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苏联的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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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并进一步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最终由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亲自葬送。这段历史，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把资产阶级"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上台几十年来，已经把苏联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大膨胀资产阶级势力，残酷剥削、压迫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奴役各少数民族，使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它对外到处进行侵略、扩张和颠覆活动，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争夺世界霸权，充分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当时，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看一看当年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怎样在旧土壤上产生，修正主义怎样上台，上台以后又怎样全面搞资本主义制度...以便让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清当下现实，正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基于革命遗产的继承，编排出这一系列，由于我们理论水平很低，掌握资料有限，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

列宁多次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俄国革命从一八九五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历经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苏联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

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多次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不但由于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也不仅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破坏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而且，还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在苏维埃职员、工人、党员中也会产生一些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在资本主义旧土壤上一批又一批地生长起来的各类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分子相勾结，并且同国际帝国主义相配合，时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要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防御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还一定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列宁首先领导苏联人民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同时，又十分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逐步铲除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产生的土壤。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坚持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剥夺剥夺者"，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对外贸易等部门的生产资料先后收归国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样，就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主要的经济基础。同时，列宁热情关怀、大力扶植十月革命胜利后农业中出现的国营农场和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合作组织。他在《论合作制》等文章中，提出了逐步把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为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还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对商品货币交换实行必要的限制，严厉打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在工资政策中坚持实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始终反对高低悬殊的方针，不对党员、干部实行高薪制度，要求把苏维埃委员、工作人员的薪金规定在中等工人的工资水平上；"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

列宁还坚持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揭发、清除隐藏在党政机关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强调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实践中坚持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他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苏共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苏共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在当时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苏维埃共和国继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下，和欧洲各国人民以及一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经过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彻底打败了由垄断资产阶级扶持的希特勒法西斯，捍卫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早就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很快就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他们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在苏联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三十年代后苏联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到三十年代，苏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时刻企图复辟

列宁指出："全部世界史、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联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富农、贵族、白卫将军、反动官吏，据1928年统计，约有七百万人，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另外，根据1921年的资料，逃窜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约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当时拥有的资产阶级报刊达五十种之多。这些阶级敌人手中有货币，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又有国际资本的支持，他们的反革命能量比他们的人数要大得多。

三十年代以后，这个反动阶级仍然继续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内外呼应，千方百计从事破坏和捣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复辟活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些富农分子、白卫将军、牧师混进集体农庄，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他们杀死马匹、焚烧仓库、破坏集体农庄公共财产，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当德国法西斯进攻时，有些地主、富农、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又公开跳出来欢迎德寇入侵，叛变投敌，成了俄奸，甚至公开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工厂；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成立各种反革命武装组织，妄图倚仗德国法西斯的力量，重新爬上统治地位。这些阶级敌人除了他们自己公开和暗中从事反革命活动以外，还愈来愈多地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通过这些人来实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以后，社会主义苏联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和痕迹，还有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除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以外，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但还保留着部分私有制经济。

长期以来，苏联的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到五十年代初，在农业和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私有制。并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而且要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如果不加限制，那就必然会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出现如同下文中提到的，在修正主义上台以前，有些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被改变，有些企业和农庄的领导人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

另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实现，集体农庄的建立，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在苏联，由于长期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等原因，这就要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于分配和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也会大量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强调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城乡集体农庄市场。这样，苏联商业中长期存在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体农庄市场这三条流通渠道。集体农庄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渠道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虽然是国家计划，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各个集体农庄的生产条件、市场条件不同，经营的品种不同，他们花费等量的劳动，通过交换所获得的收益并不一样。例如，1953年全苏集体农庄按每100公顷农业用地的现金收入计算，收入在1万卢布以下的占51%，1-5万卢布的占百分之40%，5万卢布以上的仅占9%。可见，各个农庄在上缴和出售农产品时实行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既然客观上存在这种差别，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的农庄就容易只关心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和国家计划发生矛盾。特别是当集体农庄粮食生产占优势以后，苏联不仅允许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粮食和农产品，而且还允许集体农庄在这种市场上出售集体农庄的产品。这样，更使一部分成天想发财致富的农民，总想利用商品货币交换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权利，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

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存在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样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企业从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出发，生产数量多、质量好、消耗低的产品。但是，商品经济又要求它利用价值作为经济算的工具，要计算产值、成本和利润。这就有可能出现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出现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的资本主义倾向，从而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市场供应，并且造成各种漏洞，为某些人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罪恶活动提供条件。三十年代以后，苏联在工资分配方面，没有继续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对一部分人实行了高薪制度，这就扩大了一些党政领导、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结果出现了如同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指出的那些"想依靠过去的功劳过活"和"把个人安逸看得重于工作"的人。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和发展，成了孳生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

变修的危险在增加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苏联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1952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中就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并且号召与这些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仅就这个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变修的危险在增加。

首先，由于党组织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党政机关中不仅出现了堕落腐化现象，而且出现了"个别环节瓦解等畸形现象"。《总结报告》指出，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党的队伍政治觉悟水平和党员的质量标准"；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环境下，许多党组织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这种工作变得无人照顾了","某些党组织只顾经济事务而忘记了思想问题","这就造成某种程度的危险"，使党的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把战斗的党组织"变成了特殊的行政命令机关，没有能力反对各种地方性的、本位主义的及其他有害于国家利益的倾向，并且看不出公然歪曲党的经济建设政策与破坏国家利益的现象","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还"给敌对的观点和观念的复活造成肥沃土壤"。阶级异已分子、形形色色的反党分子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部门和地方"暗中宣传他们的路线，复活并散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概念'"。因为放松政治思想工作，有些领导者挑选干部时不以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结果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甚至把"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喜的人"拉入党内，"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很自然，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堕落和腐化"。有些地方的党政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大量挪用公款，盗窃国家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脚。

其次，窃取一部分权力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正在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结报告》指出，有些企业的领导人，"在行动上危害国家利益，企图对政府耍手腕，欺骗党和国家"。他们中有些人在党组织的纵容下，虚报冒领原材料，"对政府隐瞒他们所掌握的物资"；他们还不顾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需要，无视规定的产品品种计划和产品质量标准，造成许多积压和浪费。更有甚者，有些工业企业领导人，"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在那里，他们订立自己的"法律和规章"，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地做任何事情"。《总结报告》还指出，党政机关中有些领导人在农村推行"包产到组"的路线，他们要"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生产队"。这种做法的结果，削弱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还有，"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法律，走上了胡作非为地对待集体农庄的道路"。他们利用职权，侵占公有土地，迫使集体农庄免费或低价向他们供应谷物、肉类、乳类及其他物品，他们用自己的坏牲畜交换集体农庄的好牲畜等等。《总结报告》指出，这些人都是"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要"给以严厉的惩处"。

另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总结报告》指出，苏联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私有的心理和道德的残余"在增长，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些东西不仅来自国外，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来自国内，来还没有被党根除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集团的残余"。事实正是这样，盘踞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以他们的毒草作品为武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腐蚀人们的灵魂，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例如，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这些作品歪曲当时苏联的现实，把生气勃勃的和多方面的生活描绘得毫无生气、枯燥无味。

马克思说："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从苏共十九大提出的严重问题来看，苏联变修的危险确实在增加。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就号召全党，"目前特别重要的，是保证展开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实行迫害与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苏联阶级斗争发展的进程表明，需要开展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斗争，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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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曾经解决了一大批钻进苏共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是，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就不会止息。清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一伙长期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苏修叛徒是旧土壤里长出的新毒草

列宁十分注意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问题，列宁明确指出："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苏修叛徒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就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虽然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号代表赫鲁晓夫，像其他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是隐藏在苏共党内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政治骗子。他于1894年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在顿巴斯矿区做过几年钳工。1918年钻进布尔什维克党内，1919年起又到红军里混了几年，1922年回到顿巴斯，分配在一个矿场做行政工作。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1929年时，他千方百计设法离开工作岗位，钻进莫斯科工学院。当时，这所学校里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大搞政治投机，窃取了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权。此后，为了进一步欺骗党和群众，继续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口头上高唱拥护党的路线，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斯大林，喊出一些"革命"的口号，背后却大肆破坏党的路线和政策。由于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使他在短短十年以后，即1939年时，就钻进中央政治局，同年，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打入了联共（布）的最高领导核心，等待时机，图谋篡权。

赫鲁晓夫二世勃列日涅夫也是资本主义土壤里长出的新毒草。他1906年出生于工人家庭，基本上在红旗下长大，本人做过工。1931年入党，1935年毕业于冶金学院，当上了冶金工程师。1950年前长期在赫鲁晓夫手下工作，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1952年苏共十九大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斯大林在世时，他同赫鲁晓夫一样，玩弄两面派手法，在苏共党内隐藏下来，为策动反革命政变积聚力量。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时机策动反革命政变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由于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利用斯大林逝世的时机，策动了反革命政变，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苏联人民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还在斯大林遗体旁边守灵的时候，就已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斯大林死后第九天，他假借加强"集体领导"的名义，迫使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这样，在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团（即政治局）中，就剩下赫鲁晓夫一人既是主席团委员，又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他既在苏共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主席团中拥有一份权力，又窃取到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书记处的权力，这就为他进一步玩弄阴谋，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创造了条件。不久，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他又操纵选举，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篡夺了党的最高权力。

之后，他加紧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改组。使他的亲信得以占据莫斯科地区和乌克兰党组织的书记位置。从1953年8月至年底，他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棱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又一口气换了大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苏修叛徒集团通过大批的人事更换，以保证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取得一个愿意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多数，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地篡夺党权，完全改变苏联党的性质。

赫鲁晓夫一伙在篡夺党权的同时，也猖狂篡夺政权。赫鲁晓夫通过合并、改组、裁减等等手法，控制了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部门。例如，1953年，内务部被分为内务、保安两个部，第二年保安部又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取代，在每一次变动中，赫鲁晓夫都把自己的亲信塞进去，充当负责人，并把各共和国内保安部门负责人换成他的可靠追随者，使这些机构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54年起，他又向外交部开刀，把那些支持十九大路线的驻外国使节和外交官，改由赫鲁晓夫提名的人所取代。此后，他又在"清除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清洗"追求名利的分子"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下，对法院、监狱等各个部门，对军队司令部和各种军事机构进行改组，撤换干部，安插亲信，攫取这些部门的领导权。

经过上述一系列阴谋的篡权活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赫鲁晓夫公开抛出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全面篡夺党权的大会。在会上，赫鲁晓夫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提"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实质上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他就可以进而大肆迫害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在苏共二十大上，他被提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因为支持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有功，过了一年又提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0年，当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于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赫鲁晓夫篡权十一年之后的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苏修统治集团的总头目。他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勃列日涅夫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着赫鲁晓夫反革命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起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夺取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个最大的叛徒集团之一，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列宁说过："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上台，就是国家政权落到了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他们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竭力推行一条旨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急剧扶植苏联资产阶级势力，以加强和扩大他们统治的阶级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国家政权的性质，使之重新成为一小撮大资产阶级对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完全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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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叛徒集团全面推行"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就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提出和推行"三和"、"两全"路线的目的是：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全面篡改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实现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如前所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言，大肆攻击斯大林，实质上是丑化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丑化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是为他们提出和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用资产阶级政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鸣锣开道。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虽然没有公开打出反斯大林的旗号，但是，他已多次不指名地指责斯大林。在这期间，苏联报刊上已出现攻击斯大林的文艺作品。1954年老右派爱伦堡抛出毒草小说《解冻》，公然把斯大林时期诬蔑为"冰冻时期"，而把斯大林逝世说成是苏联社会的"春暖解冻"，为大反斯大林制造反革命舆论。赫鲁晓夫一伙还大肆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肃反工作和具体进行肃反工作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1954年，在赫鲁晓夫操纵下，苏共中央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给所谓"斯大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同时，对原来的专政机构进行清洗和改组，处处给无产阶级专政抹黑。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撕掉了拥护斯大林的假面具，公开大反斯大林，刮起一阵"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妖风。以后，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修叛徒集团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他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是为了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尽管苏修叛徒集团在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把自己打扮成"列宁的学生"、"列宁主义继承者"，但是，他们既然公开反对继承和捍卫列宁事业的斯大林，那就无法掩盖他们是列宁主义叛徒的丑恶嘴脸。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公开暴露的时候，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是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黑纲领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一伙修正主义者在大反斯大林的同时，抛出了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黑货。这一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提了出来。这条"三和"路线的要害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他们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一笔勾销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嘴脸。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修叛徒们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只要利用选举，取得议会里的稳定的多数，就能合法地取得国家政权，进入到社会主义，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他们重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鼻祖之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老调，妄图捆住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手脚，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阻挠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是一条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思想武装的反动路线。其结果，必然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

历史事实表明，只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选举法，使无产阶级得不到议会里的多数，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而且，即使一时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也不等于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可以用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以至宣布共产党非法等手法，并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仅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内，由于机会主义头子坚持"议会道路"，而使人民革命成果丧失殆尽的历史教训。但是，苏修叛徒集团根本不顾这些血的教训，却兜售"和平过渡"的黑货，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列宁曾经严正地指出："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

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和平共处"问题，是苏修叛徒集团讲得最多的又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胡说什么"和平共处"是"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共产党人"政策的总原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等等。他们不仅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时，完全放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主张要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甚至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都必须放弃一切斗争，无条件地实行所谓"和平共处"。这同列宁提出的，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战争政策的基础上，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无耻歪曲！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取消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而且，正是在这个幌子下，大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破坏和镇压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上台以来，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激烈的争夺，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可见，苏修口中的"和平共处"，早已成了它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烟幕弹，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是决不会上当受骗的。

"和平竞赛"也就是所谓"经济竞赛"，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修正主义谬论。赫鲁晓夫说什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竞赛，经济竞赛。我再重复第三遍﹣﹣经济竞赛。"苏修叛徒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与帝国主义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只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自行灭亡，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到那时，就连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苏修鼓吹的"和平竞赛"竟然如此"神灵",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打开葫芦盖儿一看，苏修的"和平竞赛"，完全是大搞民族利已主义，强迫其他国家忍受它侵略和奴役的强盗理论。他们宣扬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全面合作"，是夺取两个体系经济竞赛胜利的保证。于是，他们以"经互会"为工具，大肆搜括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的物质财富，实行超经济的剥削。他们还说什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他们在"援助"的幌子下，对亚、非、拉国家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另外，苏修又以"竞赛"为幌子，同美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争夺，互挖墙脚，妄图称霸世界。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国内经济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他们所谓要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也完全成了欺人之谈，充分暴露了它不过是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蛊惑人心的口号罢了。

综上所述，苏修叛徒集团提出的"三和"路线，既取消了苏联国内继续革命的任务，又取消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在这个黑纲领下，他们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并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外，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以及颠覆、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他们提出和推行"三和"路线的全部用意所在。

"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取消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反对革命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在这次会上，"三和"、"两全"路线还用苏共纲领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了苏修叛徒集团一切反革命活动的总依据。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刚一登台，就急忙宣布：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所规定的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尽管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头目可以更换，但是，他们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苏修叛徒集团炮制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背叛。按照这种"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消失了，阶级不见了，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因而，党和国家都可以是"全民"的了。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党和国家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和国家都是具有阶级性的。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国家，本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主义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苏修叛徒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插一个"全民国家"、"全民党"阶段的"理论"，是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史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为了掩盖他们政党的阶级性，为了掩盖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总是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党和国家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以此蒙蔽、欺骗劳动群众，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当年，苏修统治集团也拾起这套破烂，把他们控制的党和国家说成是"全民"的。实际上，他们是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值得注意的是，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披着"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外衣进行欺骗外，他们还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西斯党统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当初，勃列日涅夫一伙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叫嚷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嚣：在他那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必须进一步加强"民警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工作"，必须"加强国家安全机关"等等。事情很清楚，苏修叛徒集团是完全懂得掌握国家政权和党权的极端重要性，是万万不能放松的。因此，当他们把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篡夺在自己手中，成为他们所代表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为了防止和镇压苏联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既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又要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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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扶植新旧资产阶级势力，加强修正主义统治的阶级基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赫鲁晓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以后，拼命扶植和加速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实行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新老资产阶级的势力在苏联社会中迅速膨胀起来，从而加强了修正主义统治的阶级基础。

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形成

赫鲁晓夫上台以前，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他们的活动也还受到限制和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以后，苏联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变化。他们推行招降纳叛，排斥异已，安插亲信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1953年9月全会上，就凶相毕露地宣布"党和苏维埃的能力弱的工作人员必须毫无例外地以更强的、更有训练和更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去替换"。他宣称，如果这些被解职的人对修正主义"党的态度好，应让他们去学习，送到调训班和党校去，使他们成为好的领导者"。

在这种借口下，他们加紧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改组。同时，还频繁地改组苏维埃政权机构和军事机构，让赫鲁晓夫的亲信、亲友和支持者、追随者窃取各个重要部门和重要岗位的领导权。

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不仅大批撤换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就有47%被更换，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已清洗了近70%；而且，还大批撤换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仅仅一个乌克兰共和国，1955年一年内就撤换了约9000名干部；在格鲁吉亚，则有2500名干部被换成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据不完全统计，苏共二十二大前夕，他们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45%，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40%。1963年，他们又乘划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时机，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并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清洗活动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在苏联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特权阶层利用他们窃取的特权地位，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窃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经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剥削阶级的特点是：首先，人数极少，只是一小撮，但却直接凭借他们掌握的全部国家机器，夺取全部生产资料。因而，苏联的官僚垄断寡头几乎垄断了一切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这是和他们窃踞的官僚特权地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不采取私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而是以国家占有的形式，盗用国家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为他们一小撮人的阶级利益服务。其次，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面目出现，以"共产党员"的称号活动，事实上都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统治和剥削全体工人、劳动人民的地位，他们不仅重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且贪婪成性，妄图称霸世界，使全世界人民都受他们的奴役和支配。再次，他们在"按劳分配"的幌子下，实行按资本和权力大小的分配，大量侵吞广大工人和劳动农民创造的劳动果实。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攫取比普通工人和农民高出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的"工资"，按权力大小享受各种无法以卢布衡量的优待，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并建立变相的"世袭制度"，把依附于资本和特权的各种好处传给子女。

总之，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因此，他们极端反动，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

这个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当时苏联最主要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他们的总代表、总头目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一伙所制订和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完全反映了这个阶级的要求，为这个阶级的私利服务。因此，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是苏联劳动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和苏联广大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对抗性矛盾，是当时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

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支持和扶植下，苏联基层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人，也大批大批地蜕化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苏修叛徒集团修正主义统治的主要支柱。这些经理、厂长、农庄主席、总专家，作为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执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制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在企业和农庄里拥有很大的权力，是逼迫工人、农民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的直接组织者，执行着直接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他们代表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官僚资本，居于压迫劳动者的地位。他们拥有特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津贴，分得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利用职权，通过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营私舞弊，侵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过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分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属于现今苏联资产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把持着意识形态各部门，积极为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出谋划策，制造舆论。这批精神贵族拥有很大的权势和特殊待遇，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依靠分享剩余价值，过着寄生生活。

在修正主义统治下，企业、农庄中直接监督工人、农民劳动的工头，所谓代表工人利益的基层工会头目，以及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收买了的一部分"劳动英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蜕化变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来装点门面，愚弄苏联人民的工具。按这些人的工资数额、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说，完全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

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还采取积极扶植个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由于整个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形势的推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泛滥起来，从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有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建筑企业和地下商店的资本家，有雇工经营宅旁园地的新富农，有在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贩卖的暴发户，以及乘人之危发放高利贷的吸血鬼，等等。这些新财主，也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上述各种资产阶级力量外，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还存在着与这些力量有联系的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赫鲁晓夫篡夺党的第一书记权力后不久，就不问情况、不管表现，就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令，对所谓在卫国战争中"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实行大赦，对为德国法西斯"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一伙先后搞了三次"大赦","使好几百万人员免除了刑罚"。据1957年宣称，自斯大林死后，已有70%以上的在押犯人被释放。这就是说，大部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盗窃犯、坏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一律给以"平反"，重新放他们出笼，让这些旧垃圾和社会渣滓重新大肆活跃起来，成为苏修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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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叛徒集团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加剧阶级分化。既然如此，他们所谓的"全民国家",决不是什么"全民"之类的东西，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无数事实证明，"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叛徒建立的反革命小朝廷，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不断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和革命者实行血腥的镇压，并且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为了镇压苏联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加强和扩充法西斯专政机构，特别是扩大警察和特务组织

1954年3月建立的、名义上受苏联部长会议领导、实际上由苏修中央政治局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称为"克格勃")，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机构。二十年来，"克格勃"的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充，从国内到国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所谓"工作人员"，多达四十余万人。其中，除一部分人在国外窃取情报和从事侵略、破坏、颠覆等间谍活动以外，很大部分在国内充当密探，成了苏修统治集团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嫡系部队。当时，苏联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城市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从政治到经济、军事、科研，从物质生产到生活服务的各个部门，都设有"克格勃"的机构和人员。苏修叛徒集团通过这个特务组织网，对广大群众和干部实行严密的监视。

1966年7月成立的"社会治安部"，以后因慑于苏联人民的反对，于1968年11月进行扩充时，又悄悄地改名为"内务部"的机构，也是苏修大搞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苏修当局规定，"内务部"的职责是对人民的反抗斗争"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苏修报刊承认，目前苏联各级"内务"机构的活动，已经遍及工厂、农庄和各个居民点。"内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授予极大权力，要他们坚决消除所谓"破坏纪律"的情况。他们甚至有权去基层单位把所谓不可救药的"闹事者"找来审讯，进行野蛮的摧残。近年来，"内务部"还成立了专门镇压国内人民反抗的直属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据称有数十万之多，配备各种类型的枪炮，甚至装甲车等重型武器，随时可以出动镇压人民的斗争。

1968年起，苏修叛徒集团还扩大了警察局的权限，大量增加警察人数，并增设什么"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以及"摩托化民警部队"，这些组织装备有刑事侦察机、化学捕捉器和秘密摄影机等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器材和镇压工具。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苏修统治集团在1970年9月，重建了曾被撤销的司法部，并扩充法院、增设法庭，进一步用加强法西斯司法机构的手段，维护其反动统治。

苏修还在1965年12月，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名为所谓"人民监督委员会"。这个"监督委员会"打着"违反制度的事情都会有人过问"的幌子，把法西斯魔爪一直伸到最基层的工厂、农庄、机关和商店，到处设立所谓"监督哨"，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监视网。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当时，苏联的官吏、警察、特务等人员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时高达二百多万人，比1960年的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人，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军队人数不包括在内）。但是，苏修统治集团还嫌不够，他们在专职的法西斯专政机构下，还成立各种名目繁多的非专职性的法西斯专政组织。早在1959年建立的"人民志愿纠察队"，据统计有十九万多个队，七百多万队员。1975年，还颁布法令，给"人民志愿纠察队"规定"基本义务和权力"，通过立法手续进一步加强这个组织。此外，还有什么"同志审判会"、"地段监察员"、"共青团探照灯"、"共青团行动队"等等组织，以此作为专职法西斯专政机构的补充。据苏联"内务部"头目供认，最近几年来，苏修还"在各集体单位和居民点设立违法现象预防委员会"，使那些专职的法西斯专政机构同社会组织、企业和机关结合起来，以加紧控制人民的活动。

炮制一系列反动法令、条例

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以后，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名义下，接连不断地炮制了一系列反动的"法令"、"条例"和"决议"，诸如什么"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警措施的决议"、"刑法基础补充和修改法"、"预押条例"、"劳动改造立法基础"、"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等等法令、条例，为他们的法西斯专政机构的种种迫害和罪恶活动，披上一件又一件"合法"的外衣。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到一九七三年，就先后颁发和补充了二十多项重大的反动法令。这些法令的特点是，大都集中对付不满苏修统治的所谓"政治犯"。如1969年炮制的所谓"刑法基础补充和修改法"，可以把人民的反抗行动，诬蔑为"聚众骚乱"、"破坏劳改机构工作"、"盗窃"等等，称这些行动是"最危险的犯罪"，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上"国事罪"的罪名；对这些"罪犯"则不仅要加重判处至少五到十五年的徒刑，"罚苦役和流放"等，甚至还规定不得"减刑"。同年颁布的"预押条例"明文规定，凡"有可能被依法判处剥夺自由的罪行的被告者、受审者和嫌疑者"，都适用预押的"强制措施"，使其无法逃脱侦查、监视、审判、监禁以至枪杀。这就是说，谁要是敢于对苏修的统治稍露一点不满，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任意被加上危害他们法西斯统治的"嫌疑者"的罪名，被判定为"拘押"对象，以"预押"为名加以逮捕，关押起来。"预押条例"第十七条还规定，在拘捕犯人时，如有反抗，"可以给他们戴上手铐或穿上紧身衣",甚至"准许使用武器作为非常措施"。

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根本没有保障的。列宁指出：法律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苏修统治集团制订的一系列反动"法令"、"条例"和"决议"，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它对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自然，人民也就不会有什么法律保障了。

冤狱遍于国中

苏修叛徒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大量增设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把无数革命者和无辜群众长期监禁起来。当时，苏联"劳改营"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已成为苏修当局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分"普通"、"强化"、"严厉"和"特别"四种。所有"政治犯"或所谓"特别危险的国事罪犯"都被关进"严厉劳改营"；所谓更难驾驭的"犯人"则被关进"特别劳改营"。"特别劳改营"设在北冰洋的岛屿上，完全是希特勒集中营的翻版。据报道，全苏当时有"劳改营"一千多个，关押"犯人"一百多万，占全苏人口百分之零点五左右。这个比率，甚至比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要高。

除了大量设置监狱、"劳改营"以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特设一种"精神病院"来摧残反抗苏修黑暗统治的人。当时，许多人由于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反对民族压迫而被作为"疯子"、"精神失常的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这些"精神病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控制的，其负责人都是由他们特派人员担任的，院内还有打手，对被关押的人任意拷打。除禁闭、拷打外，并强制所谓"精神病患者"注射烈性药物和毒品，逼迫他们改变政治观点。由于种种迫害和摧残，以至许多进过"精神病院"的人，得了终身无法治愈的绝症，有的被活活折磨而死。

当年，列宁痛斥老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曾经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 后来，在苏修叛徒集团这个"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是一个特务、警察密布全国，到处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冤狱遍于国中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把整个苏联变成一座人间地狱。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人身自由毫无保障。稍有反抗和斗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会调动军警部队、坦克、水龙和装甲车，甚至出动伞兵，进行血腥的镇压。

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必然要在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式的思想控制；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同时，大量输入西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苏联国内已经重新抬头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汇为一流，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毒害人们的思想，达到磨灭人民革命意志，巩固反动统治地位的目的。

大力加强法西斯式的思想控制

苏修头目上台以后，竭力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叫嚷要"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此目的，1968年以来，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经常层层召开所谓"加强思想工作"的会议。还在党内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命令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党组织，专门讨论和研究所谓"改善党的情报工作"的问题，以"了解掌握人们在想些什么","对事件的反映如何"等等。在军队里除了大量清洗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军官外，鼓吹对士兵实行"双重的以至三重的监督"。苏修中央和教育部规定学校思想工作的任务是培养"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的新一代"，并派出大批特务，冒充"学生"，监视学校师生的言行，稍有"越轨"表现，就要开除学籍，加以镇压。据《乌克兰真理报》1974年的一个报道，乌克兰各高等学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就达7000多名。对于文学艺术，苏修更是严加控制，声称："文学艺术是紧张的意识形态搏斗的主要战场"。在苏修二十三大上，勃列日涅夫下令文艺界不许"用自己的事业来给我们的制度抹黑"；在苏修二十四大上，又再次强调不许作家"诽谤苏联的现实"和"帮助我们的思想敌人"，要求文艺"更积极地贯彻"苏修的政治路线。总之，在苏修严密控制下，人民毫无言论自由。在明斯克的一个剧场的厕所里，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说："肮脏的厕所里写东西，这种风俗不新奇，朋友，你可同意：言论自由只有在这里。"这是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一个辛辣的讽刺。

大搞军国主义教育

列宁指出："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和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后，把强行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到了"特别重大、特别重要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他们以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为名，在部队中狂热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鼓动苏军士兵"不要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要为苏修的领土扩张"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抓紧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把培养青少年"服役光荣","不入伍就不配称好汉"的思想，当作重要的教育内容。军国主义教育已列为学校的一门"基本课"，要进行考试和记分，甚至在幼儿园就开始"培养学龄前儿童的爱国主义感情"。在学校外，他们规定凡有十五名十六岁以上青年的地方，都要成立军事"训练站"，对青年强制实行每周四到六小时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训。苏修统治集团还叫嚷要把共青团"作为军队组织"，对青少年实行所谓"基本军事训练"。当时，苏联从企业工人到农庄庄员，从教师到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班"，都要接受法西斯的"国防教育"。苏联已成了苏联人民的军事苦役营。

苏修头目动员了所有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电影和出版社等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报告中鼓吹，文艺作品要反映"爱国主义题材"。作家协会的一个头目也强调，要"竭尽全力使战争传统在苏维埃文学中发展和加强"。为了部署和鼓动创作所谓"军事爱国主义"作品，1968年以来，他们召开了几十次全国性会议。苏修一些军事头目亲临会场，大肆叫嚷："军事爱国主义题材""具有现实意义"，是"永久性的题材"。就在这样的鼓动和策划下，一批又一批宣扬军国主义的小说、电影、戏剧、绘画相继出笼。在宣扬"爱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幌子下，使文艺成了苏修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和争霸世界的工具。但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保卫祖国"的口号，越来越欺骗不了苏联人民。恩格斯指出："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军国主义绝对挽救不了苏修叛徒集团必然灭亡的可耻命运！

鼓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在苏修统治下，苏联社会上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这除了因为苏修当局放手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外，更由于他们自己也鼓吹一套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结果。为了欺骗、蒙蔽、毒害人民的思想，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以来，大肆宣扬"活着就是幸福"、"有钱就能幸福"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赫鲁晓夫说他在苏共十二大上提出的"苏共纲领"，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目标:"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勃列日涅夫则说什么"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直接目的"。盘踞在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御用学者们，根据主子定的基调，更是舞文弄墨，摇旗呐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打开苏修的报刊，随时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谬论。什么"人的幸福在于生命，谁都不愿意死。我们都想活着，活得尽量长久"；什么"我希望得到二等或三等公寓，只要一个小孩，每月收入三百卢布，动脑筋搞一辆汽车"就是"幸福"；什么"求知识就是为了盈利，受教育就是为了赚钱"，等等，奇谈怪论不断出现，一再加以宣扬。更有甚者，苏修《共青团真理报》在1975年年初还特意请了一位经济学博士对青年进行这样的说教："年青人想多挣钱","就应该让他们挣","这种人只能引起人们的敬佩"。这位博士先生还对青年传授发财致富的"诀窍"。他说，青年人应当"把自己的精力和能力"用在"掌握知识"方面，因为"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润的贮钱匣"。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一伙政治"教唆犯"，千方百计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为了在青年中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苏修上台后，除了培植所谓"二十大"、"二十二大"的产儿、第四代作家如叶甫图申科等人，让他们写黄色下流的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外，还在"全民教育"的幌子下，推行"智育第一"、"天才教育"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把大学完全办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摇篮，把工农子女排斥在门外，使大学成为资产阶级子女登上特权阶层的阶梯。勃列日涅夫一伙就曾经公开这样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他还大肆宣扬"天才教育"，强调"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天才和天才选拔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子女捧为具有独特的"先天素质"、"特殊天资"的"天才生"，送进名牌高等学校，和设在西伯利亚、要经过三轮考试的、专门造就"天才"的"科学城"进行深造。

正由于苏修已把高等学校变为能够登上特权阶层、做官发财的进身阶梯，因而也必然成为乌烟瘴气的名利交易场所。在这里，从大学入学、升级、考试，到取得毕业文凭为止，摆弄权势，行贿收买，营私舞弊，讨价还价，裙带关系，等等，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公开地在校内校外进行。这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政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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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利用篡夺的领导权大规模地、全盘地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上台，标志着整个苏联党、政、军、财、文大权落入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立即改变了苏共党的路线和政策，大规模地改变苏联的所有制。对于原来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复辟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手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名称，并且正是以承认这些名称作为掩护，篡改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使它实际上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利服务。这反映在下列一些方面：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牢固掌握并日益加强对企业的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赫鲁晓夫就以"克服管理机构组织方面的缺点"、"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为借口，在工业、建筑业的管理机构和企业中多次进行大清洗。从1954年起的三年内，撤换了九十多万管理人员，并派出大大小小的代理人，牢牢掌握各级机构和企业的大权，贯彻他们那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并且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让厂长、经理行使其支配和使用企业生产资料的权力。例如，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任）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有权支配苏修领导集团留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这些规定表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际上已将原来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占为己有，可以根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支配它和使用它。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企业中确立领导权以后，必然要加强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因为，独立活动的资本数量越大，就越能发挥它的剥削职能，同时就越能加强最大的一小撮官僚垄断寡头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直接控制。据统计，五十年代中，苏联共有二十多万个工业企业（不包括交通运输及建筑业），到1970年已减少到五万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力发展生产联合公司，全苏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初的几家增加到1974年的1500多家。人员超过1000的联合公司占72%，超过5000的联合公司占百分之15.5%。勃列日涅夫1971年在苏修二十四大上叫嚷："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1973年3月2日，苏修还炮制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要求巩固和加速发展生产联合公司。1974年3月，又颁发了《生产联合公司（联合企业）条例》。就是这样一步紧接一步地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发展联合公司或联合企业。通过联合公司，把生产资料直接支配权越来越集中于一小撮大资产阶级手中，以加强苏联官僚垄断资本寡头的统治。

强化商品货币关系，贯彻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鼓吹"扩展商品关系"，大肆宣扬"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并提出要把"赢利"作为"计划和考核"企业活动的"主要指标"。苏修党纲也明确规定，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把提高赢利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在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利润是担任经营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好的鉴定","卢布是衡量劳动荣誉的尺度"等等奇谈怪论都出笼了。

1962年9月，赫鲁晓夫授意一个名叫利别尔曼的御用经济学家抛出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黑文，系统地鼓吹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并提出了改革计划工作的"建议"。按照这一"建议",国家对企业只下达一项主要产品的产量计划指标，其余指标统统由企业自己制定；企业可以按照赢利率的高低获得奖金，赢利率愈高，奖金也愈多；制订新产品价格时，企业可以有"灵活"性，以保证获得更多的赢利。这项"建议"提出后不久，赫鲁晓夫即指令计划机关积极加以研究。随后，又根据这一"建议"精神，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的一些工业企业中"广泛地进行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适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管理企业的需要，进一步制造"经济改革"的反革命舆论，鼓吹必须广泛地采用经济刺激、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总结"试验"的基础上，加速推行以利润挂帅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原则。1965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开始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实行"新经济体制"。接着，苏联政府批准实施《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用法令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原则固定下来。

苏修所推行的"新经济体制"的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来"改进"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刺激企业的生产，也就是实行利润挂帅，把追逐利润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动力。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加强商品货币关系，刺激企业去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具体地说，就是：

一、在计划指标方面，强调销售额、赢利率两项货币指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企业活动的最终指标﹣﹣产品销售额、利润赢利率是经济刺激新体制的中心"。

二、在刺激办法方面，它规定企业在完成销售额、赢利率指标时，可以从利润中提取经济刺激基金。企业赚钱愈多，得到的刺激基金愈多，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得到的"个人物质鼓励"也就愈多。

三、在商品的定价上，进行价格刺激。为了保证各类企业有牟利的"平等权利"，他们对不同种商品基本上规定了相同的资金利润率；企业在制造某些产品时，还有权规定很高的"一次性价格"。

四、银行对企业贷款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即对那些"经营"得好，赚钱多的企业，给予降低利率、增加暂时性贷款等等优惠待遇；反之，则采取种种严厉的财政纪律措施，提高利率，削减以至中断贷款。

为了适应实行"新经济体制"的需要，让企业有更大的"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性",《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赋予厂长和经理以"广泛的权力"，刺激他们在遵守勃列日涅夫集团制订的法律、条例、决议的条件下更积极地去追求利润。"新经济体制"从1966年开始推行，到1970年，已在全国四万家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实行。它们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83%，工业生产工作人数的91%，工业总产值的93%和工业利润的95%。当时全苏33个工业部门中，已有28个部门的全部企业，以及全部交通运输业都已过渡到"新经济体制"，建筑业、公共饮食业、商业、农业和物资供应部门也开始全面推广。到1975年全部完成。

垄断企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大权

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还反映在他们垄断了企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大权。他们以国家的名义，通过上缴利润、周转税、利息等形式，把企业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很大部分集中起来据为己有。根据苏修公布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在工业部门中剩余价值率高达200%以上，这比沙俄时代1908年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出一倍。他们把这些国民收入用于加强剥削工人的手段，强化他们反动的国家机器，满足这个反动阶级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的需要；同时，把国民收入中的一个极大的份额用于疯狂的扩充军备，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进行全球侵略扩张。

通过上述种种经济"改革"和变化，可以看到原来属于苏联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不但早就被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而且日益成为由一小撮大资产阶级所直接支配，完全为其阶级私利服务的工具了。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农场。

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它的性质是受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的性质制约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集体农庄也必然发生蜕变。因为这时，农庄不得不继续受蜕变了的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并在它所有的土地上经营；不得不继续同居于主导地位的蜕变了的国营工业、商业和银行发生联系，并依附于它们。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同农庄的关系必然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按照他们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控制集体农庄、掠夺农民的关系了。这也就决定集体农庄只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组织了。

同时，由于农庄原来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苏修在农业中复辟资本主义时，一般不采用国家占有的形式，而是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形式，使它实质上成为受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农场。这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庄经济的控制和掠夺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拼命强调在农业中"扩展商品货币关系"，宣称"物质利益原则是正确解决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经济的关键"，要在苏联农业中"更好地把物质利益关心的整个制度建立起来"。他们通过农产品采购制度和价格、税收、信贷等等途径，不断加强对集体农庄经济的控制和掠夺。

他们在国家同集体农庄的经济联系中，一方面虽然名义上不断提高收购价格，"刺激"农庄出售农产品，又扩大收购量；另一方面却又大幅度地提高农业技术设备和化肥、燃料等等的工业品销售价格。结果，许多地方出现"提高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能补偿生产费用","肉类和奶类的生产费用大大超过国家收购这些产品所规定的价格"的情况。所谓的价格"刺激",实际上只对少数经济力量较雄厚，出售农畜产品较多的富裕农庄有好处，广大贫穷的小农庄出售的农畜产品既少，又得用高价去购买机器、化肥等生产资料，经济更陷入困境。因此，每年有许多集体农庄亏本，1967年时，全苏联竟有四分之一的农庄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了。

苏修统治集团利用价格"刺激"，改变收购制度的目的，无非是想从广大庄员身上搜括更多的农产品，掠夺更多的劳动果实。例如以谷物的收购为例，1960年收购量占总产量的37%，1962年占40%以上，到1964年将近总产量的45%。从1958年到1964年，农民增产粮食的几乎三分之二以上，被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拿去了。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立即抛出一个《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强调"赢利率水平应当成为客观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他提出的"措施"也无非是赫鲁晓夫用过的"广泛利用经济刺激"，特别是所谓"固定收购，超额奖售"的新农产品采购制度和价格刺激。它规定国家的收购任务几年内不变，但对农庄的超计划交售则给予加价奖励。这实际上是把赫鲁晓夫所实行的经常加码的高征购制度，改头换面，进一步加强经济刺激的因素，变成较为固定却更有保证的高征购制度，以保证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能够掠夺更多的农畜产品，和进一步控制农庄的经济活动罢了。

信贷、税收也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掠夺农庄的重要渠道。当时，苏联国家银行给农庄的贷款，除短期贷款外，还有为期三至十五年的长期贷款，贷款数额也大大增加。据苏修公布的统计资料，国家银行对农庄的直接贷款已由1960年的三十亿卢布猛增到1974年的二百五十三亿卢布。农庄接受银行贷款时，除必须支付高昂的利息外，还要按时把生产财务计划送交银行审查。农庄的资金运用、计划执行情况，要受到"格外的监督"，银行有权对"违反"贷款章程的农庄实行经济制裁，从增加贷款利息、"停付贷款"直至"全部或部分剥夺贷款权利"。所以，银行对农庄的直接贷款，不仅加强了卢布对农庄活动的监督，而且，也加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庄的控制和掠夺。

税收制度也是这样。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税收制度的变更，玩弄种种手法，不断加强对庄员的掠夺。根据苏修集团1965年4月的一项命令规定，把原来采用按农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的办法，改为按农庄的农业生产、副业生产等等的纯收入，征收12%的农庄所得税。1970年2月，对农庄所得税征收办法，又作了一些改变，按照集体农庄的赢利水平分别规定累进的所得税率，最高可达25%。

此外，还要征收所谓全国集中的庄员社会赡养基金（总收入的4%），和全国集中的庄员社会保险基金（庄员劳动报酬基金的2.4%）。据计算，1970年和1971年，光这两项全国集中的基金就约为十三亿卢布，超过农庄所得税约一倍左右。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采取各种组织措施加强对农庄的控制。五十年代下半期到六十年代上半期，赫鲁晓夫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并把二万一千个左右的农庄改为国营农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推广所谓庄际企业、国家——集体农庄的跨单位企业、农工联合公司等。跨单位企业类似资本主义的合伙企业，按入股原则组成，利润按股分配，管理企业的理事会实权操纵在拥有主要股权的大农庄手里。农工联合公司垄断了产品从原料生产、采购、加工、运输一直到销售的各项业务，以一个大企业为主，其余企业则或者失去独立性变成大企业的附属车间，或者受综合体管理机构的控制支配。国家与农庄合办的企业或联合企业，都扩大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庄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支配，进一步加强了对农庄的控制和兼并。

新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农庄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以原有的农庄主席"教育程度很低"、"能力弱"、"不是内行的工作人员"为"理由"，仅仅三年时间，就撤换了其中的大部分人，换上了一批所谓"知识渊博"的"农业专家"、"领导大经济有经验、有文化的组织者"。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掌握农庄各方面的大权。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法令来维持这一小撮人的特权。按照苏修炮制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和《集体农庄内部规章示范条例》，农庄主席有权支配农庄财产和资金，有权出售农业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有权出租、转让公用农地，有权实行变相的雇工剥削，以及用行政、经济手段处罚庄员，直至"开除庄员资格"，等等。他们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拿庄员当一回事"。农庄主席由上面圈定，实际上就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指派，庄员大会的讲坛全部由农庄"领导人垄断","现在的农庄主席都知道，如果区里支持他，那就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把他从主席这个职位赶走"。

推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还采取种种措施，使农庄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资本主义原则经营。1955年3月，苏修当局炮制了一个《关于改变农业的计划工作》决议。决议取消了原来下达生产计划的做法，国家只向农庄提出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农庄的生产。结果，许多集体农庄在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下，为了追求利润，就利用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任意减少本地区最主要的、却是赢利低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代之以赢利高的农作物。有的农庄养猪场"散伙了","牛棚空空的","刚建成的猪圈改成了副业工场，开始在那里……磨淀粉、用树脂涂绳子"。许多农庄都有生产戒指、胸针、耳环和其他赢利高的奢侈品作坊。"跟着钱走","什么有利干什么"成了许多农庄主席的口头禅。由于农庄一味生产利润高的产品，这就使苏联全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经常完不成"国家计划"。

对个人经济的扶植与控制

苏修上台后，还采取许多扶植个人经济的措施。例如，对私人副业减免了农业税，取消了义务交售，并在供应种籽、幼畜、饲料、建筑材料、资金等方面给予"照顾和支持"。不仅如此，苏修还在全国城乡广设"集体农庄市场"，为农庄和私人自由出卖产品提供场所。这种市场当时在全苏约有8000多个，70%设在城市。在市场上不仅可以出售农畜产品，还允许出卖工业品。苏修1965年炮制的《市场条例》规定，"禁止在市场上向交易者索取自产证"，也不要其他证明，"对市场价格不采取任何限制"，这就是说，谁有商品，不管来源如何，都可以在市场上按自发形成的价格出售。投机贩卖"合法"，价值规律完全成了商品流通的调节者。在苏联修正主义统治的条件下，由农庄庄员个人副业和个体经营者组成的个人经济，对其日益陷入困境的农业，虽然略可起一些补充的作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所需要，但又恐其占用过多的劳力和土地，不利于解决谷物生产问题，更加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苏修在支持个人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利用种种方式，通过行政措施或经济措施，直接地或间接地予以控制，以适合其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已归农庄主席等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所占有。因此，原来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早已蜕变为受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农场，它成了"苏维埃农奴主"的大庄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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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把商品货币关系运用到劳动力上，在全国范围内复活雇佣劳动关系并实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劳动人民是企业的主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后，苏修企业的一切生产、经济、人事大权，已完全受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所控制，广大工农群众毫无权力可言，重新沦为雇佣奴隶。苏联的工人早已不是主人了，苏联企业里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了；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同广大职工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劳动力变为商品，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于被雇佣的境地

苏联企业有自行招工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企业和工人的关系是劳动力买卖的关系。工人进厂做工，先要交出劳动手册、技术证书、毕业文凭等证件。如果企业经理同意雇用，工人就和企业经理单独签订买卖劳动力的劳动合同。合同规定工人进厂后所做工作的范围、内容、技术知识和熟练程度要求，规定工人遵守各种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另一方面，规定企业经理有义务按时支付工资，发放劳动保护用品等。显然，由于经理、厂长在企业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任意借口工人违反合同规定而加以处分或开除；至于所谓按时发放工资等等，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罢了，工人是根本无权提出意见的。这些契约和沙皇时代或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劳动力的买卖合同，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劳动合同，实际上就是买卖劳动力的凭证，即工人定期地或不定期地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卖给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让他们榨取血汗，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这种"劳动合同"，正像列宁指出的："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工人与企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苏维埃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

工人进了企业以后，既已把劳动能力卖给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已失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力，变成厂长、经理榨取利润（剩余价值）的人身材料了。同沙皇俄国时代一样，当时苏联的劳动规章名目繁多，条条框框，数以百计，规定工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目的完全是要工人卖命干活，为苏修叛徒集团所代表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用物质刺激和经济制裁的方法对付工人，工人完不成定额，出了废品，损坏了材料和工具，都要扣奖金、扣工资和罚款。他们还规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最多可以扣掉三分之一，这一规定完全是从沙皇俄国《工业劳动章程》第109条中抄来的。

企业领导还可以任意对职工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纪律处分。苏修的《企业条例》和《劳动法原则》赋予企业领导解雇职工的广泛权力。苏修统治集团还用"经济刺激"手段刺激企业领导人解雇工人。他们允许因解雇职工而节余的工资基金在一定时期内留归企业支配，从而大量落入厂长、经理等人的腰包。这样，当时苏联的广大职工，随时面临着被解雇、失业的威胁。当时，苏联各地解雇职工成风，每年有许多职工被踢出工厂、机关的大门，流入失业队伍。据苏修报刊透露，"随便驱逐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缘无故开除对自己提意见的人","诽谤领导人"，直至"目光不怀好意"，都成了解雇工人的"理由"。在当时的苏联，也有许多人"自愿离职"。实际上，是他们不堪忍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得不离职出走。据苏修的一个调查材料说，"自愿离职"的工人中，由于"不满意劳动条件"、"工资低"和"缺乏住房"的占83.4%。

大量解雇和"自愿离职"形成了相对的过剩人口。苏修把这种现象叫做"劳动力流动"。当时苏联职工的流动现象相当严重，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报道，1972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近六百五十万人，占工业职工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有的地方竟达四分之一。如每个职工流动一次平均按二十八天计算，六百五十万的"流动劳动力"，就相当于有五十万人全年没有工作。这支"流动"的"劳动"大军，既是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又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剥削的有利条件。当时苏修还开设类似资本主义国家职业介绍所的"居民情况和就业局"，作为买卖劳动力的特殊市场。这一切表明，苏修上台后苏联工人早已重新失去生产资料，成为"苏维埃资本家"奴役的对象。

集体农民重新陷于半农奴地位

实际上占有生产资料并垄断着农庄各方面大权的农庄主席等新资产阶级分子，是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统治者、剥削者，他们残酷剥削和奴役广大庄员。这些农庄主席对农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一天到晚"催促、驱赶庄员"加紧劳动，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广大庄员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像工厂企业中雇佣的工人一样，稍有反抗，便要受各种经济制裁和行政、组织处分，以至被"开除庄员资格"。苏联的广大农民干的是最重的体力劳动，拿的是最低的报酬，实际上仍然过着半农奴式的生活。苏修报刊宣扬，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才是农业的"支柱",""真正的农民',将不是土地的主人"。由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离乡背井外流的，每年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

在"按劳分配"幌子下，实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几乎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同时也就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重新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卖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广大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工资、奖金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除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工人、农民创造的大量财富外，还利用工资等级制，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提高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的工资水平。
根据苏修公布的有关材料进行计算的结果，苏联国民收入中，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得到的只占45%到48%；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得到的却占52%到55%。这一比例，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相上下，说明他们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并不比西方低。

凭借特权巧立名目，大捞"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

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大肆鼓吹："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因付出劳动而得到物质利益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在贯彻所谓"物质利益原则"的口号下，他们在1956-1961年期间，进行了一次工资"改革"，使企业厂长、经理、总工程师，以及科学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等人，获得大大高于一般职工的工资。他们名义上的职务工资为300﹣500卢布，比当时每月拿27﹣35卢布最低报酬的职工，已高出十几倍。但是，按照苏修的规定，企业领导人的职务工资，还可按企业规模大小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不同。这就是说，谁掌握的企业规模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的工资也越高。苏修还为企业领导人规定了名目繁多的附加报酬，如高度熟练技术津贴、个人特定津贴、学位津贴、外语知识津贴，等等。例如，苏联的企业和科技文化界中，85%的人是有学位的，按照规定，有副博士学位的，每月增加80卢布的学位津贴，有博士学位的，每月增加100卢布学位津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与院士的，增加300﹣500卢布。在电影界，每拍一部影片，导演、摄影师与主要演员都有一大笔演出津贴。

高奖金也是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瓜分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法。据苏修《真理报》1967年一篇文章透露，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奖金平均占其基本工资的40%，实际上这些企业领导人所得的奖金，有时可达工资的一、两倍甚至更多。新资产阶级分子中的许多人还通过兼职，挂名差使，收取稿费、版税、科研报酬，开设私人诊所，进行私人授艺等，捞取大量外快。苏修还用国家名义把成千上万的卢布"奖给"那些"社会名流"，以奖励他们在复辟资本主义和粉饰资产阶级专政中的功劳。

除上述这些"合法"收入外，在苏修统治集团庇护下，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凭借特权地位，贪得无厌地攫取大量非法收入。他们营私舞弊，侵吞工资奖金：有些托拉斯（垄断企业的一种）的经理一个月内可以多次巧妙地领取奖金；有些厂长、经理则伪造职工名单，把这些人的工资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贪污、盗窃成风；工厂经理和投机商合伙盗卖工厂贵重设备、稀缺原料和商品；建筑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利用职权获得廉价的建筑材料，建造别墅、新型住宅，并以高价出租；学校负责人受贿录取不合条件的学生和出卖大学文凭；卖官鬻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总之，他们通过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非法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

这样，一些掌握党、政、军、财、文等各方面大权的苏修头目和各式各样的"专家"、"权威"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薪金、补贴和额外收入加在一起，一个月可达三、四千卢布，为普通劳动人民收入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至于他们的非法收入，更是难以计算。这种高低悬殊的收入差别，实际上正是按资本和权力大小进行分配的结果，完全是苏联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对广大工农劳动果实的侵占。

剥削工人的新花样层出不穷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反对平均主义"、"完善劳动报酬制度"的叫嚷下，在工资、奖金制度方面玩了许多花招，进一步加强对苏联劳动人民的榨取。例如，1966年开始在工交企业等部门陆续推广的"新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所谓物质鼓励基金，加强经济刺激。苏修采用这一套新的物质刺激办法，目的就是叫工人更加卖命地干活，而让企业领导人和技术人员靠工人的额外劳动捞取更多的奖金，刺激他们更卖力地迫使工人提高劳动强度。据1966年对704家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工业企业所作的调查材料，从物质鼓励基金支付的按月或按季发放的日常奖励一项，工程技术人员每月平均得奖金30.5卢布，职员得14.5卢布，工人仅得1.3卢布。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所得的奖金分别为工人的23倍和11倍。至于企业领导人每月平均所得的奖金，则比工程技术人员、职员所得的还要得多。1969年，全苏工业企业中，工人从物质鼓励基金中获得的奖金只占其工资的4%，而企业领导人为40%。

再如1967年开始，苏修统治集团又逐步在工业企业中推行所谓"谢基诺方法"。（谢基诺是莫斯科附近图拉州的一家化学联合企业，它要求通过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提高效率，减少人员；而裁减人员所"节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的全部或大部分，可留归企业支配，用来作为工资附加或一次性奖励。）事实上，工人并未因劳动强度提高而从节余的工资基金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奖金"、"津贴"，和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却因此又有了新的增加。"谢基诺方法"当时已成为苏修"新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主义工资制。

1971年开始，苏修还在建筑业中推行"兹洛宾方法"（或称"班组承包法"）的建筑队承包制。兹洛宾是苏联一个综合建筑队队长的名字，所谓"兹洛宾方法",就是由建筑队同其所属管理局签订建筑项目的合同，对承包的工程负全面责任，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直接取决于工程完成的期限、质量和实际造价。这样，"房屋盖得越快，成本下降得越多，利润就越高"。而所获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攫取，只有一小部分用来"奖励"工人。"兹洛宾方法"是苏修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劳动强度，加强对工人剥削，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又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初用于民用住宅建筑，后来推广到工农业等用房设施和军事建筑。1974年1月，苏修还公布了旨在广泛推行"兹洛宾方法"的《关于建筑队实行经济核算新形式的条例》。到1974年底，苏联全国已有一万多个建筑队实行"兹洛宾方法"。

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刺激企业领导经营管理的资本主义积极性，1973年，还在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部门内，对企业领导人和技术人员试行确定"劳动报酬等级"的新指标。企业领导人如能最经济地使用不变资本，最有效地榨取工人劳动，也就能得到最大的"劳动报酬"。这种办法，直接把经理的报酬和在最经济条件下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联系起来了，企业经理获得的工资、奖金越多，意味着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越深。

农庄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掠夺

在农村，集体农庄主席等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也在"按劳分配"的幌子下，按照苏修叛徒集团的规定，攫取大量"劳动报酬"。集体农庄主席的月工资一般为250﹣300卢布，比报酬最低的庄员高八倍。有的农庄领导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庄员报酬的十几、二十倍以上。

许多农庄行政管理机构臃肿，有庞大的管理服务人员，他们的收入占劳动报酬基金的很大部分，其中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又占去很大的一个比例。对此，苏修也无法完全掩盖这样的事实："农庄用大笔款项来支付行政管理费用，某些工作人员劳动报酬过高。"

根据规定，集体农庄的领导人还能拿到比庄员多得多的各种奖金，最高可达每月固定工资的61%到70%。而普通庄员得到的奖金，据苏联集体农庄年度总结报告提供的材料计算，1966年和1967年只略超过基本报酬的8%，1968年是9.2%，1969年只有8%。

此外，集体农庄主席也可以任意为自己和农庄其他领导人规定额外的奖金。比如，列宁格勒州"纪念伊里奇"农庄主席，以对农庄二十年"有成效"的领导为由，被奖给两个月的工资，甚至农庄建成俱乐部也成为奖励这位主席的理由。这不过是为掠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

农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还经常利用特权攫取大量非法收入。他们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农庄的财产，假公济私，大量侵吞"集体"用地；至于雇工经营，长途贩运，投机买卖，更是比比皆是了。

两极分化加剧，贫富悬殊

苏修叛徒集团以"按劳分配"为名，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之实，其结果，造成当时苏联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剧的现实。

在一小撮拥有各种特权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攫取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拥有万贯家财的新富豪越来越多，他们将剥削所得任意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侈的资产阶级生活。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饥饿线上挣扎。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千方百计加强对工人榨取的同时，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也采取了一些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庄员劳动报酬标准和退休金等欺骗性的"福利措施"。但是，苏联劳动人民货币收入的提高，并不就等于物质福利的提高。这是因为在增加的货币工资中，相当一部分被物价上涨和税收增加抵销掉了。

仅据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显然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从1960年到1973年，国营商店肉类和家禽类的零售价格上涨了29%，动物油上涨了28%，蔬菜上涨了23%。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国营商店里，面粉零售价格上涨了48%，牛肉上涨了33%，洋白菜上涨了66%。在居民税方面，近十几年来不断增加。1960年居民税总额为56亿卢布，1974年增加到167亿卢布，即增加近两倍之多。另外，1973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透露，这一年，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交纳的居民税，竟相当于每个工人家庭工资收入的11%以上。显然，苏联劳动人民的名义工资即使有所提高，也无法掩盖他们日益贫困的事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劳动人民中相当多的人是拿最低劳动报酬的，他们的收入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需要。据苏修报刊调查，六十年代中期，在城市中四口之家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即"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及其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至少需要50卢布。但苏联当时很多职工的家庭收入达不到这个标准。苏修把这种家庭算作需要补助的"不富裕家庭"。据塔斯社报道，这样的家庭"涉及二千五百万人"，即占苏联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或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集体农庄庄员虽然终年劳累，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时间最长，所得的报酬却最低，处在最低生活水平的人数也更多。

此外，苏联还有四千万领优抚金过活的人，他们的生活更为困难。至于非俄罗斯的各族劳动人民，还要遭到更多一层的盘剥，生活就更困苦了。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苏修官方承认职工中涉及二千五百万人需要补助的事实，正反映出苏联广大工人实际工资的低下，反映出苏联劳动人民所处的受剥削的贫困地位，反映出苏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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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欧美资本帝国主义的一样，也是垄断，不过不是一般的私人垄断，而是采取国家垄断的形式。

前面说过，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后，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

当时，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目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垄断了苏联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财富。1972年，国营企业拥有全国90%以上的固定生产基金，所谓"集体"企业，所占还不到10%。在占社会总产品约三分之二的工业中，1960年起几乎全由国营企业垄断经营了。占社会总产品约15%的农业部门，经过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开垦荒地、合并集体农庄等途径，建立和扩大国营农场的结果，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也迅速增长。1960年，它们只占全部播种面积的36%，到1972年已占一半左右；在粮食产量中，它们占了将近一半；在全部农畜产品总值中约占40%以上。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饮食业中，国营商业经营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在交通、运输、批发商业、物资供应、对外贸易、银行等国民经济部门，也几乎全部为国营企业所垄断。

上述资料表明国家垄断在苏联经济生活中所占的统治地位，同时牢牢控制了其他各种经济成份，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

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它的实质就是"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它"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欧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完全一样，是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国家合为一体，利用国家为他们本阶级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一种手段和统治形式。但是，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其本身的特点。

首先，它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蜕变而来的。欧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从自由竞争发展到生产集中，从生产集中发展到垄断，从一般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利用国家政权，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为什么苏修一小撮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复辟资本主义时，采取国家垄断而不是采取私人垄断的形式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既然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一小撮大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党政大权，能够任意支配几乎全部的国家财产，能为自己的阶级以至个人牟私利，而且又能起到欺骗、麻痹苏联人民的作用，那么，采取国家垄断的形式来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下子把原来由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财产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所占有，显然是更为方便、更为有利；而且，这种国家垄断的形式可以通过整个国家机器的各个组织来进行活动，也更便于他们放肆地掠夺人民、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在形式上，苏修的垄断资本主义挂的招牌还是"社会主义"，还算属于"苏维埃"国家所有，只不过其阶级内容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外表，使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其次，它的垄断性更强。由于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蜕变来的，因此它可以继续保持其绝对统治地位，不存在一般资本主义的私人垄断。前面说过，苏修国家所掌握的固定生产基金占整个社会的90%以上，其他矿藏、河流、土地等等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也莫不由少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用国家的名义加以垄断。这是最高程度的国家垄断。在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内，国家垄断是在私人垄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交织在一起，国家垄断一般不占统治地位。欧美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控制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政权通过各种国家垄断的形式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或危机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也可以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直至左右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德国就出现过这种状态。但那也主要是法西斯国家政权采取强迫调节社会经济的各项措施，至于企业的生产资料仍然主要属私人垄断资本家所有，归法西斯国家所有的还不是最多，这与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情况是无法比拟的。

再次，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利用国家等上层建筑力量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程度最高。这不仅因为原来的国营经济蜕变后，已经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而且因为苏联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全面地垄断了国家政权、文化、教育、艺术、出版等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直接操纵控制着一切专政机器和工具，因此可以在"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为所欲为地实行资本主义经营原则。他们不仅运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去"组织"经济，通过所掌握的各种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制造反动舆论，更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利用从上到下的一整套党、团、工会、妇女等组织，蒙蔽群众，推广其剥削措施。当时，苏修在"社会主义科学劳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等等美名下，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工人血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像苏修这般如此集中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为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利润服务，这在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也是罕见的。

正是这样一种从社会主义经济蜕变的垄断性和贪婪性更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就决定了它更具掠夺性、侵略性和欺骗性。

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从它娘胎里带来的基本矛盾随之而起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非但没有排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尖锐和激化了。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由于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因此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具体表现为社会化生产和国家垄断资本占有（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之间的矛盾。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虽然也通过国家"计划"调节经济，但是它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为目的，正像列宁揭露老沙皇时指出的那样，"俄国现在是一个军事国家，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计划化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因此，苏联当时所谓的"计划经济"不过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大规模地、更"有计划"地掠夺劳动人民而已。列宁曾指出："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这种竞争既存在于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也存在于垄断组织内部。当时的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经济中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也不能消除竞争。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和各企业、各部门的矛盾和斗争，即资产阶级内部在支配资本和利润等问题上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和它在企业的代理人在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贪得无厌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借苏联国家的名义，不断让企业接受"紧张计划"、提高"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产品质量"、采用"新技术"，并在提高生产社会化的借口下，通过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等途径，使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日益集中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手中；而企业经理则不大愿意接受"紧张"计划，害怕采用新技术"，经常以抬高价格，不顾品种计划、质量计划，以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办法，攫取更多利润和奖金。更不愿意因自家企业被其他企业或联合公司并吞掉而丧失自己原有的特权地位。这样，在苏联的资产阶级内部，就不能不出现相互指责、彼此漫骂的狗咬狗的矛盾和斗争。

列宁指出："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苏修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必然在垄断国内经济的基础上力图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展开全面的、激烈的竞争，与美帝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由于苏修统治集团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军火生产、军事研究、军事开支和后备供应等方面。这就不能不造成国内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经济紊乱的加剧，越来越陷于不可自拔的泥坑之中。

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它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当时的苏联经济已陷于严重困境，"计划"经常完不成，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农业生产不稳定，军用生产部门畸形膨胀，民用生产落后，生产效率低落，浪费现象严重。这一切都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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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从修正主义者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不同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只是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从掠夺别国人民的超额利润中捞一点油水。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凭借所篡夺的国家政权，在掠夺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直接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必然继续。列宁曾反复地、严厉地批判把政治和经济人为地割裂开来，把帝国主义仅仅看成一种对外兼并政策、并预言会出现超帝国主义阶段的考茨基反动理论，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的统治，正是这一点决定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也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苏联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国家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性质，决定它必然实行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对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决定它必然参加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行列。

以"援助"为名，大搞资本输出

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是把资本输出作为它剥削、压迫世界各国人民的基础。但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却到处吹嘘它的"援助"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对"兄弟"国家的"无私援助"，是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等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苏修的"援助"，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不是什么"无私"的，而是对受"援"国的掠夺、剥削；不是什么帮助别国"发展民族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受"援"国的经济、政治。总之，苏修的"援助"完全是从大国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出发，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尽管苏修自身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经济陷入日趋严重的困境，内债外债越欠越多，不断接受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输入的资本。然而，苏修为了配合它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需要，又以"援助"为名，大搞资本输出。

紧密配合反革命全球战略的对外"援助"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苏修以"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援助"（以下简称"军援"、"经援"）的方式，大量输出资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它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对外"援助"的范围日益扩大。其目的除了从经济上对受"援"国进行掠夺而外，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控制受"援"国，妄图建立新沙皇的殖民统治。因此，苏修的对外"援助"，完全是为了适应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需要的。

苏修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东欧的一些"经互会"成员国是苏修的主要势力范围，是它同美帝争夺欧洲的桥头堡。苏修为了巩固对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在加强政治控制、军事占领的同时，向这些国家大量输出资本，残酷地进行经济掠夺。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究竟投在什么地方时说过："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领土，……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作为苏修新沙皇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互会",一些东欧成员国，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重要的地区。到1972年为止，苏修向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援"至少达100亿卢布（当时约合110亿美元），超过了它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蒙古、古巴等国除外，下同）的"经援"总额。

苏修不仅竭力加强对东欧一些国家的统治，而且力图向欧洲其它地区渗透、扩张，挖美帝的墙脚。在苏联和北大西洋集团在中欧两军对峙的情况下，南欧成为北大西洋集团的战略后方。它的地位既至关紧要，而其力量又比较虚弱，被称为西欧防务的"柔软的下腹部"。当时苏修针对这一弱点，对这一地区不断采取攻势。除了采用军事威胁、政治分化的策略外，还利用南欧某些国家经济形势恶化，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机，通过提供"援助"，支持这些国家的亲苏势力，力图从内部攻破这些国家，逐步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东是欧洲的侧翼，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盛产石油，是欧洲国家所需石油的主要来源。苏修一旦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产地和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运输线，就等于控制了靠中东提供石油的欧洲。所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竭力在中东攫夺战略要地，抢占石油资源，把中东作为向第三世界扩张并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场所。与此相适应，中东成为苏修对第三世界输出资本的重点。从1954年到1972年期间，苏修对中东地区的"经援"达33亿4千万美元，占苏对第三世界提供"经援"总额（82亿美元）的41%；对中东地区的"军援"达48亿8千万美元，占苏对第三世界提供"军援"总额（85亿美元）的58%。

苏修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还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输出资本，借以掠夺它们的资源，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伺机攫取军事基地，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苏修向南亚地区国家提供的"援助"，仅次于中东。1954年到1972年期间，苏修对南亚地区的"经援"为30亿2千万美元，占苏对第三世界提供"经援"总额的37%；对南亚的"军援"为16亿7千5百万美元，占苏对第三世界提供"军援"总额的20%。同时，苏修还对一向被称为美帝"后院"的拉丁美洲渗透，除古巴以外，苏修曾较早地向阿根廷提供小额的"经援"。此后，逐渐扩大其范围，到1965年至1972年期间，已先后向近十个拉丁美洲国家提供4亿多美元的"经援"。这反映了苏修不仅已经插足于原美帝的势力范围，而且也大大加快其渗透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苏修的"援助"中，出现了"军援"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而"经援"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的趋势。例如，1966年，苏修对第三世界的"经援"达12亿多美元，军火出口仅为3-4亿美元；到了1970年，以"军援"名义输出的军火达8亿美元，而"经援"却下降到2亿多美元。1968年以来，苏联向中东地区国家提供的"援助"，几乎全是"军援"(这就是为什么中东那边的苏制武器很多的原因之一）。依靠大量军火输出进行掠夺，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

苏修经常吹嘘它的"军援"是什么"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性的鲜明例证"，但是当时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看清楚，苏修的"军援"是"卢布随军舰而来的银弹攻势"。它完全是乘人之危，大捞油水，获取特权的工具。它一方面从推销过时的武器中大发横财，谁接受了苏修的"军援"，就要高价买进过时的军火，而且要付现钱，甚至要用外汇支付。尤其恶劣的是，苏修经常把武器零件当作施加压力的工具，不仅"以数倍于武器本身的价格出售这些零件"，而且还在关键时刻中断武器零件的供应，使受"援"国得到的武器，变成一堆废铁。随着苏修"军援"的增加，它的军火生意越做越旺，到七十年代初期，苏联军火供应扩大到二十多个国家，销售量占世界军火出售量的37.5%，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军火商。

另一方面，苏修以"军援"为手段，力图控制受"援"国的政治。如苏修利用"军援",迎合一些国家当权派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从而在这些国家培植"亲苏势力"；或者通过"军援"的军事"顾问",控制受"援"国的军事指挥、供应和训练。有些受"援"国的军队中，甚至营、连一级，都有苏修的军事人员和"顾问"。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修的"军援"，是为了"要把一切指挥权都弄到他们手里去"。此外，受"援"国还要向苏修提供港口、基地的"使用权"等等。像这样的所谓"军援"，那里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气味，它完全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

贪得无厌的超级剥削者

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罪行时曾经指出："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当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是用一笔"援助"，进行四重剥削：第一，直接榨取贷款利息；第二，强行推销陈旧而高价的武器或机器设备等物资；第三，强使债务国用原料和工农产品以低价来抵债，甚至逼债务国用现汇还债；第四，附加种种苛刻条件。苏修的"援助"贷款，实质上是放高利贷。表面上，苏修贷款的利息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低一些。但是，苏联给"经互会"国家的"经援"，90%以上是设备贷款；向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提供的"经援"，又几乎规定全部用来购买苏联陈旧的机器设备以及技术、劳务和其他物资。这就是说，苏"援"贷款主要是用陈旧的机器来放债。在国际市场上，苏联机器质量差而价格高，有的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20%至30%。另一方面，苏修又要受"援"国用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原料资源和"援"建企业的产品偿还本息。国际市场上工业品和原料的价格差距，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下，本来就不是等价交换的，而苏修则在这个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更加扩大了这个剪刀差。显然，苏修的所谓低息贷款，其差额已充分被这种扩大了的剪刀差所补偿，是一种十足的高利贷。此外，苏"援"派出的专家还要拿高薪，住别墅，领津贴，免费旅行等等，甚至连他们和家属回国度假的旅费也要由受"援"国负担。据计算，受"援"国单是这一项目开支，通常要占苏修"援"款总额的20%。也就是说，不管"援"建工程效益如何，"援"款的五分之一已先流回到苏修的口袋里去了。

苏"援"贷款，除了攫取高额利息以外，还倚仗债权国地位，大肆搜括债务国的原料和产品。他们把"经互会"成员国的地下资源，说成是"大家庭"的共同财富；又把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说成是"国际财产"。只要有机会，苏"援"魔爪就会伸向这些地方，伺机掠夺那里的宝藏。六十年代，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联合勘探，在蒙古发现一个大铜钼矿，1970年，苏修就把捷一脚踢开，接着，由苏修提供贷款，强使蒙古同它"合作"，建立蒙苏"合营企业"。开出的矿石，就作为抵偿债务的物资，运往苏联。当时，为了加紧争夺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廉价石油，苏修先后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签订种种"援助"和"共同开发"协定，逐步取得了一些石油资源的调查、勘察和开采权，并且规定这些国家要用石油还债。苏修自己也承认，从利用第三世界国家以实物形式偿还债务的方式中，获取大量原料资源，诸如有色金属精矿、石油、天然气、长纤维棉花、天然橡胶、植物油、棉布、大米等等，应有尽有。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就使得有可能更加充分地满足苏联国民经济的需要。"

苏修对有些规定以货币形式偿付的债务，则又有一套敲诈的方式。例如它常以债务国货币贬值为借口，或者迫使增加还款金额，或者硬要改付外汇，乘机多捞一票。1975年6月，苏修就曾单方面强行改变南亚一个受"援"国家的货币对苏联卢布的比价，使这个国家多还债款达40亿卢比。这种卑劣的做法，真是十足的"卢布帝国主义"。苏修一个专搞对外"援助"的官员，在苏修《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曾得意地说："得自发展中国家偿还贷款的外汇收入逐年增多，这对苏联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重大贡献。"

经济上渗透、干涉和控制，是苏修对外"援助"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无论对"经互会"成员国的"援助"，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苏修当然不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而是要控制受"援"国，使其日益不得不依附于苏联。苏修自己吹嘘它在东欧国家参与了1300至1400多个大型企业和其他项目，其中有180多个发电站，120多个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企业，150多个机械和金属加工厂，50个煤矿和90个化工厂。这些工厂的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依赖苏联进口，而制成品则大部分运往苏联。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中，几乎所有由苏修贷款修建的企业，从设计、施工、生产到经营管理，完全由它的"专家"、"顾问"把持。这些以受"援"国企业的太上皇面目出现的"专家"，享有种种特权，直至打入受"援"国的政府要害部门，进行颠覆活动。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它也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他们在对外"援助"的幌子下，实行"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的原则，完全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接受苏"援"的一些国家，从其受"援"的痛苦的经历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依靠苏修的"援助"，只能更加沉重地遭受其剥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受其控制，是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当时一些深受苏修"援助"和高利贷剥削之害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断地起来开展反逼债和反讹诈的斗争......

打着"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幌子，推行新殖民主义

列宁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些动机的支配下，推行新殖民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旧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旧的殖民主义形式难以维持下去了。于是，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改变形式，推行新殖民主义。他们采用欺骗手法，"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苏修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后，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行事。它表面上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口称和东欧一些国家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把自己伪装成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在这些幌子下，大肆鼓吹"国际分工"，推行"经济一体化"，企图全面地控制别国的经济，以至政治和军事，建立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是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纲领

长期以来，苏修统治集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大搞"国际分工"，苦心经营"经济一体化"。他们叫嚷什么"国际分工"是为了使"兄弟"国家共同"高速度地发展经济"，从而"消除"、"拉平""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增进劳动人民的福利"。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更进一步加强实现"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胡诌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要"沿着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实现经济一体化，这是我们的总方针"、"中心环节"、"关键问题"等等。赤裸裸地把实现"经济一体化"，作为它对别国实行殖民统治和血腥掠夺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措施。那么，苏修的"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到底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据新沙皇的御用学者们宣称，这种"国际分工"主要表现在"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它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专业化，导致建立国家经济综合体"，最后达到各国"经济一体化"。这种所谓"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强迫别的国家，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本国的工农业生产结构，使他们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十分明显，苏修所谓的"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剥削或经济掠夺的同义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殖民主义纲领，就是要使它所控制的国家殖民地化。

1971年7月，苏修在"经互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抛出一个居心叵测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强使"经互会"各国从过去的"个别一体化"过渡到"综合一体化"。要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内，使这些国家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科学技术、外贸、货币、金融等方面都要实现"一体化"。为了推行这个"综合纲要"，苏修又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国际化的特殊阶段"，因此，要把"经济一体化"提高到"新的阶段"，要把"经互会"成员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际化","逐步形成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这个纲要一旦实现，这些"兄弟"国家将完全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利，根本不能根据本国经济上的需要来发展生产。而苏修则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别国的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建立它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强使其他成员国全面、彻底地殖民地化，使他们成为苏修的第十六个、第十七个、第十八个……加盟共和国。

当时，苏修还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黑货，妄图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拉进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它宣扬什么发展中国家只有同他们"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经互会"的"经济一体化"计划对这些国家也是"开放性的"。"综合纲要"出笼以后，他们又喧嚷这个"纲要"为扩大苏修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想象，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旦堕入其中，那里还有什么民族独立和主权可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修妄图建立世界殖民大帝国的野心是何等疯狂！当时，苏修在"经互会"国家中实行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合作"，已经扩大到印度，一些苏"援"工厂完全要按照苏修的需要安排生产。印度纺织品出口的70%，皮鞋出口的35%，都是运往苏联的。对苏修这种日益加强的经济掠夺和控制，激起印度公众极大的愤慨和不满。一个印度议会的议员谈到苏印要"配合"两国的经济计划时指出，这"会使印度在经济上依赖俄国，成为俄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印度同"一个超级大国绑到一起去了"。

苏修在推行"经济一体化"计划时还声称，这个计划"包括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更为完全的"一体化"，要使政治生活"国际化"。他们打着保卫所谓"社会主义利益"的幌子，叫嚷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内的政治关系","全面协调国家和政党方面的活动","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合作"，等等。实际上，苏修就是要在各方面都以老子党自居，从政治上把"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全面地牢牢控制起来，建立父子关系。只许他们跟着苏修的指挥棒转，不许有任何"越轨"行为。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兄弟"国的党和政府，就蛮横地施以威胁、镇压和颠覆的手段，直至进行公开的军事干涉和侵略。

1968年8月，苏修悍然出动大量武装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显然，苏修要从"经济一体化"发展到"政治一体化"，完全是为了维护并攫取更大的社会殖民主义利益。

"经互会"是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以后，"经互会"成了苏修控制、剥削和掠夺其他成员国，对这些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建立超国家机构，操纵"兄弟"国家的经济命脉

近年来，苏修在"经互会"内部加强和建立了许多"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滚珠轴承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化工工业合作组织"、"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动力组织"、"铁路合作组织"、"运输和电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和技术情报中心"、"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等等。通过这些"超国家"的机构，苏修控制了其他国家的财政经济、生产计划、产品分配和原料供应，操纵了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例如，苏修通过"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直接掌握了一些东欧国家从采矿、冶炼到销售等冶金工业生产的全过程。

从七十年代以来，苏修还仿效西方的跨国公司，在"经互会"内部搞什么"双边"合营的"联合公司"和"多边"合营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建立由它直接掌握产、供、销的跨国企业。苏修竭力宣扬这种包括再生产全部过程，以"综合性"为特征的"联合公司"是实现"经济一体化""最有前途"的"新的合作形式"，并诡称"国际经济联合公司"正在"产生国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因素"。娓娓动听的言语掩盖不了事实真相。苏修强行建立的超国家机构，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像当时罗马尼亚报刊揭露的那样，它"已经变成了凌驾于各国政府和其他法律机构之上的超国家势力，从而严重地损害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苏修口头上说的什么"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独立"等等，统统都是超等废话。

以"协调"为名，剥夺"兄弟"国家制订计划的自主权

苏修在"经互会"内部推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时，大搞所谓"协调计划"，实行"生产专业化"，直接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工农业生产。

苏修从要"在整个大家庭一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领导"的目标出发，十分重视"协调"工作，对"经互会"各国的经济、科技政策和长期短期计划都要加以"协调"一番。他们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指责"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把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人为地限制在本国范围内"，而要人家从"国际分工"出发，"重新安排"自己的经济。他们声称只有"协调"计划，"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才能"更深远、更有效"。还鼓吹什么"在各国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发展中，国际比例关系将日益增长"，叫嚣要建立"国际经济比例"，实现由一个中心指挥的"统一国际再生产"。妄图把别国的经济完全纳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的轨道。

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修就"协调"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从1956年到1965年的两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协调"了1966年到1975年的两个五年计划，并且改变了过去先各国订计划、后"协调"的办法，变为先由"经互会""协调"计划，然后在"协调"的基础上，各国制订本国的计划。除了"协调"各成员国的五年计划而外，还要"协调"各成员国十到二十年内的远景规划。"协调"的内容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规定一切重要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品种，都要根据苏修的需要来安排，谁违反了，就要受到"国际仲裁"。

苏修还借口"协调"计划，直接把苏联人安插在某些"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部门，搞所谓"对口联系"和"直接合作"。如苏联政府的许多部，在蒙古的相应部门都设有"代表"机构，这些"代表"、"顾问"、"专家"，在重要的经济问题上，甚至可以否决蒙古部长的意见。

总之，苏修通过"协调"计划，就剥夺了别国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经济计划的权利，可以长期、全面地控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其结果是，一些原来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被迫成为苏修工业的附属加工厂。而保加利亚、蒙古、古巴等国，则在所谓"满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的幌子下，被迫成为苏修的果菜园、畜牧场和甘蔗园。

利用燃料、原料的垄断地位，强使"兄弟"国家变为苏修经济的附庸

在推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苏修以"国际分工"、"兄弟合作"为名，竭力限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发展燃料和原料工业，完全垄断了"经互会"各国的燃料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

长期以来，"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进口的几乎全部的石油和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铁砂、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轧材、磷肥，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锰矿石，都来自苏联。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利用这种对燃料和原料的垄断地位，来剥削这些国家并控制他们的经济发展。从苏联伸向东欧国家的"友谊"输油管、"和平"电力网、"兄弟"瓦斯管道，成了东欧国家能源的主要供应线。这一来，苏修不仅把这些国家置于原料、燃料和动力必须依赖苏联的地位，而且可以借此要挟东欧国家向苏联提供贷款、设备、劳力，替苏修开发资源，建设工厂。据不完全统计，单是捷克斯洛伐克从1960年至1970年，就向苏联提供了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供苏联开采铁矿、石油、有色金属、天然气和铺设天然气管道。东德、波兰等也先后向苏联提供贷款开发天然气等资源。

在"协调"1971年至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时，苏联又同东德、波、匈、捷、保等国签订了在苏联建设新的燃料、原料工业项目的协定，这些国家按协定要向苏方提供长期"专用贷款"十多亿卢布。苏联的这一敲诈勒索，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困难。例如，1974年6月和12月，苏波签订协议，波兰要在苏联境内修建全长558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其中包括修建五座压气站）和全长900公里的输油管道。苏联命令波兰要在2、3年内完成这两项工程。在这期间，波兰不仅要投资五亿卢布，抽调数千名工人到苏联境内工作，而且还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管道和许多设备。为了完成这两项工程，波兰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1975年上半年国内不再搞新的基建工程。

苏修一方面使"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处在基本原料、燃料上不得不依赖于苏联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掠夺这些国家的稀有金属和战略原料等重要资源。长期以来，捷、匈、东德、保等国的铀矿，几乎全部在苏修控制下进行开采，并供应给苏联的。苏修攫取蒙古的铜钼矿开采权，掠夺了蒙古出口的钨砂和萤石的50%。波兰出口的锌的43%，保加利亚出口的重晶石的94%、铅矿石的49%，也都流入苏联。

当年，列宁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时，曾经指出："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当年，苏修千方百计地控制"经互会"成员国燃料、原料的生产和供应，除了扩军备战的需要外，也是为了巩固它的垄断统治地位，争霸世界。

全面控制"兄弟"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行骇人听闻的剥削

苏修通过所谓"经济一体化"，在控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生产的基础上，还全面控制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使这些国家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流通上也成为苏修经济的附庸。苏修打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市场"的旗号，把这些国家变成倾销苏联商品的市场和进口指定商品的供应地。当时，苏修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是通过签订双边长期贸易协定方式进行的。每隔五年，在所谓协调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就以苏修为中心，分别与"经互会"各成员国签订双边的五年贸易协定，每年还要签订什么当年的换货议定书，有时还要签订补充议定书。就这样，苏修控制了"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对外贸易。

据统计，历年来苏联出口的机器设备中，一半以上倾销到这些国家。而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日用消费品，70%来自"经互会"成员国。在"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苏修一般占40%左右，始终居于第一位。当时蒙古同苏联的贸易，竟占蒙古全部对外贸易额的80%以上。

苏修不仅强使"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向它敞开国内市场，推销陈旧商品，并从那里勒索它所需要的商品，而且还通过贵卖贱买等手段，在这些国家巧取豪夺，牟取暴利。据估计，从1955-1965年的十一年间，苏修通过贵卖贱买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剥削了151亿美元。当时，苏修强调要"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条件"，破坏了"经互会"五年调整一次价格的规定，把卖给"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燃料价格提高一倍以上，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纷纷表示不满，声称"需要采取紧急的、坚决的措施","应当保持对所有伙伴都是互利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价格"。目前，围绕着价格问题，苏联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总之，苏修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互利的关系。它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伪装下，对所谓"兄弟"国家任意宰割和奴役，从它们身上剥削和掠夺巨额的超额利润。当时，苏修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综上所述，苏修大搞"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以后，完全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踩在自己的脚下，任意摆布这些国家的命运。这些"兄弟"国家稍不顺从它的意志，就可以在经济上采取断绝燃料、原料供应，或者切断能源，或者取消、改变订货单等手段，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于瘫痪状态。但是，在被苏修新沙皇控制的这些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饱受苏修的欺压和掠夺，越来越对新沙皇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激起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苏修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的离心倾向也日益增加。后期，它们纷纷加速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力求摆脱"经互会"的枷锁。这些国家的报刊指出，同苏修"大家庭"的"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限制"各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声言要"根据自己的利益，积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互利的经济关系"。当时，"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同西方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苏联贸易的增长速度，不断增加从西方国家进口技术、设备。此外，他们还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企业的"生产协作"、购买专利等形式的经济关系。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苏修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殖民统治，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在"缓和"、"安全"的烟幕下，拼命争夺世界霸权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完毕。但是，当帝国主义之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后起的、实力较强的帝国主义，必然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苏修当然也不例外。在它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以后，以急剧膨胀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竭力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争夺，使战后五十年代基本上是美帝独霸的局面，发展成苏修、美帝两家争霸的新局面。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

当年，世界上主要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这两霸的争夺，遍及全球，它们正在你抢我夺，明争暗斗，互挖墙脚，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中，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手伸得更长，气焰更嚣张，正在扩张的势头上，但是，为了欺人耳目，又总是施放"缓和"、"安全"的烟幕，因而，也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处在扩张势头上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苏修加入帝国主义行列，力图挤进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取而代之，独霸世界，早已成为众目睽睽的事实。它们一个不甘心衰落，力图维持既得利益，继续称霸世界；另一个不满足已经攫取的利益，扩张势头十足，妄图一口吞下整个地球。在这种情况下，苏美两霸不能不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他们从欧洲、中东、地中海、印度洋，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陆地、海洋，到天空；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从战场到会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处处时时进行着勾心斗角、剑拔弩张的争夺。虽然苏美两霸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也会勾结起来，但这只能是为了新的更大的争夺，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它们的本性决定了苏美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全面的、长期的；而勾结和妥协只是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总之，苏美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它们的激烈争夺，具有导致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总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为了麻痹世界人民，散布的什么"一代人的和平"、"持久的和平"等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当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争霸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又具有更加横暴的特点。这是因为掌握国家机器的苏修叛徒集团直接控制了苏联的一切经济命脉，这就使得苏修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可以充分运用其所掌握的经济力量，同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汇集起来，在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成为与美帝争霸并在争霸中采取攻势的超级大国。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当时，美苏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某些变化。虽然就整个国民经济力量方面来讲，美帝仍比苏修强大，但是，与军工生产有关的一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却落后于苏修，有的甚至在绝对量上也被苏修超过。例如，当时苏联的钢和石油产量，都已超过美国，洲际导弹的数量也已超过美国。既然苏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争夺，也就会按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苏修倚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地位，狂妄争夺世界霸权的气焰也就更为嚣张。

另外，苏修新沙皇不仅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重温建立斯拉夫帝国的迷梦，而且它的对外侵略扩张野心，比老沙皇更大。但它"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因而它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凶恶，更加蛮横，更加贪婪地向外扩张。甚至通过发动战争，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这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当年，苏修叛徒集团走着希特勒的老路，重温希特勒称霸世界的旧梦。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苏修叛徒集团重走希特勒的老路，只会落得比希特勒更可耻的下场！

假"缓和"，真扩张

"缓和"一直是苏修统治集团向全世界反复鼓吹的滥调。什么"国际舞台正在进行从紧张到缓和的转变"啦，什么要"用军事缓和充实政治缓和"，使"缓和的进程不可逆转"啦，什么"我们星球上的和平将是真正持久的"啦，等等，真是鼓噪不休。但是，掀开"缓和"的帷幕，看到的正是苏修同美帝竭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刀光剑影。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为了加强它同美帝争霸的实力地位，在国内不断横征暴敛，疯狂推行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帝国主义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大搞扩军备战。多年来，苏修口口声声地高喊"裁军"、"裁军"，实际行动却是扩军、扩军。当时，苏修的军事人员多达420万人，军费开支年年增加。他们在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同时，还加紧发展常规武器，以保持它在这方面的军事优势。另外，苏修还加紧推行"炮舰政策"，把一支主要从近海防御的海上力量，变为一支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庞大舰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闯，逞威称霸，公然叫嚷要"在任何时候在世界海洋的任何地方进行打击"。令人注目的是，1970年以来，短短五年时间里，苏联海军就举行了两次全球性的海军演习。1975年4月，苏修出动了220艘军舰举行了名为"海洋75"的全球性海军演习，特别从黑海、地中海到大西洋东部、北海、挪威海，摆开了对欧洲半弧圈包围，企图"能在紧急的情况下，闪电般地加强它在大西洋的舰队，封锁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的通道"。此外，苏修还在国外到处寻求和建立军事基地，增加它在国外的驻军，到处派遣间谍特务，不断发射间谍卫星……。凡此种种扩军备战的活动，都是在"缓和"、"安全"的喧嚣声中进行的。

苏修在欧洲大搞"军备升级"的事实，也不断证明苏修鼓吹的"缓和"、"安全"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苏联欧洲部分历来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东欧是它主要的殖民势力范围；同时，它又利用美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竭力向西欧渗透。因此，欧洲是苏修同美帝争夺的战略重点。勃列日涅夫就曾公开说过："苏联对外积极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一直是在欧洲。"当时，苏修一再鼓吹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以达到排挤美国在西欧的势力，分化西欧国家，在欧洲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因此，苏修一方面大肆鼓吹召开"欧安会"，另一方面却拼命扩军备战，把它的兵力重点和新式武器部署在欧洲，将西欧置于它的核威胁之下。仅五年里，苏修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人数就增加了一百万，坦克增加了一万辆。苏修在东欧和苏联欧洲本土集中了苏联五分之三以上的空中力量和三分之二的中程导弹。因此，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才开场的"欧安会"，虽然已经开过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第三阶段会议，签署了长达一百二十页、有三万字之多的"最后文件"，但是，连参加这次会议的某些西方国家的报刊也说，"除了华丽的词藻外"，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此，"欧安会"的召开，丝毫掩盖不了苏修在欧洲同美帝的你争我夺和勾心斗角的事实。"欧安会"不过是"欧危会"而已。

"欧安会"草率收场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争夺更加激烈。美帝国主义拼命向东欧渗透，挖苏修的墙脚；"缓和"、"安全"喊得最响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千方百计地破坏西欧的联合，离间西欧各国同美国的关系。所以，"欧安会"结束后，欧洲并不安全，相反，整个欧洲大陆风急云骤，酝酿着新的动乱。特别在欧洲的南翼，苏修步步进逼，当时这个地区已成为触发新的世界战争的一个火药桶。

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利用"缓和"、"裁军"、"和平"等词藻作烟幕，是帝国主义掩盖自己扩军备战、争夺霸权的惯用伎俩。每次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加剧，引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明显地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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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列宁从分析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既然也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因此必然像一切帝国主义一样，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

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垄断时指出："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根源，也就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它具体表现在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趋势、国民经济军事化、社会生活的糜烂腐败等方面。

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趋势

这首先反映在经济增长率日益下降。1950-1953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3%，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水平。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1954-1964年下跌为8.6%；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进一步下降到只有7.6%；进入七十年代以后，1971-1974年平均增长率约只有5.7%，其中1972年甚至低于4%，当时降到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低的记录。尽管由于苏修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和严密的新闻封锁，1954年以后的统计数字都是经过苏修当局精心炮制的，有很大的虚假性，但也掩盖不了苏联经济增长停滞的事实。

工业情况也类似。1954年到1973年这二十年中，只有八个年头增长速度稍高于上一年，而低于上一年的却有十一个年头，占一半以上，并且增长速度也越来越低，呈不断下降趋势。苏修不但在制定五年计划时降低增长指标，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调整，予以压低。通过压低年度计划的手法，就可以制造年年完成计划的假象。即使如此，也仍然掩饰不了计划执行一团糟的困境。例如，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所规定的46项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1项未完成计划产量，3项只达到最低指标，仅仅2项算是完成了计划任务。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前四年，工业总产值、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等各项主要增长指标，均未达到，还有一系列轻工业、食品工业的产品也没有完成任务。

农业生产同样很困难。粮食生产很不稳定，波动很大。十几年来，每五年中就有两年减产，而1971-1974年的四年中则有三年减产。勃列日涅夫上台十年(1965-1974年）中，减产年份就有六年。有些年份减产的幅度很大，下降11%﹣20%，减产1000万至3000万吨以上。1972年是在1971年减产3%的情况下再减产7.3%，如与1970年相比，则减产10%。苏联在历史上一直是粮食出口大于进口，是个粮食出口国。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破坏了社会主义农业，农业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特别是遇到欠收，就大量进口粮食，造成粮食进口大于出口。如1963年农业大幅度减产，1964-1966年连续三年粮食进口大于出口；再如1972年粮食欠收，苏修头目为了摆脱困境，又急忙从国外订购粮食2800万吨，引起世界粮价暴涨。

由于粮食不足，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极为缓慢。从牲畜年平均存栏头数的增长速度来看，也呈现下降趋势。1956-1960年平均每年增长：牛为4%，羊为3.7%；而1971-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牛为2.5%，羊为0.9%。猪存栏数，在1955-1960年，平均增长9.8%，到1966-1970年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比前五年的平均存栏数还有所降低。

其次，苏联生产和技术的停滞，反映在生产效率极低。苏联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增长速度又不断减慢。他们自己承认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几乎比美国落后了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无论七年计划(1958-1965年）还是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劳动生产率都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规定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应提高6.5%﹣7%。但从已实施的四年看，没有一年完成甚至最低限额的指标。

固定资本（机器、厂房、设备等等）使用情况也不妙，所谓"基金产值率"（即每一卢布固定资本带来的产值）不断下降：1960年为1.74卢布，1965年为1.51卢布，到1972年又降低到1.43卢布。同时，固定资本的增长也超过了社会产品生产的增长。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最大限度利润，扩大生产规模，每年追加大量投资，但效果不断降低，未完工工程部分逐年上升，它们一般占当年全部投资额的70%以上，最高年份达80%。投资项目的建设期一般要超过标准期一半以上，有的超过几倍的时间。当时，苏修投资规模庞大，按照西方估计，如此规模的投资应使国民收入每年增长10%以上。而实际上，如上所述，从五十年代下半期以来，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却每况愈下。

苏修生产效率的低下，正是由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所决定的，不管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

技术停滞，是生产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趋势的突出表现。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既把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的，他们在企业中的代理人又可凭借特殊的垄断地位，通过垄断价格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自然就对新技术不感兴趣了。苏修的《真理报》就曾承认："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像大坝一样堵住车间，不让新技术进去"。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害怕（技术）创新"。在当时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阻碍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1973年出版的《苏联政府决议汇编》记载，苏联"每年国内注册的发明只有约三分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因此，手工劳动还被广泛采用。随着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程度不断加深，技术停滞趋势将日益加剧。

国民经济军事化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苏修加入了帝国主义行列后，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区进行激烈争夺。为此，它必然疯狂地进行扩充军备，加速军火生产，使国民经济军事化。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完全继承老沙皇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衣钵，妄图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自己的"霸业"。多年来，它不断增加军费。勃列日涅夫叫嚷："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苏联"大量的资金要用于国防"，以便使苏联军备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上"。据苏联自己公布的大为缩小了的军费数字，1958年为93.6亿卢布，1961年为116亿卢布（比1958年增加了23.9%）,1964年为133亿卢布（比1958年增加了42%）,1973年为179亿卢布（比1958年增加了91%）。但实际的军费开支比公布的要大好几倍。苏联官方所公布的"国防费"，没有包括巨额的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诸如，研究和发展先进武器系统费用以及空间计划的有关费用等等。还有边防和其他公安部队等的预算拨款，也没有包括在内。这些军事费用是以"科研"、"经济支出"和其他项目的预算支出，被掩盖起来了。

此外，苏联在预算中还采取了压低武器装备、军需品等价格的手法。这就大大缩小了国防支出的数字，造成名义上的军费低于实际军费的虚假现象。当时的西方报刊分析，"苏联的防务开支比官方所承认的数字高三倍或四倍"。据估计，1974年苏联实际军费开支约在800至900亿美元之间，约占其当年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

当时，苏联拥有的洲际导弹数目比1960年增加了四十多倍，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与1963年相比，也增加了四倍以上；同一期间，"战略火箭部队"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十多年来为军事目的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已达400-500颗。这些项目的开支都大得惊人。据估计，苏联建立了100多个地下导弹发射井，每个造价3000多万美元，仅维修导弹的费用每年就要花17亿美元。同时，常规武器也发展得很快。海军舰艇的吨位在最近十年中也增加了将近一倍，达到300万吨，仅次于美国。仅就这些事实，也足以戳穿苏修公布的军费预算，不过是用来障人耳目的数字游戏而已。

随着苏联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它的战争和侵略本性日益暴露出来了，它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本性也变本加厉了。这就使得它必然要把扩充军备，当作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说："目前，我们拥有优良的技术装备。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世纪，武器在突飞猛进地不断完善，以致在较短的期间，就创造出新的式样和系统。在这方面停滞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无论是我们的民用部门的科学家还是军事部门的科学家，都应当时刻想到和记住这一点。"大规模地进行军备竞赛，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轨道，在国际上大做军火商，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性的活生生表现。因为，军工生产的产品﹣武器，是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它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资料。可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头子却极力鼓吹国民经济军事化。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苏联"高速度发展重工业之所以仍然有意义，在于，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使国防能力保持在应有水平上"。这就是说，苏修头目越来越把重工业发展和军事化的刺激联系起来了。

苏修的各个经济部门越来越转入军事轨道，大批的劳动力从社会财富的生产领域转移到了军工生产部门。苏修《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在1971年时就曾承认过，苏联的经济部门大多具有"军事作用"。它把苏联国民经济部门分为四类：第一类"制造工具和劳动手段的部门","能够及时改装国防工业的生产技术装置"；第二类"为国民经济提供原料和材料的部门"，可向军事部门提供"大量的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大量的各种化工材料；第三类"燃料动力部门"，它对军事力量发展起极重要的影响；第四类"运输、邮电、建筑、供应、贸易部门"，它"在现代战争中的经济保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建立准确协调统一运输系统，对提高防御能力，起着很大的影响"。苏联当时的国民经济，就是按照这种军事化的要求，规划和组织的。

当时，苏联已成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极高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正是由于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了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给广大苏联人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灾难。二十年来，苏联的重工业，尤其是与军火生产有关的部门，恶性膨胀，而民用的轻工业和农业部门停滞衰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50年到1970年间，工业产值增长六倍多，其中机器制造业增长十二倍，而食品工业、轻工业只增长三倍，农业只增长一倍多一点。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大量军费开支的增加，加剧了苏联经济的混乱。所有这些，像一座大山压在苏联劳动人民身上，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社会生活糜烂腐败

苏修为了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诱使人民卖力干活，达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大力宣扬"金钱至上"、"享乐第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苏修报刊宣扬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现在是卢布决定一切","没有钱，人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管他是著名人物还是聪明人物，都是一样；而有了钱，人就能吃饱、穿好、有气派"。还说，"你试试无偿地工作，那时你就会知道钱有多大的意义"。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竭力提倡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赛马、赛狗等。官方修建并经营的现代化赛马场，就有七十多处，苏修的党政军头目经常出入其间。狗赛、狗展十分风行，报上经常为此大登广告。当时苏联报刊和电视充斥形形色色的广告，与西方资产阶级报刊毫无两样。诸如商品宣传、招聘职工、推销彩票、租房换房、人身保险、吹捧低级黄色的影剧、升学补习、征购外国邮票、家庭喜庆、寻狗、赛狗等等。总之，乌七八糟的东西，样样俱全。

西方的各种奇装异服和爵士音乐也在苏联广泛流行。官方还常常举办时装展览会，报刊电视经常登出大幅时装广告，把人们引入歧途。此外，苏修还以"文化交流"为名，向苏联人民大力推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大量输入西方诲淫诲盗的电影、小说。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借助宗教迷信来消蚀人民的革命意志。当时的苏联，宗教势力日益泛滥，教徒越来越多。

酗酒和犯罪的增加，也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必然后果。很多人因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现实不满，借酒浇愁。酗酒已成了当时苏联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据苏修《社会主义法律》杂志透露，光酗酒一事，1969年一年就有360万人被捕。苏联内务部长承认："有相当数量的犯罪行为是那些沾染了酗酒习气的青年干的。最近几年来，在喝酒的情况下犯罪的青年的数量有所增加。"总之，当时的苏联，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诲淫诲盗，行凶杀人，吸毒酗酒，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呈现一片腐败景象，这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日趋腐朽的必然反映！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加强剥削和压迫，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日益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与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它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和发展，从各方面冲击着苏修的反动统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时已经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了。

苏联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苏修在国内进行剥削与压迫，使得国内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再加上国内政治上的全面反动，这就必然引起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各族人民同苏修叛徒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苏联人民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日益不满，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也越来越广泛。怠工和旷工，是苏联工人自发斗争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据苏修《计划经济》杂志报道，由于怠工和旷工，苏联全国仅工业系统在1972年就减少了5900万个工作日。1973年，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经常有20%-30%的人怠工和停工。同年，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农业部的许多单位，旷工人数竟占职工总数的66%。

随着革命斗争的开展，有的已发展成为抗暴斗争。据报道，1962年在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地区，曾发生多次武装抗暴斗争。1967年，南哈萨克首府奇姆肯特市，汽车驾驶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袭击市民警总部，烧毁两个派出所。对此，苏修当局每次都凶相毕露地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野蛮和血腥的镇压。苏联人民的斗争有些虽然还是自发的、零星的，但有不少已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斗争。地下组织不断出现，他们出版地下刊物，散发各种传单和文章，抗议苏修统治集团的法西斯统治，揭露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腐败内幕，号召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非俄罗斯民族有一百多个，占全国人口的半数。苏修统治集团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的奇尔奇克城游行示威；1972年，立陶宛也发生示威，人们高呼"给立陶宛自由"。虽然，这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斗争都遭到了苏联特别治安部队的镇压，尽管许多人以"民族主义"罪名，被关进监狱或苦役营，但是，镇压是压不住人民的斗争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民反对苏修统治集团的压迫、奴役的斗争仍然彼伏此起。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苏修在国内实行的大俄罗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和抵制。归根到底，也反映了苏联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苏修同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控制、掠夺，越来越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真面目，使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尖锐。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和国家，通过切身的感受，越来越认清了苏联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天然盟友"，而是危险的敌人。

如在197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揭露了苏修利用"援助"对第三世界进行的剥削和掠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指出，苏修的"援助"是使殖民主义的主仆关系的旧传统继续存在下去，有损于受"援"国的政治独立。为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自然资源，巩固政治和经济的独立，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同苏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们拒绝了苏修通过"援助"来勒索军事基地和各种特权的要求。为了维护海洋资源，反对苏美两霸的海洋扩张，许多国家提出扩大领海和建立专有经济区的主张。当时已有六十多个亚非拉国家主张二百浬领海范围、承袭海、专有经济区或捕鱼区。在联合国大会上，斯里兰卡等二十七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提出印度洋为和平区的主张，反对超级大国向印度洋扩张。

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斗争，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把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74年 4月举行的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觉醒和壮大。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打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对国际经济的垄断，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它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这是对两霸特别是苏修通过"援助"疯狂掠夺别国资源的一个沉重打击。

苏修控制的"大家庭"东欧成员国，对苏修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强，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反抗苏修占领、控制、掠夺和剥削的斗争也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苏修侵捷事件后，更加认清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强烈谴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比当年的沙皇俄国还要大"。匈牙利人民愤怒指责："苏修到处推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扩张侵略，它同美帝是一丘之貉"。1968年8月，苏修武装部队侵捷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手挽着手组成"人墙",阻止苏修坦克行进。1969年8月，在苏修武装入侵一周年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掀起了一场反对苏修军事占领的强大斗争风暴，猛烈地冲击了苏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殖民统治。在苏美加紧争夺欧洲的形势下，东欧国家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斗争进一步发展。

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采用不同形式，进行着反对苏修、美帝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苏修同美帝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苏修野心勃勃，在国外到处进行扩张掠夺，乘美帝的侵略政策遭到失败，进行退却的机会，加紧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得苏修和美帝的矛盾与争夺进一步激化。尽管苏修到处散布"裁军"、"缓和"的烟幕，但它同美帝的矛盾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的大国集团，不管看来多么巩固，只要神圣的私有制利益和神圣的租借权利等等要求闹翻，这些集团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闹翻"。苏修在欧洲地区关于"缓和"、"安全"的调子唱得最高，又是"欧安会"，又是"裁军会"，但是苏修在欧洲地区扩军备战活动也最厉害。1968年到1975年8月，苏修驻欧洲部队增加将近20%，战术空军实力增加了50%，用于欧洲地区的实际军费开支增加了100亿美元。苏联进入地中海的舰队比五年前增加了七倍。美帝为了对付日益增长的苏修军事力量，扬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迅速增强自己的军事优势。苏修同美帝的争夺越演越烈。当时，它们妄图欺骗世人耳目，搞了一些根本无法兑现，也不准备兑现的协议，借以喧闹一番，但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暂时妥协而已。在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必然加速他们走向灭亡的进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苏修一意孤行，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必然使帝国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更加尖锐。当时，苏修同美帝一样，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它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它被革命人民彻底埋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主席指出的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普遍规律，无论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或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都是普遍地适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苏联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如开头所说，这主要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从国际阶级斗争看问题，正是资本帝国主义通过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和平演变阴谋的暂时得逞。我们从来认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苏联变修，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次暂时的、严重的曲折；但是，苏修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既挽回不了资本帝国主义决然死灭的命运，其本身也一定逃脱不了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可耻下场。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最终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是确定了的，不能改变的。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修叛徒集团的出现，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特别是对于我们将来社会主义国家内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起到有益的作用。

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保障问题，列宁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引起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只有这个革命才是防止在俄国复辟的唯一的绝对的保障。至于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保障'，即尽量给复辟造成困难，那就是在俄国尽量深入、彻底、坚决地实现革命。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按照列宁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绝对的、唯一的保障，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几十年都不能轻易地说一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不能说有防止复辟的绝对保障。但是，一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保障，却是可以争取的。这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

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同志们！工农兄弟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弄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要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觉悟开来，认清现实，丢掉幻想，团结起来，准备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一步一步地铲除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在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下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充分信心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历史还可能出现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但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人类社会的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

马列毛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关于我们

我们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目标是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消灭一切剥削和私有制。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遵照马列毛主义的教导，我们认为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我们要推翻反动腐朽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权，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当前，我们要把准备人民战争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共产党人的领导，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扩大革命派的力量，做好各方面的群众工作，为重建军事化共产党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我们坚决反对万里无云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思想斗争”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认为，“思想斗争”修正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破产、群众日益革命化的浪潮中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分子与国际上的新修正主义分子紧密配合，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猖狂反对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危险。这类修正主义分子利用群众自发反对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情绪，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反对革命理论的宣传，把一些倾向革命但还未接受马列毛主义理论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否认这类群众转向革命派的可能。他们在群众中传播“用思想斗争培养阶级立场是首要的，理论水平是其次”“以组织建设为中心”“反右就是纲领”的反动谬论，否认当前准备人民战争的中心任务和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他们虽然表面上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谬论，但这不过是迷惑群众、欺骗群众的手段，以便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传播他们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谬论，破坏当前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同“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决定革命前途的路线斗争。所有要革命的群众，都必须在马列毛主义的红旗下团结起来，揭露“思想斗争”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本质，批判他们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把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关于我们

我们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目标是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消灭一切剥削和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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