位所隐含的权利。这场斗争使政府措手不及,遭受到严重失败,将总统换届交接期转变为政治良机。政府准备着复仇,新任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负责执行;它一上台就否定了这项协议。当政府试图采取行动并搞两面交易的时候,一场艰苦而复杂的斗争产生了;政府在斗争中的失败,酝酿并导致了10月4号的大屠杀——故意在党的周年纪念日(10.7)前几天进行屠杀,妄图打击这条战线上以及革命中的战俘的士气。但尤里甘乔的战俘英勇地战斗着;他们不仅从大屠杀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来,还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调转矛头对准政府本身。他们凭借着阶级团结,尤其是团结其他狱中的斗士,以共产主义热情和乐观主义态度庆祝了10月7号。他们持续努力,再一次正确地推动了斗争,在10月31号,迫使反动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政府签署了他们曾经撕毁的协议,直到这一回,协议才被政府高层所承认。但是斗争并未结束,反动势力从未停止策划阴谋来反对人民的儿女。政府提议将囚犯转移到大坎托,以进一步他们的计划;面对这种局面,战俘们发动了一次被称为“揭露反动派嘴脸和抵制转狱”的运动,展示了他们即使以一场新的大屠杀为代价,也要反对转移的坚定决心,有力地揭露了政府。这场斗争在1986年1月15日达到高潮,当战俘的家属与国民警卫队爆发冲突,造成一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后,司法部长被迫宣布,将不会把囚犯转移到大坎托,因为这座监狱并不是为“恐怖分子”准备的。对抗新屠杀的运动的一幕落下了,但问题仍存在着:当媒体叫嚣要转移更多囚犯,海军向参观者施压时,他们违反了他们的公开承诺,忠于他们的反动本能,他们开始把新囚犯转移到那里。斗争仍在继续,新的篇章仍有待撰写,正如我们在审视臭名昭著的六月大屠杀时所看到的那样。战俘凭借着他们高昂的士气和久历考验的战斗精神,教导着并持续教导着革命者,能够而且必须将监狱变成光辉的战壕。在1984年6月至1986年6月之间采取的行动,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通过在秘鲁农村和城市进行六年不屈的战斗,为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让叛徒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四)论建设新政权
为了完整分析秘鲁人民战争,我们必须考虑新政权的问题:新政权、根据地的建立、农村包围城市的要点、政治权力问题、新民主主义联合专政,一定要通过改造旧社会,以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最终确保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我们将在建立三个方法的背景下采取这种观点,因为国家与党和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已经回答了为什么党是必要的,如何批判和再造秘鲁共产党使之能够重拾领导人民战争的目标;在过去的六年中,仍需简要考虑的是其发展的一些有着长足进步的方面。当讨论战争的准备工作时,党就在1979年全国委员会中给自己定下了军事化的任务。具体来说,就我们在这讨论的内容而言,我们认为党的军事化是领导人民战争所必需的转变和调整的合奏。人民战争是产生新国家和联合专政的主要斗争方式,它将改变社会,用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代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的统治,从而达到民主革命的最高潮。进一步的说,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正日渐崩溃,将在战争中消亡,它们正进行攻击,寻求摧毁一切新的和革命的事物,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事物。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要捍卫和发展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联合战争的根据地,加强与世界革命无处不在的联系,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表面扫除掉,继续重复的文化革命的漫漫长路,直到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些总的纲领下,我们针对反革命战争的具体方面,构想了反对它的人民战争的具体发展,而这些反革命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深陷各种战争中的时代框架内,在短期内,会发生人民战争同反革命战争之间的世界性冲突,这是斗争的最高形式,并将最终决定人类的命运。长远看来,只要阶级还存在,通过文化革命推进共产主义本身就会在人民战争的背景下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而发生,并不断发展。最终,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我们的党和所有共产党会面对这种境况。
具体到党的军事化,我们的党完全地融入到人民战争中,将它的所有成员投入其中;简而言之,正如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那样,“我们的中心就是战斗”,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心建设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把党作为建立军队所围绕的中心,围绕这些方法,以及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发动,以建立新的国家。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培养党员,首先是作为共产党人,而后是战士和领导者”,以便实施革命所要求的这三个目标。
群众工作必须通过,并且为了人民战争而发展。领导是关键,而且必须要有一个伟大领袖(Jefatura)。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为了人民战争,加强党和其他组织。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问题是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对于秘鲁社会、政治形势(主要是军事路线)、人民战争和如何领导人民战争有了深刻理解;特别是关于秘鲁战争的具体情况以及在不忘记以农村为主的情况下,如何将其在农村和城市中同时展开。最终,正如不可避免地那样,随着农民的比重变得非常高,以及相当多的青年和妇女入党,党员人数已经有了可观的增长,这带来了一些明显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只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得到增强,它带来了一个更伟大的未来。
作为我们进步最大的方面,人民战争使得党能更加紧密而清晰地掌握毛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并实施“坚持、捍卫和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目标,带着服务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觉悟,进行让其领导世界革命的斗争;除此之外,紧紧地把握阶级观并将其融入人民战争的做法让指导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后,人民战争本身使得进一步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党员成为可能。
至于我们的武装战士,人民战争、人民群众和党已经发展了人民游击军这一支执行由党建立的革命的,并由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历所崇尚的政治任务的新式军队:战斗、生产和动员群众,这意味着政治上教育他们,动员他们,组织和武装他们。这是按照“党指挥枪,绝不能让枪指挥党”的原则,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一支农民武装。它的基础是在思想上建立它的工作,这伴随着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及其运用,也就是起着指导思想、党的总路线和政策的作用。随着党在军队中所有政治工作中取得领导地位,在政治上建立军队是以在军队当中组织党为补充的。在军事方面,军队是在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上以及党的军事路线和计划上建立的;它在城市中以分队和排的形式组织起来,在农村中由连、营组织起来,并总在两个体系的指挥下的,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军事的,在当今是由“发展连队,加强排,目的是营”的口号而指导的。人民游击军的建立也是基于列宁的关于人民民兵和它作为警察、军队及行政的三大功能的伟大命题。进行军事训练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以便彻底和成功地开展行动。武装部队最初是没有武器的武装分队,因为列宁教导,武器的缺乏不能被作为不组织一支武装的借口;后来,他们就用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来武装自己,包括到现在仍十分重要的炸药,因为简陋而传统的武器仍能扮演着基本角色。
虽然我们通过从反动军队手中夺取武器的方法已经努力得到了现代武器,我们仍听从毛泽东主席的,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伟大教导:“自古以来,在革命战争中,都是缺乏武器的人获胜,武器上占优势的人失败……如果没有现代化武器就打不得仗,那么这就等于缴自己的械。”
有着数千名战士的人民游击军,已经证明了它自己;它在人民战争中接受锤炼,是新政权的支柱。新政权,以人民委员会为形式的新政权,发展中的根据地和组建中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这六年的人民战争的最高成就。考虑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的论点,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正在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我国机会主义选举“阵线”的传统。
中央委员会指示,人民革命保卫阵线只能在农村,在人民委员会的基础上,以新的国家权力的具体形式建立;而在城市,人民革命保卫运动正在建立中。人民委员会于1982年底首先出现在阿亚库乔,此前警察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并从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撤出。这些是统一战线委员会,它具体表达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三个当今投身于武装革命的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专政。这些人民委员会,作为一个国家体系,是新民主主义专政的具体形式,其政府制度反过来是以人民大会为基础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参加革命,但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尊重。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根据三结合的规则所选举。三分之一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党员,三分之一是代表了农民阶级的贫农,还有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农和先进分子。像所有形式的新政权一样,委员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军队为支柱。
委员会包含有五名特派员,这样说是为了强调,他们被派出执行特定任务,并能随时召回。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下,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他们在各个领域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以及以集体合作形式指导的商业;司法、教育和休闲,以及见证人民组织的进步,保障集体和个人的安全。这项工作的基础在于引入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根据地的发展,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数百个人民委员会的发展遵循了游击战的流动性规律,因为他们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下的,以及人民战争整体道路下的游击战争的产物。因此,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之间的剧烈斗争,正围绕着新政权产生。例如,在1983年到1984年间发起的占领与反占领间的斗争就意义重大。就这个问题而言,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人民游击军实施了180起反复辟斗争,并在这一尖锐的争夺中夺取了591个城镇。简而言之,人民游击军和反革命武装之间的战争漩涡,背后是新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创建、保卫和发展的问题。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过程的持续推进,这一新政权,发射着并将继续发射风和雨,正如一个炙热而张扬的火炬,号召人民伴随着人民战争的波涛奋勇向前,吞噬着过去,猛然地为人民和无产阶级打开未来。
那么为此付出了什么生命代价呢?包括让群众反对群众的计划、大屠杀和消失政策在内的反动政策,已经让我们的人民付出了11300条生命的代价。除此之外,还有军方和警察、警探、线人、封建暴君和专制君主的1668人死亡,还有1738名人民游击军丧生,截至1986年5月,死亡人数总计约一万五千人。这就是真相,而反动出版社为了掩盖其险恶的灭绝政策所发布的篡改过的统计数据则不是。
这就是秘鲁人民战争,要分析和理解它需要考虑四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人民战争和新政权,考虑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结论:秘鲁的人民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它将这个国家翻个底朝天;“老鼹鼠”正在旧社会的肠胃深处钻洞并无人能阻止他;未来已经属于我们,古老而陈腐的社会正无可救药地沉沦,而革命将取得上风。
人民的战争万岁!
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
光荣属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世界革命万岁!
贡萨罗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