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这篇文章是2019年挪威《红旗》杂志的同志们应当时与何塞·马利亚·西松以及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关于人民战争普适性的论战写作的文章，十分重要。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双方的立场，以及菲律宾运动在国际共运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第二部分仍在翻译，稍后会放出。

埃尔德·基纳拉和《红旗》编辑组作

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人民日报》 1962 年 12 月 31 日社论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 1964年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年

引言

猫已经被从袋子里放出来了。九月三日，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安迪·贝利萨里奥署名的文章，明确地反对了人民战争的普适性。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在PRISM网站上（为国际团结和群众动员的人民资源，PRISM），得到了国际人民斗争联盟主席西松的积极宣传。

文章的标题是《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所谓普适性》。在一篇社论里，《人民资源》的编辑把它称作“安迪·贝利萨里奥的关于‘人民战争普适性’的激烈辩论的重要回应”。该文针对的是埃尔德·基纳拉写作，为人民服务媒体发表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在六月份写作的，回应的是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主席何塞·马利亚·西松的文章——现在是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主席。[更正：这里有一个错误。他自从2019年6月开始任人斗联名誉主席。——为人民服务媒体编辑]

贝利萨里奥这回让猫从袋子里出来了。什么猫都给他都放出来了。西松宣传这篇文章更是可以比作跨过了一条卢比孔河。我们看来，这个场合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把矛盾清楚地和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不相容的路线。

和前两篇文章一样，我们这篇文章的草稿主要是埃尔德·基纳拉写作的。但是这篇文章得到了新的理论刊物《红旗》编辑组的批评，修改和重写。因此，这篇完成品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文中的主语也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们在完成文章的过程中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来发表，因为我们觉得第二部分的意义相较之下不是那么大。分成两个部分是便于让读者读起第一部分更加容易。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把两个部分都看完，更是觉得整篇文章都有意义。虽然这篇文章针对的是贝利萨里奥实际的文章和西松的立场，但是文中提到的要点和问题在许多国家的论战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文章将会是对一切国家的毛主义者都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

这篇文章献给联合毛主义国际会议和为了其的实现而奋斗的同志们，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完全是我们自己的。

《红旗》编辑组，二〇一九年九月

人民战争是持久战

贝利萨里奥写到：

“要注意到在基纳拉的两篇文章里，他有时用‘持久人民战争’一词，有时又只用‘人民战争’。但是很明显的是（……）他认为两者在理论的‘普适性’的情景下是可以互换的。”

“这是基纳拉的论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弱点，因为解放了中国和越南的人民战争的持久性是基于于特别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政治军事意义之上的：两国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和半封建国家。持久性的意思不只是工业国武装革命能够在量上积累的年数。”

我们的确认为人民战争在本质上是持久的。因此，我们对持久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两个词是一并使用的。我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或是教条地这样说，而是基于事实和历史经验来论证。没有一场革命战争，也就是人民战争，是“短暂的”。不管在不在农业国里，他们都一直有持久的性质。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开始于1905年之前（它的军事部分也是一样），到1921年夺取全俄政权才告结束。当然，我们也同意最简明的提法就是只说“人民战争”。

秘鲁共产党在其的《军事路线》里是这样写的：

马里亚特吉指出并概述了革命暴力的基本思想。他说：“没有什么革命是适度、温和、平淡、宁静的。”“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夺取政权……只有专政才能巩固政权。”马里亚特吉认为战争本质上是持久的：“一场革命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实现。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常常交替处于主导地位。”

在毛主义得到总结之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已经理解了这个事实——革命一定是持久的。就连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里也提出了相似的一点，远远早于列宁主义和毛主义，早于俄国革命和中国的人民战争：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黑体是我们加的）

在实质上，这些话点明了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和试着夺取政权来达到自身的政治成熟程度的必须性，尽管右倾机会主义者觉得这一切都是“过早的”。这一切不仅仅只能大致上对政治斗争适用，而是尤其对革命——群众的革命战争——适用，因此也让它具有了持久的性质。

秘鲁共产党的《军事路线》是党的总政治路线的中心，也是贡萨罗思想的浓缩性的表达。这篇文件的“人民战争”一章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持久战”。他们是这样写的：

“人民战争的持久性来源于以下四个基础特征决定的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对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这四个特征里只有一个和秘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有关。剩下的三个特征在一切人民战争里，也就是说一切革命里都是适用的。因此，用这些标准来看，一场人民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也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认为，人民战争必须是持久的是因为他不可能是简短的。在世界各地，敌人都是强大的。在世界各地，人民军队都是弱小的或者不存在的。在世界各地，共产党都必须要领导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须要从受局限的、相对简单的和低级的地步发展到高级的、更复杂的和更先进的地步上。人民军队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在完全的合法情况下是不可能积累起全部的力量的。敌人是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的。修正主义会试图侵蚀往这方面发展的一切尝试。不在战争中是不能学习战争的。红色政权，无产阶级政权，达到成熟程度是需要时间的。正如卢森堡所说，它不能等到形势“成熟”，而是总是会是“过早地”。

关于具体战略和指导思想的必须性

贝利萨里奥写：

“基纳拉还暗示，对这个所谓普适的人民战争理论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仅仅需要‘在战术上灵活一下’，也就是说，这不是战略路线不同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他在整篇文章里都喜欢用的一个手段，也是许多机会主义作者都喜欢用的一个手段。贝利萨里奥不去引用原文，也不去准确的体现原文的意思。这是为了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甚至在他自己生产出来的“引文”上加上了引号，让读者以为这是引用的原文……

我们从来没有声称过革命不需要自己的战略。这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我们的确高举人民战争的战略的普遍适用性。就像我们高举毛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适用性一样。就像我们高举贡萨罗主席有普适性的贡献一样。但是，人民战争在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不仅仅需要具体的战术，更需要具体的战略。它不仅仅需要整个革命过程的战略，还需要其各个部分的战略，各个阶段的战略，各个战役的战略，等等。

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战略必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革命必须要被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受领导。

但是，我们高举人民战争作为普遍适用的，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说的不能再清楚了，至少我们是这么觉得的。人民战争是每一个和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通往政权的唯一一条道路。

贝利萨里奥继续写了下去，继续用着上文提过的假引文：

“这又是另一个漏洞，因为它暗示共产党只需要讨论战术，而不再需要为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性定义自己的战略而关心了——因为他们亲爱的贡萨罗早就帮他们定好了毛主义的‘唯一军事战略’，人民战争！”

一个垃圾的断言。恰恰相反，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在他们的《基础文件》里解释了每一场革命都不仅要发展自己的战略，更要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

“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而且为了继续革命，始终朝着唯一的伟大目标共产主义前进，必须有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在革命过程中达到对革命进程的质的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时，将把自己和在理论与实践上引领革命进程的人的名字联系起来。”

指导思想的概念在《毛主义者》杂志的《关于列宁的思想》一文里得到了更深入的说明。这篇文章已经被德国《为人民服务》的同志们翻译进了英语并发表了。换句话讲，秘鲁共产党、贡萨罗主席，和国际共运左派的立场，是毛主义的普适真理的确要被实践到每一场革命的具体情况中去。贝利萨里奥对我们的文章写了很长的一篇回应，他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没有看过秘鲁共产党的基础文件的情况下写出来东西，因为这些文件是对这场论战最重要的。那么，他就应该知道贡萨罗和毛主义者的路线是没有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普遍适用性。没有具体就没有普遍。如果人民战争是普适的，它就必须能在实际上按照特殊性被付诸实践。如果它不能被付诸实践，那他就不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贝利萨里奥不可能不知道。因此，他做出这样的声称只能说是恶毒的，是为了赢得辩论。

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殊性

他们号称我们不关心根据各国的特殊性提出战略的问题。但是贝利萨里奥和西松提出了哪些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和战略的有用的经验教训呢？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去通过实践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完成它需要革命乐观主义，对我们进入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革命形势在全世界都成熟了的坚定信念。这些他们都没有。

与此相反，他们好像却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给革命找“特殊的”困难上。他们那里只有敌人的特殊的强大和共产党人的弱小。他们做出的这一切负面结论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诚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短处和敌人的长处，但我们也知道毛主席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这么讲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站在老虎的一边散播恐慌的西松和贝利萨里奥拒绝了这个长期的观点。西松大叫任何游击队“都会被大军压倒”，贝利萨里奥则是把这个恐惧重复了一遍。

他们散播这个态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能够用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用忠于革命的精神来自己看清帝国主义国家武装斗争的特殊性。毛主义者们则是提到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性，作出了对他们国家的阶级分析，也提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武装斗争的特殊问题。他们创造性地通过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来找寻斗争的机会。西松和贝利萨里奥则没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关于这些国家的特殊性的分析是如此之弱，以至于他们把这些国家写作“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指出这些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他们没能够创造性的用这些特殊性来发展革命斗争。而西松关于武装斗争特殊性的兴趣则根本不是基于帝国主义国家里实际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而是来源于他自己关于大军碾碎一切叛乱的臆想。

关于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来作为根据

基于他的“误解”，贝利萨里奥想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给我们上一课，教教我们什么是“革命形势”。

1964年，《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编辑部回应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类似的攻击：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贝利萨里奥试图利用列宁的作品可不是什么巧合——我们早就见过这一招了。我们也要坚持，主要的危险是从右边来的。从赫鲁晓夫（伪装成列宁主义）到华邓（伪装成毛泽东思想），再到今天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运动里伪装成毛主义的那伙人。主要的危险不是“左翼”共产主义。它是存在的。它最大的危险是通过教条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这其实又是给右派服务。但是，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贡萨罗和追随他的路线的人被叫做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巧合。但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者是贝利萨里奥本人，拿着毛在1938年说过的一句话来给他的论点辩护。他引用了这一条：

“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第一，我们同意秘鲁共产党把十月革命看作人民战争。这是一个新的理解，但它是正确的。第二，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的吗？有哪一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发动起义和战争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革命。把这一句话当作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来不停重复的行为根本就是教条主义的。毛主席是永远伟大的，但是这句话也不能证明人民战争不是普遍适用的。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说过的别的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后来的文件里这也是他们的路线，但这并不能代表人民战争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不是被“他说了什么”解决的，而是说的内容的实质，这个实质是否被实践（尤其是革命实践和革命战争）证明是正确的。

所谓导致城市起义和内战的长期合法斗争并没有通往革命。不在俄国，也不在其它任何国家。它根本就不是我们阶级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经验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总结的，而贡萨罗主席澄清了这个总结是毛主义的一个不可分割和有普遍适用性的部分。

我们不仅要同意秘鲁共产党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应该被作为人民战争来理解，还认为俄国革命不是由成年累月的合法工作，积累力量导致的。共产党主要是秘密地组织起来的。他们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相结合了起来。党在秘密的情形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我们学习这个经验的时候，也应该包括这一点。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则总是忽略这一部分的历史。

革命理论重要吗？

贝利萨里奥写到：

“恰恰相反，基纳拉说这个‘彼得格勒模型’是一个‘乏味的老战略’。”

就像我们之前注意到的一样，这又一次折射出了贝利萨里奥腐臭不堪的辩论方法。这也和西松一样。他不引用我们的话，但他又在这里假装好似引用了我们。我们的两篇文章里没有一处提到过“彼得格勒模型”或是“乏味的老战略”两个词。我们倒是的确引用了秘鲁共产党的这段话：

“要理解这个关键问题，请谨记彼得堡起义的模式从未被重现过，（……）最后，要知道十月革命也不仅仅是一场起义，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年的革命。综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只能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在今天，意味着人民战争——能最终胜利。”

为什么贝利萨里奥要生造引文？为什么他要不停的拼凑各种谣言和说法？这只能是为了服务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他就是懒散。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式，用散漫和不精确的方式来对待革命理论。对他们来讲，理论根本不重要。

贝利萨里奥引用了毛1938年的演讲《战争和战略问题》里面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的革命组织方式是长期合法斗争走向起义和战争，然后这样总结到：

“毛说持久人民战争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可基纳拉则坚持它适用……光在这一点上，基纳拉的整个“持久人民战争普适”的纸牌屋就轰然倒塌了。他自称是毛主义者，可他不能领会毛的教导。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幼稚的毛主义者，也可能更坏，是一个假毛主义者。”

这一点值得深究。第一，一切毛主义者都要仔细看看贝利萨里奥说的和西松宣传的是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保卫，宣传和应用人民战争作为普遍适用的，你就是一个幼稚的毛主义者或者一个假毛主义者，不懂得毛的教导。这是一个明确的立场。西松和菲民阵网站宣传这个立场，而且没有加任何修改。

第二件值得深究的事就是贝利萨里奥的观点显然是那一句毛语录，在一篇1938年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别性质的演讲里，就已经足够决定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略，或者至少也是一丝不苟地描述了毛关于人民战争的教导和理论。为什么贝利萨里奥不引用毛讲的“三个错误意见”或是“如何研究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呢？因为贝利萨里奥就会发现自己就是“削足适履”的那伙人之一，只学习这个那个国家的革命战争，而不学习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他为什么不引用毛后来总结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年））？因为贝利萨里奥讲中国革命是某种“俄国的反例”的“分析”，在毛总结的真正的历史经验面前就烟消云散了。比起贝利萨里奥说的“至关重要的不同”来，毛讲的更多的是中国和俄国的相似之处。当然，如果我们跟着贝利萨里奥一起用他的辩经法，那肯定能找到一句小心翼翼摘出来的语录，把毛歪曲成在一切情况下宣传合法主义和议会斗争，反对武装斗争的普适性。这个五光十色，毫不掩饰的经院主义到了这里就变成了“毛主义的分析”。贝利萨里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在1980年提出，在秘鲁人民战争里被完善，在到今天为止得到了发扬和陈述的总结只不过是一个“纸牌屋”，因为毛没在1938年就把它发展完毕了。真是一种极度的教条主义！

实践和理论的不停发展

在1928年，毛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也是贝利萨里奥之流喜欢引用的一篇，卯足了劲儿来吹垮“纸牌屋”，把人民战争的普适性打发到一边去。《毛选》的编辑同志们在这篇文章下面加了一个有意思的脚注：

“（……）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也就是伟大的毛主席也能够根据形势的改变来改变他的看法。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惊奇的，但是也值得一记。我们认为理论，和我们对历史增进的了解一样，要在不停改变的实际情况下继续发展。

关于客观因素和帝国主义国家内武装团体的失败

贝利萨里奥把我们关于为什么大多数六十到八十年代欧洲和北美的武装团体解体了的看法丢到了一边去。他这样写：

“简单的来说，基纳拉只看失败的主观因素，比如说“士气下降”或是没有“军事化的毛主义共产党”的“理论和政治领导”。他觉得列宁和毛重视的客观因素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的重心的确是主观因素。爱尔兰的经验就是证据，证明了不管是客观因素还是反革命敌人击败了这些武装团体。贝利萨里奥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的解释，他只是说这些还需要研究。当然，我们不假装我们的文章给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经验做了完全和最后的分析和总结。远远没有！贝利萨里奥知道这一切，但他又一次陷入了不诚实的圈子。我们的立场仅仅是持久武装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被证明是可行的。这也是证明了所谓任何这种尝试都会被反动派的“大军”砸碎的说法是错的。

贝利萨里奥喜欢大提“失败”这两个字，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在他们的字典里，一切革命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失败”。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怎么总结一个巨大“失败”的呢？比如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卡尔·马克思写到：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今天是毛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一个巨大的失败的态度。如果我们要讨论通往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让贝利萨里奥大笔一挥写成什么没有重要性的简单错误。没有毛主义者号称这些团体打的是人民战争，我们只是说他们证明了西贝二人的看法是错的。西松说“一旦我们的军队[指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军队，作者注]发动了首次战术进攻，它就会被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军和其高度统一的经济、舆论和交通系统压倒。”而我们认为红军派，红色旅，埃塔，爱尔兰共和军的真实经验证明了这是错的。西松想要通过重新定义战术进攻来回避，但是证据仍然在那里。

关于我们的人民战争的社会和地理范围

贝利萨里奥写:

“如果这要是一场类似毛的中国和胡的越南发动过的持久人民战争，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什么社会和地理氛围里，到底是怎样，才能组织和保持起革命政权机关？”

马列毛主义宝箱里增加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秘鲁人民战争里新政权的各个形式。在农村战区里“新政权，地下人民委员会（……）是支援根据地的主心骨。”在城市地区，在利马的贫民窟里，革命群众组织被建立了起来，发展成为了胚胎阶段的新政权。

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和地理范围主要是大城市的穷困和无产阶级街区，但总的来说是国家里被边缘化的地方。不只是市区，但主要是市区。新政权要被建设起来只能通过地下的组织形式，比如秘鲁的地下人民委员会。建设政权机关要通过群众组织，保持它则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总的来说，这是人民战争的道路。它在各场具体革命的具体实践会是有差异的，但是它的实质是一样的，要取得胜利不可能有其它的道路。

我们和贝利萨里奥都明白，发达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是有重大的不同的。这些不同催生了不同的特点，也因此马列毛主义的普适理论的不同实践。

第一，帝国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是最重要的标志性特点。这导致了一大批收入较高的工人贵族的出现，在无产阶级里造成了更深的分裂，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一文里所说。这是社会爱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合法主义的客观社会经济根源。因此这些思潮在这些国家是很强的，在群众中也是一样。

第二，这些国家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所以革命的性质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存在新民主主义阶级联盟的基础，也没有工农联盟的基础。

第三，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这些国家最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还是革命的社会支柱，不是第三世界的贫农。所以战争不是一场土地战争。

第四，这些国家主要是城市，所以主战场在城市地区，特别是无产阶级街区里。这是组织新政权的主要地区，但革命的主要敌人在其它地方，因此军事工作不会限于这些地方。

这是四个特征，但是还有很多别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假想的实验呢？我们可以看看许多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都用了人民战争的理论。为什么不换一换，让另一方来举例呢？哪里有成功的长期合法积累力量导致的起义和内战？贝利萨里奥和西松在帝国主义国家或是第三世界里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吗？就算他们不认同俄国革命是人民战争，而是认为它用的是“正统模型”，这样的革命在1921年后存在过吗？在帝国主义国家存在过这样的革命吗？为了这个做出的模型、纲领和道路倒是数不胜数。贝利萨里奥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英国/美国/挪威/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籍。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还有就是苏联的“反霸统一战线战略”。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欧洲共产主义”也可以一用。或者是教条主义的林子里的托派和霍查派组织。这么多纸面上的双重政权，这么少现实中的新政权。回答很简单，人民战争。

贝利萨里奥“提醒我们”人民战争是关于“在武装斗争里调动群众来一步步砸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武装力量）并用其保卫人民夺来的事物。”他问我们战争的主要形式是什么，什么样的军事组织会被建设起来，来自什么社会阶级。他想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详细解释我们版本的‘毛主义军事战略和战术’”，说“我猜这会是贡萨罗的秘鲁约1988年移植到今天的欧洲的某个修改版，但是基纳拉应该进一步扩展。”

我们和秘鲁共产党一样认为，人民战争的实质是新政权，是根据地。因此我们同意——像贝利萨里奥写的那样——砸碎资产阶级政权和建设革命政权对人民战争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贝利萨里奥做了一个飞跃，说“持久人民战争的实质不仅仅是保有使用枪支的战斗队——法西斯分子、黑帮和密谋的恐怖分子都这么干。”这句话很有意思。武装的战斗队在帝国主义国家是有可能的。他们不用像西松和贝利萨里奥说的那样被“大军”来碾碎。结论是即使是孤立的团体，没有群众支持的团体，也能战斗。为什么在有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就不行了呢？在贝利萨里奥的世界里，假如这些战斗队是有共产党领导，作为革命战争一部分，就发生了某种质变。假如这么做了，战斗队就会被碾碎了。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他的其他问题，这篇文章不会深入回答，但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得到回答。这是军事路线的一部分，对每一场和所有人民战争都是必须的。但是这篇文章不是这样一个路线。即便如此，我们会简短回答一下：

一、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城市游记战争，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农村的活动也会是重要的一部分。

二、军事组织将会是人民游击军的班、小组，和其它组织。

三、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党、军队和阵线将会是主要无产阶级的。

四、战略和战术必须要靠马列毛主义的军事理论，还有贡萨罗思想有普遍性的贡献。

谁是第一，谁是主要？

贝利萨里奥写到：“尽管基纳拉拍了错误的马屁，毛不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推崇者或是主要的理论家。”他接下去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贝利萨里奥什么也不引用！是谁说毛是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理论家了？这又全是纯粹的机会主义和恶毒的谣言。

在《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的介绍里，秘鲁共产党写到：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以其形象和相似性创造组织，即自己的组织。在十九世纪，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出现，我们开始被赋予了一个科学的概念、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目的、共同的目标——如何夺取政权和夺得政权的手段——革命暴力。”和“到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既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也没有适当的军事形式来夺取和掌握政权，但他从未说过我们应该放弃革命，而是应该为革命而努力，寻求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切毛主义者都会承认其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的贡献。毛站在马恩列斯的肩膀上，就像他许多次强调的一样，也是贡萨罗主席强调的。这是贝利萨里奥的一个垃圾说法，要提到他的方法，那可完全是从西松的手册里抄下来的。

但是，除了毛，还有谁总结了人民战争？难道贝利萨里奥要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干的？这会是一个很独特的讲法，我们之前没有听到过。贝利萨里奥继续说：

“毛当然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基于的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的大量领导经验；在越南革命里，胡志明、黎笋和武元甲也是这样；在菲律宾革命里，是西松。所有这些人都成功的把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应用到了他们国家的人民战争的实际问题上，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理论。”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典型的极度右倾机会主义的逻辑。毛不是第一个，因为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然后毛又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胡志明、黎笋、武元甲和西松。什么是典型的？不愿意或是不能辨别哪个是主要的。西松和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吗？我们想贝利萨里奥应该不会这么讲。那胡、李、武呢？他这么急于把“错误的马屁”从毛的身上赶走，以至于把毛对军事问题的贡献缩减成了许多人中的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托马斯·马克斯错了，毛对于不正规战争不是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对于正规战争。他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贝利萨里奥是这么看的。我们听过这一套，老朽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是这么说，拒绝“毛主义”。毛只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一个中国的伟大革命者，甚至或是像是霍查派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进一步讲，谁更早？越南和菲律宾对人民战争的具体实践主要发生在毛于中国的实践之后。他们明显是受毛的贡献鼓舞和指引的。如果谁读读武元甲将军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他抄了人民战争的三个阶段，遵循了毛已经提出的同样的原则，比如“集中与敌人相较的优势兵力”，比如“主动性，柔韧性，迅速性，惊奇性，攻击和撤退的突然性”，如“逐渐一点点消耗敌人的力量，同时维持和增加我们的力量”和“即使丢失地盘也要保留有生力量”。这是武元甲，但是这些原则都是毛主席先制订的。难道贝利萨里奥在说武不知道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怀疑这一点。

总结对具体实践的作用

贝利萨里奥写：

“但是，这些共产主义领袖们没有从头打算‘总结’一个关于发动武装革命的‘普遍适用的理论’，或者打造什么‘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像基纳拉声称贡萨罗干的一样。实际上，这些伟大的领袖们不停着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心翼翼地应用理论来处理他们国家的特殊特征，解决他们革命的具体问题。”

我们说他把“所有的猫”都放出袋子了，这里就是几例。在他的逻辑里，不存在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什么都不是普遍的，只有特殊特征和具体问题。这是令人震惊的。这些革命领袖们从头打算把普遍的理论来应用到他们参与的各个特别的革命里去。他们有没有“从头打算”总结不是重要的。主要方面是应用，但是通过应用具体的，普遍的就显露出来了。至少在正确的应用，得到成功的情况下是这样。所有前文所述的领袖们都会——至少在字面上——坚持武装革命的普遍法则，还有马列主义的普遍法则，总的来说。他们不会假装他们没有坚持这些。是什么让革命战争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体的其它部分不一样呢？毛说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战争，为什么这个不能有普遍的法则和原理呢？我们怎么能同意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组织的普适原则（如果我们同意？），而反对一个普遍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存在呢？

在贝利萨里奥引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最后一节里，毛写到：

“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

难道这像是一个没有从头打算总结的领袖吗？在同一篇文章的第一节，毛写到：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认为普遍的东西不重要的领袖说的话吗？毛在1938年写到，到1938年为止存在着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可这之后在中国还要有11年的人民战争，接着是2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革命，直到毛死去。在毛看来，1938年前的这个时期也是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综合和总结的。这篇文章怎么可能作为我们讨论的问题的“最终定论”呢？

毛有没有从头打算总结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这一点。要否认这一点——就像贝利萨里奥干的一样——就是拒绝学习苦战得来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坚持一遍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实质上，来学习常常就是来总结。就连基本的教训，比如“炉子热，别用手摸”，也包含了一些总结。贝利萨里奥之流可以对着这么关注普遍性大发雷霆，坚持每个炉子都不一样，必须要从具体和特殊的情况下来理解。但是大多数家长都明白，假如要引导实际运用，系统化和总结是有价值的。

关于共产党的军事化

贝利萨里奥接下来问：

“军事化的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施加于党员实质上是平民和自愿参与的共产党上）要被一个军事的指挥架构和伴随的军法和军事纪律取代了？

假如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至少也读读秘鲁共产党最相关的文件，比如《总政治路线》和构成它的五篇路线。在那里，在《建设路线》他们是这么写的：

“在1979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秘鲁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这一论题，随后，在 1980 年头几月内党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他提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他根据伟大的列宁关于减少非军事工作，以军事为中心的论述，提出要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和平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即将进入战争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军事化。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但我们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以便激励和发展阶级斗争，以身作则地教育，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同一篇文件里，他们写到：

“党的组织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主要是集中制。建立了包含一个辖区的区域网络和结构被部署调动的机动网络这两个武装网络。组织制度在开展革命的地方依据主要点和次要点的重要性进行力量分配。党的工作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主体；民主集中制、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是五项必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民主集中制。”

要回答贝利萨里奥的问题（又是一个恶毒的问题），我们要说，军事化没有替代民主集中制。这不是这个“问题”第一次被用来反对共产党军事化的概念了。我们在这里写我们的答案不是为了贝利萨里奥（他很大可能会接着问一样的问题，只为了制造困惑），而是为了诚实的读者。

在《毛主义者》杂志的《列宁和军事化共产党》一文里，他们写到：

“正如我们在介绍里写的一样，军事化的共产党的根基来自列宁和毛主席，但是它是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发展的。贡萨罗主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运用到秘鲁革命的具体实践，通过光荣和无敌的人民战争，发展了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就是军事化的马列毛主义共产党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

如果贝利萨里奥想要写文章辩论共产党的军事化，那他应该先从这篇拉丁美洲同志的文章开始。它详尽地介绍了这个问题，比我们能触及的水平要高得多。秘鲁共产党把军事化共产党和同心建设的概念运用到了秘鲁的人民战争里作为特殊的，但是得到的结论是它是一个有普遍适用性质的贡献。用我们最好但是有局限性的方法总结起来，它就是为了把共产党作为一个人民战争的党和一个为了人民战争的党，保证其对人民战争的忠诚和通过人民军队和阵线-新国家对人民战争不可分割的领导。秘鲁共产党在其的总政治路线里提出了军事化党的建设的六个特征：（一）理论建设，（二）政治建设，（三）组织建设，（四）领袖，（五）两线斗争，（六）群众工作。

为什么长期积累力量的战略是错的

贝利萨里奥写到：

“基纳拉拒绝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直到危机和革命的战略’，说它是一个‘老战略’，还指责西松‘永远不对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策略感到疲劳，想等啊等直到危机的激变’。但他没有得出任何证明这个政策不正确的证据。”

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列了许多论点来证明这个政策不正确。但是我们也乐意重复一些和加上一些。我们必须要重申这是我们自己的论点。我们不为任何其他人发言，我们的错误和不足也是我们自己的。

一、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在（至少）八十年里没有产出任何革命，连在这段时间里接近颠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没有过。

二、人民战争策略产出了许多革命，成为了数个大洲的许多反动国家的主要威胁。

三、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战略在实践上和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实践是一样的。它不能锻炼革命领袖、干部、活动家或者群众来准备用革命暴力掌握政权。

四、这个战略给NGO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作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官僚工作方法，和部长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工作方法铺平了道路。

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应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正如我们可以在爱尔兰和巴斯克的解放战争中部分（不是全部！）观察到的那样。

六、在毛泽东解释的人民战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法西斯抵抗的经验——比如说，在法国和挪威等国，在纳粹占领和伪政府时期存在着持久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了革命战争在存在高度控制和监视水平的工业化国家是可能的。

七、共产主义特遣队、红军派、红色旅等武装团体的存在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开展武装斗争，甚至是存在几十年，而不被在军事上击败是可能的。

八、长期合法工作，积累力量的经验没有导向任何革命。它把无数的党和组织倒向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或是直接解散。他们的干部和同情者越来越紧密地被整合进了旧社会和甚至是反动国家机关。

九、我们向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军事化，反动派更军事化了。

十、帝国主义政府向着法西斯主义发展，通过统合主义，削弱议会民主制，生长种族主义，更多的警察监视和国家暴力。

十一、选举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看作是闹剧。大多数人对选举没有任何信心。

十二、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失去了极大量成员，群众不相信工会领导。

十三、我们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内扫除帝国主义，正如毛所说。

十四、大而复杂的是从小而简单的里发展起来的，通过战争才能学习战争。因此，革命战争必须从小到大，革命战士必须在持久的过程中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十五、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说的：“战争的动机越强大（……）战争就越接近其的抽象形式，越多地指向消灭敌人，军事和政治目的更加重合，战争会似乎更加是纯粹军事而更少是政治。”有什么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强大的战争动机吗？这产生的是更多战争，更多持久的战争，而不是快速和有限的战争。

关于欧洲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经验

贝利萨里奥引用西松并扩展到：

“西松解释说，‘就算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也必须要先战胜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能够胜利前打赢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其实是预计到了资本主义危机发作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之前为未来的武装冲突做准备。这其实就是导致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力量在二战和更早的时候在西班牙内战里在欧洲发动广泛的游击战的情形。”

这个比较完全忽视了那个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和胜利。请问，欧洲游击战争的胜利能够被归功于西松和贝利萨里奥推崇的长期合法斗争吗？

挪威和许多其它欧洲国家的经验是，共产党忽视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们的本来任务。在二十一条加入的条件里，共产国际在第三条是这么要求的：

“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特别法令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这个任务被许多党都完全忽略了。相反，是普遍的合法主义实践才让挪威和其它欧洲的共产党门户大开，在法西斯在一些国家夺取了政权和随后占领了另一些国家后被立刻打烂了。结果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被杀害、逮捕和送进了集中营。它严重的削弱了共产党人的抵抗。挪威共产党的长期合法主义是致命的。

贝利萨里奥和西松把共产主义抵抗运动和西班牙内战拿出来标榜。如果西松和贝利萨里奥看到同样的情形随着法西斯崛起回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攻击那些要建设能够发动战争的共产党的人呢？如果他们把游击战看作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工具，他们为什么要散布“大军”压倒人民军队的恐慌呢？实际上，他们什么经验也没学到，这是很清楚的。他们不能学到长期合法斗争引起了欧洲共产党人在法西斯崛起时的被捕和被害。他们不能学到“大军”不能砸碎武装斗争，就在抵抗相较弱小的国家也是一样。他们不能学到就算前线和盟军在一千公里和几年以外抵抗也是可行的。他们是如此的不能把帝国主义国家内武装斗争的经验派上用场，为什么反而还要声称是我们不关心根据我们国家的特殊性提出战略？

借口灵活性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

贝利萨里奥写到：

“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可以武装自己，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的机会，在事先要进行必要但是经过校准或是谨慎的准备，但是基纳拉看不见暗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逻辑。他就是痴迷于现在就要实行的被持久人民战争的模板（贡萨罗‘总结的’）；任何模型之外的都被贴上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标签。”

在这里，贝利萨里奥的论点是持久人民战争的支持者是人民战争的支持者。我们对此是罪有应得的。我们遵循人民战争的普遍适用性。我们也的确提议现在就实行这个战略。就是说，如果它没有被发动，它就要被开始。如果它没有被开始，它就要被准备。如果它没有被准备，它就要被定义。我们所有的工作，所有共产党人的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战争。我们的确这么声称，但是我们也不是教条主义的这样声称的。我们用事实来论述，我们考量着经验，我们提议的普遍法则的总结是基于过去两百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点、经验、分析和教训。这不是痴迷，而是对必要性的认识。

的确，我们为此抛弃了长期合法斗争，为危机激变和客观条件给了“无产阶级可以武装自己，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的机会”做准备的积累力量主义的战略。我们抛弃它，因为它是一个童话故事，是给手带上了修正主义的手套。它曾经是欧洲共产党的立场：这些党大多在1940年被打烂了，在战时作为战争的党被重建了起来，却在1945年缴了枪，又回到了合法主义。它曾经是1970年代大部分马列主义运动的立场：这些党不是解散了，就是堕落成了改良主义和选举主义政党。

这些党没有做过谨慎的准备来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事实上，它们压根什么也没做过。我们了解他们，我们其实很了解他们。贝利萨里奥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逻辑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六十年代大论战里早就揭露的，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里：

“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

许多活动家都吃了这一套。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他们觉得他们在灵活地通过长期合法主义“利用”法律。我们的工作不是自大或对这些人怀有敌意，而是要有耐心，讲我们的观点。当然，没人是因为我们说他们该同意或者“贡萨罗说过了”而同意我们的。严肃的人会寻求严肃的回答，事实和结论。这就是秘鲁共产党给我们的。他们把主要由毛泽东总结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运用到了秘鲁的人民战争上，证明了其的普遍性。这也正在土耳其、印度和菲律宾得到证明。它得到了伟大的毛主义者们的解释和实践，比如巴西共产党（红色派）。

西松和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宣传

贝利萨里奥写：

“尽管他们念着人民战争的经，他们没有在挪威为展开人民战争做过事，也没有支援过其它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战争，或是给过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民战争重要的帮助。他们仍然需要从他们的小团体似的水平和幼稚的思维程度发展起来，通过在挪威的工人中做严肃的群众工作，进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党的建设，才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复兴，反对帝、修、反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一种胆小鬼的争论方法。贝利萨里奥厌倦了争论原则，就开始争论我们的人身了。从西松的角度来看这还是更能理解的。谁都知道西松是从哪里来。但是谁是安迪·贝利萨里奥？基纳拉的第一篇文章不是组织的声明，但是得到了为人民服务媒体的宣传，我们也不否认基纳拉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但是《人民资源》又是坐落在哪里？网站没有告诉我们。贝利萨里奥支持什么组织或是运动？他没有告诉我们。有人可能觉得他反对挪威毛主义者的气话表示了他是和一个强大成功的共产党有某种联系的。谁知道呢？据我们所知，他都不说自己遵循毛主义。

菲民阵的网页和人斗联主席西松宣传贝利萨里奥。我们自己的文章没有打算去调查或是写菲律宾的人民战争。它是今天的四场人民战争之一，我们也完全支持它。关于西松/人斗联/菲民阵在国外，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作，我们要讲三点：

一、2011年，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十二名领导成员透露了人斗联里西松领导的不民主和霸权倾向，导致了他们被从人斗联开除，还受到了西松的恼怒攻击。十二个人里最著名的大概是印度的赛巴巴教授。要强调这一点，记住著名的赛巴巴教授被西松和人斗联开除了！其他被开除的同志们代表着美国、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伊朗的群众组织。

二、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人斗联里得到了一个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是秘鲁人民战争的叛徒，但是他们得到了人斗联的包括和保卫。

三、西松不宣传组织共产主义者或是团结在毛主义之下的需要，但是宣传欧美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党和组织。西松支持和宣传的包括了德国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抵抗”和改良主义的德国马列主义党。

作为总结，贝利萨里奥的宣传者们在欧美的行为不能区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党的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必要但是经过校准或是谨慎的准备”和合法主义、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取消主义和叛徒的党派和集团。或者，他们也可能能够区分，只不过是攻击那些建设毛主义党和进行必要的定义和准备的人，而热烈地拥抱一切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向他们致敬。

这个西松/菲民阵宣传的贝利萨里奥对贡萨罗主席和人民战争普遍适用的理论的公开直接攻击，虽然就是一个例子，但也证明了这个在荷兰的中心宣传的是什么路线。我们对这个态度很熟悉了：对修正主义软弱，对“左派幼稚病”却气势汹汹。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本身的一个典型特征。

我们要重申，我们对菲律宾共产党，以及他们在菲律宾的人民战争中领导和组织的党员和群众们没有任何不尊敬。我们没有打算批评菲律宾的革命。不是说这是主要是错的，而是说它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要强调，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士和流下的鲜血有着衷心的敬意。我们欠了人民战争、其的战士和烈士们很多。但是，这一切不能给西松、任何他宣传的个人，或是菲民阵网站作为不受批评的免死金牌。恰恰相反，这让批评更加重要了，因为他们可能在支持人民战争的伪装下宣传右倾机会主义，或是把人民战争拿出来作为某种保护他们不受两线斗争波及的盾牌。

贡萨罗没有创造毛主义而是第一个定义它的

贝利萨里奥写到：

“基纳拉崇拜贡萨罗，把他捧到天上去了，就是因为他“总结了”毛主义（……）这些基纳拉令人震惊的固执的断言（跟随着他的偶像贡萨罗）是对毛的厚颜无耻的侮辱，原来在毛死后还需要另一个思想家来“第一次总结”他的广为人知的教导，给这些加上一个闪亮的新名字，叫它毛主义。这是给中国共产党扇的一个历史性的耳光：中国共产党是到1976年为止由毛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受的是毛的理论的指导（被叫做毛泽东思想和逐渐被称为毛主义）。”

贝利萨里奥的文章滴着毒液。他代表着西松，现在是毛，还有菲律宾共产党，攻击着那些在他嘴里“侮辱了他们”的人。仿佛在说总结毛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也就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是侮辱了毛！让我们听听秘鲁共产党是怎么“侮辱”毛的：

“这里将提及三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大增强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目标是保持革命路线朝向共产主义。毛主席参与领导了后二者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毛主义。”

以及：

“但是关键是在这一世界范围的伟大阶级斗争中，贡萨罗思想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到了第三阶段：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后，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普遍正确性，其被明确为毛主义；在这之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

我们认为这不是侮辱而是事实。毛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总结什么是毛主义，或是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事实上，贝利萨里奥为了把水搅浑，说的是中共“受的是毛的理论的指导（被叫做毛泽东思想和逐渐被称为毛主义）”。它的确是手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毛和中共将其理解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场革命的具体应用。但它没有被理解成普遍适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这在我们前文引用过的《毛主义者》刊登的《关于列宁的思想》一文里得到了高超的解释。

我们可能在措辞里犯了一些错误，或者说的不够清楚。对毛主义的总结不是在于发明而是在于发现。定义毛主义不是发明它，而是去应用它，通过应用理解什么是普遍的。对毛的思想的运用导致了真正理解了它的普遍内容，理解了他是怎么在哲学、政经和社会主义三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萨罗主席没有发明毛主义，也没有发展毛主义。毛主义主要是在中国的人民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练就的，这一切是由毛领导的。但是毛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和更高阶段是由贡萨罗主席先理解和解释的。是由他最先定义的。

对所谓个人崇拜的斗争是攻击民主集中制

进一步讲，作为列宁和毛的追随者，也作为贡萨罗的追随者，贝利萨里奥给我们的这种发狂般的诽谤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当我们追随贡萨罗，把他定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毛主义者时，我们就是“崇拜贡萨罗，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说“他们亲爱的贡萨罗”，“他的偶像贡萨罗”，“他的贡萨罗派朋友”之类。这么多热气，这么少实质。我们不崇拜任何人，但正如毛是1953年到1976年在世的最伟大的毛主义者，贡萨罗是今天的在世的最伟大的毛主义者。贝利萨里奥不同意。他可以不同意，但是请他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诽谤和热气都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贡萨罗不是半神。他是秘鲁人民战争的伟大领袖，通过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在秘鲁革命的具体应用对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就是贡萨罗思想。这是我们的立场。让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么说。但是贝利萨里奥嘲笑的态度折射出了他对理论和实践的鄙视——秘鲁的人民战争。

我们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因为这让我们想起了右倾修正主义是怎么一直以来攻击领导人的。听听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真理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政策》的社论里是怎么攻击毛和中共的吧：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体实践，就是始终如一地在党内生命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标准，加强集体领导力的原则，严格遵守所有党组织从上到下活动的民主原则；这一切自然会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力产生危险，因为毛泽东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在攻击自己的党。党内生活中最基本的标准和原则——党机构选举制度的性质，领导者对党和党组织的责任，党内讨论的宣传等——都在中国被践踏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荒谬的地步，已经成为实际的偶像崇拜……”

（黑体是我们加的）

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崇拜”的攻击，到他们对毛的领导的一模一样的攻击，再到贝利萨里奥攻击贡萨罗的偶像崇拜，存在着一个连贯一致的反动黑倾向。他们可能会模糊领袖地位的存在，但是却会用最直白和谄媚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领导人。

秘鲁共产党说：

“反革命有两条消灭革命的原则：消灭领袖，使游击队脱离群众；但综合起来，它的问题是消灭领袖，因为这是使我们能够坚持和实现我们的路线的原因。”

在中共和苏共的大论战中，中国《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编辑部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写到：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对贡萨罗，所谓“偶像崇拜”和“个人崇拜”的右倾机会主义攻击和赫鲁晓夫分子对伟大的斯大林和伟大的主席的攻击用的是一样的字句；这不是什么巧合。我们不是在这里把贡萨罗和上述的伟大领袖相比较，而是认识到他在理解和宣传毛主义作为第三和更高的阶段中扮演的角色，在把毛主义应用到秘鲁的人民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一切之中，练就了也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贡萨罗思想。

关于所谓的“个人崇拜”，贡萨罗在《日报》《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中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必须明白列宁是如何看待群众、阶级、党以及领袖之间的关系的。我们认为，革命、党和我们的阶级会产生领导者，一群领导者。每个革命都是这样。举个例子，想一想十月革命，我们有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人的一个团体。类似的，在中国革命中，也有一个领导团体，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同志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其他人。所有革命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我们不会是例外。要知道，不是所有规则都有例外，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规律的实践，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有领导者，但他们也都有一个走的比其他人更远或者率领其他人的领袖，而这是基于具体条件的。不是所有领袖都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毛主席是毛主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

世界上唯一一个站在捍卫毛主义前沿的政党

贝利萨里奥写到：

“基纳拉声称秘共是‘1982年的唯一一个毛主义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菲律宾共产党已经在更早的1968年，通过创始党员对毛主义理论的深厚掌握和其在菲律宾实际情况的运用得到了重建。在《纠正错误，重建政党》（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重要的菲共重建的文件）里，毛泽东思想就已经多次和正确地被描述为了当今世界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从那时开始，菲共一直坚持不懈地基于马列毛主义的基础建设自身和在人民战争中取得胜利，正如它汗牛充栋的文件、出版物，和学习手册展现的那样。”

在指控我们说谎之前，一个诚实的革命者（这样应该要排除贝利萨里奥）应该会想要先定义毛主义党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和贝利萨里奥在这里的分歧是很清楚的。菲律宾共产党当然曾经遵循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像我们遵循秘鲁共产党的理解在上文所叙述的一样，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不是一回事。秘共是这样写的：

“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有效性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毛主义并没有被完全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主席的贡献不能与马克思和列宁并列；另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主席的贡献仅可称为“毛泽东思想”。两种观点看似差异显著，但是本质上后者与前者相同，都是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贡献。他们通过认定毛泽东主席的贡献不足以被称为“主义”来否定毛主义在当代的普遍有效性，进而否定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但是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这是我们坚持、捍卫和应用的。”

在党的《国际路线》里，他们写到：

“1980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了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战争；正是在运用并发展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共产党加深了对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理解。因此，在1982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一致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这样，秘鲁共产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站在捍卫毛主义前沿的政党，承担着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的任务，以使这种意识形态引领和指导秘鲁的和世界的革命。”

这条《路线》也阐述了毛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还是不要把讨论的话题变成关于在1982年什么算作一个“真正的”毛主义党，而是让我们同意秘鲁共产党，把 “秘鲁共产党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站在捍卫毛主义前沿的政党”作为一个事实来讲。

我们明白秘鲁共产党绝对不是唯一一个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当菲律宾共产党在1968年被重建时，他们在前言里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适理论和菲律宾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菲律宾共产党最高的任务。

菲律宾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从一切以往的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伟大教导中吸取经验。它大步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在1968年，这是一个正确和果敢的声明。但是毛主义还没有被总结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秘鲁共产党在他们的《国际路线》里说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在等中国共产党来做这个总结，自己来讲毛主义。

1991年，几十年以后，菲律宾共产党的主席在《重申原则，继续革命》一文里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他只提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写到：

“高级层次给党员提供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和领袖们，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和胡教导的全面深厚的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知识。这给了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则的最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在菲律宾共产党最新的党章里，他们认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普适的，但是还写到，他们：

“从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胡和其他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的教导学到了基础原则。”

这种对理论看上去折衷主义的态度是很令人担忧的。我们不知道胡志明有什么普遍适用的贡献，抑或他为什么被提升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一样的地位上来。这不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熟悉或是被认可的立场。当我们说贡萨罗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上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尽管我们完全不能说是对于贡萨罗思想的专家。但是我们至少对贡萨罗思想是什么，这个理论包含了哪些内容，有一个初步大致的理解。

为什么贝利萨里奥在讲到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上的时候要说到胡，还有黎笋和武元甲？他们对这个理论有什么贡献？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有极大的重要性的。但是这一切是如何提升了人民战争的理论体系？用武元甲的话说，越南和中国不同在于越南是一个小国和一个殖民地，但是我们没有对这一点做过彻底的研究。如果贝利萨里奥和其他人能够告诉我们越南有什么经验教训和中国相比是不同的，是新的，这些经验又被在菲律宾运用了，那么我们是会认错的。

进一步讲，贝利萨里奥又代表别人被冒犯了，这一次是菲律宾共产党。他写“毛泽东思想就已经多次和正确地被描述为了当今世界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和“菲共一直坚持不懈地基于马列毛主义的基础建设自身和在人民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认为，实践毛泽东思想，和为了让毛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作斗争，是有质的差别的。这不是比赛！重要的不是谁拿一块奖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准确和清楚，就不能理解我们的意识形态。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自我揭露

贝利萨里奥写到：

“如果贡萨罗真的在1982年是第一个把毛泽东思想转写成毛主义，那么这是值得夸奖的。至于他所谓的对毛主义的“总结”是否能够超过他忠实的中国同志的概括又是另一回事了。单单把毛泽东思想转写成毛主义不是一个大的成就。马克思在1883年指责保罗·拉法格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来贩卖革命的词语，反对为改良的斗争。就在此之后，卡尔·考茨基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词，随后就用其来反对列宁的理论和实践（被他称为列宁主义）。”

不管是我们还是秘鲁共产党都不号称“把毛泽东思想转写成毛主义”。我们讨论的是实，不是形。形应该和实相匹配，但是毛主义的“主义”的性质不是一个转写的问题。重要的是实质，不是名词，正如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与取消主义斗争并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毛主义和人民战争之下》里写到的：

“光认识到毛主义是第三个阶段还不够，还必须要对其的实质做出正确的定义。没有对其的基本元素的正确定义，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

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这场讨论的主题。人民战争到底是不是毛主义的基本元素的一部分，就像秘鲁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红色派）、正在开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主义之下的统一的拉美毛主义党和组织说的那样？

贝利萨里奥不同意。他们用恶毒的攻击，诽谤和嘲讽来告诉我们和一切人这一点。他们现在揭露了自己。

关于贡萨罗主席的贡献和伟大领导

贝利萨里奥写到：

“把‘毛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是鸡蛋里挑骨头，发明一个不存在的区别。就连贡萨罗也直到1982都在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不管用哪个词，我们显然不需要某个贡萨罗所谓的天才来为了造福全世界来“理解”或是“总结”或是册封或是重新发明一遍。在毛于1976年死后，贡萨罗根本不可能给毛本人的成就加上了任何东西。说毛的理论和实践的持续的意义和一贯性要靠贡萨罗简直是完全的胡话。”

又一次滴着毒液，贝利萨里奥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没有区别，而它早在1976年之前就完全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了。进一步总结和理解对于贝利萨里奥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毛的贡献只不过是他一切的作品和努力的概括，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死前承认的总结。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写得很清楚了。

贝利萨里奥写到：

作为最坏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用着‘贡萨罗是毛之后最伟大的’的这种说法，好似传教士宣告耶稣就是上帝。他们把斗争狂热理解成了革命斗争，他们骂人很快，但从不参与严肃的实质的辩论。基纳拉画的‘贡萨罗思想’不是ideology（理论）而是idology（偶像+论）。

我们在字典里找不到idology这个词。也许贝利萨里奥想找的是赫鲁晓夫-真理报用来谩骂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一词？贝利萨里奥没有引用我们，但是我们认同认为贡萨罗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这个理解。也许贝利萨里奥的态度是西松是最伟大的？又或者他认为在毛死后不存在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中最伟大的？我们不知道。不摆出一个清楚的立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这是坚持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阐明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解作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认同一个共产主义领袖是伟大的和宗教的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秘鲁共产党的影响远播他们在1980年举起红旗的安第斯山之外。我们承认他们把毛主义发展到了它到现在为止最高的阶段。把对这个的承认隐藏起来是懦夫的行为。

贝利萨里奥写到：

“基纳拉和他一类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无法认识到一些领袖的自大、自负和傲慢：这些人在革命在自己的国家胜利之前就把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冠上了自己的名字，比如贡萨罗思想，普拉昌达道路和阿瓦基安的综合（把自己宣告为马列毛主义之后新一波的伟大领袖）。”

贝利萨里奥，和他的支持者西松，竟然把贡萨罗主席和叛徒普拉昌达和悲剧人物阿瓦基安并列。他子虚乌有地声称贡萨罗把自己称作毛主义之后新一波的领袖，尽管贡萨罗重复的说过贡萨罗思想是毛主义应用到秘鲁革命的产物，是第三阶段的一部分，而不是第四阶段。贝利萨里奥叫嚣自大、自负和傲慢，因为秘鲁的人民战争还没在全秘鲁获得胜利，但是却不提毛的指导思想在1949年前就被承认了。这是自大和傲慢吗？接下来，他也不去反驳秘鲁共产党的论证，也就是解释了指导思想和伟大领袖的关系，以及对每个革命都必须产生一个指导思想和伟大领袖才能获得胜利的历史定律的理解，这一切在实质上是关于普遍的毛主义在具体革命的具体应用。

贝利萨里奥把普拉昌达道路和贡萨罗思想等同起来是按照一个粗浅的评判标准，也就是二者的名称相似。如果我们看看普拉昌达道路的实质，就会发现它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仅是和贡萨罗思想相悖的，更是使用了西松和贝利萨里奥用的同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诡计。用着把革命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的特殊性上作为借口，他们给右倾机会主义打了掩护。而他们只用了这些特殊性来把革命斗争转变成合法主义和改良主义。

机会主义是折衷主义的，也因此对它的历史不和我们感到一样的骄傲。它不诚实地利用过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比如马列毛）的成就，以及今天为了革命流过血的人的成就，只是为了把自己粉饰的更漂亮而已。他们总是把这一切编织进他们的言论，是为了不暴露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恶毒攻击。贡萨罗一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扎根于他们之前的共产主义者和群众斗争的成就和创新之上，因为这是必须的。但是机会主义者有着另一个选项，也就是折衷地拒绝其在历史上扮演的反革命角色，甚至来对其进行部分的谴责。但是不管贝利萨里奥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用毛主义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那它是会把普拉昌达道路和贝利萨里奥放在同一个阵营里的。

进一步讲，阿瓦基安主义者攻击毛主义，用他们的“新综合”来否定它，就像普拉昌达通过加入反动国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一样。这完全不是贡萨罗和秘鲁共产党的情景。并且，和阿瓦基安主义者不同，贡萨罗思想的总结不是难以捉摸的，也因此不是不可能被掌握的。这在党的文件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与此同时，让阿瓦基安主义者来解释阿瓦基安的“新综合”的概念则是跳进了一锅糊涂的浆糊。

更进一步讲，把阿瓦基安的“成就”和秘鲁的人民战争对比是可笑的——当然是假如这一切没有展示出对群众、他们的党和领袖流下的血尖酸刻薄的轻视的话。这种东西应该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没有想过的，更应该让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感到愤怒。普拉昌达对尼泊尔光荣的人民战争的取消在这件事上是比阿瓦基安责任更大的，也是更反动和罪恶的。这个叛徒，和他的交涉手腕、谈判和议会迷主义，应该被作为一个实际的警告，告诉我们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到底导向何处。问题不在于“普拉昌达道路”的外形，而是它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们不关心谁是最傲慢的，谁是最谦卑的。假如赫鲁晓夫住在一间破茅屋里，是如此的谦卑（忍一忍这个念头），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作为当时国际共运眼中最大的叛徒的事实。

不管是防御还是进攻，贝利萨里奥都没有分清。他没有分清不同的伟大领袖，也不能分清不同的大叛徒。有时他甚至把两者都混在一起了。这不是新事。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

对秘鲁人民战争的黑暗攻击

贝利萨里奥写到：

“让我们看看基纳拉的偶像。贡萨罗可以被为了在1969年在马利亚特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秘共（光辉道路）而得到称赞。但是尽管基纳拉认为人民战争一挥手就能开始，他却不把贡萨罗当作一个懒汉，在1980年才开始人民战争（秘共-光辉道路成立十一年之后），和菲律宾共产党一比简直是天差地别。菲律宾共产党1968年12月26日成立，在1969年3月29日就开始了人民战争（菲共成立三个月后）。

我们要再问一次，这个贝利萨里奥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么一段话是谁想出来的？想严肃的对待这种言论简直是不可能的。它只显示了对真正流下的鲜血的轻视，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在秘鲁。

对诚实的读者，我们要强调主要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开始，而是要开始。在开始之前，还要定义，而不是不定义。也就是说，来把问题正确地提出来，为了准备人民战争踏出第一步。

贝利萨里奥写到：

“尽管他从1969年到1992年间在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一个政治武器这方面有着严重的失败，贡萨罗仍然能在八十年代后期之前为建设党和人民游击军得到夸奖。但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丝毫不尊重革命武装斗争的事实，发明了‘战略相持’的幻想，接着想用‘左’倾机会主义通过城市暴动走胜利的捷径。正是因为基纳拉如此痛恨阶段，所以他才能够表扬贡萨罗忽略毛定义过的持久人民战争的不同阶段。但是贡萨罗是严重地违背了毛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教导。”

贝利萨里奥写人民战争就好像一个美国佬写影评，丝毫不关心真实的声明，真实的鲜血，真实的危险、困难、领袖和组织。所谓建设统一战线的失败根本是与事实——党产生和领导的大量群众组织和人民委员会的存在——脱节的。没有统战他们是怎么打仗的？根本打不起来。

战略相持阶段是真实的，正如美帝议会在辩论人民战争，美国帝国主义直接在最高层面上干涉和藤森1992年政变时指出的一样。《纽约时报》1992年3月22日版写到：

“在议会，国务院，美洲国家组织，和私立研究和人权组织里，人们正在感觉到光辉道路叛乱展现的令人震惊的力量是对西半球而言地平线上出现的冷战后最困难的政策考验。国务院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伯纳德·W·阿伦森在一次近期的议会听证会上说：‘忘了马蒂阵线、桑迪诺派分子、哥伦比亚M-19和其它南美叛乱吧。光辉道路是自成一类。’

毛是这样定义战略防御结束和战略相持开始的：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

这就是这两个阶段的“临界点”。我们不会装作学习了秘鲁人民战争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看来贡萨罗主席对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理解好像完全没错。至少，如果贝利萨里奥说他错了，那他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在他提到的这个阶段里，秘鲁的旧国家陷入了危机。这是一切专家都知道的。人民战争在国家的一切部分都在进行。新政权控制了全国接近一半。在全国都有武装行动。行动在利马也在茁壮发展。美帝国主义者在议会层面上讨论此事，在秘鲁部署部队，藤森总统制造了一场政变以便于更有效地对抗人民战争。看来旧国家的敌人好像转入了主要“保守”占领地的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的阶段。

关于贡萨罗投降的恶毒谣言

贝利萨里奥写到：

“在1992年被捕后，贡萨罗迅速头降[原文如此]了藤森政府，变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向政权提供了和平谈判和和平协定，在秘共-光辉道路的成员和支持者中引发了许多代价很高的分裂。从那时起，幼稚的毛主义者们对贡萨罗的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做了完全的否认，丝毫不顾1993年以来真相一次次被证明，比如他公开在电视里出现，以及每周访问他的妻子和律师的证词。基于这些，革国运开始批评了贡萨罗的行为。”

我们的立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2018年《保卫贡萨罗主席的生命，高举毛主义的旗帜！》声明的立场：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在坚持散播一些反革命谎言（比如贡萨罗主席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首领）。他们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心理战术（“审判“和”被剪辑过“的视频）操控着的叛徒的言论（“是他告诉我的“，”是他接受我的“，之类的流言蜚语）作为自己的论据。在这些人看来，任何他们想要给贡萨罗主席抹黑的言论似乎都必须被严肃对待，必须被”分析“，而我们似乎必须要想破脑袋，讨论”到底是不是他说的“。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这场”讨论“早就结束了。共产党人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解决了这件事：事实证明，贡萨罗主席一刻都没有否认过秘鲁共产党团结的基础。他是党和革命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坚持在斗争中把卡亚俄海军基地转变成人民战争最光辉的战线。贡萨罗主席已经有26年不能直接联系党和国际共运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26年的完全与世隔绝。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仍然继续着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本质完全没有改变（神圣的阿瓦基安的弟子所作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可惜这并不可能），但是我们也必须不能让这些诡计阻止共产党人的前进。”

法国毛主义共产党针对这个问题在《保卫贡萨罗主席的生命就是保卫毛主义！》一文里写：

“在贡萨罗主席1992年被捕一年后，1993年，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现在已因反人类罪行而被监禁，他要为反对革命运动的种族灭绝政策，包括对被指控生育了共产主义者的数千名土著妇女的强制绝育政策负责！）展示了归之于贡萨罗的伪造的和平信件，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伪造的视频（对于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秘密部门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在贡萨罗主席被捕之后，整个国际毛主义运动领导了争取释放他的激烈运动。杰出的进步人士提出的会见贡萨罗主席的所有请求都被拒绝了。”

我们要加上自己的一点。对我们来说的一个原则问题是不能接受任何同志在敌人手中的投降。我们把一切这种信息都看作是假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只要我们的同志还在敌人手里，我们运动想要分清真假，就好比背上了一个不可能的包袱。第二，这把一切的战俘都置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如果敌人知道运动接受这样的声明，那么他们就会用一切形式的压力来逼迫战俘。接受这种“投降”的党和组织要准备好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他们可能会最后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肩膀被沉重的责任压弯。

在资产阶级所谓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后的报告里，就连旧国家的走狗也承认了警察严刑拷打的行为：

“真相委员会总结，对抗颠覆分子的斗争加深了警力部分成员预先存在的威权主义和压制性的行为。在审问和过度拘留期间的严刑拷打——在针对普通犯罪时已经常见——在反颠覆行动中得到了巨大的体现。此外，真相委员会确立了军队成员最严重的违反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强迫消失、拷打、和残酷，非人类或是侮辱性的对待。真相委员会尤其谴责对女性十分普及的性暴力。

真相委员会承认了屠杀和其它暴行。我们对狱中英雄战斗的革命者的屠杀很熟悉：它会被我们永远以“英雄日”的形式铭记。为了强调旧国家的性质，我们要引用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察组织：

“在2015年，政府建立了一个1995到2001年之间强制绝育受害者的全国纪录表。截至写作本文，超过5000名受害者已经得到了登记。”

在这种背景下，贝利萨里奥说“贡萨罗迅速头降了藤森政府，变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对于“迅速”，他指的是在一个被屠夫总统藤森亲自叫做“斯巴达式”的牢房里一年的单独监禁。他未来的妻子和几个同志被关在其他的牢房里，在同一个嗜好虐待的敌人手里。这种败类居然得到了人斗联主席和菲民阵顾问何塞·马利亚·西松的宣传。

反对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贝利萨里奥的批判移到总结他右倾机会主义方法的主要问题上，我们要讨论他的实证主义，在实质上是反毛主义的。在理论和实践里实践是主要的，这是基本马克思主义。知识从实践中来，这是主要的。但是这不能被理解成完全不注重理论或是理性知识。“由特殊到一般”是基本毛主义，但是这只是两个过程的一半，第二个是“从一般到特殊”。毛在《实践论》里就是这么解释的。

只强调一边，只强调“特别的社会经济情况”，只强调“客观情况”，“革命形势”，不能从实践中得到理性知识。它不能做到毛描述的这一点：

“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贡萨罗主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注意分析和总结——这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总结是主要方面。分析让我们把东西分解拆开来达到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它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知识的整个过程。它需要它的另一个方面——总结。是总结才让我们能够掌握知识的实质。如果没有总结，就没有知识的质变。总结是决定性的部分，是主要部分，是让客观规律得以被表述的部分。”

贝利萨里奥和西松拒绝严肃的研究什么是一般、什么是普遍的问题，只得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循环搞的短路了。贝利萨里奥大剌剌地宣告，无视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些共产主义领袖们没有从头打算‘总结’一个的‘普遍适用的理论’”。

他假装这种总结（他给这个词打了引号，好像是质疑总结的概念的存在一般！）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小心翼翼地应用理论”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完全拒绝，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果是公然拒绝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们的一切作品：马克思、列宁、毛——还有贡萨罗。

与此同时，贝利萨里奥和西松放出来的文章里几乎不存在任何具体和精确的社会经济分析。讲了这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把它干下去，而只不过是把它偷换掉。实证主义的错误就这样变成了教条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贝利萨里奥折衷地摘取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却一句也不谈写作时期的具体社会经济情况和历史背景。他也不提这篇文章关于主观力量的背景：这篇传单是1920年列宁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其它俄国、德国、和英国的“反威权主义”宗派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斗争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手中的任务是与宗派主义斗争，如毛所说“把中间带动起来”的情况。这是一个具体的情况，这个情况在帝国主义堡垒里已经有几十年没有重现过了。或者难道说贝利萨里奥真的相信我们2019年帝国主义欧洲和列宁、共产党人在1920年面对的是一样的情况？

但是归根结底，《“左派”幼稚病》不管是什么，也根本不是对人民战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普遍适用的军事理论的批判……

贝利萨里奥和西松都对解决任何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好像专注于创造新问题和做出最少的实际研究。他们就是这样开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毛说，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去解决它。他们批评别人是教条主义和贩卖字眼，但他们自己到现在为止做的净是空谈。他们攻击的是外形、人身、字句，而偏不讨论真正的问题。他们说具体分析，却把一切分析换成了中空的词句和脏话。

贝利萨里奥和西松又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一头扎进了实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和人民战争普遍性的问题。他们是主观的，一边倒的。这在遇到第一个理论障碍时就转变成了教条主义。

他们揭露自己是好事。但是如果国际共运不了解和理解这些是没用的。如果我们让他们一只脚插进了门，他们破坏的办法会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学到这个教训，在未来更加警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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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en Folket, On the ongoing struggle against a rightist line in Serve the People

Tjen Folket Media contributors, Reconstru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orway!

Tjen Folket Media contributor, When the Enemy Studies Mao

Tjen Folket Media, Ragnar V. Røed, Debate: Did Lenin and Stalin only write for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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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en Folket Media, Øystein Iversen, Debate: Answer to a Blog Post Against Gonzalo

Trotsky,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Võ Nguyên Giáp, People’s War, People’s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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