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最近，在天涯若比邻网站读到一篇批判魏巍先生机会主义的文章。通过与澄宇2009年1月发在“主人公论坛”上帖子，既〈要像看待16条那样看待11条〉中魏巍先生的十一条进行反复对比之后，本人认为，这篇文章对魏巍十一条中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基本上是中肯的。例如，魏巍先生十一条中的第三条说：“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甚至连普京也不如，普京还敢于同美国对抗，他们连这种民族精神都没有，其奴颜媚骨甚至可以和满清卖国政府相比了。”这与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张宏良、张勤德等人鼓吹的“民族大义”完全一致。又如，魏巍先生在第六条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无疑在说，“掌握政权的修正主义集团”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目前“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是以“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汉奸、买办卖国贼。这与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张宏良、张勤德等人号召人们起来打倒以“大领导”为主的汉奸、买办卖国贼，转移我们的斗争方向和矛头也是一致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机会主义思想。
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既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这个纲领不仅阶级立场旗帜鲜明，而且其中每个概念和判断都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中，尤其是在一百五六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都不是为了单纯的批判而批判。魏巍先生的十一条，如果作为魏巍先生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随着他的去世而进入历史，也就没有批判的意义和必要。但是，澄宇等人却把魏巍先生这篇概念和判断之间存在着矛盾，某些结论也不准确的个人认识上升到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高度，不仅如此，还把这篇存在着严重机会主义思想的个人认识当成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这就有厘清什么是马列毛主义革命纲领，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必要。
机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根据其特征，可分为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两种。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魏巍先生十一条中反映出的机会主义思想，是与他在历史上一贯表现出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一致的。现在本人把这篇批判魏巍先生机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以及澄宇的〈要像看待16条那样看待11条〉两篇文章都转帖过来，希望各位网友展开讨论，看看到底哪篇文章更符合马列毛主义。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开卷有益。只要用马列毛主义理论来论述，无论支持谁，反对谁，对提高我们的认识和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都是大有裨益的。
是马列毛主义革命纲领还是机会主义路线
——魏巍“十一条”批判
作者：上官云湘
原文联接：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t=5505——
2009年1月4日，澄宇先生发表了一篇《要像看待16条那样看待11条》的帖文，要求我们要像对待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那样看待《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即魏巍的“十一条”；2010年7月22日，又在《为在中国复兴社会主义当好铺路石（下）》中把魏巍的“十一条”吹捧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魏巍先生的“十一条”稍微作以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不仅逻辑混乱，许多概念、判断和结论自相矛盾，而且对论据的分析和认识也与客观事实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尤其是其中反映出的思想观点和阶级立场更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著名的“哥达纲领”中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想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9卷第8页）用恩格斯这句名言批判魏巍先生“十一条”中像荒草一样疯长的机会主义思想，无疑于杀鸡操起牛刀。
一
魏巍先生在其“十一条”中的第二条如是说：
“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显而易见，魏巍先生这段文字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革命的性质，二是革命的内容既革命任务，三是革命的方式。
一个判断是否正确，就是看这个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换句话说，只有人们正确地，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了某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某一事物的性质，实质上是这一事物的本质特征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比如，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等等。而魏巍先生经过多年的“思考”，开篇就用带有严重语病的文句对未来革命性质作出了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判断，这不仅与魏巍先生著名作家的身份不符，而且这个判断反映出的思想观点和阶级立场也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
我们把魏巍先生这一判断的文字结构浓缩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问题的实质。
“……性质，……是……把……进行到底”。这个判断的表达方式既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也不符合思维和判断的基本逻辑。物质世界什么事物的“性质”是“把……进行到底”呢！从汉语中某些特殊结构的文句所表达的语意讲，“把……进行到底”反映的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对待某一事业的态度。比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反映的是人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著文无数，而且名声响彻大江南北甚至全世界的文学家出现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恐怕不仅仅有损自己的声誉和形象吧！
1、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毫无疑问，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或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们基于中国目前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性质深刻而全面地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必然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如果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的革命。换句话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而在封建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同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代表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方向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革命的性质。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的科学真理，直到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华汪叶李等人勾结发动军事政变，逮捕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江青、张春桥等人，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复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步步蜕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在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强大作用下，通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步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它的发展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那些极力鼓吹中国未来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重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等观点，不仅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更是对工人阶级无耻的欺骗。
2、革命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反腐败”、“反卖国”？
“反腐败”、“反卖国”反映的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魏巍先生硬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塞进社会主义革命中，在表达他对资产阶级政府和官僚党棍们“腐败”与“卖国”行为切齿痛恨的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位民族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伟大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
列宁同志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９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435－436页）从列宁同志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它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愿望与要求，是阶级斗争的本质特征。而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等行为只是一种表象，不是特色党的本质。因此，“反腐败”、“反卖国”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掩盖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借以转移工农斗争矛头的手段，是帮助官僚资产阶级当局维护其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便与官僚资产阶级共同榨取和瓜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爱国主义实质上裹夹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列宁同志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5卷第187页）列宁同志还告诉我们，“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6卷第121页）因为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活动范围不大，同其他国家也很少联系，更没有卷入到世界商业贸易体系中。所以列宁同志说，“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小资产阶级是最爱国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5卷第207－208页）上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实质来说，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反腐败”、“反卖国”融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国民党左派共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而是由国共两党都有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性质决定的。魏巍先生则撇开阶级性表达他的爱国主义热情，教条地照搬上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强加给工人阶级，不仅与社会主义革命存在着根本矛盾，也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反腐败”、“反卖国”是官僚资产阶级乐见其成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戴着“共产党”的桂冠，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而且还经常假借这些光明堂皇的旗号和衣冠招摇撞骗，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各种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他们“加大反腐败力度”欺世盗名。如果他们响应魏巍先生的号召，“把反腐败、反卖国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通过整治“腐败”，惩罚“卖国贼”，官僚党棍们都“清廉自律”了、不再“卖国”了，不仅可以把准备侵占钓鱼岛的日鬼子制服，不仅韩国、菲律宾甚至马莱这样的蛋丸小国不敢轻易向中国挑衅，而且强大的美国鬼子也不敢欺负中国了，这对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有丝毫的坏处。面对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官僚资产阶级正渴望通过“反腐败”、“反卖国”收买人心，以此蒙上工农群众的眼睛，巩固和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呢！在这种情况下，魏巍先生把“反腐败”、“反卖国”等大小资产阶级都乐意接受的思想揉进社会主义革命中，并要求“全国人民在反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要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澄宇《要像看待16条那样看待11条》）有利于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还是有利于他们维护其反动统治？多少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
更滑稽的是，澄宇先生还把这些机会主义谬论吹捧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说，“毫无疑义，反腐败、反卖国，都是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为在中国复兴社会主义当好铺路石（下）》）如果按照澄宇先生说的那样，“08宪章”的炮制者，既魏巍、澄宇先生等人竭力反对的“西山会议极右派”和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岂不也成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这些无耻的家伙，虽然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多党制，但是他们也反对特色党的“腐败”和“卖国”。正是基于此，他们才希望按照美国模式的民主国家改造中国。
魏巍先生和澄宇把“反腐败”、“反卖国”两项任务强加给工人阶级，让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帮助自己的敌人清除其内部的“腐败”和“卖国”等问题，除了取悦官僚资产阶级之外，最直接的恶果就是蒙蔽工人阶级的眼睛和心智，迟滞、阻碍工人阶级觉悟，延长无产阶级的苦难历程。这些事实再一次确凿地证明，魏巍、澄宇等人不仅在思想上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各级党棍们属于同一个阶级中的不同政治派别，而且至今与他们有着藕断丝连的阶级感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反腐败”、“反卖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奉献出来取悦官僚资产阶级。如果魏巍先生和澄宇与官僚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站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上，绝不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个腔调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垃圾！更不会把这些垃圾用爱国主义装潢粉饰起来欺骗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早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沦丧了，他们不仅早已无国可爱，而且还被这个国家剥夺了一切权利！只剩下可以“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工人阶级拥有怎样高尚的爱国主义热情，都不可能感化他们的敌人并使这个贪婪、狡诈的敌人放弃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更无法阻止寡廉鲜耻的敌人贪污腐败、出卖国家资源等行为。
且不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候也是你死我活的。每个政治派别无不希望自己的政敌分崩离析，腐败透顶！甚至有些政治派别还不择手段地离间政敌的内部关系，以此分化瓦解敌人的队伍，这样才有利于自己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的各种斗争无不如此，更何况两个敌对阶级？而魏巍先生和澄宇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则不遗余力地号召工人阶级帮助自己的敌人清除其内部的“腐败”和“卖国”行为，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不仅我们这些为了生存而在长街短巷流浪的草民不可企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伟大导师恐怕也是不可能企及的。
3、革命方式：是重新革命还是“继续革命”
从汉语词汇的内涵和外延上讲，所谓“继续”，意思是接着干下去，中间没有停顿，或者即使有停顿，时间也非常短暂。所谓“继续革命”，就是在原来革命事业的基础上把前辈未竟之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不继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就会复辟资本主义。东欧事变、苏联和中国相继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件，并不只是指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而且还必须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些都是“继续革命”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缺少任何一条，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
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魏巍先生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虽然丧失了政权，但原来革命事业的基础还存在并且继续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尽管魏巍先生承认“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继续革命”的另外两个条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路线还依然存在。而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中期那场军事政变之后，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继续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且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因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了最高领导权，一步步地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路线也被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所代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完全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且连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也几乎被走资派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消耗、损毁殆尽，给工人阶级剩下的只有马列毛主义理论这份精神财富和可以自由出卖的劳动力。不仅如此，直到现在，官僚资产阶级还在利用他们掌握的各种媒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歪曲、诋毁和诬蔑，对无产阶级进行恶意欺骗直至血腥镇压。这些事实都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才能重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窃取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经过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对内掠夺瓜分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巨额财富，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目前已经发展成政治腐败、思想文化没落，经济高度集中并早已经形成垄断的法西斯帝国了，现在正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海外并购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濒临破产的产业，并打着经济交往、经济援助等幌子向亚、非、拉和中东等国家和民族输出资本，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因此，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样，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敌人。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重新聚焦力量、重新革命的问题。
魏巍先生在“十一条”的第五条提出“要重建共产党”，“重建共产党”至少证明以下两点：1、“继续革命”的全部条件已经完全丧失。2、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重新聚焦力量、重新革命的问题。换一种方式说，无产阶级丧失了继续革命的物质基础，革命者只能利用马列毛主义理论这一精神财富为基础，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一切从头开始。只要理解“重建”与“继续”两个概念的区别都能看得出来。“重建共产党”不仅与魏巍先生关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相互矛盾，而且也与他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目前的现实以及特色党的认识和分析相矛盾。这一点，我们将在对其他问题的分析中来证明。
实质上，魏巍先生创建“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并被澄宇之流当成“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到处宣扬，不仅是为了证明他们一生都在跟随毛主席干革命，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正统代表者，而且也是为了掩盖他们上世纪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华汪等无产阶级叛徒和走资派叶李邓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诋毁江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遗余力地帮助邓小平、陈云和邓力群宣传贯彻用唯心史观炮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恶。
二
魏巍先生在其“十一条”中的第三条说：
“革命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他们之所以不扔掉这块招牌，是因为他们要继承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便继续欺骗人民。十七大上他们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抬出来，党的指导思想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在党章上还继续提马列毛。如果不要这个帽子，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自己也就站不住了。所以不到最后，他们是不会扔掉这个外衣的。他们的阶级实质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最近还要把国家金融全面开放，拱手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奉送外国，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这种死心塌地的卖国行为，只能说明他们与国外势力的关系已经很深了，利益已经不可分割了，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是完全卖身投靠外国的洋奴卖国贼。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甚至连普京也不如，普京还敢于同美国对抗，他们连这种民族精神都没有，其奴颜媚骨甚至可以和满清卖国政府相比了。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彻底腐败腐朽，即使革命取得胜利，也不能用这个国家机器了，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的，必须彻底砸碎这个变了质的国家机器。但不应误解，党内正直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革命的重要的力量。”
1、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是整个资产阶级？
“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当然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既然魏巍先生认为未来的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也承认“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不管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才能重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重新获得彻底解放。这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是，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魏巍先生只把“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既“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视为“革命的对象”，而把“反腐败”、“反卖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08宪章”的炮制者，也就是魏巍先生和澄宇竭力反对的“西山会议极右派”等剔除出“革命的对象”之外，完全是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看待现实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形而上学的机会主义路线严重混淆了阶级矛盾，模糊了阶级阵线，是对工人阶级的无耻欺骗。
2、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魏巍先生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十七大上他们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抬出来，党的指导思想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在党章上还继续提马列毛。”是因为“他们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拱手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奉送外国”，是没有像普京那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等等。且不说邓江胡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即使“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把这些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东西继续搓合在一起强加给马克思，或者继续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挂在嘴边，即使他们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尚的“民族精神”，不“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产阶级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事实上，特色党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军事政变之后就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无产阶级重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党篡夺无产阶级政权，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复辟为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把工人阶级变为他们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对象，是因为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在国内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反抗，在国际上出卖同志和朋友，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地压迫、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他们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抬出来”，指导思想“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割断联系，自觉剥去披在身上的伪装，说明他们已经完成由佛到魔的转化，可以自由地与资本和帝国主义交媾野合，随心所欲地压迫、奴役和掠夺包括本国工人阶级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劳动者。他们剥得越干净越有利于工人阶级看清他们的阶级本质和反人民、反社会的本性，剥得越彻底越有利于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引起魏巍先生的强烈不满和愤怒！魏巍先生是否希望他们继续用“邓江胡思想理论体系”冒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愚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是否希望他们继续打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幌子招摇撞骗？这样就可以避免无产阶级革命了？
3、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甚至连普京也不如，普京还敢于同美国对抗，他们连这种民族精神都没有，其奴颜媚骨甚至可以和满清卖国政府相比了。”无论在本条还是在魏巍先生整个“十一条”中，这段文字的地位都不是多么明显和突出。但是这段话表达出的思想则是贯穿魏巍先生“十一条”的红线和核心。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这段话揭露和批判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则是完全正确的，而在今天则完全是一种谬论，是资产阶级民族派的陈词滥调。与魏巍先生用“反腐败”、“反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把民族主义包裹粉饰起来一样，这段文字的核心显然是在讴歌和赞扬“民族精神”，是用“民族精神”这种漂亮的字眼把民族主义掩饰起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所谓“民族精神”，是指某个人、某个政治集团或组织对待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思想与方法。它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也受每个人、每个政治集团或组织的世界观所支配。“民族精神”无非是对民族主义的褒扬和升华！所谓“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促进资本主义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认为，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各民族内部只有宗教、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差别，根本没有阶级差别，更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各个民族的统治者或领袖就是这个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在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中，民族主义者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核心，把本民族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对其他民族采取歧视、排斥和贬损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民族中都有对立的两个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才是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实质上还是阶级矛盾。世界各民族不断融合、不断同化的趋势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而民族主义者则经常制造民族纠纷、破坏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企图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严重阻碍着世界各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民族主义则完全失去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意义，成为落后、保守的反动思想。但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或进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也早就一去不复返，资产阶级通过窃取无产阶级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作为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列宁同志意味深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 第24卷第136页）
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尽管某个国家中的个别有产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但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甚至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但他们总是要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例如1918－1919年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支持高尔察克反对苏联的武装叛乱和1950－1953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把整个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在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提出或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以便反对资产阶级民族。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5卷第253页）
刚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与美帝国主义的实力相比则依然处于弱势。为了维护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利益、重振大国雄威，普京当政初期，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但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恢复，才逐步加大对美国的斗争力度。河蟹帝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论经济、军事实力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俄罗斯强大，更没有资格一开始就就与强大的美国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总是既勾结又斗争，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依然是这样。代表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放开金融市场，也决不等于他们心甘情愿地“拱手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奉送外国”，“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他们与其他帝国主义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是为了给本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欺压、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工人阶级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但同时，他们又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重新瓜分殖民地进行着激烈的甚至毫不妥协的斗争，把朝鲜当作与美国斗争的筹码就是最好的证明。自本世纪初甚至更早，河蟹帝国每年对外的资本输出不断增加，以及不断增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股份，都不是为了帮助弱小国家和民族发展经济，而是企图“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先生仅仅看到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而对他们打着经济援助、和平发展等旗号对外输出资本，剥削压迫和掠夺亚、非、拉等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视而不见，就在于魏巍先生至死都不承认中国早就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新伙伴这一事实。
揭露和批判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考察现代民族生活，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色党和特色政府“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本质进行全面、深入、透彻的阶级分析，以此擦亮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眼睛，认清河蟹帝国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敌。魏巍先生显然不是这样！在整个民族日益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民族，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正渴望用民族矛盾掩盖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学者也心领神会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揉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欺骗工人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先生也积极加入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歪曲马克思主义大合唱，用“反腐败”、“反卖国”和“民族精神”等字眼把民族主义粉饰起来，以此蒙上工人阶级的眼睛，扰乱其心智，是适应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还是“必须彻底砸碎这个变了质的国家机器”，已经不需要更多笔墨证明了。
如果把魏巍先生“十一条”中的第六条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说，魏巍先生用“反腐败”、“反卖国”和“民族精神”把民族主义包装粉饰起来强加给工人阶级，目的是吸引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让他们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并与无产阶级一道“彻底砸碎这个变了质的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还是种机会主义路线，列宁同志早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124页）我们相信，魏巍先生这种既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也乐意接受的“民族精神”，必将被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三
魏巍先生“十一条”中的第四条如是说:
“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梯队。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依然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工人阶级的诗人王学忠的一首诗就命题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企才有这种感情。”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由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等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并不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一方面，农民包括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农民阶级中的极少数可能会通过生产经营或者其他途径爬进统治阶级，大批农民则会在资产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纷纷破产而沦为雇佣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农民才是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而识分子大多数都是脑力劳动者。除了通过开办工厂、商铺和各类公司而成为资本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官僚机构和各大中小企业中的知识分子哪个是不劳动的？魏巍先生用“劳动知识分子”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为基础，得出“劳动知识分子依然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一判断，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既不像农民那样忠诚，也不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更谈不上可靠。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只有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下去。这是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些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直至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只要稍微愿意被资产阶级所豢养、并像资产阶级那样擅于投机钻营，甚至昧着良心帮助资产阶级欺负、压迫工人阶级，爬进统治集团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
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整个历史阶段中，知识分子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列宁同志指出，“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6卷第121页）也就是说，无论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相比，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总是易于动摇和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并不像工人阶级那样自觉地倾向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也依然保留着易于动摇和妥协的特点。
在革命低潮时期，因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大，小资产阶级下层也与农民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时刻都会遭受破产的命运。因此，他们的思想与工人阶级比较接近，反对资本主义的愿望也比较强烈，所以他们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小资产阶级上层，尽管他们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但是因为他们经常与资产阶级接触，无论生活习惯、社会道德、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都跟资产阶级一样反动。除了遭受不可预期的天灾人祸，他们既不像小资产阶级下层那样时刻面临失业的危险，遭受破产命运而沦为无产者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所以，小资产阶级上层宁愿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改良给予他们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也不希望社会发生革命，打碎他们上流社会安稳、平静的美梦，甚至有些人还因此反对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上世纪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及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中国前后六十年正反两方面的阶级斗争实践深刻地昭告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的军事政变以及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劳动知识分子依然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吗？
目前，官僚资产阶级出于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培养中产阶级。时刻渴望爬进统治阶级，过上既舒适又安逸的上流生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可能与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仅仅在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这一点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或朋友。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受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而给予的同情，一方面是为了加重他们与资产阶级争夺利益的砝码，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下，行将遭到破产命运的哀叹！只有当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他们才会涌入革命洪流，以图寻找新宿主。因此，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如果不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同志或朋友。魏巍先生抛开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用“劳动知识分子”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轻松地把鱼龙混杂的知识分子阶层拉进社会主义革命队伍中，硬说“劳动知识分子依然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真诚的背叛！
所谓“国企”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概念。“国有企业”与“国营企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本质则完全不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场反革命军事政变之后，不仅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随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原“国营企业”的职工也随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运动由国家的主人被迫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以“税收”的名义上交资产阶级政府，借以养活镇压工农群众反抗的官僚队伍、警察、军队和法庭，一部分成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绝大部分子成为高层管理者的巨额薪金装进私人腰包，另外一部分成为他们吃喝嫖赌与商业贿赂的脏款，而工人的劳动所得包括享受的各种福利和津贴等，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时付给的价款。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简单分析一下，任何人都会得出清晰而明确的结论。
本人也是原“国企”的失业者，但对所谓“国企”的认识，却与魏巍先生和王学忠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原“国有企业”的职工对“国企”蕴含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毋宁说是他们在遭受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和奴役后痛苦的呻吟！王学忠的诗作的确真切感人，甚至摧人泪下，揭露了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工农群众的罪恶，反映了失业工人和底层劳动者的痛苦、无奈和辛酸以及他们向往社会主义的心声。可以说王学忠的诗像一缕阳光，一扫三十多年来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得乌烟瘴气的诗坛低靡陈腐的阴霾！但是他的《国企妈妈》却把压迫、剥削、奴役工人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比作哺育自己的母亲热情讴歌和颂扬，正如美国、日本或法国的资本家对工人说：我给你们提供工作岗位，给你们发工资，因此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一样，如果说这是王学忠被外在的假相所迷惑，倒不如说他的思想认识和世界观与“工人阶级的诗人”还相差很大的距离。事实上，在所谓“国企”工作的工人，没有失业就已经沦为官僚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了。那些至今依然不遗余力地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当成原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有制企业歌颂和赞扬的所谓“毛左派”人士，不只是自我陶醉和自我麻痹，也是对工人阶级的无耻欺骗。
2009年10月1日，魏巍先生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的一篇文章说，“发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变质和苏联解体是本世纪的最大悲剧。其性质是资本主义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内重新复辟，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且已经建国70余年，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不能不格外震撼人心。”（魏巍《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世纪末的悲剧》）苏联解体正如苏联的成立一样，不仅有其历史的偶然性，更多的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为，苏联在赫鲁晓－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更遑论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统治下的苏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泛滥的必然结果，不是形成德意日那样的法西斯帝国，就是导致国家和民族分裂。因此，苏联解体除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感到震撼以外，马列毛主义者一点都不觉得突然，更不会感到奇怪。
魏巍先生直到临死还一直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当成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问题。只有邓小平和目前的特色党这样看待原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毛泽东时代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承认，赫鲁晓－勃列日涅统治的苏联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整个毛泽东时代，又经历过整个邓小平时代的魏巍先生是完全了解这段历史的。但是，在魏巍先生的头脑中，总有一个既驱之不散又极端错误的概念：那就是原“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虽然指导思想变了，虽然执政的“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生产资料还是“国有”的，那么这个国家就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魏巍先生不仅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资本主义苏联当成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苏联，而且也始终把早就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当成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把现象当本质，把谬论当真理的形而上学观点，正是魏巍先生“国企”情结的思想根源。
四
魏巍先生在其“十一条”中的第五条这样论述道：
“要重建共产党。革命的左派要重新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首先要申明，我们要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我们要打倒的是党内修正主义集团，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是篡党夺权的叛徒，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他们是假共产党，是腐败变质的假共产党。”
魏巍先生在第三条的末尾如是说，“党内正直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革命的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条中又如法炮制，并再次强调，“我们要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在魏巍先生看来，“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不仅确凿无疑地存在着，而且还依然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正因为如此，他才用“左派”和“右派”等含混不清的概念把特色党划分成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党内”像他和澄宇先生那样“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既所谓的“左派”；一部分是掌握政权的“党内修正主义集团”，既魏巍先生说的“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另外一部分，就是魏巍先生和澄宇等人竭力反对并怀有强烈“阶级仇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特色党的成员。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看待特色党，不仅“左派”和“极右派”等概念成为无本之木，就是魏魏先生关于“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所谓“党”，就是思想观点和阶级利益相同的人，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纲领结成的政治组织或集团。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组织原则和纲领，不要说两三个人，即使再多的人也决不能称其为“党”。既然“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存在，就意味着党的组织原则、纲领和路线等都还存在。问题在于一部分党员执行着，一部分党员不仅不执行甚至背叛了党的组织原则、纲领和路线。因此，只有通过“党内”路线斗争，使那些不执行或者背叛党的组织原则、纲领和路线的人回过头来，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纲领办事。这正是魏巍先生“十一条”不遗余力地要表达的思想。否则，“党内”这一概念还存在吗？但是，魏巍先生又在这一条中专门提出“要重建共产党”，这不仅也与魏巍先生上述思想和他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也是明目张胆的分裂行为。很显然，只有“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不存在了，革命者才能“重建共产党”。而“重建共产党”，不仅说明“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不存在了，更无所谓“党内”或“党外”。既然没有“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者就只有重新聚集力量，重新革命这一条路。但重新革命又明显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相冲突。“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还存在，“重建共产党”就是分裂行为，还有什么“党内”路线斗争？看来，在魏巍先生和澄宇那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就是这样一种逻辑混乱、颠三倒四、前后矛盾的思想体系！
目前，还有没有“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党内正直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不是“革命的重要的力量”？“党内修正主义集团”这一概念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
1、特色党目前的大体状况
把加入“共产党”作为谋生手段和升官发财捷径的投机分子历来不胜枚举，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尤为突出。据特色党中央组织部于2010年6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截至2009年底，特色党的党员总数为7799.5万人。这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就有近6人是特色党党员。这么庞大的队伍中，真正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生命的人究竟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其中有万分之一的“党员”是魏魏先生说的“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或“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社会也决不是目前这个样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回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除了被国民党屠杀和纷纷脱党的，共产党仅剩下不足8000人，就是这不足8000人的队伍又重新燃起了燎原之火。而目前万分之一“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或“优秀的共产党员”，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数量大体相同，为什么这么多“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或“优秀的共产党员”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目前所有在册的所谓“共产党员”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罢了。
2、中国是否还有“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
上世纪七年代前后，那些曾经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所谓“老革命”、“老干部”，包括魏巍先生这样的人，其思想大部分依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尽管他们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世界观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所以，这些人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华汪叶李等人的军事政变，积极拥护华汪叛徒逮捕江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急遽地蛹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更何况那些思想和动机压根就不是把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人生目标的年轻后生？事实上，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叛徒华汪和走资派叶李邓联合组建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清洗干净了。多少有点共产主义意念、思想正直而不会投机的“共产党员”不是明哲保身，就是扫地出门，任其自灭。像焦裕禄的战友张饮礼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奋斗了大半生的共产党员都不免被他们投入监狱，哪里还有什么“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而那些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人都是什么货色，多少了解一点现实的人都很清楚，还用得着再举例来证明吗？实际上，目前的“共产党员”都不过是各怀异志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罢了。魏巍先生期望在特色党的队伍中寻找“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无疑于缘木求鱼。
如果目前中国还有“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话，也只能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官僚资产阶级和新老走资派既没有任何瓜葛，又受着他们剥削、压迫和奴役的人们。甚至有些原来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的年轻人，也比那些挂羊卖狗肉的“共产党”更正统！
3、是“党内修正主义集团”还是资产阶级政党
所谓“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而“修正主义者”，则专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外衣修正，实质上是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因此，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范畴，“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和存在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状态；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中矛盾的两个侧面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不断向前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还认为，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中，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在相互统一和相互对立的过程中，各自的地位随着对立和斗争的深入不断转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既是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事物的发展方向。大量事实证明，目前这个“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不仅早就蜕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而成为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也像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凶恶、最阴险、最残忍的敌人。在国内，他们在政治上通过强化国家机器和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工农群众的反抗；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忠实奴才，压迫和奴役各族人民；在经济上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私有制，培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剥削、压榨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者。在国际上，早就自觉主动地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通过出卖同志和朋友迫不及待地投入帝国主义阵营；同时，还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欺负、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这是决定特色党这一事物性质与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戴着共产党桂冠以及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是特色党这一事物的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不了特色党这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魏巍先生把这个代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政党视为“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实质上还是把这个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反抗、出卖同志和朋友，并自觉主动地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投入帝国主义阵营的资产阶级政党圈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框架内，这岂不意味着，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所做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用“党内修正主义集团”这一概念作出的判断符合客观事实吗？
五
魏巍先生在其“十一条”中的第六条这样说：
“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三种势力，一是掌握政权的修正主义集团，二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三是西山会议极右派。现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的疯狂卖国行为，使一些左派想联合右派打倒现政权。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就是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是发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彻底的反共派。”
“现政权让这部分人先富起来，还让他们入党，满以为这些人会感激自己，实际上这些人对共产党充满了仇恨，迫不及待要让共产党按法律程序快快下台。极右派是这些人的政治代表，将来和左派争天下的就是他们。但左派是极右派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1)一切左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相互沟通交流，相互激励，求同存异 (2)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全国人民在反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分清谁是敌人，谁是可以团结的朋友是战胜敌人的前提。我们如何区分，或者以什么标准判断某些人是敌人还是朋友呢？那就是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某些人、某个政治集团或组织的社会地位、指导思想、政治纲领或路线方针以及他们的初会活动等方面进行阶级分析，看这些人、这些政治集团或组织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他们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或路线方针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反抗剥削和压迫持什么态度，然后才能确定哪些人、哪个政治集团或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哪些人、哪个政治集团或组织是工人阶级可以团结的朋友。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魏巍先生，则无视人或政治集团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本质，仅凭“左派”和“右派”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区分敌我友。在魏巍先生看来，凡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人、集团或组织都是“左派”，这些“左派”就是工人阶级的同志或朋友；反之则是“右派”或“极右派”，“右派”或“极右派”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魏巍先生不遗余力地号召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与“左派”一道维护民族利益。
多少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用“左派”和“右派”区分某些人、某些政治派别或组织的政治、经济、人文思想和言行，一直沿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惯例。“左派”是指政治、经济、人文思想和言行等倾向于社会进步的人、政治集团或组织。这些人、政治集团或组织积极主张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彻底打碎旧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便促进和加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右派”则是指那些思想落后，世界观冥顽不化的守旧势力；因为这些人、政治集团或组织一般是某个社会时段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竭力反对打碎旧的社会制度和原有的社会秩序，仅仅主张在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内和旧秩序的基础上，对有碍于他们利益和长期统治的社会制度或政策进行某些调整或改良。很显然，“左派”思想代表了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方向，而“右派”则企图阻挡历史前进或者拉历史倒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导师在批判资产阶级，分析社会上某些人、某些政治集团或组织以及他们的人文思想时，从来不用“左派”和“右派”等概念。尽管毛泽东同志用得最多，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也是在对某个人、某个政治集团或组织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针对某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内部而言的。比如在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经常用“左倾”或“右倾”等概念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而对国民党内部思想状况的分析才用“左派”和“右派”；在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用“左派”和“右派”等概念，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共产党内部。无论党内或党外，凡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左派，否则，就是右派。比如混进共产党内的刘邓和林彪集团，以及国民党投诚者龙云、民主同盟会的领导人罗隆基等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代表了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利益，是拉历史的倒车，所以他们是右派。
“左派”和“右派”作为两个政治概念使用以来，其内涵和外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改变的，而人的思想则时刻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左派”或“右派”阵营中的某些人，也会随着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了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地主阶级就是理所当然的“左派”；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了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资产阶级是当然的“左派”，而地主阶级则成了“右派”。因此，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着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资产阶级思想则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想，那么，资产阶级就是当然的“右派”。至于统治阶级内部个别开明分子支持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任何历史时代都不乏这种事例。这几乎是每个打着马列毛旗帜的人包括魏巍先生都承认的事实。但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换句话说，在帝国主义阶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魏巍先生终其一生都没有弄明白。他的“十一条”从上到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魏巍先生以及他所谓的“左派”能否代表社会前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既帝国主义阶段，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手段，主观上都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客观上，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开辟了国际市场，“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129页）便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各民族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也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尤其是各种垄断组织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迅速组织生产、管理社会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关系正处于向完全社会化的社会主义过渡中，时刻等待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和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把它送入历史的坟墓。因此以上两种趋势都是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制定纲领，必须根据这种历史发展趋势，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等英明论断的理论基础。
以魏巍先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左派”则完全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以“反腐败”、“反卖国”等光明堂皇的理由，反对特色当局为代表的国内垄断资产阶级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合作”和“交往”，实质上则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回归到以各自国家、各处民族为中心的自由竞争阶段；他们只看到国际垄断资本对本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打着各种旗号剥削、压迫和掠夺非洲、拉美等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视而不见；这种企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思想，不仅严重阻碍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也有碍于世界各民族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是以牺牲无产阶级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廉价同情。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说，魏巍先生和他所谓的“左派”都代表了日趋腐朽、没落的守旧势力，用表面上的“左”把“右”的实质深深地掩盖起来。据说魏巍先生读过不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导师的著作，为什么魏巍先生一直用“左派”和“右派”等概念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用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从来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范畴。
“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表面文章。”这种认识本来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魏巍先生承认，“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与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都是一丘之貉，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怀着深入骨髓的仇恨，都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但是魏巍先生笔锋一转，又把正确的认识全部推翻。一面惊呼“他们的政治面目还不清楚吗?”一面却又遮遮掩掩，用“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等光明堂皇的理由为他们开脱。似乎“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逮捕并公开审判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凶残地镇压”！似乎那些“假共产党”调动军队用冲锋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不够“血腥”！魏巍先生为什么直到临死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开脱罪责呢？除了证明他与“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属于同一个阶级中的不同政治派别外，就是始终没有放弃“假共产党”将来还有可能“左转”的幻想。这种投机思想，与他当年受陈云和邓力群之命主办《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杂志，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借口欺骗工农群众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就在于时间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在于过去是受别人领导，现在则是自觉主动地行骗。如果说魏巍先生当初上了邓小平、陈云和邓力群等人的当，那么经过二十多年反复思考之后，为什么依然顽固地坚持当时的态度和立场呢？
如果我们把魏巍先生在第三条中关于“革命的对象”与本条内容联系起来看，还会发现更有趣的东西。在魏巍先生看来，手中掌握着几百万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正规军和几百万武装警察的“假共产党”虽然是“革命的对象”，但却不是“最凶恶的敌人”！因为“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既不会像以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那样对魏巍先生这样“真共产党”有着“发自骨子里的仇恨”，也不会“撕去一切伪装”对他这样的“真共产党”“血腥凶残地镇压”，更不会与魏巍先生为代表的“真共产党”“争天下”！因此，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便大声疾呼，“一切左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在反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以此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决彻底地打垮“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因为“将来和左派争天下的就是他们”！可见，魏巍先生对“迫不及待要让共产党按法律程序快快下台”的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对“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又是多么的一往情深！
既然连“革命的对象”都不是“最凶恶的敌人”，那么，被魏巍先生排除在“革命的对象”之外的“西山会议极右派”，手中既没有多少血债，又调动不了一兵一卒，仅仅因为发表了几篇诬蔑、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的反动文章，起草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怎么就成为“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了？这种自相矛盾，让人匪夷所思的思维逻辑，如果不是对工人阶级别有用心的欺骗，就一定是精神错乱者的呓语！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当代史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魏巍先生关于“革命的性质”以及本条提出的“统一战线”等论述，无论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从上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那里照搬过来的。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与上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无论“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还是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包括自由派资产阶级，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不管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宿怨有多深，不管他们之间的斗争多么激烈，但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当觉悟的工人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们必然会自觉地联合起来组成镇压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在战术和策略上，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理论和战略上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理论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或冒险主义，一旦形势的发展与他们所企望的局面背道而驰，实用主义便会立即转变为投降主义，冒险主义转变为逃跑主义。这些血的教训，早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所证明，魏巍先生难道还要让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一代代地继续证明下去吗？
时代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变了，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而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也早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魏巍先生还教条地照搬上世纪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希望全国种族人民在“反腐败”、“反卖国”的旗帜下与大资产阶级——“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结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准“最凶恶的敌人”——汪兆钧之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极右派”！这种把资产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结合起来的机会主义思想，不仅混淆了阶级矛盾，模糊了阶级阵线，更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蓄意欺骗。
结 论
以上，我们只是对魏巍先生的“十一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限于文章的篇幅，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一指出来。这需要读者自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
马列毛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学说，也是一门实践和发展的科学。抛开它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内容，单从学术上讲，就是一种科学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思维方式和逻辑论证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每个观点，每个结论，甚至每一个概念都非常精辟、准确，一目了然。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哪个概念和判断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哪些观点和结论像魏巍先生的“十一条”那样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魏巍先生充满机会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十一条”能与之相提并论吗？然而，魏巍先生这种不分阶级、把现象当本质、把谬论当真理，甚至企图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并且愿意接受的东西涂抹上马克思主义色彩强加给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仅被澄宇先生吹捧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纲领”，而且还让我们像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那样看待魏巍先生的“十一条”，足见澄宇先生既无知又无耻的丑恶嘴脸。
从魏魏先生的“十一条”和澄宇先生表现出来的阶级立场与世界观再一次证明，他们所谓的“转变”完全是欺人之谈。事实上，从上世纪民主革命胜利后直到今天，魏魏先生和澄宇等人一刻也没有脱离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阵营。
魏巍先生和澄宇等人阉割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精髓和革命内容，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不能不让我们再次联想到列宁同志的伟大教导：“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1卷第4页）在国际共运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歪曲，不只是像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期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那样直接歪曲基本原理，也只不像新生的修正主义者韩德强之流那样公开撰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魏巍先生和澄宇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把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相容的机会主义思想，当成马克思主义真理到处吹捧也没什么新鲜之处，这与他们一再揭露和反对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列主义，把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更塞给马克思，在本质上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早就蜕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特色党称为“党内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不过是一出贼喊捉贼表演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